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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中国戏曲学院的大门，不远处的教学楼里传来阵阵二胡声。伴随着二胡的节奏，身着咖啡色夹克，脚踩黑布鞋，一头银发的赵景勃走过来迎接我们。
赵景勃今年76岁，亲历了中国戏曲学院65年的发展和变化，退休多年，仍不间断地参加学院工作和活动。
从教底气来自7年“班主”经历
赵景勃11岁时考入中国戏曲学校（中国戏曲学院前身），系统学习京剧艺术，20岁时毕业留校任教，见证了这所戏曲学院的发展和昌盛。
1950年1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戏曲改进局戏曲实验学校创建，1955年更名为中国戏曲学校。这所学校区别于旧时期的科班，有着全新的办学观念，集聚了雄厚的教师阵容。那时学校有着极好的氛围，就是敬业如神。老师们传道授业、爱生如子;学生们对老师的话入耳入心，敬师如父。大家早起晚睡，“艺不惊人誓不休”。赵景勃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他说：“学校培养了我两种最重要的品質：一是做事心无旁骛，二是从艺以苦为乐。”
“1966年1月19日，这一天我永生难忘。”说起入党，赵景勃语气激昂，“我就一个想法：一颗红心跟党走，党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向。”
学院成立70年，实现戏曲教育的三级跳：即1950年的中等专业学校，1978年升格为中国戏曲学院，1995年学院开展了硕士研究生教育。在“一级跳”中，赵景勃是受教育者，而在“二、三级跳”中他的角色发生了转换，成为创建者和教育者。
赵景勃的从教经历起步于基础工作，他当过干事、秘书，还做过很长时间的班主任。有人戏称“戏曲学院的班主任，去掉‘任’字，就是‘班主’”。在赵景勃看来，“班主”的教育责任是全方位的，既要近距离观察学生——选才、识才，也要有针对性地制订实施教学计划——辨才、育才。“我曾担任京剧科73级年级组组长，与老同学张关正做搭档。年级组里有四五十名老师和100多名学生，我们负责教学安排、思想教育、生活管理，早功加晚上排戏，一日四班，任务极为繁重，但老师们心很齐、劲很足。”他用7年时间全程参与了73级教育教学各个环节，积累了丰富经验。
始终有需要学习的紧迫感
担任京剧系主任后，赵景勃一直在思考如何将学科建设由中等层级提升为高等层级。他根据自身教学实践的经验，提出要增强学生的三种能力：表演能力、自学能力、创作能力。
要提高学生的表演能力，就要增加学生的实习演出机会。学院在老舍茶馆和正乙祠开设了两个常规演出场所，以舞台实践促进课堂教学质量提升。赵景勃要求学生每彩排一出戏，都要写一篇小论文，以促进学术并举的复合型人才培养。
当时，导演系教学处于创业期，没有现成的教材，也缺少相关专著。全系教师只能边教学边探索，加强学科建设。
这时，赵景勃调任导演系副主任、党支部书记。他深切认识到自己导演基础的薄弱：“我是小学四年级考入戏曲学校的，文化理论基础先天不足，我有一种急需狂补的压迫感。”他用3年的业余时间读完了北京人文函授大学中文专业，又到北京广播学院短期进修。
为了编写教材，赵景勃一面寻根探源，努力从中国古典戏曲论著中挖掘资源，认真研究阿甲、焦菊隐等戏剧前辈的论述和经验，一面借鉴他山之石，研读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的教材，汲取话剧教学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精华。他先后编写了“舞台节奏”“舞台气氛”“舞台调度”等讲义。通过这些实践，赵景勃实现了由表演向导演的转轨，为戏曲导演学科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生甘做教书匠
担任中国戏曲学院教学副院长后，赵景勃又开始了新的学习、新的思索。“出人才、出教材、出成果”，是赵景勃为自己设定的工作目标。
在赵景勃看来，艺术教育必须强调实践。不经过“夏练三伏，冬练三九”，不经过舞台上的摸爬滚打，不经过与观众的心灵互动，是培养不出戏曲艺术家的。在赵景勃的提议下，中国戏曲学院每学期划出两周作为教学实践周，安排不同专业的学生进行采风写生，开展社会调查。
为了多出成果，赵景勃提倡“多系联合创作”的思路。他身先士卒，对老题材进行新开掘，导演新编京剧《杜十娘》，获得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提名奖等奖项，提升了学院创排大戏的士气。
赵景勃一生中有过4次调动晋升的机会，但他选择了“从一而终”，甘当教书匠。
退休后，他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总结学院的教育教学、总结戏曲表演和导演的经验上。在赵景勃出版的40多万字文集《寸累集》中，绝大部分内容是他退休后撰写的。他说：“为热爱的事业奋斗是我最大的幸福。”
（责任编辑：陈宁）
赵景勃今年76岁，亲历了中国戏曲学院65年的发展和变化，退休多年，仍不间断地参加学院工作和活动。
从教底气来自7年“班主”经历
赵景勃11岁时考入中国戏曲学校（中国戏曲学院前身），系统学习京剧艺术，20岁时毕业留校任教，见证了这所戏曲学院的发展和昌盛。
1950年1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戏曲改进局戏曲实验学校创建，1955年更名为中国戏曲学校。这所学校区别于旧时期的科班，有着全新的办学观念，集聚了雄厚的教师阵容。那时学校有着极好的氛围，就是敬业如神。老师们传道授业、爱生如子;学生们对老师的话入耳入心，敬师如父。大家早起晚睡，“艺不惊人誓不休”。赵景勃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他说：“学校培养了我两种最重要的品質：一是做事心无旁骛，二是从艺以苦为乐。”
“1966年1月19日，这一天我永生难忘。”说起入党，赵景勃语气激昂，“我就一个想法：一颗红心跟党走，党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向。”
学院成立70年，实现戏曲教育的三级跳：即1950年的中等专业学校，1978年升格为中国戏曲学院，1995年学院开展了硕士研究生教育。在“一级跳”中，赵景勃是受教育者，而在“二、三级跳”中他的角色发生了转换，成为创建者和教育者。
赵景勃的从教经历起步于基础工作，他当过干事、秘书，还做过很长时间的班主任。有人戏称“戏曲学院的班主任，去掉‘任’字，就是‘班主’”。在赵景勃看来，“班主”的教育责任是全方位的，既要近距离观察学生——选才、识才，也要有针对性地制订实施教学计划——辨才、育才。“我曾担任京剧科73级年级组组长，与老同学张关正做搭档。年级组里有四五十名老师和100多名学生，我们负责教学安排、思想教育、生活管理，早功加晚上排戏，一日四班，任务极为繁重，但老师们心很齐、劲很足。”他用7年时间全程参与了73级教育教学各个环节，积累了丰富经验。
始终有需要学习的紧迫感
担任京剧系主任后，赵景勃一直在思考如何将学科建设由中等层级提升为高等层级。他根据自身教学实践的经验，提出要增强学生的三种能力：表演能力、自学能力、创作能力。
要提高学生的表演能力，就要增加学生的实习演出机会。学院在老舍茶馆和正乙祠开设了两个常规演出场所，以舞台实践促进课堂教学质量提升。赵景勃要求学生每彩排一出戏，都要写一篇小论文，以促进学术并举的复合型人才培养。
当时，导演系教学处于创业期，没有现成的教材，也缺少相关专著。全系教师只能边教学边探索，加强学科建设。
这时，赵景勃调任导演系副主任、党支部书记。他深切认识到自己导演基础的薄弱：“我是小学四年级考入戏曲学校的，文化理论基础先天不足，我有一种急需狂补的压迫感。”他用3年的业余时间读完了北京人文函授大学中文专业，又到北京广播学院短期进修。
为了编写教材，赵景勃一面寻根探源，努力从中国古典戏曲论著中挖掘资源，认真研究阿甲、焦菊隐等戏剧前辈的论述和经验，一面借鉴他山之石，研读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的教材，汲取话剧教学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精华。他先后编写了“舞台节奏”“舞台气氛”“舞台调度”等讲义。通过这些实践，赵景勃实现了由表演向导演的转轨，为戏曲导演学科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生甘做教书匠
担任中国戏曲学院教学副院长后，赵景勃又开始了新的学习、新的思索。“出人才、出教材、出成果”，是赵景勃为自己设定的工作目标。
在赵景勃看来，艺术教育必须强调实践。不经过“夏练三伏，冬练三九”，不经过舞台上的摸爬滚打，不经过与观众的心灵互动，是培养不出戏曲艺术家的。在赵景勃的提议下，中国戏曲学院每学期划出两周作为教学实践周，安排不同专业的学生进行采风写生，开展社会调查。
为了多出成果，赵景勃提倡“多系联合创作”的思路。他身先士卒，对老题材进行新开掘，导演新编京剧《杜十娘》，获得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提名奖等奖项，提升了学院创排大戏的士气。
赵景勃一生中有过4次调动晋升的机会，但他选择了“从一而终”，甘当教书匠。
退休后，他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总结学院的教育教学、总结戏曲表演和导演的经验上。在赵景勃出版的40多万字文集《寸累集》中，绝大部分内容是他退休后撰写的。他说：“为热爱的事业奋斗是我最大的幸福。”
（责任编辑：陈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