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
　　著名经济学家，被誉为“经济学界的鲁迅”。1929年出生于南京，20世纪70年代中开始运输经济、数理经济的研究。曾在北京经济学院、中国矿业学院研究生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等院校教授经济学，并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美国哈佛大学从事经济学研究。先后担任亚洲开发银行、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顾问。曾入选美国Marquis1993至1995年世界名人。著有《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择优分配原理》、《生活中的经济学》、《中国人的道德前景》、《微观经济学十讲》等书。发表有数百篇有关经济理论、经济政策、能源、环境、道德等方面的论文和研究报告。
　　
　　最近参加了一个旅游团出国旅游。看了许多景点和表演节目，听了不同文化传统的音乐，还有导游对当地风土人情和社会政治状况的介绍。收获极为丰富，非常满意。最大的感受是通过和素不相识的19个人的五天相处，观察到各人对人生的理解和追求，从而思考我们应该怎样活着。
　　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不过几十年，我们到底想要什么？为什么有的人活得潇洒高兴，有的人一辈子磕磕碰碰？是什么可能误导了自己而不自觉？只有旁观者清。虽然我已经活了快80岁，可是这次的经验还是非常新鲜，非常难得。
　　
　　旅游中的讨价还价
　　
　　当今世界是一个商业世界，是由市场主宰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旅游也不例外。人家组织旅游团为的是通过旅游服务赚取工资，养家活口。当然还可能有更远大的理想或目的。但是每个人都要有收入，这是必不可少的。常言道: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就是这个意思。加入旅游团，支付团费，就是一笔买卖。既然是买卖，双方利益就处于对立状态。出国以前钱已经交了，价钱已经定了，不能再讨价还价了，于是利益的对立就表现为旅程的安排，服务的数量和质量的计较。
　　我们每个人从小就受市场的影响，慢慢长大以后，懂得生活的艰难，越发在金钱上斤斤计较。对有些人来讲，这种习惯变成了人生哲学。人活着就是为了赚钱，甚至于见利忘义，把自己交给了金钱，变成了金钱的奴隶。这时候人生的悲剧就启幕了。当然，这样走极端的人是少数，但是摇摆在钱的奴隶和钱的主人之间，把握不住自己的角色的人是为数不少的。
　　旅游的目的到底是为了花钱花得值，还是花钱找快乐?是在旅游中做钱的奴隶，还是做钱的主人?如果仔细观察各人的行为可以发现各人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同的。有少数几个人，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使自己所花的钱物有所值,并且努力在每一个旅游环节上为自己争取能够多得一些，更值一些。是利益在驱使着他们，不是寻求快乐在引导着他们。旅游安排是一个很复杂的工作，有无穷的细节可以讨价还价。参观节目的长短、旅馆的档次、饭店的饮食，甚至于细到一碗菜里有几片肉，都有可能成为讨价还价的题目。于是观光之旅变成了讨价还价之旅。每当争取到多得一点的时候，他们感觉欣欣然，认为实现了自己人生的目标。
　　旅途中充满了讨价还价的插曲，有时候还有尖锐的交锋,这就改变了全团的气氛，当然是煞风景的事。出来旅游就是花钱买快乐，如果一路都是争吵，这样的旅游还有什么意思。幸亏我们的导游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年轻人，他见过的世面多了，什么样难缠的游客都见过，也有办法对付。他的方法有软有硬。自己占理的地方寸步不让，措辞强硬。对可以讨论的地方，表现出充分的灵活性，比如对于节目的安排，旅馆的档次，早已在交纳团费的时候约定了，现在是不能更改的。如果再有意见，可以向旅游公司去提。至于各个节目的顺序，参观时间的长短，增加一些可选择的节目，都尽量满足大家的要求。这样就使得气氛缓和下来。
　　但是导游的技巧改变不了别人的人生观，那些已经把自己交给了金钱的人，每有机会就会不自觉地奔向自己的人生目标，尽量争取更多的利益。有一次在就餐的时候，他们发难说菜既不好又太少。非要再增加一个菜不可。导游为了息事宁人就答应了，给三桌各多上一个菜。可是等菜炒上来时，大家已经吃饱了，没有动多少就起身走了。这三盘菜纯粹是浪费。我感觉很可惜，别的不说，何苦制造浪费呢。可是这几位发难者却另有自己的看法。他们以胜利者的姿态步出餐厅。他们的神态，在我的记忆中，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胜利者的盟军趾高气昂地穿过凯旋门时可以相比。
　　
　　旅游也需要修养
　　
　　20多人的团体，要一致行动当然是困难的。每次集合总有先来后到的人，这一点也不奇怪。起先大家对这种现象早有思想准备，并不以为怪。但是后来发现晚来的人总是那几位。早到的也总是那几位。这就说明早晚不是偶然的，而有其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是和人的习惯，甚至于因此而形成的人生观有关。
　　这就使人想起曹操的那句名言，是宁可天下人负我，还是我负天下人。经常迟到的那些人就是宁可让自己对不起别人，也不让自己吃亏。所以每次都是叫别人多等自己一会儿，而不让自己去等别人。奉行这种哲学的人，一辈子下来的确可以多占许多便宜，但是以牺牲了别人的方便为代价的。而且从总体上看，损失是大于得益的。
　　十几个人等一两个人，显然总体上得不偿失。世界上用损人利己的方式行事的人总归是有的。不同的社会这部分人所占的比例不同，要完全避免恐怕很难。
　　所幸我们这个团里这样的人只是少数。设想如果占了多数，全团就会集合不起来。如果总是宁可我负天下人，我不愿意等任何人，总是争取最后一个到达，大家都这样的话，集合就越来越困难。用什么态度对待喜欢损人利己的人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
　　如果用针锋相对的办法，一报还一报，这个世界就很难安宁；如果用宽容的办法，岂不是鼓励这种行为，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世界就更坏了。前一种方法称之为以怨报怨，后一种方法称之为以德报怨。两种方法各有其道理，可是又截然相反。
　　这是长期困扰伦理学的一个基本问题。我们的孔子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答案，就是“以直报怨”，意思是用符合道德的办法来处理。我的理解是既不失原则，又有宽容。对这样的人要有适当的惩罚，又有善意的批评和帮助。道理是很对的，但是真正实施起来，不是偏于过严，就是失之过宽。对这样的游客一方面要多等几分钟，但也不必发怒，不过每次都应该提醒他，大家为你的迟到而等待，损失了大家的时间你是有责任的。做到以直报怨需要相当高的修养，是锻炼人的一个机会。
　　我们这个旅游团在出发的时候，导游对大家说了一句话：“世界上没有好玩的景点，只有好玩的人。”大多数人并不以为然，旅游就是看景点，怎么说关键在人，不在景点呢。等到旅游结束时再想起他的这句话，觉得的确有道理。其实想穿了，世界上的物都是死的，人才是活的。我们怎么感受这个世界，全在于我们怎样看待这个世界，以及怎样彼此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