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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紫宸殿是唐大明宫中之便殿或内衙之正殿，是举行内朝朝会的场所。本文主要研究了唐代内朝朝会的内容，入閤之制的演变，入閤之仪的规格，以及朔望朝举办场所的变化等问题，并对紫宸殿举行的其他活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于古代学者如司马光、欧阳修、叶梦得、马端临等在这些问题上的错误或者含糊的说法，一一进行了驳正。
关键词：紫宸殿；内朝朝会；入閤之仪：朔望朝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7-0120-08
众所周知，紫宸殿是大明宫中的三大殿之一，是举行内朝朝会的场所，但是有关内朝的内容到底包括哪些方面？紫宸殿与含元殿、宣政殿的关系如何？紫宸殿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何种地位？所有这些方面目前尚无人进行过研究，故有必要进行探讨。
一、内朝及入閤之制
《唐六典》卷7《尚书工部》载：紫宸殿，“即内朝正殿也。”《类编长安志》卷2则称其为“内衙之正殿”。唐人通常还是将其称之为“便殿”。需要说明的是，有时唐人也将延英殿也称为便殿。阅读史料时是需要仔细鉴别的。关于紫宸殿的功能，宋人叶梦得说：
唐以宣政殿为前殿，谓之“正衙”，即古之内朝也；以紫宸殿为便殿，谓之“上閤”，即古之燕朝也，……燕朝以听政，犹今之奏事，或谓之燕寝。
叶梦得这里所谓的“燕朝”，即通常所说的内朝，古代称之为“路寝”，而他所说的“内朝”，通常称之为中朝。“人君既从正朝视事毕，退适路寝听政”，即听取大臣奏事。正因为如此，所以在自古以来的三朝制度中，以内朝礼仪最轻，在唐代亦是如此，所谓“但唐之入閤，御便殿也，其礼视正衙为简”。为什么便殿举行朝会礼仪最轻呢？这是由于在设计三朝礼制时就已确定了的，并非在唐代才如此，所谓“凡言便殿便室者，皆非正大之处也。”因此，在唐朝前期除了武则天临朝听政时，将紫宸殿作为主要议政场所外，其余皇帝都将其作为正衙之外的又一议政的场所。史载：
中宗即位，天后称皇太后，遗诏军国大务听参决。嗣圣元年，太后废帝为庐陵王，自临朝，以睿宗即帝位。……越三日，太后临轩，命礼部尚书摄太尉武承嗣、太常卿摄司空王德真册嗣皇帝。自是太后常御紫宸殿，施惨紫帐临朝。
当时的人们提到武则天时，也说她“临紫宸而正南面”。那么，武则天为什么不坐正衙宣政殿听政，却常坐紫宸殿听政呢？根本原因就在于她此时尚是皇太后身份，不便于坐正衙听政，以免激起更多大臣的反对，而紫宸殿是内衙便殿。在礼仪上不至于有僭越之嫌。当其后来改唐为周，登基当了皇帝后，就不必再有这样顾虑了。
作为便殿在唐前期紫宸殿的主要功能表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在正衙朝会上有些不便于让群臣知晓的军国大事，则在便殿召见宰相或重臣商议。“玄宗初立，宾礼大臣故老，雅尊遇崇，每见便殿，必为之兴，去辄临轩以送，它相莫如也。”唐玄宗尊礼老臣的行动之所以发生在紫宸殿，原因有二：一是这里是召见重臣议决军国大事的场所，二是由于其是便殿，礼仪上比较随便，所以玄宗才可以临轩以送姚崇，如是在正衙由于礼仪上的限制，则不便如此了。需要说明的是，在唐朝后期入閤之仪加重之后，皇帝临轩礼送老臣的情况便不复存在了，但紫宸殿的这种功能仍然继续保留下来了，如大和二年（828年），刘蕡在对策中就建议说：“陛下何不听朝之余，时御便殿，召当世贤相老臣，访持变扶危之谋，求定倾抹乱之术”。
其二，作为随时召对群臣的场所。因为在正衙召见群臣有立仗等一整套仪注，而便殿召对则没有如此复杂的礼仪，所以不仅在唐前期，有唐一代，也都多在紫宸殿随时召对群臣。
其三。在特殊情况下召见重要大臣或处理政事。如“睿宗祥月，太常奏朔望弛朝，尚食进蔬具，止乐。余日御便殿，具供奉仗。中书、门下官得侍，它非奏事毋谒。”这是睿宗忌日之月期间为了不误国事而做出的一种安排。凡重要大臣死亡，唐朝有所谓辍朝制度。如果遇有重要的军国大事需要处理则会造成延误，于是有人建议，“臣谓大臣薨，礼合辍朝，纵有机务急速，便殿须召宰臣，不临正朝，无爽事体。”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含元殿与宣政殿地位尊贵，朝会礼仪隆重，而紫宸殿礼注简单，又是便殿，所以辍正殿与正衙之朝才能显示出皇帝的哀悼之意。
关于入閤之制的由来，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说：
上问宰柑唐世入閤之仪，参知政事宋庠退而讲求以进，曰：“唐有大内，有大明宫。大内谓之西内，大明宫谓之东内。高宗以后，多居东内。其正南门日丹凤，丹凤之内日含元殿，正至大朝会则御之。次曰宣政殿，谓之正衙，朔望大册拜则御之。次北紫宸殿，谓之上閤，亦曰内衙，奇日视朝则御之。唐制，天子日视朝，则必立仗于正衙，或乘舆止于紫宸，则呼仗自东西蔺门入，故唐世谓奇日视朝为入閤。”
据司马光上述之言，皇帝单日御朝坐紫宸殿，每日御朝则坐宣政殿，如果皇帝不在宣政殿坐朝，而在单日御紫宸殿坐朝时，则唤仗卫从东西閤门而入，故谓之入閤。其实按照唐制，皇帝要每日坐朝，后才改为单日坐朝，双日休朝，无论是在宣政殿或是紫宸殿，均是如此。故无所谓“奇日视朝为入閤”之说。关于入閤之制，欧阳修说：
然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见群臣，日常参；朔望荐食诸陵寝，有思慕之心，不能临前殿，则御便殿见群臣，曰入閤。宣政，前殿也，谓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谓之閤。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唤仗由閤门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随以入见，故谓之入閤。然衙，朝也，其礼尊；閤，宴见也，其事杀。自乾符已后，因乱礼阙，天子不能日见群臣而见朔望，故正衙常日废仗，而朔望入閤有仗，其后习见，遂以入閤为重。
欧阳修的这段话有几处含糊不清，首先，没有说清楚举行常参的殿为何殿？实际应为宣政殿。其次，没有说清楚哪位皇帝朔望日不坐宣政殿而改坐紫宸殿？实际应为唐玄宗。其三，既然是朔望日不坐宣政殿而改坐紫宸殿谓之人閤，那么单日坐紫宸殿时，算不算入閤？从欧阳修所述来看，显然也算入閤。因为自唐高宗迁入大明宫以来，在紫宸殿坐朝的现象就一直存在，既然如此，为什么自玄宗朔望日改在紫宸殿坐朝后才算入閤？难道在这之前群臣入紫宸殿朝见皇帝时，不也是从左右閤门而入吗？ 关于入閤之制始于玄宗的说法，并非欧阳修一人持此说，宋人叶梦得亦持此观点，他说：
方其盛时，宣政盖常朝，日见群臣，遇朔望陵寝荐食，然后御紫宸；旋传宣唤仗入閤，宰相押之，由閤门进，百官随之入，谓之“唤仗入閤”。
此外，元代著名学者马端临也持这种观点，而且说得更加明确，他说：
入周，唐制起于天宝。明皇以无为守成，诏宴朝唤仗，百官从容至閤门入。
马端临所谓“宴朝”，即“燕朝”，也就是内朝。如果这种说法能够成立，则前面笔者针对欧阳修语提出的第三点疑问便无法得到完满的解释。其实入閤之制早在唐初就已有之，贞观元年（627年）正月“己亥，制：‘自今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人閤议事，皆命谏官随之，有失辄谏。’”胡三省注引《雍录》曰：
程大昌曰：“唐西内太极殿，即朔望受朝之所。盖正殿也。太极之北有两仪殿，即常日视朝之所。太极殿两庑有东西二上閤，则是两閤皆有门可入，已又可转北而入两仪也。此太宗时入閤之制也。至高宗以后，多居东内，御宣政前殿，则谓之衙，衙有仗；御紫宸便殿，则谓之入閤。其不御宣政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唤仗，由閤门而入，百官候朝于衙者，因随而入见，谓之入閤。”
今本《雍录》无这一段话。尽管如此，入閤之制自唐初以来始终存在则是无可置疑的，实际上凡是皇帝在紫宸殿坐朝召见群臣，皆可视为入閤。
既然入閤之制早在唐初就已确立，那么单日在紫宸殿举行朝会时是否有仗呢？从上引史料看应没有立仗之仪，似乎是在唐玄宗时将朔望朝改在紫宸殿举行后，始从正衙唤仗进入閤门，于是才有了立仗的仪注。其实都是不对的，玄宗只是将朔望朝移至紫宸殿举行，并且将朔望朝的仗卫唤入閤门而已，致使人们误以为玄宗开创了入閤之制。此外，武则天曾编撰过一部10卷本的《紫宸礼要》的礼书，说明有关紫宸殿朝会的仪注还是十分复杂的。也许是武则天主要在紫宸殿坐朝，因此把仪注弄得比较复杂，否则也不至于有10卷之多，其退位之后，有关仪注当恢复到正常情况。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曾经讨论过入閤之仪，翰林学士承旨王珪说：“今閤门所载入閤仪者，止是唐常朝之仪，非为盛礼”。这里所谓的“常朝之仪”，就是指单日在紫宸殿举行的入蔺之仪，而非朔望朝会之仪，故日“非为盛礼”。亦可见唐朝确有入閤之仪，并且在北宋时期仍然存在。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唐朝的记注之制论起，据《册府元龟》卷560《国史部·记注》载：“贞观初，置郎而省舍人。显庆中始两立，分侍左右仗下秉笔，随宰相人禁殿，命令谟猷，皆得详录。若仗在紫宸内閤，则夹香案分立殿下。”关于此事《新唐书》卷47《百官志二》记载较详，录之如下：
贞观初，以给事中、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或知起居事。每仗下，议政事，起居郎一人执笔记录于前，史官随之。其后，复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笔随宰相入殿；若仗在紫宸内罔，则夹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笔，皆即坳处，时号螭头。高宗临朝不决事，有司所奏，唯辞见而已。许敬宗、李义府为相，奏请多畏人之知也，命起居郎、舍人对仗承旨，仗下，与百官皆出，不复闻机务矣。
唐文宗太和九年（835年），“诏入閤日，起居郎、舍人具纸笔立螭头下，复贞观故事。”可见当时在紫宸殿坐朝时也有仗卫的，从“复贞观故事”一句，亦可证明此制早在贞观时就已有之。上面论到睿宗祥月期间皇帝御紫宸殿时，“具供奉仗”，供奉仗是五仗之一，可见入閤时早就有仗，只是在皇帝祥月期间规模有所缩小而已。只是这里所说的睿宗祥月，不知是指大祥还是小祥，即使大祥，也不过是指睿宗亡后的第25月。睿宗死于开元四年（716年）六月，以大祥计，则上面所记的睿宗祥月之事发生在开元六年（718年）；如是小祥，则发生在开元五年（717年）。而玄宗将朔望朝移至紫宸殿举行，是天宝时发生的事。所有这一切都证明入閤立仗早已有之，欧阳修、叶梦得、马端临等人所说是错误的。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论述清楚，据《册府元龟》卷107《帝王部-朝会一》载：“朔望日，皇帝御宣政殿见群臣，谓之大朝。玄宗始以朔望陵寝荐食，不听政，其后遂以为常。”有学者据此认为从此以后唐朝便废去了朔望朝，其文如下：
元宗始以朔望陵寝荐食，不听政，其后遂以为常。宪宗元和十年三月朔，御延英殿，召对宰臣，特以事召，非故事也。夫入閤接见群臣所以听政，日不听政，则并入閤亦废之矣。且入閤之仪，于紫宸殿行之，虽云便殿，固内朝之正殿也。延英则非正殿矣，朔望荐食，延英且不御，况御紫宸乎！窃意天宝以后，元宗怠于政事，始则借为守成之名，变正衙之朝而为入閤，继则借荐食陵寝之说，并朔望入閤亦废之，其后习以为常，有常日入閤，无朔望入閤矣。德宗以后率于延英召对宰臣，而常日入閤，又复不讲。至敬宗复入閤之仪，则专于朔望行之。
而欧阳修、叶梦得、马端临等学者则认为玄宗将朔望朝改在了紫宸殿举行，并非废去了朔望朝。实际上，玄宗罢去的只是朔望日的听政活动。即不再议政，并未罢去朔望朝，从唐后期的情况看，仍然在紫宸殿举行朔望朝会。至于上引史料所说的“德宗以后率于延英召对宰臣，而常日入閤，又复不讲”云云，是经不推敲的。据《册府元龟》卷107《帝王部·朝会一》载：贞元六年“五月丙寅朔上御紫宸殿受朝”。并且规定今后每年五月朔，“初将冕服御宣政殿，涂潦乃以常服御紫宸殿。”另据《唐会要》卷24《受朝贺》载：“（贞元）九年正月朔，上御紫宸殿受朝贺。”唐宪宗即位的当月“丁未，始御紫宸对百僚。”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年）十二月“辛卯，上于紫宸殿御大绳床见百官”。类似史料还很多，这一切都发生在唐敬宗之前，如何能说至唐敬宗时才恢复在紫宸殿举行朝会，而且上面列举的唐宪宗与唐穆宗两条史料，都不是朔望日，又如何能说“专于朔望行之”呢？
其实，紫宸殿入閤立仗仪注是有变化的，据《旧唐书》卷158《武元衡传》载：宰相武元衡上朝时遇害，“既明，仗至紫宸门，有司以元衡遇害闻，上震惊，却朝而坐延英”。从“仗至紫宸门”一句看，直到元和时紫宸坐朝仍然有仗。只是不知何时废去入閤立仗的仪注，上引欧阳修之语说是在唐僖宗乾符之后正衙坐朝不再有仗，却没有说入閤之仗何时废去。叶梦得说：“中世乱离，……惟以只日常朝，御紫宸而不设仗。敬宗始复修之，因以朔望陈仗紫宸以为盛礼”。“中世”之说，太过笼统。关于敬宗恢复紫宸殿朔望朝会立仗的时间，据《册府元龟》卷108《帝王部·朝会二》载：长庆四年（824年）二月“辛丑，御紫宸殿（见）群臣，初展入閤之仪。”说明敬宗在即位之初便恢复了这一仪注。至此，朔望朝会立仗的仪式便算恢复了。另据记载： 敬宗冲年即位，坐朝常晚。一日入閤，久不坐，群臣候立紫宸门外，有耆年衰病者几将顿仆，（李）渤出次白宰相日：“昨日拜疏陈论，今坐益晚，是谏官不能回人主之意，渤之罪也。请先出閤，待罪于金吾仗。”语次唤仗，乃止。
这里所说的“一日入閤”，显然是指单日入閤。另从李渤所说的“昨日拜疏陈论，今坐益晚”的话看，也证明不是指朔望日朝会。从“语次唤仗”一句看，说明直到这时，单日入閤仍然是有仗卫的。唐文宗太和九年（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帝御紫宸，班定，韩约不报平安”。韩约时任金吾将军。按照唐朝仪注金吾将军押仗卫中的金吾仗，且其报平安是朝会的仪注之一。在开成三年（838年）的一次紫宸殿朝会上，文宗待“仗下后”，赐右拾遗窦洵直绢百匹。从这些情况判断，直到文宗时期单日御紫宸殿时依然有仗，单日入閤何时废仗，亦或根本就没有废过仗，目前尚难判定。
二、入閤之仪
紫宸殿在三朝朝会的仪注方面虽然不如含元殿和宣政殿隆重，但是作为皇帝听政的主要场所，其地位仍不可忽视。唐玄宗开元十六年（728年）五月六日，“唐昌公主出降，有司进仪注，于紫宸殿行五礼。”右补阙施敬本、左拾遗张烜、右拾遗李锐联名上疏日：“窃以紫宸殿者，……陛下所以负黼扆，正黄屋，飨万国，朝诸侯，人臣致敬之所。”反对在这里举行此种礼仪，迫使玄宗将这一礼仪移到光顺门外举行。在唐后期皇帝在紫宸殿坐朝要多于宣政殿，遂使这里成为皇帝面见群臣，与宰相商议国事的主要场所，唐末诗人裴说诗云：“共贺登科后，明宣人紫宸。”意思是说登科做官之后，就可以到紫宸殿朝见皇帝了。花蕊夫人《宫词》中有“日晚閤门传圣旨，明朝尽放紫宸朝。”可见直到五代时。紫宸入閤之制亦有很大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所以早在唐太宗时就已制定了入閤之仪，武则天时又进一步丰富了这一仪制，除了排列仗卫外，还包括了严格的坐朝仪式。关于唐代入閤之仪的详细情况，相关典籍中没有明确详尽的记载，而《五代会要》卷5《入閤仪》却有详细的记载，可以参见。“入閤仪”所引五代之仪注是后唐明宗时期制定的朔望入閤之仪。欧阳修认为唐代朔望日举行的入閤之仪是在紫宸殿进行，而后唐却在文明殿举行，此殿乃前殿也，因此嘲笑五代之臣不懂故事。其实欧阳修之说并不全对，唐朝至迟在代宗、德宗时还在前殿（宣政殿）举行过朔望朝，后期虽不举行，然在宣政殿举行的常朝朝会并没有中断，所以后唐此制并没有完全背离唐制，只是厝后期的制度略有不同而已。后唐以唐朝继承者自居，其制度基本沿袭唐朝，因此从上引的入閤之仪中亦可以窥见唐制的基本情况。
后唐制定的这套入閤之仪后来被宋代沿袭下来，所谓“朔望天子一出御文明前殿，为入閤，讫本朝不改。”这种说法并不全对，另据记载：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五月甲午朔，“御文德殿，……先是旧制入閤，惟殿中省细仗，随两省供奉官先入陈于廷，上以为仪卫太简，命有司增设黄麾仗二百五十人。其殿中省细仗仍旧。”这是一次变化。宋神宗时一度废去入閤之仪，宋敏求上疏说：“请下两制及太常礼院，约唐制御宣政殿，裁定朔望御殿仪。以备正衙视朝之制。”得到了皇帝的批准。这是又一次变化。这样搞的结果遂使宋代的入閤之仪越来越繁复，故清代著名学者秦蕙田说：“而外别有入閤之仪，但唐之入閤，御便殿也，其礼视正衙为简；宋之入閤，御前殿也，其礼视正衙为繁，则非唐旧矣。”这是一种非常中肯的评价。
贞观之制，举行朝会时即使宰相奏事，御史、谏官、记注官必须在场，“有失则匡正，美恶必记之，……故大臣不得专君而小臣不得为谗慝。”即使在紫宸殿的内朝朝会上亦是如此。唐高宗时，许敬宗、李义府用事，待御史、谏官、记注等官随仗退下后，“于御坐前屏左右密奏”。开元时。宋碌为相，恢复贞观故事，规定“自今事非的须秘密者，皆令对仗奏闻”，记注官等不必退出。李林甫任宰相时，专权擅政，又废去了这一制度。以至于长期形成了“正衙决事，二史在前；便殿坐日，全无纪录”局面。唐文宗太和九年（835年），“诏入閤日，起居郎、舍人具纸笔立螭头下，复贞观故事。”
唐制，凡举行朝会皆由殿中侍御史知班，监察百官失仪者，后来其他两院御史亦可充任知班御史。知班御史除了监察朝仪外，似乎还掌管百官奏事的程序，至少入閤奏事是如此。如开元七年（719年）“正月二十一日，上御紫宸殿，朝集使魏州长史敬让、辰州长史周利贞俱欲奏事。左台御史翟璋监殿廷，揖利贞先进。让以父晖为利贞所毙，不胜愤恨，遂越次而奏：‘利贞受武三思使，枉害臣父。璋劾让不待监引，请付法。’上曰：让诉父枉，不可不矜，朝仪亦不可不肃，可夺一季禄而已。贬利贞为邕州长史。”敬让之所以仍然被罚。原因就在于他违反了朝仪，可见知班御史的确有掌管百官奏事先后的权力。在唐朝御史如弹劾大臣，多在正衙对仗弹劾，在紫宸殿举行朝会时，亦可对仗弹劾，如“建中元年三月，监察御史张著冠豸冠，弹京兆尹、御史中丞严郢于紫宸殿。”
唐朝还有所谓监搜之制，由御史充任监搜官，即在百官进入宫门后，将要入殿之前进行搜身。叶梦得说：“唐制，百官入宫殿门必搜，非止为奏事官也。药树有监察御史监搜位，非泛用，御史一人亦非立也。”其实监搜之制并非专门针对入宫官员，即使外命妇人宫者，由监门校尉和高品宦官查检，其白宫内退出时，亦要查检。“其下从入者，即监搜。”可见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制度，目的就是为了保证皇宫的安全。元稹诗云：“松门待制应全远，药树监搜可得知。”这里所谓“药树”，是指宣政殿前所种之药树。此外，紫宸殿前亦有药树，所谓“开成中，诏入閤赐对，官班退立东阶松树下是也，殿门外复有药树。”史籍中之所以多次强调药树，是因为这里是御史监搜的位置。唐文宗太和元年（827年）五月规定，凡紫宸坐朝。宰相随仗退出后，再次入殿时，“其监搜宜停”。此举并不是废去了监搜制度，只是罢去了这一程序的监搜而已，而且仅限于宰相。
除了以上这些之外，另据《五代会要》卷5《待制官》载，入閤时还有一些仪制和朝会方面的内容，录之如下：
后唐天成元年七月，御史台奏：“伏惟故事，每月百官入閤，百司排仪仗，金吾勘契。入后，百官待制次对。入閤举论本司公事，左右起居分记言动，以付史馆编录。此大朝经久之道也。” 从“此大朝经久之道也”一句看，这里实际上反映的仍是唐朝的制度。从上引史料可以看出，百官入閤排列好班位，列好仪仗后，金吾将军还要负责“勘契”，即勘验百官所携带的身份凭证。进入殿内后，才开始议政活动，先召见待制官，然后再由诸司奏论本司公事。待制官从常参官及诸司官员中选择，特殊情况下亦可从朝集使中临时指定。其主要职责就是向皇帝反映情况，讨论政务，前引入閤之仪中的“次閤门使引待制官到位，两拜，引近前奏事讫”云云，就是这一仪制的反映。有时皇帝甚至会向注记官咨询政事，如唐文宗在紫宸殿坐朝时，“与宰相语事已，或召左右史咨质所宜”。
紫宸殿坐朝与延英召对宰相在仪制上有一个不同之处，即后者会给宰相“赐座吃茶”，赐廊下食时，亦可“就中书吃食”。而前者则不能就座，如果宰相年老，时间过长，身体往往吃不消。如大和五年（831年）二月“丁卯，紫宸奏事，宰相路随至龙墀，仆于地，令中人掖之。翌日，上疏陈退，识者嘉之。”入閤虽然也赐廊下食，但却没有宰相可以赴中书门下进食的规定。之所以如此，因为紫宸殿毕竟是内衙之正殿，入閤议政属于正式朝会，仪制严格，不象延英殿召对仪注较轻，故可以随意一些。
此外，在唐后期如遇大丧则皇帝不能御紫宸殿，由于政事还必须要处理，所以规定在紫宸门朝见群臣。如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唐德宗崩，顺宗即位，次月，“上始朝百官于紫宸门”。胡三省云：“紫宸门，紫宸殿门也。《长安志》： ‘宣政殿北日紫宸门，门内有紫宸殿，即内衙之正殿。’”再如兀和十一年（816年）“三月庚午，皇太后崩于兴庆宫之咸宁殿。……甲戌，见群臣于紫宸门外庑下。”元和十五年正月庚子，“宪宗崩。丙午，即皇帝位于太极殿东序。……戊申，上见宰臣于紫宸门外。”“（长庆）四年正月壬申，穆宗崩。癸酉，皇太子即位柩前……二月辛巳朔，上缞服见群臣于紫宸门外。”宝历二年（826年）十二月，敬宗被害，宦官拥立江王为帝，是为文宗。癸卯，“百官谒见江王于紫宸外庑”。“紫宸外庑”，即紫宸门外廊。
三、入閤内容及其他
唐朝的内朝制度实即入閤之制，在唐朝前期是不包括朔望日朝会的，在唐后期由于朔望朝基本在紫宸殿举行后，遂被唐人亦视之为入閤。实际上已与古代的内朝之制发生了异变，把本来属于中朝朝会的内容混杂了进来。
在唐朝凡军国大事均是由皇帝与宰相商议决策，宰相面见皇帝的形式有三：其一，在宣政殿举行正衙朝会时，百官退出后，宰相留下议事。自贞观以来皆是如此。其二，“紫宸坐朝，众僚既退，宰臣复进奏事”。这也是自唐初以来就形成的制度。其三，延英召对。在延英召对没有形成制度之前，由于正衙朝会的举行相比入閤议政要少，故宰相在紫宸殿面见皇帝议政就显得更重要一些。延英召对制度形成后，虽然成为宰相与皇帝议政的最主要形式，但由于在仪制方面紫宸殿要更重要一些，故唐人对紫宸殿的重视程度并没有减弱。如右补阙朱敬则在上疏中论到武则天取代唐朝统治时，使用了“紫宸易主”的提法。唐玄宗即位之初，李邕上表时，也使用了“及陛下正位紫宸”的说法。都不约而同地把皇位与紫宸殿联系在一起了。提到拜免宰相时同样也把其与紫宸殿联系起来，如上元元年（760年）十二月，唐肃宗颁制日：“正议大夫、前河中尹、兼御史中丞、充本府晋绛等州节度观察等使、上柱国、嗣徐国公、赐紫金鱼袋萧华，……俾参政于紫宸，用建中于皇极。可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类似这样将宰相与紫宸殿联系在一起的史料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叶梦得说：“唐正衙日见群臣，……其后不御正衙，紫宸所见惟大臣及内诸司。”有人据此认为“可见入閤者只有高级官员和宦官，其余百官只能‘俟于正衙’，恭候在宣政门外而已”。这种说法其实是没有依据的。《五代会要》卷5《入閤仪》中所涉及到的官员就有：宰相、中书门下两省常参官、司天台官员、通事舍人、金吾将军、翰林学士、待制官、司法官、监察官、注记官，宦官仅有枢密使、閤门使、宣徽使等三种使职。这些还都是进入紫宸殿内的官员。殿门外还有控鹤官员及仗卫。所有这些官员中除宰相和几个宦官地位较高外，其余品秩均不算高。此外，前面提到朝集使魏州长史敬让和辰州长史周利贞，也都是在紫宸殿面见皇帝奏事的，他们即使在地方官员中也算不上高官。唐朝自贞观以来就规定入閤时，命谏官随之，“有失辄谏”。前面提到的左、右拾遗，品秩更低，仅仅是从八品上的官。“窦洵直为右拾遗。开成三年，文宗以仙韶乐人尉迟璋为王府率，洵直紫宸廷谏以为不可。仗下后，命中人赍绢一百匹赐之。”窦洵此次进谏为廷谏，可见是在紫宸殿内当面向皇帝进谏的。又如“开成初，以王彦威判度支，尝紫宸廷奏日……”时王彦威以户部侍郎，判度支，为正四品的官，算是比较高的官职，但也决算不上高官。
在紫宸殿议政时，有时争论还很激烈，试举两例，如在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年）正月的一次朝会上，宰相杨嗣复与其他宰相发生了争执，详情如下：
杨嗣复欲援进李宗闵，恐为郑覃所沮，乃先令宦官讽上，上临朝，谓宰相曰：“宗闵积年在外，宜与一官。”郑覃曰：“陛下若怜宗闵之远，止可移近北数百里，不宜再用；用之，臣请先避位。”陈夷行曰：“宗闵屏以朋党乱政。陛下何爱此纤人！”杨嗣复曰：“事贵得中。不可但徇爱憎。”上曰：“可与一州。”覃日：“与州太优，止可洪州司马耳。”因与嗣复互相诋讦以为党。上曰：“与一州无伤。”覃等退，上谓起居郎周敬复、舍人魏蕃日：“宰相谊争如此，可乎？”对曰：“诚为不可。然覃等尽忠愤激，不自觉耳。”……李固言与杨嗣复、李珏善，故引居大政以排郑覃、陈夷行，每议政之际，是非蜂起，上不能决也。
还有一次宰相郑覃与文宗发生了争论。虽然郑覃碍于文宗的皇帝身份，不敢过分放肆，但双方的分歧却是十分明显的，详情如下：
覃虽精经义，不能为文，嫉进士浮华，开成初，奏礼部贡院宜罢进士科。初，紫宸对，上语及选士，覃曰：“南北朝多用文华，所以不治。士以才堪即用，何必文辞？”帝曰：“进士及第人已曾为州县官者，方镇奏署即可之，余即否。”覃曰：“此科率多轻薄，不必尽用。”帝曰：“轻薄敦厚，色色有之，未必独在进士。此科置已二百年，亦不可遽改。”覃曰：“亦不可过有崇树。” 从史书记载的情况看，紫宸殿议政的范围颇广，涉及内容十分广泛，举凡政治、人事、吏治、经济、军事、教育、科举、四夷之事等。无不在范围之内。这方面的史料颇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紫宸殿除了作为举行内朝朝会的场所外，有时还在这里举行制举考试，如代宗大历二年（767年）十月，“上御紫宸殿，策试茂才异行、安贫乐道、孝悌力田、高蹈不仕等四科举人。”不过在紫宸殿举行制举考试毕竟不多，更多的还是在宣政殿举行。
在紫宸殿还宴见过四夷之客，尤其是在唐后期，这种情况则相对要多一些。仅据《册府元龟》卷976《外臣部·褒异三》载，在这里宴见的四夷使者或首领有：
乾元元年……五月……戊戌，宴回纥使于紫宸殿。
八月丁卯，新罗国使来朝，归仁国使来朝，并宴于紫宸殿。
九月甲申，回纥使大首领盖将军等，谢公主下降，兼奏破昆坚五万人。宴于紫宸殿，赐物有差。
十一月甲子，回纥使三妇人，谢宁国公主之聘也。赐宴紫宸殿。
（乾元）二年三月甲申，回纥王子骨咄特勒宰相帝德等十五人，自相州奔于西京，帝宴之紫宸殿，赏物有差。庚寅，回纥特勒辞还行营，帝宴之于紫宸殿，赐物有差。……辛丑，回纥多害长吏等，还蕃，帝宴于紫宸殿，赐物有差。
（宝应）二年四月甲子，回纥遣首领密悉吉等及牙帐一百人来朝，宴于紫宸殿。
（大历）三年……五月丙寅，御紫宸殿。宴新罗、回纥使。
（大历）四年十月丁巳，宴吐蕃尚悉摩等八人于紫宸殿。
懿宗咸通元年正月，御紫宸殿受朝，对室韦使。
其实在紫宸殿宴见外夷使者之事还有一些，早在开元十五年（727年），唐玄宗就“引梅录啜宴于紫宸殿”。梅录啜为突厥使者。在紫宸殿宴见四夷使者时，有时不免同时召见数国，于是就会发生争礼的风波。如唐肃宗乾元元年五月召见回纥、黑衣大食使者时，“至閤门争长，通事舍人乃分为左右，从东西门并人。”争礼事件发生在閤门，可见此次召见仍是在紫宸殿进行。
需要说明的是，在紫宸殿宴见四夷使者多出现在肃宗和代宗时期，其他时期极少出现，这是因为这一时期唐朝正处于安史叛乱或战乱之中，对周边政权不得不采取笼络政策，在紫宸殿宴见体现的便是一种优宠待遇。唐玄宗之所以在紫宸殿宴见突厥使者梅录啜，原因是此前吐蕃约突厥共同出兵进攻唐朝，突厥不仅拒绝了，还将吐蕃的来信献给了玄宗，进贡名马30匹，“上嘉其诚”，在紫宸殿赐宴，“厚加赏赉”，并允许与其互市。实际上也是一种优宠的待遇。在大明宫中元日、冬至接受四夷朝贺多在含元殿进行，平时召见多在宣政殿，如赐宴款待，正常情况下应在麟德殿进行，自古以来内朝都不是举行此类活动的场所，除非特殊情况，以上这些记载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此外，唐玄宗在开兀十二年（724年）“三月庚午，宴朝集使于紫宸殿，赐物有差。”这也是一种特例，有唐一代极少在紫宸殿设宴款待朝集使。
唐制，谢官应在宣政殿，唐后期多在延英殿进行，紫宸殿本不是谢官的场所，但是偶而也有在紫宸殿进行的。据载：“始，都督、刺史皆天子临轩册授。后不复册，然犹受命日对便殿，赐衣物，乃遣。”地方长官在任命时召见于紫宸殿，体现的是皇帝对其的一种勉励，还算不上谢官。在紫宸殿谢官的例子也是有的，如开成三年（838年），魏謩自左补阙转起居舍人，“紫宸中谢”。这种情况极少出现，之所以允许魏蕃在紫宸殿谢官是因为他所任的是记注官，可以入閤参加朝会的缘故。
紫宸殿也举行庆贺之礼，如皇帝诞日、军事胜利、祥瑞等。如唐穆宗“长庆元年七月六日敕：自降诞之辰，百官于紫宸殿称贺毕”云云。敬宗“宝历元年六月敕：降诞日，文武百僚于紫宸殿称贺”。随后便罢去了皇帝降诞日贺仪，因此这一礼仪实行时间不长。军队作战获胜，百官往往要向皇帝进贺，有时也在紫宸殿进行。如大历三年九月，“灵州破吐蕃六万余众文武百僚入贺于紫宸殿”。大历八年十月，郭子仪奏：“大破吐蕃十万余众。己巳，文武百官入贺于紫宸殿庭”。太和三年五月，“宰臣称贺于紫宸殿，下德州故也”。开元二十八年，“有慈乌巢于紫宸殿之棋”。当时认为这是祥瑞之兆，于是宰相与百僚观看后当殿向皇帝祝贺，各地长吏也纷纷上表进贺。
紫宸殿还举行过宣赦礼仪，如宪宗尊顺宗皇后王氏为皇太后，“册礼毕，宪宗御紫宸殿宣赦”。本来宣布大赦通常在含元殿或丹凤门，有时也在宣政殿，在紫宸殿举行应是特例。此外，这里还举行过皇太子册礼，“故事，册太子御宣政殿。时以圣体未康，虑劳登御故从便也。”唐穆宗长期服食丹药，致使身体不适，只好权且在紫宸殿举行册礼。
综上所述，可知紫宸殿主要是大明宫中举行内朝的场所，在唐代所谓内朝制度就是指入閤之制。唐后期由于朔望朝不在宣政殿举行，敬宗恢复在紫宸殿举行朔望朝礼仪后，遂使得入閤之仪反倒超过了正衙礼仪。发展到五代、宋代，虽然已在前殿正衙举行朔望朝会，但却仍然称之为入罔，可见入閤之制影响之大。至于在紫宸殿举行的其他礼仪活动以及宴见四夷使者、朝集使等，或出于一时权宜之计，或属于特例，并非紫宸殿固有的功能。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宫中诸殿均有其固有的功能，如非重大礼仪，皇帝随心所欲，大臣和礼官一般也不会据理力争的，这也是导致上述诸种情况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者简介：杜文玉，男，1951年生，陕西渭南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西安，710062；赵水静，女，1989年生，山东荷泽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责任编辑张卫东）
关键词：紫宸殿；内朝朝会；入閤之仪：朔望朝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7-0120-08
众所周知，紫宸殿是大明宫中的三大殿之一，是举行内朝朝会的场所，但是有关内朝的内容到底包括哪些方面？紫宸殿与含元殿、宣政殿的关系如何？紫宸殿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何种地位？所有这些方面目前尚无人进行过研究，故有必要进行探讨。
一、内朝及入閤之制
《唐六典》卷7《尚书工部》载：紫宸殿，“即内朝正殿也。”《类编长安志》卷2则称其为“内衙之正殿”。唐人通常还是将其称之为“便殿”。需要说明的是，有时唐人也将延英殿也称为便殿。阅读史料时是需要仔细鉴别的。关于紫宸殿的功能，宋人叶梦得说：
唐以宣政殿为前殿，谓之“正衙”，即古之内朝也；以紫宸殿为便殿，谓之“上閤”，即古之燕朝也，……燕朝以听政，犹今之奏事，或谓之燕寝。
叶梦得这里所谓的“燕朝”，即通常所说的内朝，古代称之为“路寝”，而他所说的“内朝”，通常称之为中朝。“人君既从正朝视事毕，退适路寝听政”，即听取大臣奏事。正因为如此，所以在自古以来的三朝制度中，以内朝礼仪最轻，在唐代亦是如此，所谓“但唐之入閤，御便殿也，其礼视正衙为简”。为什么便殿举行朝会礼仪最轻呢？这是由于在设计三朝礼制时就已确定了的，并非在唐代才如此，所谓“凡言便殿便室者，皆非正大之处也。”因此，在唐朝前期除了武则天临朝听政时，将紫宸殿作为主要议政场所外，其余皇帝都将其作为正衙之外的又一议政的场所。史载：
中宗即位，天后称皇太后，遗诏军国大务听参决。嗣圣元年，太后废帝为庐陵王，自临朝，以睿宗即帝位。……越三日，太后临轩，命礼部尚书摄太尉武承嗣、太常卿摄司空王德真册嗣皇帝。自是太后常御紫宸殿，施惨紫帐临朝。
当时的人们提到武则天时，也说她“临紫宸而正南面”。那么，武则天为什么不坐正衙宣政殿听政，却常坐紫宸殿听政呢？根本原因就在于她此时尚是皇太后身份，不便于坐正衙听政，以免激起更多大臣的反对，而紫宸殿是内衙便殿。在礼仪上不至于有僭越之嫌。当其后来改唐为周，登基当了皇帝后，就不必再有这样顾虑了。
作为便殿在唐前期紫宸殿的主要功能表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在正衙朝会上有些不便于让群臣知晓的军国大事，则在便殿召见宰相或重臣商议。“玄宗初立，宾礼大臣故老，雅尊遇崇，每见便殿，必为之兴，去辄临轩以送，它相莫如也。”唐玄宗尊礼老臣的行动之所以发生在紫宸殿，原因有二：一是这里是召见重臣议决军国大事的场所，二是由于其是便殿，礼仪上比较随便，所以玄宗才可以临轩以送姚崇，如是在正衙由于礼仪上的限制，则不便如此了。需要说明的是，在唐朝后期入閤之仪加重之后，皇帝临轩礼送老臣的情况便不复存在了，但紫宸殿的这种功能仍然继续保留下来了，如大和二年（828年），刘蕡在对策中就建议说：“陛下何不听朝之余，时御便殿，召当世贤相老臣，访持变扶危之谋，求定倾抹乱之术”。
其二，作为随时召对群臣的场所。因为在正衙召见群臣有立仗等一整套仪注，而便殿召对则没有如此复杂的礼仪，所以不仅在唐前期，有唐一代，也都多在紫宸殿随时召对群臣。
其三。在特殊情况下召见重要大臣或处理政事。如“睿宗祥月，太常奏朔望弛朝，尚食进蔬具，止乐。余日御便殿，具供奉仗。中书、门下官得侍，它非奏事毋谒。”这是睿宗忌日之月期间为了不误国事而做出的一种安排。凡重要大臣死亡，唐朝有所谓辍朝制度。如果遇有重要的军国大事需要处理则会造成延误，于是有人建议，“臣谓大臣薨，礼合辍朝，纵有机务急速，便殿须召宰臣，不临正朝，无爽事体。”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含元殿与宣政殿地位尊贵，朝会礼仪隆重，而紫宸殿礼注简单，又是便殿，所以辍正殿与正衙之朝才能显示出皇帝的哀悼之意。
关于入閤之制的由来，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说：
上问宰柑唐世入閤之仪，参知政事宋庠退而讲求以进，曰：“唐有大内，有大明宫。大内谓之西内，大明宫谓之东内。高宗以后，多居东内。其正南门日丹凤，丹凤之内日含元殿，正至大朝会则御之。次曰宣政殿，谓之正衙，朔望大册拜则御之。次北紫宸殿，谓之上閤，亦曰内衙，奇日视朝则御之。唐制，天子日视朝，则必立仗于正衙，或乘舆止于紫宸，则呼仗自东西蔺门入，故唐世谓奇日视朝为入閤。”
据司马光上述之言，皇帝单日御朝坐紫宸殿，每日御朝则坐宣政殿，如果皇帝不在宣政殿坐朝，而在单日御紫宸殿坐朝时，则唤仗卫从东西閤门而入，故谓之入閤。其实按照唐制，皇帝要每日坐朝，后才改为单日坐朝，双日休朝，无论是在宣政殿或是紫宸殿，均是如此。故无所谓“奇日视朝为入閤”之说。关于入閤之制，欧阳修说：
然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见群臣，日常参；朔望荐食诸陵寝，有思慕之心，不能临前殿，则御便殿见群臣，曰入閤。宣政，前殿也，谓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谓之閤。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唤仗由閤门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随以入见，故谓之入閤。然衙，朝也，其礼尊；閤，宴见也，其事杀。自乾符已后，因乱礼阙，天子不能日见群臣而见朔望，故正衙常日废仗，而朔望入閤有仗，其后习见，遂以入閤为重。
欧阳修的这段话有几处含糊不清，首先，没有说清楚举行常参的殿为何殿？实际应为宣政殿。其次，没有说清楚哪位皇帝朔望日不坐宣政殿而改坐紫宸殿？实际应为唐玄宗。其三，既然是朔望日不坐宣政殿而改坐紫宸殿谓之人閤，那么单日坐紫宸殿时，算不算入閤？从欧阳修所述来看，显然也算入閤。因为自唐高宗迁入大明宫以来，在紫宸殿坐朝的现象就一直存在，既然如此，为什么自玄宗朔望日改在紫宸殿坐朝后才算入閤？难道在这之前群臣入紫宸殿朝见皇帝时，不也是从左右閤门而入吗？ 关于入閤之制始于玄宗的说法，并非欧阳修一人持此说，宋人叶梦得亦持此观点，他说：
方其盛时，宣政盖常朝，日见群臣，遇朔望陵寝荐食，然后御紫宸；旋传宣唤仗入閤，宰相押之，由閤门进，百官随之入，谓之“唤仗入閤”。
此外，元代著名学者马端临也持这种观点，而且说得更加明确，他说：
入周，唐制起于天宝。明皇以无为守成，诏宴朝唤仗，百官从容至閤门入。
马端临所谓“宴朝”，即“燕朝”，也就是内朝。如果这种说法能够成立，则前面笔者针对欧阳修语提出的第三点疑问便无法得到完满的解释。其实入閤之制早在唐初就已有之，贞观元年（627年）正月“己亥，制：‘自今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人閤议事，皆命谏官随之，有失辄谏。’”胡三省注引《雍录》曰：
程大昌曰：“唐西内太极殿，即朔望受朝之所。盖正殿也。太极之北有两仪殿，即常日视朝之所。太极殿两庑有东西二上閤，则是两閤皆有门可入，已又可转北而入两仪也。此太宗时入閤之制也。至高宗以后，多居东内，御宣政前殿，则谓之衙，衙有仗；御紫宸便殿，则谓之入閤。其不御宣政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唤仗，由閤门而入，百官候朝于衙者，因随而入见，谓之入閤。”
今本《雍录》无这一段话。尽管如此，入閤之制自唐初以来始终存在则是无可置疑的，实际上凡是皇帝在紫宸殿坐朝召见群臣，皆可视为入閤。
既然入閤之制早在唐初就已确立，那么单日在紫宸殿举行朝会时是否有仗呢？从上引史料看应没有立仗之仪，似乎是在唐玄宗时将朔望朝改在紫宸殿举行后，始从正衙唤仗进入閤门，于是才有了立仗的仪注。其实都是不对的，玄宗只是将朔望朝移至紫宸殿举行，并且将朔望朝的仗卫唤入閤门而已，致使人们误以为玄宗开创了入閤之制。此外，武则天曾编撰过一部10卷本的《紫宸礼要》的礼书，说明有关紫宸殿朝会的仪注还是十分复杂的。也许是武则天主要在紫宸殿坐朝，因此把仪注弄得比较复杂，否则也不至于有10卷之多，其退位之后，有关仪注当恢复到正常情况。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曾经讨论过入閤之仪，翰林学士承旨王珪说：“今閤门所载入閤仪者，止是唐常朝之仪，非为盛礼”。这里所谓的“常朝之仪”，就是指单日在紫宸殿举行的入蔺之仪，而非朔望朝会之仪，故日“非为盛礼”。亦可见唐朝确有入閤之仪，并且在北宋时期仍然存在。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唐朝的记注之制论起，据《册府元龟》卷560《国史部·记注》载：“贞观初，置郎而省舍人。显庆中始两立，分侍左右仗下秉笔，随宰相人禁殿，命令谟猷，皆得详录。若仗在紫宸内閤，则夹香案分立殿下。”关于此事《新唐书》卷47《百官志二》记载较详，录之如下：
贞观初，以给事中、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或知起居事。每仗下，议政事，起居郎一人执笔记录于前，史官随之。其后，复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笔随宰相入殿；若仗在紫宸内罔，则夹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笔，皆即坳处，时号螭头。高宗临朝不决事，有司所奏，唯辞见而已。许敬宗、李义府为相，奏请多畏人之知也，命起居郎、舍人对仗承旨，仗下，与百官皆出，不复闻机务矣。
唐文宗太和九年（835年），“诏入閤日，起居郎、舍人具纸笔立螭头下，复贞观故事。”可见当时在紫宸殿坐朝时也有仗卫的，从“复贞观故事”一句，亦可证明此制早在贞观时就已有之。上面论到睿宗祥月期间皇帝御紫宸殿时，“具供奉仗”，供奉仗是五仗之一，可见入閤时早就有仗，只是在皇帝祥月期间规模有所缩小而已。只是这里所说的睿宗祥月，不知是指大祥还是小祥，即使大祥，也不过是指睿宗亡后的第25月。睿宗死于开元四年（716年）六月，以大祥计，则上面所记的睿宗祥月之事发生在开元六年（718年）；如是小祥，则发生在开元五年（717年）。而玄宗将朔望朝移至紫宸殿举行，是天宝时发生的事。所有这一切都证明入閤立仗早已有之，欧阳修、叶梦得、马端临等人所说是错误的。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论述清楚，据《册府元龟》卷107《帝王部-朝会一》载：“朔望日，皇帝御宣政殿见群臣，谓之大朝。玄宗始以朔望陵寝荐食，不听政，其后遂以为常。”有学者据此认为从此以后唐朝便废去了朔望朝，其文如下：
元宗始以朔望陵寝荐食，不听政，其后遂以为常。宪宗元和十年三月朔，御延英殿，召对宰臣，特以事召，非故事也。夫入閤接见群臣所以听政，日不听政，则并入閤亦废之矣。且入閤之仪，于紫宸殿行之，虽云便殿，固内朝之正殿也。延英则非正殿矣，朔望荐食，延英且不御，况御紫宸乎！窃意天宝以后，元宗怠于政事，始则借为守成之名，变正衙之朝而为入閤，继则借荐食陵寝之说，并朔望入閤亦废之，其后习以为常，有常日入閤，无朔望入閤矣。德宗以后率于延英召对宰臣，而常日入閤，又复不讲。至敬宗复入閤之仪，则专于朔望行之。
而欧阳修、叶梦得、马端临等学者则认为玄宗将朔望朝改在了紫宸殿举行，并非废去了朔望朝。实际上，玄宗罢去的只是朔望日的听政活动。即不再议政，并未罢去朔望朝，从唐后期的情况看，仍然在紫宸殿举行朔望朝会。至于上引史料所说的“德宗以后率于延英召对宰臣，而常日入閤，又复不讲”云云，是经不推敲的。据《册府元龟》卷107《帝王部·朝会一》载：贞元六年“五月丙寅朔上御紫宸殿受朝”。并且规定今后每年五月朔，“初将冕服御宣政殿，涂潦乃以常服御紫宸殿。”另据《唐会要》卷24《受朝贺》载：“（贞元）九年正月朔，上御紫宸殿受朝贺。”唐宪宗即位的当月“丁未，始御紫宸对百僚。”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年）十二月“辛卯，上于紫宸殿御大绳床见百官”。类似史料还很多，这一切都发生在唐敬宗之前，如何能说至唐敬宗时才恢复在紫宸殿举行朝会，而且上面列举的唐宪宗与唐穆宗两条史料，都不是朔望日，又如何能说“专于朔望行之”呢？
其实，紫宸殿入閤立仗仪注是有变化的，据《旧唐书》卷158《武元衡传》载：宰相武元衡上朝时遇害，“既明，仗至紫宸门，有司以元衡遇害闻，上震惊，却朝而坐延英”。从“仗至紫宸门”一句看，直到元和时紫宸坐朝仍然有仗。只是不知何时废去入閤立仗的仪注，上引欧阳修之语说是在唐僖宗乾符之后正衙坐朝不再有仗，却没有说入閤之仗何时废去。叶梦得说：“中世乱离，……惟以只日常朝，御紫宸而不设仗。敬宗始复修之，因以朔望陈仗紫宸以为盛礼”。“中世”之说，太过笼统。关于敬宗恢复紫宸殿朔望朝会立仗的时间，据《册府元龟》卷108《帝王部·朝会二》载：长庆四年（824年）二月“辛丑，御紫宸殿（见）群臣，初展入閤之仪。”说明敬宗在即位之初便恢复了这一仪注。至此，朔望朝会立仗的仪式便算恢复了。另据记载： 敬宗冲年即位，坐朝常晚。一日入閤，久不坐，群臣候立紫宸门外，有耆年衰病者几将顿仆，（李）渤出次白宰相日：“昨日拜疏陈论，今坐益晚，是谏官不能回人主之意，渤之罪也。请先出閤，待罪于金吾仗。”语次唤仗，乃止。
这里所说的“一日入閤”，显然是指单日入閤。另从李渤所说的“昨日拜疏陈论，今坐益晚”的话看，也证明不是指朔望日朝会。从“语次唤仗”一句看，说明直到这时，单日入閤仍然是有仗卫的。唐文宗太和九年（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帝御紫宸，班定，韩约不报平安”。韩约时任金吾将军。按照唐朝仪注金吾将军押仗卫中的金吾仗，且其报平安是朝会的仪注之一。在开成三年（838年）的一次紫宸殿朝会上，文宗待“仗下后”，赐右拾遗窦洵直绢百匹。从这些情况判断，直到文宗时期单日御紫宸殿时依然有仗，单日入閤何时废仗，亦或根本就没有废过仗，目前尚难判定。
二、入閤之仪
紫宸殿在三朝朝会的仪注方面虽然不如含元殿和宣政殿隆重，但是作为皇帝听政的主要场所，其地位仍不可忽视。唐玄宗开元十六年（728年）五月六日，“唐昌公主出降，有司进仪注，于紫宸殿行五礼。”右补阙施敬本、左拾遗张烜、右拾遗李锐联名上疏日：“窃以紫宸殿者，……陛下所以负黼扆，正黄屋，飨万国，朝诸侯，人臣致敬之所。”反对在这里举行此种礼仪，迫使玄宗将这一礼仪移到光顺门外举行。在唐后期皇帝在紫宸殿坐朝要多于宣政殿，遂使这里成为皇帝面见群臣，与宰相商议国事的主要场所，唐末诗人裴说诗云：“共贺登科后，明宣人紫宸。”意思是说登科做官之后，就可以到紫宸殿朝见皇帝了。花蕊夫人《宫词》中有“日晚閤门传圣旨，明朝尽放紫宸朝。”可见直到五代时。紫宸入閤之制亦有很大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所以早在唐太宗时就已制定了入閤之仪，武则天时又进一步丰富了这一仪制，除了排列仗卫外，还包括了严格的坐朝仪式。关于唐代入閤之仪的详细情况，相关典籍中没有明确详尽的记载，而《五代会要》卷5《入閤仪》却有详细的记载，可以参见。“入閤仪”所引五代之仪注是后唐明宗时期制定的朔望入閤之仪。欧阳修认为唐代朔望日举行的入閤之仪是在紫宸殿进行，而后唐却在文明殿举行，此殿乃前殿也，因此嘲笑五代之臣不懂故事。其实欧阳修之说并不全对，唐朝至迟在代宗、德宗时还在前殿（宣政殿）举行过朔望朝，后期虽不举行，然在宣政殿举行的常朝朝会并没有中断，所以后唐此制并没有完全背离唐制，只是厝后期的制度略有不同而已。后唐以唐朝继承者自居，其制度基本沿袭唐朝，因此从上引的入閤之仪中亦可以窥见唐制的基本情况。
后唐制定的这套入閤之仪后来被宋代沿袭下来，所谓“朔望天子一出御文明前殿，为入閤，讫本朝不改。”这种说法并不全对，另据记载：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五月甲午朔，“御文德殿，……先是旧制入閤，惟殿中省细仗，随两省供奉官先入陈于廷，上以为仪卫太简，命有司增设黄麾仗二百五十人。其殿中省细仗仍旧。”这是一次变化。宋神宗时一度废去入閤之仪，宋敏求上疏说：“请下两制及太常礼院，约唐制御宣政殿，裁定朔望御殿仪。以备正衙视朝之制。”得到了皇帝的批准。这是又一次变化。这样搞的结果遂使宋代的入閤之仪越来越繁复，故清代著名学者秦蕙田说：“而外别有入閤之仪，但唐之入閤，御便殿也，其礼视正衙为简；宋之入閤，御前殿也，其礼视正衙为繁，则非唐旧矣。”这是一种非常中肯的评价。
贞观之制，举行朝会时即使宰相奏事，御史、谏官、记注官必须在场，“有失则匡正，美恶必记之，……故大臣不得专君而小臣不得为谗慝。”即使在紫宸殿的内朝朝会上亦是如此。唐高宗时，许敬宗、李义府用事，待御史、谏官、记注等官随仗退下后，“于御坐前屏左右密奏”。开元时。宋碌为相，恢复贞观故事，规定“自今事非的须秘密者，皆令对仗奏闻”，记注官等不必退出。李林甫任宰相时，专权擅政，又废去了这一制度。以至于长期形成了“正衙决事，二史在前；便殿坐日，全无纪录”局面。唐文宗太和九年（835年），“诏入閤日，起居郎、舍人具纸笔立螭头下，复贞观故事。”
唐制，凡举行朝会皆由殿中侍御史知班，监察百官失仪者，后来其他两院御史亦可充任知班御史。知班御史除了监察朝仪外，似乎还掌管百官奏事的程序，至少入閤奏事是如此。如开元七年（719年）“正月二十一日，上御紫宸殿，朝集使魏州长史敬让、辰州长史周利贞俱欲奏事。左台御史翟璋监殿廷，揖利贞先进。让以父晖为利贞所毙，不胜愤恨，遂越次而奏：‘利贞受武三思使，枉害臣父。璋劾让不待监引，请付法。’上曰：让诉父枉，不可不矜，朝仪亦不可不肃，可夺一季禄而已。贬利贞为邕州长史。”敬让之所以仍然被罚。原因就在于他违反了朝仪，可见知班御史的确有掌管百官奏事先后的权力。在唐朝御史如弹劾大臣，多在正衙对仗弹劾，在紫宸殿举行朝会时，亦可对仗弹劾，如“建中元年三月，监察御史张著冠豸冠，弹京兆尹、御史中丞严郢于紫宸殿。”
唐朝还有所谓监搜之制，由御史充任监搜官，即在百官进入宫门后，将要入殿之前进行搜身。叶梦得说：“唐制，百官入宫殿门必搜，非止为奏事官也。药树有监察御史监搜位，非泛用，御史一人亦非立也。”其实监搜之制并非专门针对入宫官员，即使外命妇人宫者，由监门校尉和高品宦官查检，其白宫内退出时，亦要查检。“其下从入者，即监搜。”可见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制度，目的就是为了保证皇宫的安全。元稹诗云：“松门待制应全远，药树监搜可得知。”这里所谓“药树”，是指宣政殿前所种之药树。此外，紫宸殿前亦有药树，所谓“开成中，诏入閤赐对，官班退立东阶松树下是也，殿门外复有药树。”史籍中之所以多次强调药树，是因为这里是御史监搜的位置。唐文宗太和元年（827年）五月规定，凡紫宸坐朝。宰相随仗退出后，再次入殿时，“其监搜宜停”。此举并不是废去了监搜制度，只是罢去了这一程序的监搜而已，而且仅限于宰相。
除了以上这些之外，另据《五代会要》卷5《待制官》载，入閤时还有一些仪制和朝会方面的内容，录之如下：
后唐天成元年七月，御史台奏：“伏惟故事，每月百官入閤，百司排仪仗，金吾勘契。入后，百官待制次对。入閤举论本司公事，左右起居分记言动，以付史馆编录。此大朝经久之道也。” 从“此大朝经久之道也”一句看，这里实际上反映的仍是唐朝的制度。从上引史料可以看出，百官入閤排列好班位，列好仪仗后，金吾将军还要负责“勘契”，即勘验百官所携带的身份凭证。进入殿内后，才开始议政活动，先召见待制官，然后再由诸司奏论本司公事。待制官从常参官及诸司官员中选择，特殊情况下亦可从朝集使中临时指定。其主要职责就是向皇帝反映情况，讨论政务，前引入閤之仪中的“次閤门使引待制官到位，两拜，引近前奏事讫”云云，就是这一仪制的反映。有时皇帝甚至会向注记官咨询政事，如唐文宗在紫宸殿坐朝时，“与宰相语事已，或召左右史咨质所宜”。
紫宸殿坐朝与延英召对宰相在仪制上有一个不同之处，即后者会给宰相“赐座吃茶”，赐廊下食时，亦可“就中书吃食”。而前者则不能就座，如果宰相年老，时间过长，身体往往吃不消。如大和五年（831年）二月“丁卯，紫宸奏事，宰相路随至龙墀，仆于地，令中人掖之。翌日，上疏陈退，识者嘉之。”入閤虽然也赐廊下食，但却没有宰相可以赴中书门下进食的规定。之所以如此，因为紫宸殿毕竟是内衙之正殿，入閤议政属于正式朝会，仪制严格，不象延英殿召对仪注较轻，故可以随意一些。
此外，在唐后期如遇大丧则皇帝不能御紫宸殿，由于政事还必须要处理，所以规定在紫宸门朝见群臣。如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唐德宗崩，顺宗即位，次月，“上始朝百官于紫宸门”。胡三省云：“紫宸门，紫宸殿门也。《长安志》： ‘宣政殿北日紫宸门，门内有紫宸殿，即内衙之正殿。’”再如兀和十一年（816年）“三月庚午，皇太后崩于兴庆宫之咸宁殿。……甲戌，见群臣于紫宸门外庑下。”元和十五年正月庚子，“宪宗崩。丙午，即皇帝位于太极殿东序。……戊申，上见宰臣于紫宸门外。”“（长庆）四年正月壬申，穆宗崩。癸酉，皇太子即位柩前……二月辛巳朔，上缞服见群臣于紫宸门外。”宝历二年（826年）十二月，敬宗被害，宦官拥立江王为帝，是为文宗。癸卯，“百官谒见江王于紫宸外庑”。“紫宸外庑”，即紫宸门外廊。
三、入閤内容及其他
唐朝的内朝制度实即入閤之制，在唐朝前期是不包括朔望日朝会的，在唐后期由于朔望朝基本在紫宸殿举行后，遂被唐人亦视之为入閤。实际上已与古代的内朝之制发生了异变，把本来属于中朝朝会的内容混杂了进来。
在唐朝凡军国大事均是由皇帝与宰相商议决策，宰相面见皇帝的形式有三：其一，在宣政殿举行正衙朝会时，百官退出后，宰相留下议事。自贞观以来皆是如此。其二，“紫宸坐朝，众僚既退，宰臣复进奏事”。这也是自唐初以来就形成的制度。其三，延英召对。在延英召对没有形成制度之前，由于正衙朝会的举行相比入閤议政要少，故宰相在紫宸殿面见皇帝议政就显得更重要一些。延英召对制度形成后，虽然成为宰相与皇帝议政的最主要形式，但由于在仪制方面紫宸殿要更重要一些，故唐人对紫宸殿的重视程度并没有减弱。如右补阙朱敬则在上疏中论到武则天取代唐朝统治时，使用了“紫宸易主”的提法。唐玄宗即位之初，李邕上表时，也使用了“及陛下正位紫宸”的说法。都不约而同地把皇位与紫宸殿联系在一起了。提到拜免宰相时同样也把其与紫宸殿联系起来，如上元元年（760年）十二月，唐肃宗颁制日：“正议大夫、前河中尹、兼御史中丞、充本府晋绛等州节度观察等使、上柱国、嗣徐国公、赐紫金鱼袋萧华，……俾参政于紫宸，用建中于皇极。可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类似这样将宰相与紫宸殿联系在一起的史料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叶梦得说：“唐正衙日见群臣，……其后不御正衙，紫宸所见惟大臣及内诸司。”有人据此认为“可见入閤者只有高级官员和宦官，其余百官只能‘俟于正衙’，恭候在宣政门外而已”。这种说法其实是没有依据的。《五代会要》卷5《入閤仪》中所涉及到的官员就有：宰相、中书门下两省常参官、司天台官员、通事舍人、金吾将军、翰林学士、待制官、司法官、监察官、注记官，宦官仅有枢密使、閤门使、宣徽使等三种使职。这些还都是进入紫宸殿内的官员。殿门外还有控鹤官员及仗卫。所有这些官员中除宰相和几个宦官地位较高外，其余品秩均不算高。此外，前面提到朝集使魏州长史敬让和辰州长史周利贞，也都是在紫宸殿面见皇帝奏事的，他们即使在地方官员中也算不上高官。唐朝自贞观以来就规定入閤时，命谏官随之，“有失辄谏”。前面提到的左、右拾遗，品秩更低，仅仅是从八品上的官。“窦洵直为右拾遗。开成三年，文宗以仙韶乐人尉迟璋为王府率，洵直紫宸廷谏以为不可。仗下后，命中人赍绢一百匹赐之。”窦洵此次进谏为廷谏，可见是在紫宸殿内当面向皇帝进谏的。又如“开成初，以王彦威判度支，尝紫宸廷奏日……”时王彦威以户部侍郎，判度支，为正四品的官，算是比较高的官职，但也决算不上高官。
在紫宸殿议政时，有时争论还很激烈，试举两例，如在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年）正月的一次朝会上，宰相杨嗣复与其他宰相发生了争执，详情如下：
杨嗣复欲援进李宗闵，恐为郑覃所沮，乃先令宦官讽上，上临朝，谓宰相曰：“宗闵积年在外，宜与一官。”郑覃曰：“陛下若怜宗闵之远，止可移近北数百里，不宜再用；用之，臣请先避位。”陈夷行曰：“宗闵屏以朋党乱政。陛下何爱此纤人！”杨嗣复曰：“事贵得中。不可但徇爱憎。”上曰：“可与一州。”覃日：“与州太优，止可洪州司马耳。”因与嗣复互相诋讦以为党。上曰：“与一州无伤。”覃等退，上谓起居郎周敬复、舍人魏蕃日：“宰相谊争如此，可乎？”对曰：“诚为不可。然覃等尽忠愤激，不自觉耳。”……李固言与杨嗣复、李珏善，故引居大政以排郑覃、陈夷行，每议政之际，是非蜂起，上不能决也。
还有一次宰相郑覃与文宗发生了争论。虽然郑覃碍于文宗的皇帝身份，不敢过分放肆，但双方的分歧却是十分明显的，详情如下：
覃虽精经义，不能为文，嫉进士浮华，开成初，奏礼部贡院宜罢进士科。初，紫宸对，上语及选士，覃曰：“南北朝多用文华，所以不治。士以才堪即用，何必文辞？”帝曰：“进士及第人已曾为州县官者，方镇奏署即可之，余即否。”覃曰：“此科率多轻薄，不必尽用。”帝曰：“轻薄敦厚，色色有之，未必独在进士。此科置已二百年，亦不可遽改。”覃曰：“亦不可过有崇树。” 从史书记载的情况看，紫宸殿议政的范围颇广，涉及内容十分广泛，举凡政治、人事、吏治、经济、军事、教育、科举、四夷之事等。无不在范围之内。这方面的史料颇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紫宸殿除了作为举行内朝朝会的场所外，有时还在这里举行制举考试，如代宗大历二年（767年）十月，“上御紫宸殿，策试茂才异行、安贫乐道、孝悌力田、高蹈不仕等四科举人。”不过在紫宸殿举行制举考试毕竟不多，更多的还是在宣政殿举行。
在紫宸殿还宴见过四夷之客，尤其是在唐后期，这种情况则相对要多一些。仅据《册府元龟》卷976《外臣部·褒异三》载，在这里宴见的四夷使者或首领有：
乾元元年……五月……戊戌，宴回纥使于紫宸殿。
八月丁卯，新罗国使来朝，归仁国使来朝，并宴于紫宸殿。
九月甲申，回纥使大首领盖将军等，谢公主下降，兼奏破昆坚五万人。宴于紫宸殿，赐物有差。
十一月甲子，回纥使三妇人，谢宁国公主之聘也。赐宴紫宸殿。
（乾元）二年三月甲申，回纥王子骨咄特勒宰相帝德等十五人，自相州奔于西京，帝宴之紫宸殿，赏物有差。庚寅，回纥特勒辞还行营，帝宴之于紫宸殿，赐物有差。……辛丑，回纥多害长吏等，还蕃，帝宴于紫宸殿，赐物有差。
（宝应）二年四月甲子，回纥遣首领密悉吉等及牙帐一百人来朝，宴于紫宸殿。
（大历）三年……五月丙寅，御紫宸殿。宴新罗、回纥使。
（大历）四年十月丁巳，宴吐蕃尚悉摩等八人于紫宸殿。
懿宗咸通元年正月，御紫宸殿受朝，对室韦使。
其实在紫宸殿宴见外夷使者之事还有一些，早在开元十五年（727年），唐玄宗就“引梅录啜宴于紫宸殿”。梅录啜为突厥使者。在紫宸殿宴见四夷使者时，有时不免同时召见数国，于是就会发生争礼的风波。如唐肃宗乾元元年五月召见回纥、黑衣大食使者时，“至閤门争长，通事舍人乃分为左右，从东西门并人。”争礼事件发生在閤门，可见此次召见仍是在紫宸殿进行。
需要说明的是，在紫宸殿宴见四夷使者多出现在肃宗和代宗时期，其他时期极少出现，这是因为这一时期唐朝正处于安史叛乱或战乱之中，对周边政权不得不采取笼络政策，在紫宸殿宴见体现的便是一种优宠待遇。唐玄宗之所以在紫宸殿宴见突厥使者梅录啜，原因是此前吐蕃约突厥共同出兵进攻唐朝，突厥不仅拒绝了，还将吐蕃的来信献给了玄宗，进贡名马30匹，“上嘉其诚”，在紫宸殿赐宴，“厚加赏赉”，并允许与其互市。实际上也是一种优宠的待遇。在大明宫中元日、冬至接受四夷朝贺多在含元殿进行，平时召见多在宣政殿，如赐宴款待，正常情况下应在麟德殿进行，自古以来内朝都不是举行此类活动的场所，除非特殊情况，以上这些记载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此外，唐玄宗在开兀十二年（724年）“三月庚午，宴朝集使于紫宸殿，赐物有差。”这也是一种特例，有唐一代极少在紫宸殿设宴款待朝集使。
唐制，谢官应在宣政殿，唐后期多在延英殿进行，紫宸殿本不是谢官的场所，但是偶而也有在紫宸殿进行的。据载：“始，都督、刺史皆天子临轩册授。后不复册，然犹受命日对便殿，赐衣物，乃遣。”地方长官在任命时召见于紫宸殿，体现的是皇帝对其的一种勉励，还算不上谢官。在紫宸殿谢官的例子也是有的，如开成三年（838年），魏謩自左补阙转起居舍人，“紫宸中谢”。这种情况极少出现，之所以允许魏蕃在紫宸殿谢官是因为他所任的是记注官，可以入閤参加朝会的缘故。
紫宸殿也举行庆贺之礼，如皇帝诞日、军事胜利、祥瑞等。如唐穆宗“长庆元年七月六日敕：自降诞之辰，百官于紫宸殿称贺毕”云云。敬宗“宝历元年六月敕：降诞日，文武百僚于紫宸殿称贺”。随后便罢去了皇帝降诞日贺仪，因此这一礼仪实行时间不长。军队作战获胜，百官往往要向皇帝进贺，有时也在紫宸殿进行。如大历三年九月，“灵州破吐蕃六万余众文武百僚入贺于紫宸殿”。大历八年十月，郭子仪奏：“大破吐蕃十万余众。己巳，文武百官入贺于紫宸殿庭”。太和三年五月，“宰臣称贺于紫宸殿，下德州故也”。开元二十八年，“有慈乌巢于紫宸殿之棋”。当时认为这是祥瑞之兆，于是宰相与百僚观看后当殿向皇帝祝贺，各地长吏也纷纷上表进贺。
紫宸殿还举行过宣赦礼仪，如宪宗尊顺宗皇后王氏为皇太后，“册礼毕，宪宗御紫宸殿宣赦”。本来宣布大赦通常在含元殿或丹凤门，有时也在宣政殿，在紫宸殿举行应是特例。此外，这里还举行过皇太子册礼，“故事，册太子御宣政殿。时以圣体未康，虑劳登御故从便也。”唐穆宗长期服食丹药，致使身体不适，只好权且在紫宸殿举行册礼。
综上所述，可知紫宸殿主要是大明宫中举行内朝的场所，在唐代所谓内朝制度就是指入閤之制。唐后期由于朔望朝不在宣政殿举行，敬宗恢复在紫宸殿举行朔望朝礼仪后，遂使得入閤之仪反倒超过了正衙礼仪。发展到五代、宋代，虽然已在前殿正衙举行朔望朝会，但却仍然称之为入罔，可见入閤之制影响之大。至于在紫宸殿举行的其他礼仪活动以及宴见四夷使者、朝集使等，或出于一时权宜之计，或属于特例，并非紫宸殿固有的功能。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宫中诸殿均有其固有的功能，如非重大礼仪，皇帝随心所欲，大臣和礼官一般也不会据理力争的，这也是导致上述诸种情况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者简介：杜文玉，男，1951年生，陕西渭南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西安，710062；赵水静，女，1989年生，山东荷泽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责任编辑张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