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2年6月8日，15岁的占海特发布第一条微博：“我生于珠海，4岁时随父母来上海。小学时自以为是珠海人，中学时才认同自己是上海人。现在有人告诉我，你不是上海人，也不是港澳台和外国人，你爸又不是？？你必须回你的老家去参加中考，在上海只能读中职校。童鞋们，各位老师叔叔阿姨，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且不论她不同寻常的表现与惹人争议的动机，这一问句着实代表了众多生长在大城市里却被迫返乡高考的二代移民们的困扰。
尽管舆论几乎一边倒地要求外来人口流入大省“北上广”开放异地高考，但是从2012年年底前赶制出来的政策来看，门槛是“预料之内”的高。
进不去的大城市
10年前，武子璇随父母来到了上海，但在去年，她又回到老家徐州念初三了。
2006年，在念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她加入了久牵志愿者服务社（下称久牵）的合唱队——放牛班的孩子。这是一个为来沪务工人员子女提供艺术教育的公益机构，久牵创办人张轶超听到电影《放牛班的春天》里天籁般的童声，就以“放牛班的孩子”命名合唱队。在这里，孩子们唱歌、跳舞，也可以练习各种乐器如古筝、长笛、琵琶。但是，每年都会有孩子因为不得不回老家念书而离开的。
今年1月12日，他们连续第五年举办了新年音乐会。音乐会上，孩子们精彩的表演引来阵阵掌声。但是，舞台下，“能够出席参加的孩子家长寥寥无几”。张轶超告诉记者，“平时这些家长都很忙，几乎是没有休息天的，每天都在干活。”在音乐会上，记者看到了武子璇现在生活状况的一段短片。影片中，温暖阳光洒进教室，一身红衣的她弹奏着钢琴。一曲完毕，她害羞地朝摄像师笑笑。
张轶超告诉本刊记者，上海允许这些孩子读中专职校，而且还免学费。所以久牵的大多数孩子会留在上海，小部分很想考大学的会回老家。
回不去的老家
每年，张轶超与志愿者带着孩子去农村进行巡回演出与农村现状调查。被称为“回乡之旅”的行程中，张轶超希望每次“回乡”有助孩子们“寻根”，但在这些不曾“放牛”的孩子们眼里，这只是一场“旅游”。
与他们一同踏上“回乡之旅”的记者如此描述这些孩子：有孩子嫌弃河南的馒头太硬，干脆买了面包当饭吃；有孩子喝着三得利咖啡，得意道：“这是我从家里带来的，这边卖的咖啡，都是假的。”
显然，这是一群已经“城市化的孩子”——长期跟踪研究移民政治的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熊易寒这样定义道，他们在以城市的标准来评判农村。
“我不是农村的孩子，我是城里的孩子，但我也不是上海的孩子。”杜骏（化名）的这番话吐露出了二代移民始终进退不得地卡在两种身份之间的尴尬境地。
进入初中后，他知道自己“没有上海户口”，必须回家参加考试。在此之前，长期在上海生活的他几乎都不曾记得他是个“外地人”，“从小家里都说普通话，偶尔还会蹦几句上海话，老家也不常回去，对那里的感觉已经很陌生了。”与记者聊天时，他始终难以用一个词来定位自己的身份。
初一这一年，杜骏的心里一直有个疙瘩，究竟能不能留下来考试？不能的话什么时候回去？“在上海那么多年，老家四川的气候与饮食能不能习惯还是个问题。两地教材不一样，考试内容也千差万别，考试方法与技巧都需要重新培养起来。”
终于，他还是回到老家，住在了县城的亲戚家里。杜骏不喜欢老家农村脏乱的环境。他说，“我以后要和哥哥一样，在上海立稳脚跟。”他的哥哥在前些年考取了上海一所著名高校，虽然极少回乡，但在村中很有名气，是村里人眼中“从大城市来的大学生，很优秀”。
杜骏在老家入学后，一个始料未及的问题出现了：当地老师经常用方言授课多，这个来自上海的四川人很难听懂。他显得焦躁不安，父母也是忧心忡忡。经济条件并不是很好的他们没有陪同杜骏一起回到老家，在电话那头听到儿子的苦恼，也焦虑万分，不时抱怨等了很多年的异地高考政策迟迟不落地。
异地高考大势所趋
熊易寒表示，“城市化的孩子”生于城市，老家对他们来说是个陌生的地方，过年回家像旅游一样，他们认为的“家”就在大城市。他们看待事物都是从城市的角度来判断，对于生活满意程度的参照依赖于城市居民的生活，从此就产生了强烈的被剥夺感，加上如今权利意识的提升，于是要求异地高考的呼声此起彼伏。
2012年8月5日，一名来自河南的小伙子戴着面具踩着高跷在北大西门表演行为艺术，暗喻“京生考北大，高人一等”，抨击北京高考生享受太多特权。无独有偶，10月7日，在复旦大学门口，两名90后学生戴着面具，人手持一标语站在跷跷板上，持“户籍才有重量”的将持“知识不是力量”的学生高高翘起，呼吁教育公平。
他们通过各种网络手段——建立“我要高考网”（已被网警封闭）、QQ群，在论坛、微博上发帖、转载，赢得了舆论几乎一边倒的肯定。然而，政府的决策却几乎难以开口。
在全国27个出台方案的省市中，外来人口流入稍小的省市都放得比较开。比如，黑龙江、安徽、重庆、河北、湖南、吉林、辽宁、浙江、江苏、河南、云南、湖北等地的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自2013年起即可在当地参加高考。
在12月31日“大限”前一天，备受关注的“北上广”异地高考方案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但随即被批“门槛太高”。
北京的方案规定从2013年开始，符合住所、职业、社保以及子女学籍条件的，可参加中职学校考试录取；2014年开始可以参加高职考试录取，大学本科部分的录取则尚未公布放开的时间表。 1月17日，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通过教育部新闻办官方微博进行微访谈时表示，北京异地高考政策为过渡性方案，还会进一步完善。
而上海与居住证挂钩的办法早在正式公布之前，就已经被多方预料到了。方案规定，从2014年持有上海居住证A证的来沪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上海参加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并完成高中阶段完整学习经历，可在当地报考。而A证的准入条件之高将大多数人挡在了门外。
广东则是“三步走”：2013年起，在广东积分入户的人，其子女“零门槛”参加高考；符合条件的2014年起可参加中高职的考试；2016年起，则可参加高考，并与广东籍考生同等录取。
熊易寒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始终强调，应该以学生条件为主。“拼爹”只会导致更多的不公平，尤其是对农村的孩子更不公平。
高考是目前较为公平的角逐，而教育资源的紧张让“本地人”与“外来人口”剑拔弩张，“约辩”不是心平气和地讨论而是针锋相对地谩骂。“目前，各方都在利益博弈。我相信口子会开，而且会越来越大。双方都要有个好心态，本地人不要完全排斥他们，而外来人口也不要想着一步到位。”
熊易寒继续解释道，“之前由于户籍人口减少，各个中小学之间合并甚至撤掉很多，需要给政府时间解决基础教育资源紧张的问题。所有的改革都是开弓没有回头箭的。迈出一小步，就难退回来了。政策的谨慎出台也是可以理解的。”
张轶超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他说，能够不分地域地进行中高考当然最好，也是未来的趋势。但是在城市决策者看来，可能现在条件还不成熟，这个也情有可原。“我一直鼓励孩子们要自己努力，不要只是抱怨不公平。毕竟，各种机会还是很多的，关键在于你是否能够证明你值得拥有。”
不可闭门出决策
1月2日，就在“北上广”异地高考政策出台后不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发表文章表示“异地高考‘闭门’决策问题重重”。从国家总体意见颁布，到各地出台方案，基本上都采取“闭门”决策方式——虽然国家和地方有关部门表示，召开座谈会听取了意见，可是，一直没有公开征求意见的程序。
熊易寒认为，在异地高考政策出台前，不仅需要向民众开放，倾听不同老百姓的心声，还应该由独立的专家——“不是指为政府背书的专家，而是拥有有社会责任感的专家”进行研究调查。
他补充道，“而且这些专家应该是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比如，经济学的教授研究成本收益，政府需要多大的投入，给予多少的配套资金；人口学的教授可以预测未来城市人口的波动，以及在政策出台后，人口的增幅数量、结构变化、出生率多少、就学年龄段儿童人数等等；社会学的教授涉及社会公平研究；政治学教授致力于资源配置问题；心理学教授针对不同类型群体在不同政策下的心理变化以及承受力调查等等。”
“最终，需要一个综合性部门统筹管理。异地高考政策不仅涉及教育部门，还有管理户籍的公安部门，制定标准的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人口计生委等等。这时候，需要一个统筹部门保证政策的相互配套，某个部门出一项政策，其他部门能跟上，不要相互抵触。”
且不论她不同寻常的表现与惹人争议的动机，这一问句着实代表了众多生长在大城市里却被迫返乡高考的二代移民们的困扰。
尽管舆论几乎一边倒地要求外来人口流入大省“北上广”开放异地高考，但是从2012年年底前赶制出来的政策来看，门槛是“预料之内”的高。
进不去的大城市
10年前，武子璇随父母来到了上海，但在去年，她又回到老家徐州念初三了。
2006年，在念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她加入了久牵志愿者服务社（下称久牵）的合唱队——放牛班的孩子。这是一个为来沪务工人员子女提供艺术教育的公益机构，久牵创办人张轶超听到电影《放牛班的春天》里天籁般的童声，就以“放牛班的孩子”命名合唱队。在这里，孩子们唱歌、跳舞，也可以练习各种乐器如古筝、长笛、琵琶。但是，每年都会有孩子因为不得不回老家念书而离开的。
今年1月12日，他们连续第五年举办了新年音乐会。音乐会上，孩子们精彩的表演引来阵阵掌声。但是，舞台下，“能够出席参加的孩子家长寥寥无几”。张轶超告诉记者，“平时这些家长都很忙，几乎是没有休息天的，每天都在干活。”在音乐会上，记者看到了武子璇现在生活状况的一段短片。影片中，温暖阳光洒进教室，一身红衣的她弹奏着钢琴。一曲完毕，她害羞地朝摄像师笑笑。
张轶超告诉本刊记者，上海允许这些孩子读中专职校，而且还免学费。所以久牵的大多数孩子会留在上海，小部分很想考大学的会回老家。
回不去的老家
每年，张轶超与志愿者带着孩子去农村进行巡回演出与农村现状调查。被称为“回乡之旅”的行程中，张轶超希望每次“回乡”有助孩子们“寻根”，但在这些不曾“放牛”的孩子们眼里，这只是一场“旅游”。
与他们一同踏上“回乡之旅”的记者如此描述这些孩子：有孩子嫌弃河南的馒头太硬，干脆买了面包当饭吃；有孩子喝着三得利咖啡，得意道：“这是我从家里带来的，这边卖的咖啡，都是假的。”
显然，这是一群已经“城市化的孩子”——长期跟踪研究移民政治的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熊易寒这样定义道，他们在以城市的标准来评判农村。
“我不是农村的孩子，我是城里的孩子，但我也不是上海的孩子。”杜骏（化名）的这番话吐露出了二代移民始终进退不得地卡在两种身份之间的尴尬境地。
进入初中后，他知道自己“没有上海户口”，必须回家参加考试。在此之前，长期在上海生活的他几乎都不曾记得他是个“外地人”，“从小家里都说普通话，偶尔还会蹦几句上海话，老家也不常回去，对那里的感觉已经很陌生了。”与记者聊天时，他始终难以用一个词来定位自己的身份。
初一这一年，杜骏的心里一直有个疙瘩，究竟能不能留下来考试？不能的话什么时候回去？“在上海那么多年，老家四川的气候与饮食能不能习惯还是个问题。两地教材不一样，考试内容也千差万别，考试方法与技巧都需要重新培养起来。”
终于，他还是回到老家，住在了县城的亲戚家里。杜骏不喜欢老家农村脏乱的环境。他说，“我以后要和哥哥一样，在上海立稳脚跟。”他的哥哥在前些年考取了上海一所著名高校，虽然极少回乡，但在村中很有名气，是村里人眼中“从大城市来的大学生，很优秀”。
杜骏在老家入学后，一个始料未及的问题出现了：当地老师经常用方言授课多，这个来自上海的四川人很难听懂。他显得焦躁不安，父母也是忧心忡忡。经济条件并不是很好的他们没有陪同杜骏一起回到老家，在电话那头听到儿子的苦恼，也焦虑万分，不时抱怨等了很多年的异地高考政策迟迟不落地。
异地高考大势所趋
熊易寒表示，“城市化的孩子”生于城市，老家对他们来说是个陌生的地方，过年回家像旅游一样，他们认为的“家”就在大城市。他们看待事物都是从城市的角度来判断，对于生活满意程度的参照依赖于城市居民的生活，从此就产生了强烈的被剥夺感，加上如今权利意识的提升，于是要求异地高考的呼声此起彼伏。
2012年8月5日，一名来自河南的小伙子戴着面具踩着高跷在北大西门表演行为艺术，暗喻“京生考北大，高人一等”，抨击北京高考生享受太多特权。无独有偶，10月7日，在复旦大学门口，两名90后学生戴着面具，人手持一标语站在跷跷板上，持“户籍才有重量”的将持“知识不是力量”的学生高高翘起，呼吁教育公平。
他们通过各种网络手段——建立“我要高考网”（已被网警封闭）、QQ群，在论坛、微博上发帖、转载，赢得了舆论几乎一边倒的肯定。然而，政府的决策却几乎难以开口。
在全国27个出台方案的省市中，外来人口流入稍小的省市都放得比较开。比如，黑龙江、安徽、重庆、河北、湖南、吉林、辽宁、浙江、江苏、河南、云南、湖北等地的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自2013年起即可在当地参加高考。
在12月31日“大限”前一天，备受关注的“北上广”异地高考方案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但随即被批“门槛太高”。
北京的方案规定从2013年开始，符合住所、职业、社保以及子女学籍条件的，可参加中职学校考试录取；2014年开始可以参加高职考试录取，大学本科部分的录取则尚未公布放开的时间表。 1月17日，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通过教育部新闻办官方微博进行微访谈时表示，北京异地高考政策为过渡性方案，还会进一步完善。
而上海与居住证挂钩的办法早在正式公布之前，就已经被多方预料到了。方案规定，从2014年持有上海居住证A证的来沪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上海参加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并完成高中阶段完整学习经历，可在当地报考。而A证的准入条件之高将大多数人挡在了门外。
广东则是“三步走”：2013年起，在广东积分入户的人，其子女“零门槛”参加高考；符合条件的2014年起可参加中高职的考试；2016年起，则可参加高考，并与广东籍考生同等录取。
熊易寒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始终强调，应该以学生条件为主。“拼爹”只会导致更多的不公平，尤其是对农村的孩子更不公平。
高考是目前较为公平的角逐，而教育资源的紧张让“本地人”与“外来人口”剑拔弩张，“约辩”不是心平气和地讨论而是针锋相对地谩骂。“目前，各方都在利益博弈。我相信口子会开，而且会越来越大。双方都要有个好心态，本地人不要完全排斥他们，而外来人口也不要想着一步到位。”
熊易寒继续解释道，“之前由于户籍人口减少，各个中小学之间合并甚至撤掉很多，需要给政府时间解决基础教育资源紧张的问题。所有的改革都是开弓没有回头箭的。迈出一小步，就难退回来了。政策的谨慎出台也是可以理解的。”
张轶超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他说，能够不分地域地进行中高考当然最好，也是未来的趋势。但是在城市决策者看来，可能现在条件还不成熟，这个也情有可原。“我一直鼓励孩子们要自己努力，不要只是抱怨不公平。毕竟，各种机会还是很多的，关键在于你是否能够证明你值得拥有。”
不可闭门出决策
1月2日，就在“北上广”异地高考政策出台后不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发表文章表示“异地高考‘闭门’决策问题重重”。从国家总体意见颁布，到各地出台方案，基本上都采取“闭门”决策方式——虽然国家和地方有关部门表示，召开座谈会听取了意见，可是，一直没有公开征求意见的程序。
熊易寒认为，在异地高考政策出台前，不仅需要向民众开放，倾听不同老百姓的心声，还应该由独立的专家——“不是指为政府背书的专家，而是拥有有社会责任感的专家”进行研究调查。
他补充道，“而且这些专家应该是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比如，经济学的教授研究成本收益，政府需要多大的投入，给予多少的配套资金；人口学的教授可以预测未来城市人口的波动，以及在政策出台后，人口的增幅数量、结构变化、出生率多少、就学年龄段儿童人数等等；社会学的教授涉及社会公平研究；政治学教授致力于资源配置问题；心理学教授针对不同类型群体在不同政策下的心理变化以及承受力调查等等。”
“最终，需要一个综合性部门统筹管理。异地高考政策不仅涉及教育部门，还有管理户籍的公安部门，制定标准的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人口计生委等等。这时候，需要一个统筹部门保证政策的相互配套，某个部门出一项政策，其他部门能跟上，不要相互抵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