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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中国戏曲学院的大门,不远处的教学楼里传来阵阵二胡声。伴随着二胡的节奏,身着咖啡色夹克,脚踩黑布鞋,一头银发的赵景勃走过来迎接我们。
赵景勃今年76岁,亲历了中国戏曲学院65年的发展和变化,退休多年,仍不间断地参加学院工作和活动。
从教底气来自7年“班主”经历
赵景勃11岁时考入中国戏曲学校(中国戏曲学院前身),系统学习京剧艺术,20岁时毕业留校任教,见证了这所戏曲学院的发展和昌盛。
1950年1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戏曲改进局戏曲实验学校创建,1955年更名为中国戏曲学校。这所学校区别于旧时期的科班,有着全新的办学观念,集聚了雄厚的教师阵容。那时学校有着极好的氛围,就是敬业如神。老师们传道授业、爱生如子;学生们对老师的话入耳入心,敬师如父。大家早起晚睡,“艺不惊人誓不休”。赵景勃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他说:“学校培养了我两种最重要的品質:一是做事心无旁骛,二是从艺以苦为乐。”
“1966年1月19日,这一天我永生难忘。”说起入党,赵景勃语气激昂,“我就一个想法:一颗红心跟党走,党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向。”
学院成立70年,实现戏曲教育的三级跳:即1950年的中等专业学校,1978年升格为中国戏曲学院,1995年学院开展了硕士研究生教育。在“一级跳”中,赵景勃是受教育者,而在“二、三级跳”中他的角色发生了转换,成为创建者和教育者。
赵景勃的从教经历起步于基础工作,他当过干事、秘书,还做过很长时间的班主任。有人戏称“戏曲学院的班主任,去掉‘任’字,就是‘班主’”。在赵景勃看来,“班主”的教育责任是全方位的,既要近距离观察学生——选才、识才,也要有针对性地制订实施教学计划——辨才、育才。“我曾担任京剧科73级年级组组长,与老同学张关正做搭档。年级组里有四五十名老师和100多名学生,我们负责教学安排、思想教育、生活管理,早功加晚上排戏,一日四班,任务极为繁重,但老师们心很齐、劲很足。”他用7年时间全程参与了73级教育教学各个环节,积累了丰富经验。
始终有需要学习的紧迫感
担任京剧系主任后,赵景勃一直在思考如何将学科建设由中等层级提升为高等层级。他根据自身教学实践的经验,提出要增强学生的三种能力:表演能力、自学能力、创作能力。
要提高学生的表演能力,就要增加学生的实习演出机会。学院在老舍茶馆和正乙祠开设了两个常规演出场所,以舞台实践促进课堂教学质量提升。赵景勃要求学生每彩排一出戏,都要写一篇小论文,以促进学术并举的复合型人才培养。
当时,导演系教学处于创业期,没有现成的教材,也缺少相关专著。全系教师只能边教学边探索,加强学科建设。
这时,赵景勃调任导演系副主任、党支部书记。他深切认识到自己导演基础的薄弱:“我是小学四年级考入戏曲学校的,文化理论基础先天不足,我有一种急需狂补的压迫感。”他用3年的业余时间读完了北京人文函授大学中文专业,又到北京广播学院短期进修。
为了编写教材,赵景勃一面寻根探源,努力从中国古典戏曲论著中挖掘资源,认真研究阿甲、焦菊隐等戏剧前辈的论述和经验,一面借鉴他山之石,研读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的教材,汲取话剧教学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精华。他先后编写了“舞台节奏”“舞台气氛”“舞台调度”等讲义。通过这些实践,赵景勃实现了由表演向导演的转轨,为戏曲导演学科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生甘做教书匠
担任中国戏曲学院教学副院长后,赵景勃又开始了新的学习、新的思索。“出人才、出教材、出成果”,是赵景勃为自己设定的工作目标。
在赵景勃看来,艺术教育必须强调实践。不经过“夏练三伏,冬练三九”,不经过舞台上的摸爬滚打,不经过与观众的心灵互动,是培养不出戏曲艺术家的。在赵景勃的提议下,中国戏曲学院每学期划出两周作为教学实践周,安排不同专业的学生进行采风写生,开展社会调查。
为了多出成果,赵景勃提倡“多系联合创作”的思路。他身先士卒,对老题材进行新开掘,导演新编京剧《杜十娘》,获得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提名奖等奖项,提升了学院创排大戏的士气。
赵景勃一生中有过4次调动晋升的机会,但他选择了“从一而终”,甘当教书匠。
退休后,他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总结学院的教育教学、总结戏曲表演和导演的经验上。在赵景勃出版的40多万字文集《寸累集》中,绝大部分内容是他退休后撰写的。他说:“为热爱的事业奋斗是我最大的幸福。”
(责任编辑:陈宁)
赵景勃今年76岁,亲历了中国戏曲学院65年的发展和变化,退休多年,仍不间断地参加学院工作和活动。
从教底气来自7年“班主”经历
赵景勃11岁时考入中国戏曲学校(中国戏曲学院前身),系统学习京剧艺术,20岁时毕业留校任教,见证了这所戏曲学院的发展和昌盛。
1950年1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戏曲改进局戏曲实验学校创建,1955年更名为中国戏曲学校。这所学校区别于旧时期的科班,有着全新的办学观念,集聚了雄厚的教师阵容。那时学校有着极好的氛围,就是敬业如神。老师们传道授业、爱生如子;学生们对老师的话入耳入心,敬师如父。大家早起晚睡,“艺不惊人誓不休”。赵景勃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他说:“学校培养了我两种最重要的品質:一是做事心无旁骛,二是从艺以苦为乐。”
“1966年1月19日,这一天我永生难忘。”说起入党,赵景勃语气激昂,“我就一个想法:一颗红心跟党走,党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向。”
学院成立70年,实现戏曲教育的三级跳:即1950年的中等专业学校,1978年升格为中国戏曲学院,1995年学院开展了硕士研究生教育。在“一级跳”中,赵景勃是受教育者,而在“二、三级跳”中他的角色发生了转换,成为创建者和教育者。
赵景勃的从教经历起步于基础工作,他当过干事、秘书,还做过很长时间的班主任。有人戏称“戏曲学院的班主任,去掉‘任’字,就是‘班主’”。在赵景勃看来,“班主”的教育责任是全方位的,既要近距离观察学生——选才、识才,也要有针对性地制订实施教学计划——辨才、育才。“我曾担任京剧科73级年级组组长,与老同学张关正做搭档。年级组里有四五十名老师和100多名学生,我们负责教学安排、思想教育、生活管理,早功加晚上排戏,一日四班,任务极为繁重,但老师们心很齐、劲很足。”他用7年时间全程参与了73级教育教学各个环节,积累了丰富经验。
始终有需要学习的紧迫感
担任京剧系主任后,赵景勃一直在思考如何将学科建设由中等层级提升为高等层级。他根据自身教学实践的经验,提出要增强学生的三种能力:表演能力、自学能力、创作能力。
要提高学生的表演能力,就要增加学生的实习演出机会。学院在老舍茶馆和正乙祠开设了两个常规演出场所,以舞台实践促进课堂教学质量提升。赵景勃要求学生每彩排一出戏,都要写一篇小论文,以促进学术并举的复合型人才培养。
当时,导演系教学处于创业期,没有现成的教材,也缺少相关专著。全系教师只能边教学边探索,加强学科建设。
这时,赵景勃调任导演系副主任、党支部书记。他深切认识到自己导演基础的薄弱:“我是小学四年级考入戏曲学校的,文化理论基础先天不足,我有一种急需狂补的压迫感。”他用3年的业余时间读完了北京人文函授大学中文专业,又到北京广播学院短期进修。
为了编写教材,赵景勃一面寻根探源,努力从中国古典戏曲论著中挖掘资源,认真研究阿甲、焦菊隐等戏剧前辈的论述和经验,一面借鉴他山之石,研读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的教材,汲取话剧教学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精华。他先后编写了“舞台节奏”“舞台气氛”“舞台调度”等讲义。通过这些实践,赵景勃实现了由表演向导演的转轨,为戏曲导演学科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生甘做教书匠
担任中国戏曲学院教学副院长后,赵景勃又开始了新的学习、新的思索。“出人才、出教材、出成果”,是赵景勃为自己设定的工作目标。
在赵景勃看来,艺术教育必须强调实践。不经过“夏练三伏,冬练三九”,不经过舞台上的摸爬滚打,不经过与观众的心灵互动,是培养不出戏曲艺术家的。在赵景勃的提议下,中国戏曲学院每学期划出两周作为教学实践周,安排不同专业的学生进行采风写生,开展社会调查。
为了多出成果,赵景勃提倡“多系联合创作”的思路。他身先士卒,对老题材进行新开掘,导演新编京剧《杜十娘》,获得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提名奖等奖项,提升了学院创排大戏的士气。
赵景勃一生中有过4次调动晋升的机会,但他选择了“从一而终”,甘当教书匠。
退休后,他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总结学院的教育教学、总结戏曲表演和导演的经验上。在赵景勃出版的40多万字文集《寸累集》中,绝大部分内容是他退休后撰写的。他说:“为热爱的事业奋斗是我最大的幸福。”
(责任编辑:陈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