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现代化步伐的不断加速，不仅限于相声和曲艺，所有传统艺术文化的生存与发展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猛烈的冲击。多年来的相声滑坡、相声倒退之声不绝于耳，曲艺行将灭亡之论耸人听闻，喧嚣之后，相声和曲艺的生存与发展仍然是进退维谷，这更使相声和曲艺界理论的缺失滞后现象暴露无遗。反映在实践上的盲目无序、各行其是等诸如此类的现状，已经制约相声和曲艺的大繁荣、大发展。时代和人民都在呼唤着相声和曲艺的传承和创新，相声和曲艺理论的传承创新，无疑成为相声人和曲艺人光荣的使命和责任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待传统要“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的论断和“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等科学论断和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中国曲艺家协会率先践行，极有见地地提出了“中国曲艺学”这门实际上早已存在而被忽视了的新学科建设的紧迫任务和高端思考，对曲艺的长远发展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仲呈祥同志针对创建中国曲艺学学科及曲艺的理论与实践，作出了要“科学辩证的学理分析，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扬其所成、弃其所短，以促进中国曲艺的创作与鉴赏的健康持续繁荣。须知，任何一门艺术，包括曲艺在内，理性思维的失之毫厘，也将导致创作实践的鉴赏习俗的谬之千里。此种教训殷鉴不远。”他的论述使我大受教益，茅塞顿开，激励着一个来自基层的无名之辈不避浅陋有感而发，偶有悖论也就在所难免了。
　　一、正确艺术理论指引的缺失和缺少比较的方法，是相声乃至曲艺理论停滞不前的盲点和症结
　　季羡林在《比较文学译文·序》中指出：“争论已经进行了几十年，到现在还没有大家都承认的看法。其中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原因，我认为就是缺少比较的方法。中国的社会科学其中也包括人文科学，想要前进，想要有所突破，有所创新，除了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以外，利用比较的方法是关键之一。”
　　薛宝琨也曾说过：“相声队伍还不能瞻前顾后、左顾右盼—— 把自己的形式和周围的艺术相比较，站在文艺史的高峰来检验自己的形式。”
　　20世纪50年代，民间文艺学受苏联文艺理论的影响，曾有民间文学是文学之母之说。几十年过去了，曲艺专著里仍然出现曲艺是百艺之祖、百艺之母的字眼，此说法还有待商榷和讨论。理论研究恐怕不能像相声一样夸张和荒诞。另外，有了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兴起，或者其他艺术门类有了创新之作，总有一些曲艺评论家说长道短，说人家用了相声的包袱，或者三番四抖的艺术手法。如此等等，不仅使圈外人啼笑皆非，连圈内人也觉得汗颜了。
　　二、相声大师逆境中的创新精神值得传承发扬
　　马三立、侯宝林等相声大师，在相声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奠基作用。他们在逆境中坚持抗争革新的精神是一笔重要的财富，将永留相声史册。他们勇敢无畏、不怕风险的革新精神和人格魅力，应该给予高度的评价和理论的总结。
　　侯宝林所追求的正是要把相声当作“艺术”，要把自己当作“人”来看待的艺术“革命”，他是相声传统的体现者，也是相声革新的勇士，历史的使命和现实的重任在他身上得到了和谐的统一。
　　马季对相声艺术手法运用多有创新，对相声理论研究也有建树，为发展歌颂相声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尤其是在“文革十年”的艰难特殊的政治环境下，留下了那一年代为数不多的相声作品。他以相声的发展振兴为己任，讴歌新时代，歌颂新生活，塑造新人物。
　　何迟创作、马三立表演的《买猴儿》《开会迷》《今晚七点钟开始》等“内部讽刺”相声，堪称相声经典。新中国成立，为相声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也为它提出了崭新的课题。社会制度变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也变了，讽刺还有没有它生活的土壤和艺术的价值？相声歌颂性能的增强是否意味着对讽刺传统的否定？如此等等，在当时人们的头脑里并不清楚。何迟的“内部讽刺”相声，以他丰富的艺术实践回答了上述问题。1957年，何迟因“内部讽刺”被错误划成了“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又重受冲击。打倒“四人帮”以后，他虽然身心俱傷，瘫痪在床，手已不能执笔，但仍以口述方式创作了不少相声新作。
　　张广河在《曲艺陷入后大师时代—— 曲艺学家吴文科访谈》中提到，判断一种曲艺形式的兴衰、高低需要看它旗帜性人物的素养与境界。不客气地说，民族文化的兴衰、高低决定了它的传承者的理念、学识与能力。
　　大师并非与生俱来，相声的革新也非一蹴而就。不管环境如何恶劣，他们依旧矢志坚守，这种视相声艺术为生命的大师风范，应该成为新生代相声领衔人物学习的榜样。如吴文科所说：“也是为了让广大曲艺从业人员树立‘大师’情怀，无论是曲艺创作还是表演，都应以大师的标准要求自己，进而提升曲艺的艺术品质和影响力。”相声乃至曲艺的研究者依然观念上唯我独尊、夜郎自大和躲避崇高、自我矮化，这必然导致理论上的偏颇极端、浅薄滑稽，莫让讽刺相声讽刺了相声，相声人自己笑了自己。
　　三、相声与曲艺内外艺术的比较
　　有比较才有鉴别。常祥霖在其著作中指出“曲艺学”的创建，不过是包括相声在内的曲艺，迈开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由于长期以来曲艺没有进行过系统性的研究，致使学术成果惨淡，在一些权威典籍那里，基本没有曲艺席位。”“无论是基础性理论，还是实用性理论，与戏曲、音乐、美术等门类比较而言，难免属于积贫积弱，含羞带愧，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资本。”“值得庆幸的是蔡仪先生的分类，只有蔡仪先生提到了‘曲艺’，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位前辈的学术立场和分类原则！让我们在曲艺学术凋敝的原野上，没有完全丧失理论研究的信心，发现一丝丝的光亮。”
　　笔者认为：从这一理论基础出发，以相声自身纵向历史与现实的比较为发端，开展相声与评书、快板、谐剧、独角戏等谐谑类曲艺共生共长关系的探究，尤其是重在相声乃至曲艺与文学艺术基础理论、基本原则的比较学研究。横向与曲艺之外文学、戏曲、电影、电视等其他艺术门类相比较，学习借鉴古今中外一切艺术理论的优秀成果。就相声而言，从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立基，从戏曲学溯源，从喜剧学理论挖掘相声内容与形式的科学性，从文学音乐表演一体化寻找突破口。从影视表演理论的现代化探索相声表演生存发展之路，开拓性地改变相声与曲艺表演理论体系一穷二白现状。因为任何艺术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同艺术形式之间共长共荣、优胜劣汰是自然法则。相声乃至曲艺的理论研究的自信自觉自强一定要遵循费孝通“各美之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的原则，只要在曲艺“名无实存”的理论课题有了重大突破，常祥霖所说的那“一丝丝光亮”看似微弱，依然可以烛照曲艺学创建世纪工程的启步之端。 　　四、开门研究和培养学术研究人才，加快曲艺理论队伍建设步伐
　　实现中国曲艺学学科建设的目标究竟有多难？第一难是构成中国曲艺学的学术体系的分支理论严重欠缺。第二难是学科带头人和学术研究队伍力量薄弱。第三难是缺少可以依托的学科基地和科研实验条件。
　　浩大的工程、巨大的困难已经成为严峻的现实。可喜的是中国曲协主席团已经达成了共识，启动了前期工作，并扎实推进。但相关战略规划是否成型？是否经过相对广泛慎密的科学论证？据说首批高等教育本科专业教材已经进入编写出版阶段。
　　相声的“口传心授”与“大学教育”的争论各执一词，无有结果。相声大专班与冯巩等人的教材刚一出，便惹来议论纷纷。抛开相声与曲艺的定義不说，“评书、小品都有包袱，相声更是如此，但这个包袱怎么构成？现在凭的是经验，是老一辈传的几句话。比如相声里的三番四抖，但为什么三番四抖说不出来。”倘若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以讹传谬，不仅误人子弟，更将贻害无穷。因为业界之内，像姜昆先生、田连元先生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有理性思考能力的专家实为凤毛麟角。如此浩大的学科理论研究工程，毕竟是关乎当下和未来曲艺事业兴衰存亡的大事啊。
　　单靠曲艺一己之力恐难胜任，一家一户手工作坊式研究模式，闭门研究，纵有数量难有质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在文艺创作方面也曾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针对相声与曲艺理论研究同样适用。因此笔者提出的开门研究的观点，即集中相声乃至曲艺理论研究全部力量的前提下，统筹尽可能多的研究机构，把哲学家、文化学家、艺术学家、民俗学家、语言学家、美学家等国内一流的专家学者请进来联合攻关。此举不仅解决了曲艺理论研究人才不足，又能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既利于曲艺研究者理论水平的提高，又为其他学科研究提供了学习曲艺的良机。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新颖的研究方式产生碰撞，相信会有较大的突破，期待研究成果不断出现。
　　多种学科的引进将打破“曲艺学”理论研究的困窘局面，也将对整个曲艺理论研究产生影响，其他学科研究人员的加入，将补充曲艺研究队伍数量的不足，对曲艺的学术水平研究、理论高度的提升等产生或多或少的作用。
　　当然，中国曲协现有团体会员36名，个人会员6000余名，全国曲艺从业人员30余万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高手自在民间，他们应该成为“曲艺学”研究的重要力量。
　　30年代，对于“第三种人”鄙视曲艺等通俗文艺的荒谬论调，“这样低级的形式还产生出好作品吗？”鲁迅先生针锋相对，义正辞严驳斥道，“不识字的作家虽然不及文人的细腻，但他却刚健，清新”。而且满怀希望地指出：“而且我相信从唱本说书里是可以产生托尔斯泰，弗罗培尔的。”
　　我们更有充分的理由和充足的条件相信，只要全国曲艺同仁团结一致、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始终不渝，我们就会积小胜为大胜，积跬步而至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