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伴随着中共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中共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如何争取长期生活在都市里的知识分子的支持，对于中共来说也是一件“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的事情。经过中共不懈的争取，像叶圣陶那样的大知识分子发出了“招待我人如此隆重”的感慨，普通知识分子发出了“这么好的军队和政府，到哪儿去找”的感慨。
　　军纪严明，民主宽容
　　 人民解放军军纪严明，攻城时尽量避免使用重型武器，进城后宁愿露宿街头也不住居民家，竭力不让老百姓生活受到影响，这些细节无疑给城市居民（包括知识分子）上了生动的一课。
　　 不仅如此，中共没有以打天下者自居，也没有依靠军事力量将其主张强加给别人，而是积极寻求与知识分子集中的民主党派进行平等协商，筹建民主联合政府，共享新政权。早在1948年，中共提出的“五一口号”可谓“一呼而天下应”，民主党派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
　　 中共领导人礼贤下士，争取知识分子参政
　　 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人，更懂得礼贤下士和争取知识分子参政的重要性，他们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和尊重给知识分子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例如上海解放时，83岁的张元济作为唯一一个见过光绪帝、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等中国重要政治人物的老人，他的心情极为复杂，本不愿参政，还写了五条“难于应召”的理由。为了争取张元济，陈毅、陈云等亲自上门拜访，张元济才决定参加政协会议。到了北平后，中共领袖毛泽东约他同游天坛，还在祈年殿外等候他，与他握手寒暄，并对他说，这次革命实际上是人民革命。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还亲自将其“送于门内”。
　　 不仅如此，朱德也上门拜访过张元济，周恩来邀请政协代表们聚餐时，将他推为“首座”。张元济也向毛泽东当面进言，期望中共能下情上达，发展经济，解决民生疾苦。
　　 又如上海解放时，周恩来嘱咐负责上海文教工作的夏衍须亲自拜访梅兰芳、周信芳和袁雪芬等人，不可发通知让他们到机关来谈话。
　　以“十八般武艺”争取知识分子
　　 中国文化强调，只有“处处以他人为重”才能换取对方“交心”。只有照顾对方的“身”才能赢得对方的“心”。很多个案都显示了中共处处以知识分子为重的优秀品质。
　　 北平解放时，中共接收清华大学后的第一件事便是给教职人员发粮食、现钞，给教授们送去了900元人民券和30斤小米，为他们解决了部分生活困难。
　　 除了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及其对国民党感到失望外，中共的极力争取也是很多知识分子留在大陆的重要原因。曾加入国民党的历史学家刘绪贻就是一例。
　　 在刘绪贻留美期间，中共通过芝加哥大学一位犹太学生告诉了他许多关于延安的传奇，帮助其了解中共。回国后，地下党组织安排武汉大学工学院的教师蔡心耜接觸刘绪贻，蔡便经常找刘打桥牌，还通过刘的校友来争取他。1948年底，蔡动员刘加入地下党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教师协会”，负责将学校完整保存下来。
　　 由上可见，1949年中共对知识分子的争取可谓亮出了“十八般武艺”，让知识分子感到了新政权的亲切与温暖。
　　 （摘自《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