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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张澜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思想家。他是中国民主同盟会的创造者和领导者，为近代中国的民主和平事业奋斗终生。抗战时期，他坚持驱逐日寇出中国，倡导民主宪政，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保障各党派的合法地位，赞成共产党的民主联合政府。他的民主政治思想是他留给我们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对于今天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字：抗战时期；张澜；民主政治；启示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5-0054-02
抗战时期，张澜的民主政治思想与抗日战争中复杂的政治形势及人民要求民主、团结的普遍愿望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在倡导民主政治方面的作用，突出表现在拥护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主张和平、民主、团结，赞成共产党提出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力争抗战建国。正是在探讨抗战和民主的关系及提倡民主政治、反对专制独裁的斗争中，张澜的民主政治思想走向了系统化。抗日战争爆发后，张澜积极投身到抗日民主运动中去，初步提出了民主政治的主张。随着抗日战争进程的演进，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维护团结抗战大局的斗争中，张澜的民主政治思想逐步丰富。他提出抗战建国的根本途径是“民主、团结、抗战”，其中民主是最重要的。他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统治，提出了“结束党治、实行宪政”的要求，并首次提出了建立由各党各派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张澜的抗战时期以民主人士的身份独立于国共双方中间，调解国共双方矛盾，力争团结抗日，为抗战胜利立下了不少功劳。
一
张澜在四川省内动员各界人士支援抗战。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张澜坚决主张全国各族人民加强团结，与日本帝国主义战斗到底。他主动出任四川抗敌后援会主任，积极动员四川各界人士全面支援抗战①。张澜积极劝说川军将领率部出川抗日，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对刘湘出川抗日的积极争取。刘湘是四川最大的军阀，实力雄厚，他的抗战态度事关重大。刘湘曾是张澜的旧属并和张澜交情深厚，刘湘的抗战态度深受张澜影响。早在抗战爆发前夕，张澜就对刘湘说过：“一方面派人去陕北与共产党中央取得联系，另一方面派人去桂林联络李、白，共同反蒋抗日。此乃唯一上策，你务必下定决心，当机立断，若再犹豫、反复，一误再误，事情就不可为了。” ②刘湘答道：“这确是目前唯一上策，我一定听您的，一定听您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川军中刘湘等人积极抗日，但也有“宁愿保川，不愿出川”的川军将领。张澜劝说他们“保国即保川，国不能保，川亦不能保”、“由四川人作后盾，可以无忧”，③经此劝说，川军分批出川抗日，张澜亲自前往欢送。
尽管在此之后川军遭到了重大的伤亡，担张澜仍然希望川军继续出川抗日，他认为“当此国家危亡之秋，只有从速出师抗战，立功于国家，才是川中军人的光荣”。④
二
随着抗战的深入发展，张澜不断分析国内的整个战争形势。他认为“抗战建国”的根本途径，在于实行“民主、团结、抗战”这一重大方针。他在1945年8月3日举行的外国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中明确指出“民盟的中心主张，一向就是民主、团结、抗战三层。而其中尤以民主为中心的中心。” ⑤张澜由此提出使民主、团结和抗战以民主为中心相互影响，达到抗战建国的最终目的。
张澜多次在公开场合中强调民主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如果不实行民主，任何政治问题、党派问题、经济问题、物价问题、抗战问题、军事问题以及一切社会教育文化问题，必须不能圆满解决。⑥在1944年9月5日国民参政会第三届三次会议上说，“只有民主才是中国唯一的道路，只有实行民主才是国家人民之福。” ⑦张澜认为民主有三方面无可替代的优势，首先，民主可以集中全国人才。单凭少数“天才”的治理，很难让国家兴旺发达，集多数民众之智慧，才是治国安邦的硬道理。国民党政府“百职少负责之人，万事渐呈颓废之象”。⑧张澜大声疾呼“只有真正实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才可能精诚团结，共图努力建成复兴的大业”。其次，张澜表示“没有民主政治，民权就不能伸张。” ⑨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民众的权益得不到维护，他们把持政权，独裁专制，政府机关的官员和国会中的参政员都是非党员不用，民主得不到表现，舆论不能伸张，作为国家稳定的根本的广大民众的权利得不到保护，空谈抗战建国毫无意义。第三，张澜认为“由于民主不能伸张，人民受到了压迫，人民的力量不能够发挥出来。”⑩当时国民党实行一党独裁统治的情况下，民众的权利得不到丝毫的保护，各种不平等的现象到处都是，极大的打击了民众参与国家建设的积极性。因此，要快速实形民主政治，就要赋予人民权利来监督政府，激发人民的爱国心，才能将广大民众真正的联合起来，一起抗日。
张澜对团结抗战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曾严肃的指出“全国上下，不分党派，共同救亡。除汉奸外，凡是中国人都应起来负起抗战建国的责任。”⑾皖南事变后，张澜竭力奔走调解并明确指出，“今天国家要达到真正的统一，必须先要团结，要团结就只有民主。”尽力推动皖南事变能够合理解决。张澜极其赞成共产党提出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并大力推动民主政治和联合政府的组建，尤其是国共重庆谈判期间，张澜为两党团结共建联合政府做了大量工作。
三
张澜坚定的提出“结束党治，实行民主宪政”，他对党治的界限及党治利弊的分析十分深刻。他认为政党是由于政见相同而自然而然结合成为一种组织，其目的是为实现其政治主张，并不能强求入党。政党政治，是一切遵守宪法，现行法治，进退得失，既不能劫持政权，来压迫其他政党，更无强迫其全体入党之事。因一党专政而成为党治，因党治而成为独裁政权，进而到独裁政治，张澜认为这样的统治有两种不可避免的缺点：第一，“独裁统治终将导致政党腐败，人民怨恨。”⑿第二，“独裁者必为多敌之人”⒀一党专制这种极权制度，以秘密侦查为主要手段，垄断政府一切要职，甚至所有的地方民政官及司法，均在行政首长的控制下。这种制度久而久之，广大群众对自己的国家、生命、自由、毫无左右的权利，更不会有民主。 中国宪政的事实是经过了一个过程，由训政到宪政。在训政时期，中央统治权固然是由国民党行使。但张澜认为训政就是要训练国民实行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等权利，以建立宪政的基础。同时，他认为政府必须明令于最短时期内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张澜认为在实施宪政之前，要提早做好准备，“第一，立即设立一公开法定至协议机关，容纳各党派参政员及参政会外人士，共同审查宪法草案，促进宪政。第二，立即宣布人民享有依法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身体之自由。第三，立即承认国民党外各党各派之合法存在与活动。第四，在宪政实施前，各级民意机关如国民参政会、省县参议会，应即具有审核各该同级政府之预算，与弹劾其同级政府不法行政官吏之权。”只有这样，才能确实能保证人民的民权，否则一切全是空谈。但是，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不仅没有结束“训政”，反而变本加厉地搞独裁专制，人民群众毫无民主自由权利。“人民遭受压抑，痛苦百端，不能上达，厌恨之情到处可见。”⒁张澜以人民群众的事实现状这一无可辩驳的证据，彻底揭穿了国民党的假面具，使全国人民更加看清楚了国民党的所谓训政，实质上是实行党治的一个借口。张澜认为应制定根本大法—宪法，作为全国人民共同遵守的法律。
四
张澜主张实行各党各派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1939年10月，张澜与章炎培、梁漱溟，章伯钧、沈钧儒等在重庆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主要会员为国民参政员。它并非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但它将国共之外的抗日党派和主张抗日的无党派人士联系起来，在组织上实现了各党派以及无党无派的初步联合，为建立民盟奠定了组织基础。
张澜曾说过，能否实行民主政治的关键，在于国民党必须彻底改组为民主的联合政府。抗日战争期间，他更是多次强调实行由各党派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的必要性。他在1944年9月27日与成都各报记者谈话中明确表示“个人认为各党派与无党派共同组织政府，实为今日解决国是，挽救危亡所必需，故中国民主同盟亦主张联合政权。”⒂10月7日，在成都华西坝与五大学十二位学生关于国是的座谈会中他又说到“民主政治的开步走，就是组织联合政府”⒃。这与1945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的“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联合组成的临时中央政府”⒄的主张是基本一致的。另外，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张澜与中国共产党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这对他的民主政治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总之，在抗日战争时期，张澜极力坚持民主，反对独裁；坚持团结，反对内斗；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对于国民党一党专政，他认为，一个阶级和政党很难独自承担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双重任务，必须联合起来，所以，他便提出结束党治，实行民主宪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在国共两党之间极力维持和平团结，以求共御外敌。而对于争取实现民主、团结、宪政的方法，他主要寄希望于知识分子“起来喊！喊！喊！”，以为多喊多吼几声就“能打开局面，解决问题”⒅即通过用和平斗争方式，通过强大的政治压力、舆论压力来迫使国民党让步，使其还政于民。在国民党的武力面前，只是通过劝说的方式进行斗争，因此这种劝说表现了极大的理想主义色彩，最终只会导致失败。这一时期，在张澜的身上，记表现了出色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革命家的精神气质，也表现了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注解：
①崔宗复.张澜先生年谱[M].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83页.
②刘淇.张澜传[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141页.
③刘淇.张澜传[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145页.
④张澜文集[M].四川出版社，1991年版，119页.
⑤张澜文集[M].四川出版社，1991年版，218页.
⑥张澜文集[M].四川出版社，1991年版，218页.
⑦张澜文集[M].四川出版社，1991年版，202页.
⑧张澜文集[M].四川出版社，1991年版，124页.
⑨张澜文集[M].四川出版社，1991年版，201页.
⑩张澜文集.四川出版社，1991年版，201页.
⑾崔宗复.张澜先生年谱.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87页.
⑿张澜文集.四川出版社，1991年版，191页.
⒀张澜文集.四川出版社，1991年版，191页.
⒁张澜文集.四川出版社，1991年版，183页.
⒂张澜文集.四川出版社，1991年版，204页.
⒃张澜文集.四川出版社，1991年版，206页.
⒄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015页.
⒅张澜文集.四川出版社，1991年版，206页.
作者简介：杨越（1991.8—），女，满族，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人，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14级中共党史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关键字：抗战时期；张澜；民主政治；启示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5-0054-02
抗战时期，张澜的民主政治思想与抗日战争中复杂的政治形势及人民要求民主、团结的普遍愿望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在倡导民主政治方面的作用，突出表现在拥护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主张和平、民主、团结，赞成共产党提出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力争抗战建国。正是在探讨抗战和民主的关系及提倡民主政治、反对专制独裁的斗争中，张澜的民主政治思想走向了系统化。抗日战争爆发后，张澜积极投身到抗日民主运动中去，初步提出了民主政治的主张。随着抗日战争进程的演进，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维护团结抗战大局的斗争中，张澜的民主政治思想逐步丰富。他提出抗战建国的根本途径是“民主、团结、抗战”，其中民主是最重要的。他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统治，提出了“结束党治、实行宪政”的要求，并首次提出了建立由各党各派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张澜的抗战时期以民主人士的身份独立于国共双方中间，调解国共双方矛盾，力争团结抗日，为抗战胜利立下了不少功劳。
一
张澜在四川省内动员各界人士支援抗战。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张澜坚决主张全国各族人民加强团结，与日本帝国主义战斗到底。他主动出任四川抗敌后援会主任，积极动员四川各界人士全面支援抗战①。张澜积极劝说川军将领率部出川抗日，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对刘湘出川抗日的积极争取。刘湘是四川最大的军阀，实力雄厚，他的抗战态度事关重大。刘湘曾是张澜的旧属并和张澜交情深厚，刘湘的抗战态度深受张澜影响。早在抗战爆发前夕，张澜就对刘湘说过：“一方面派人去陕北与共产党中央取得联系，另一方面派人去桂林联络李、白，共同反蒋抗日。此乃唯一上策，你务必下定决心，当机立断，若再犹豫、反复，一误再误，事情就不可为了。” ②刘湘答道：“这确是目前唯一上策，我一定听您的，一定听您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川军中刘湘等人积极抗日，但也有“宁愿保川，不愿出川”的川军将领。张澜劝说他们“保国即保川，国不能保，川亦不能保”、“由四川人作后盾，可以无忧”，③经此劝说，川军分批出川抗日，张澜亲自前往欢送。
尽管在此之后川军遭到了重大的伤亡，担张澜仍然希望川军继续出川抗日，他认为“当此国家危亡之秋，只有从速出师抗战，立功于国家，才是川中军人的光荣”。④
二
随着抗战的深入发展，张澜不断分析国内的整个战争形势。他认为“抗战建国”的根本途径，在于实行“民主、团结、抗战”这一重大方针。他在1945年8月3日举行的外国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中明确指出“民盟的中心主张，一向就是民主、团结、抗战三层。而其中尤以民主为中心的中心。” ⑤张澜由此提出使民主、团结和抗战以民主为中心相互影响，达到抗战建国的最终目的。
张澜多次在公开场合中强调民主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如果不实行民主，任何政治问题、党派问题、经济问题、物价问题、抗战问题、军事问题以及一切社会教育文化问题，必须不能圆满解决。⑥在1944年9月5日国民参政会第三届三次会议上说，“只有民主才是中国唯一的道路，只有实行民主才是国家人民之福。” ⑦张澜认为民主有三方面无可替代的优势，首先，民主可以集中全国人才。单凭少数“天才”的治理，很难让国家兴旺发达，集多数民众之智慧，才是治国安邦的硬道理。国民党政府“百职少负责之人，万事渐呈颓废之象”。⑧张澜大声疾呼“只有真正实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才可能精诚团结，共图努力建成复兴的大业”。其次，张澜表示“没有民主政治，民权就不能伸张。” ⑨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民众的权益得不到维护，他们把持政权，独裁专制，政府机关的官员和国会中的参政员都是非党员不用，民主得不到表现，舆论不能伸张，作为国家稳定的根本的广大民众的权利得不到保护，空谈抗战建国毫无意义。第三，张澜认为“由于民主不能伸张，人民受到了压迫，人民的力量不能够发挥出来。”⑩当时国民党实行一党独裁统治的情况下，民众的权利得不到丝毫的保护，各种不平等的现象到处都是，极大的打击了民众参与国家建设的积极性。因此，要快速实形民主政治，就要赋予人民权利来监督政府，激发人民的爱国心，才能将广大民众真正的联合起来，一起抗日。
张澜对团结抗战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曾严肃的指出“全国上下，不分党派，共同救亡。除汉奸外，凡是中国人都应起来负起抗战建国的责任。”⑾皖南事变后，张澜竭力奔走调解并明确指出，“今天国家要达到真正的统一，必须先要团结，要团结就只有民主。”尽力推动皖南事变能够合理解决。张澜极其赞成共产党提出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并大力推动民主政治和联合政府的组建，尤其是国共重庆谈判期间，张澜为两党团结共建联合政府做了大量工作。
三
张澜坚定的提出“结束党治，实行民主宪政”，他对党治的界限及党治利弊的分析十分深刻。他认为政党是由于政见相同而自然而然结合成为一种组织，其目的是为实现其政治主张，并不能强求入党。政党政治，是一切遵守宪法，现行法治，进退得失，既不能劫持政权，来压迫其他政党，更无强迫其全体入党之事。因一党专政而成为党治，因党治而成为独裁政权，进而到独裁政治，张澜认为这样的统治有两种不可避免的缺点：第一，“独裁统治终将导致政党腐败，人民怨恨。”⑿第二，“独裁者必为多敌之人”⒀一党专制这种极权制度，以秘密侦查为主要手段，垄断政府一切要职，甚至所有的地方民政官及司法，均在行政首长的控制下。这种制度久而久之，广大群众对自己的国家、生命、自由、毫无左右的权利，更不会有民主。 中国宪政的事实是经过了一个过程，由训政到宪政。在训政时期，中央统治权固然是由国民党行使。但张澜认为训政就是要训练国民实行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等权利，以建立宪政的基础。同时，他认为政府必须明令于最短时期内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张澜认为在实施宪政之前，要提早做好准备，“第一，立即设立一公开法定至协议机关，容纳各党派参政员及参政会外人士，共同审查宪法草案，促进宪政。第二，立即宣布人民享有依法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身体之自由。第三，立即承认国民党外各党各派之合法存在与活动。第四，在宪政实施前，各级民意机关如国民参政会、省县参议会，应即具有审核各该同级政府之预算，与弹劾其同级政府不法行政官吏之权。”只有这样，才能确实能保证人民的民权，否则一切全是空谈。但是，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不仅没有结束“训政”，反而变本加厉地搞独裁专制，人民群众毫无民主自由权利。“人民遭受压抑，痛苦百端，不能上达，厌恨之情到处可见。”⒁张澜以人民群众的事实现状这一无可辩驳的证据，彻底揭穿了国民党的假面具，使全国人民更加看清楚了国民党的所谓训政，实质上是实行党治的一个借口。张澜认为应制定根本大法—宪法，作为全国人民共同遵守的法律。
四
张澜主张实行各党各派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1939年10月，张澜与章炎培、梁漱溟，章伯钧、沈钧儒等在重庆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主要会员为国民参政员。它并非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但它将国共之外的抗日党派和主张抗日的无党派人士联系起来，在组织上实现了各党派以及无党无派的初步联合，为建立民盟奠定了组织基础。
张澜曾说过，能否实行民主政治的关键，在于国民党必须彻底改组为民主的联合政府。抗日战争期间，他更是多次强调实行由各党派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的必要性。他在1944年9月27日与成都各报记者谈话中明确表示“个人认为各党派与无党派共同组织政府，实为今日解决国是，挽救危亡所必需，故中国民主同盟亦主张联合政权。”⒂10月7日，在成都华西坝与五大学十二位学生关于国是的座谈会中他又说到“民主政治的开步走，就是组织联合政府”⒃。这与1945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的“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联合组成的临时中央政府”⒄的主张是基本一致的。另外，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张澜与中国共产党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这对他的民主政治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总之，在抗日战争时期，张澜极力坚持民主，反对独裁；坚持团结，反对内斗；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对于国民党一党专政，他认为，一个阶级和政党很难独自承担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双重任务，必须联合起来，所以，他便提出结束党治，实行民主宪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在国共两党之间极力维持和平团结，以求共御外敌。而对于争取实现民主、团结、宪政的方法，他主要寄希望于知识分子“起来喊！喊！喊！”，以为多喊多吼几声就“能打开局面，解决问题”⒅即通过用和平斗争方式，通过强大的政治压力、舆论压力来迫使国民党让步，使其还政于民。在国民党的武力面前，只是通过劝说的方式进行斗争，因此这种劝说表现了极大的理想主义色彩，最终只会导致失败。这一时期，在张澜的身上，记表现了出色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革命家的精神气质，也表现了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注解：
①崔宗复.张澜先生年谱[M].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83页.
②刘淇.张澜传[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141页.
③刘淇.张澜传[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145页.
④张澜文集[M].四川出版社，1991年版，119页.
⑤张澜文集[M].四川出版社，1991年版，218页.
⑥张澜文集[M].四川出版社，1991年版，218页.
⑦张澜文集[M].四川出版社，1991年版，202页.
⑧张澜文集[M].四川出版社，1991年版，124页.
⑨张澜文集[M].四川出版社，1991年版，201页.
⑩张澜文集.四川出版社，1991年版，201页.
⑾崔宗复.张澜先生年谱.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87页.
⑿张澜文集.四川出版社，1991年版，191页.
⒀张澜文集.四川出版社，1991年版，191页.
⒁张澜文集.四川出版社，1991年版，183页.
⒂张澜文集.四川出版社，1991年版，204页.
⒃张澜文集.四川出版社，1991年版，206页.
⒄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015页.
⒅张澜文集.四川出版社，1991年版，206页.
作者简介：杨越（1991.8—），女，满族，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人，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14级中共党史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