新发现的胡乔木便条

　　2018年是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创刊70周年。筹办报史展览时，相关人员从健在的96岁前辈——《人民日报》创刊号版面的设计者何燕凌保存的文档中发现了一份两张纸的便条。便条是胡乔木于1950年5月18日写给人民日报社社长范长江、总编辑邓拓的。便条末尾有“乔木”字样的签名，下有“十八日”字样。当年，何燕凌是人民日报社编委会秘书，估计是便条中谈及的问题由他来具体落实，因此他才将便条保存至今。
　　便条共两张纸6条意见，前3条意见属编辑方针方式问题。部分引述如下：
　　范（长江）、邓（拓）：
　　看了今天人民日报，就所见者将以下意见奉告。
　　1.头条新闻前一般地应不加其他新闻为原则。登陆舟山是一件非常大的事，但在题前加了（东）张家庄支部的信，究竟哪一条是头条呢？
　　2.（北）京文艺……大会新闻（此标题全文为：“京文艺工作者联合会昨日举行发起人大会 选出市文联筹备委员三十五人”——本文作者注）和《观察》改组《新观察》纠缠在一起，这种纠缠的排法是该消灭、坚决无保留地消灭。今日“人民园地”，原亦有此排法，被我纠正了。

　　3，（北）京文艺新闻，老舍讲话全文另发，未见何版。4版老舍讲话，只有文题，并未说明是何日何地何事的讲演，是一种不应有的疏忽。（后略）
　　结合当天《人民日报》版面，可以准确理解便条所述内容。
　　当时《人民日报》是竖排版，当天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一条农村的消息《河北省南宫东张家庄中共支部及村政府，向毛主席报告完成种棉任务》，而当日的重大新闻《我军以强大编队渡海胜利进军，登陆舟山本岛解放定海》作为第二条新闻登出，虽然所用字号更大一些，但胡喬木对此深感不满，并针对这天1版右下方编辑北京文艺工作大会新闻中出现的问题，给范长江、邓拓写了便条。显然，当时胡乔木在参加会议，是一边开会一边写这张便条的。
　　查2002年出版的《胡乔木书信集》，共收录新中国成立后至1951年底胡乔木致范长江、邓拓等书信14件。该书信集出版说明称，胡乔木早期书信多有散失，希望继续征集。这次新发现的胡乔木便条可以编入日后出版的“续编”。

胡乔木对人民日报社的垂直领导

　　胡乔木是中国当代革命史上的重要历史人物，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宣传文化和历史编纂领域的重要领导人。从20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除“文化大革命”10年外，他长期担负宣传教育、思想理论、新闻出版、党史研究等方面的领导职责，几乎涉及意识形态领域各个方面。他对人民日报社的领导职责，自1948年5月跟随毛泽东进驻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以后就开始担负了，并终其一生。
　　胡乔木于1948年5月底就任新华社总编辑。1949年8月1日《人民日报》升格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时，胡乔木任社长，当年底遴选范长江接任社长。
　　此时的胡乔木正当不惑之年，精力充沛，工作起来往往夜以继日，对人民日报社的事务，大到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宏观宗旨、重要社论立意和标题，小至普通文稿的行文结构、病句错词、编排版面的字号大小乃至标点符号，都在关切之中。这在他的讲话文稿、批示和写给人民日报社负责人的信件中均有述及。
　　对中央重大决策的宣传和把握口径，是胡乔木极为看重的。因此，在每一个重大节点上，如新政协会议、开国盛典、整风学习、志愿军入朝参战等，胡乔木都及时地向人民日报社其他负责人传达中央领导的指示和决定，经常做出具体布置，其中包括版面安排。
　　胡乔木的工作习惯是：每天开始工作时，先阅读《人民日报》，常在阅读后即有对《人民日报》工作上的想法。在通常情况下，胡乔木会直接打电话给社长范长江或总编辑邓拓，布置工作，或通知重要精神，或直接命题进行采访、撰写社论等。由于是电话交谈，其内容大都没有留存记录。
　　胡乔木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时要求，每天清晨，人民日报社的一位编委领导或部门领导，带上刚刚印出的《人民日报》到他家中听取意见。通常情况下，他们到达时，胡乔木已看完《人民日报》，即向报社领导当面点评，从报纸内容、版面、标题、语言等逐一发表意见。如果中央领导人有什么意见，也由胡乔木进行传达。胡乔木评点或传达时，报社干部作记录，回去向副社长、总编辑或部门负责人传达，然后落实胡乔木提出的改进意见。
　　新中国成立初的几个月，编委秘书何燕凌经常跟随报社领导人到胡乔木处听取意见。他回忆说，胡乔木对《人民日报》的报道内容的意见最为经常和具体。他时常提醒报社其他领导人，报纸版面每个时期都要有中心，“围绕中心进行宣传，不要东打一枪，西打一枪”，由于“经济建设是目前全国工作的中心，我们的新闻报道也应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并不是削弱其他方面的报道，比如文化学术报道，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报道。它可以沟通学术文化界的情况，扩大读者眼界，推动学术研究工作的开展”。
　　胡乔木还要求人民日报社工作人员把好政策关和文字关。他说：“不能像电车、公共汽车的售票员那样，不管谁上车，都卖给他一张票。”也就是说，有一些内容，《人民日报》是不予刊登的。
　　1949年12月后，胡乔木不再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但对人民日报社的直接领导关系没有变。作为分管新闻事务的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而且是毛泽东特别倚重的秘书，胡乔木向新闻宣传部门传达的意见，往往包含毛泽东本人的指示或意图。
　　由于胡乔木工作繁重，每日当面告诉人民日报社负责人具体意见只持续了几个月。不再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后的1950年春天，胡乔木规定：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事业局3个单位负责人每两周一次到他在中南海办公处阅读中央文件。人民日报社这边，主要是范长江、邓拓和副总编辑安岗轮流去阅读文件。1950年5月8日，经胡乔木安排，毛泽东会见了前来阅读文件的新闻部门领导人，向他们直接讲述办好新闻媒体的看法。实际上，人民日报社负责人范长江、邓拓、安岗几乎每周都去胡乔木办公室，听取指示或传达。

　　胡乔木指导人民日报社的工作还有一种方法，即通过给范长江、邓拓、安岗写信、写便条，阐述自己的办报思想，提出注意事项等。此次新发现的便条进一步证实了胡乔木的此种指导工作的方式。

审改《人民日报》社论，培养《人民日报》评论员队伍

　　《人民日报》社论和评论员文章的写作力量，是胡乔木亲手培养起来的。
　　胡乔木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后，要求凡即将刊登的社论、重要时评和当日重大新闻，付印之前均送他审稿。胡乔木签字同意后即送回编辑部，由值班总编辑、副总编辑，或值班主任签字发排和付印。
　　胡乔木认为重要的社论或文稿，通常要送中央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审阅。带有专业性质的重要文章，多数情况下送副总理或部委领导人审阅。有时，胡乔木在审阅稿件时会作重要的或整段落的大篇幅修改。
　　从胡乔木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到此后的10余年间，胡乔木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40余篇，为《人民日报》审阅的评论文章超过400篇。在保存至今的《人民日报》社论清样稿上，留下了大量的胡乔木笔迹，印证了他对《人民日报》社论的重视。
　　《人民日报》送审稿，可视为中央领导人与人民日报社负责人之间的直接沟通，使后者对中央领导人的政策意图乃至行文风格越来越了解和熟悉。这个沟通渠道乃至相应便利，是人民日报社特有的。
　　1950年以后，胡乔木日常事务更加繁重，亲笔撰写《人民日报》社论的次数逐渐减少。1951年以后，撰写或组织撰寫《人民日报》社论的任务，主要由邓拓承担。
　　邓拓撰写的社论或评论文章，均送胡乔木审阅、修改。邓拓撰写社论的行文结构乃至措辞用语，也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胡乔木的影响。副总编辑安岗后来回忆，邓拓是一位多面手，新中国成立之初，以较多的时间写社论、改社论，写起文章“笔走龙蛇”。这正是当年胡乔木特别看重邓拓的地方。
　　在胡乔木的关切和邓拓的组织下，从1950年开始，人民日报社编委负责人已经开始着力培养撰写评论乃至社论的作者。邓拓承担主要社论撰写任务的同时，要求各个组（部）负责人和版面主编经常根据报纸所刊发内容撰写按语和短评，并逐渐熟悉重大时评文章和社论的撰写。
　　在编辑部内，一些具有理论功底和理论思辨力较强的作者被重点培养，逐渐较多地撰写社论。何燕凌、林韦、范荣康、张沛等渐成重要的社论作者，后来又有谭文瑞、崔奇等国际问题评论员的出现。
　　范荣康原名梁达，1930年生于江苏南通一个官宦家庭，10多岁时就跟着叔叔投身革命，1946年入党。1949年初，梁达到苏北解放区更名范荣康。1949年夏，他参加西南服务团，随同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进入重庆后，范荣康在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当编辑。1952年，刚满23岁的范荣康调入人民日报社工业组，分管交通和邮电报道。很快，他的评论才能就被发现。在人民日报社的培养下，他先从编辑按语、短评起步，逐渐撰写长篇社论，逐渐成为著名的《人民日报》评论员，后来任副总编辑。
　　崔奇1952年从《长江日报》调入人民日报社当国际版编辑。他后来回忆：初到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和评论很密集，“乔木同志差不多每天都要审阅报纸的稿件。我第一次看到乔木同志的这些改样时，一方面为他那极其认真的工作精神感动，一方面心中也产生一个问题：《人民日报》负责同志和编辑人员写的文稿，是否还有必要像语文教师判改学生作文那样一字一句加以修改呢？乔木同志是否过于挑剔，过于咬文嚼字了？当我把原稿和改样仔细比较以后，就立即发觉上述想法是大谬特谬了” 。

　　胡乔木很重视对评论员文章作者的培养，动笔修改他们的稿件时，会首先考虑评论的主题思想和基本观点是否正确或准确，是否阐述充分。崔奇后来回忆胡乔木审改《人民日报》社论时说：
　　“从选题到立论，从标题到全篇，从理论到政策，从观点到材料，从谋篇布局到层次结构，从引语数字到标点符号，经过他的细心掂量和推敲，但凡有什么毛病、偏差和缺欠，都难以逃过他的眼光。他对文稿中的一个概念、判断和推理，每一个表述和提法，都力求准确、恰当、贴切、得体，合乎实际，合乎逻辑，合乎政策意图。有人说乔木同志看稿时心中有一把精密很高的尺子，一篇文稿用我们的尺子衡量似乎还蛮不错的，用他的尺子衡量就不合格了，甚至基本上不能用。我们起草的评论稿到了乔木同志手中，极少有一字不改通过的，相当一部分作了较多的修改，有不少稿件改得面目全非，还有的他另起炉灶重新改写。”
　　在胡乔木和人民日报社的关心和培养下，《人民日报》社论和评论员写作队伍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很快成长起来。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成为中央重要文件起草班子的成员。谈起这一点，他们都会言及胡乔木对《人民日报》社论呕心沥血的修改，对重要写作力量的关心和培养。
　　重视社论和评论员文章的撰写，逐渐成为了人民日报社的重要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