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喧嚣的深圳因着几百万人返乡过年，突然静了下来。约三五个挚友把盏品茗，不禁感慨原来这个过于现代化的城市还有这样的惬意。
　　心一旦静下来，思绪反而容易放飞，每每看到收藏拍卖类资讯上常常有这样的报道：欧洲藏家更偏好中国的青铜器、高古瓷、元以前书画。少有人问为什么呢？是人家审美情趣不同还是人家文艺复兴的艺术底蕴不够，是他们对华夏人文历史知之甚少还是对中国元素的线条、色彩、架构多有偏见？我从压箱底的藏品中捧出这尊三系黄釉罐，与它独处，与它对视，与它交流，似乎有了一些答案。
　　这尊“开门”的三系黄釉罐（见图1）并非出自名门，在“南青北白”风靡社稷之时，它固守于安徽淮河流域，在寿州窑中盛行。其通体浑然天成的一些元素，代表着名窑和偏窑通行的美学法则。
　　此三系罐口径14cm，高38cm，底径16.5cm。口沿内敛，束颈溜肩微鼓腹，下腹顺势渐收，为初唐时期典型的罐底，底足心微微内凹。用EDXRF（能量色散X射线荧光）技术进行测试，瓷器具有明显的高铝低硅特点。用100倍的卡兰德折射鉴定仪整器观察，气泡几乎已老化无踪，仅有极少处的黑圆痕迹还残存着一千多年岁月的销蚀。
　　严格说，寿州窑乃“偏”窑，延续历史不长，考古界通行说法是从隋到晚唐近300年。就如今天的品牌之争，90后青年少有知道诺基亚、西门子手机一样。它因晚唐的战乱、上流社会的喜好、土质、工艺、运输等复杂原因，而后停止烧制。但其本身固有的特质在这尊初唐时期（有学者断代到隋）三系罐有着集中的体现。
　　它胎质坚硬，吸水率低，和同时代的南方越窑同类器物相比，更显凝重。胚体的制作集寿州窑的轮制、模制、手工制三种制法与一身，尤其是口沿处手工捏制的“流”恰到好处。罐口内壁的斜削及胎体上薄下厚的自然过渡也体现出窑工娴熟的技巧及对日常用品的准确拿捏。
　　此罐的黄釉施釉至下腹（唐中后期基本施釉到底足），时代特征较明显，因化妆土的使用使之釉面光润细腻。但由于当时普遍采用“蘸釉法”导致釉层厚薄不均，釉面颜色深浅不一，局部些许脱釉。
　　最值得费笔墨的是此罐在器型和线条中所透出的亘古的美！它端庄凝重，圆润秀气，由口至足的曲线流动洗练，三只耳的位置及比例自然得体，这些都让这尊近一千余年前的瓷罐散发出特有的妩媚和纯净。恰恰这样的器形在一千年后的法国最著名的画家安格尔创作的象征着“清高绝俗和庄严肃穆的美”的油画作品《泉》（见图2）中出现。那幅美轮美奂的油画上，那只流淌着甘泉的瓷罐是多么的柔美和不可或缺！后人用科学仪器测量发现，安格尔为了那尊瓷罐的完整和秀美，不惜悄悄加长了人物右臂的长度。安格尔追求的是一种永恒的、纯粹的美，他坚信最美的线条是曲线，最美的形体（物体）带圆弧形的，柔和的圆弧线在人们心理视觉上不受任何阻力，总能引发出浸入心脾的舒适……
　　写到这里，笔者想起27年前和已故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吴泽霖先生的对话。（吴老似乎未声名远播，但若告知费孝通乃先生的得意门生之一，应能证明他的分量。）由于解放后我们共知的若干“运动”耽误了吴老的学术生涯。文革后有幸与他成为邻居。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系主任远隔重洋寄给他一篇中西方文化比较的文章请他斧正。吴老为了提携后学手把手教我翻译。期间，吴老持与美国人相同的观点，他娓娓谈到对中西文化异同的看法：“同”为主流、“异”为支流，艺术样式多有不同，但核心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却惊人的相似！
　　回到这尊黄釉三系罐的釉面上，釉面纹饰以印花方式呈现出疏密有致的团花纹样，这些纹样在历史的磨砺中已若隐若现。对着这尊高古瓷罐，触碰着中华历史的传承，欣赏着起承转合的线条，对比着几种圆弧忽引发出联想，欧洲藏家为何酷爱中国高古瓷、青铜器、古玉等，更多是因共通的审美情趣所致，而绝非这些藏品所预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后的经济增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