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１世纪初，我安全环境可能面临两种复杂情况：一是非和平条件下的不安全状态，二是和平条件下的脆弱安全甚至不安全状态。最有可能将我卷入冲突的当属台湾海峡局势的变化，其次是朝鲜半岛问题的恶化。
　　建国以来，中国的安全环境经历了冷战和冷战后两大时期，而后者又分为冷战后初期（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和２１世纪初两个阶段。当前，中国的安全问题已不同于以往：一是传统安全威胁的形式有所变化，“台独”危险和霸权主义是我传统安全威胁的主要来源，且带有根本性；二是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上升，且扑朔迷离，样式和规模都难以把握；三是周边大和平的局面可以维持，但和平下的脆弱安全、甚至不安全状态凸显；四是我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的互动关系明显，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和相互制约的情况较为普遍，处理起来更加棘手，我安全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日益突出。
　　
　　安全风险加大
　　
　　如果做一个历史性比较，冷战阶段安全环境的基本特点是：总体严峻，局部改善，安全问题相对单一。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安全环境的变化在于：总体改善，局部缓解，安全问题趋于复杂。而２１世纪初，在总体稳定的前提下，局部趋于严峻，安全风险明显加大。
　　“局部严峻”主要指的是三个方向：东北亚、中亚和海洋。朝核危机和日本问题是东北亚地区的两大现实难题，对我安全构成一定的现实威胁。未来三年，中亚国家领导人相继进行换届选举，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志在必得地要将该地区换上自己喜爱的“颜色”。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先后发生“颜色革命”以后，中亚国家的政局动荡在所难免，这将对上海合作组织和我西北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构成新的挑战。海洋是我在新世纪面临的重要战略课题之一，我在岛礁归属、资源开发、海上通道、海洋划界等诸多领域面临各种问题，而且它们还常常纠缠在一起。我与相关国家围绕上述问题的矛盾和冲突明显增多。
　　但我国安全的重点仍然是台湾海峡。“台独”的发展仍然是我安全面临的现实重大威胁。未来三年是台海战与和的关键期，也是我安全环境的高风险期。特别是《反分裂国家法》通过以后，美日联手阻挠我统一、干涉我内政的势头明显加强。这对我“遏独、止独”的战略意志、决心和能力都是巨大的考验。
　　另外，随着中国入世“后过渡期”的结束，中国作为“全球性”国家的特征将更加明显，我所面临的安全环境也将更加错综复杂。主要表现在：一是我与相关国家的政治关系与经济、贸易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会更加突出。如，中日政治关系的好坏会给经贸交往带来更大影响。反之，经贸依赖程度如何也必然影响到政治关系的改善。二是经济贸易纠纷的政治化倾向抬头，一些海外媒体不负责任的恶意炒作，会使本属于个别性的经贸争端演变为政治外交事件。三是海洋权益、资源开发和岛礁之争会更加激烈，其摩擦或冲突的频繁性可能仅次于经济贸易。
　　
　　国内安全国际化和国际安全国内化的趋势明显
　　
　　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环境的相互依赖将进一步加深，互动关系将更加明显。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金融动荡就是明证。中国基本幸免，得益于当时金融领域的开放程度不高，但却给中国经济安全敲响了警钟。因此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稳定已经不是“他人瓦上霜”的问题，对相关国家的适当援助（如对海啸受灾国家的慷慨解囊），实际上已成为维护我国自身安全利益的一部分。因为随着中国经济的良性运行、持续增长，中国的国内政策（包括发展战略和军事战略、民族宗教政策、甚至社会制度、人权政策等等）将更多引起国际社会、特别是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关注。
　　同时，一些国内安全问题既涉及内部的安全稳定，也直接影响我与相关国家或地区的安全关系。如台湾问题、法轮功问题、民族宗教矛盾、国家经济结构调整、政治体制改革、战略石油储备、涉及生态环境的大型工程项目、东海油气资源开发等等，这些问题已经不单是我国的内政，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与一些国家关系的发展。一方面，使我在处理国际安全问题和外交事务中，来自于国内的压力增大，要求对外安全选择必须顾及国内各阶层和民众的利益，更多考虑社会的反应。另一方面，使我国国内安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国际社会的制约，而不得不更多地考虑地区稳定和国际社会的承受能力。
　　
　　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并存
　　
　　冷战结束以来，我面临的传统与非传统两类威胁有一个交互上升过程。上世纪９０年代初是两类威胁的“平缓期”。这一时期，我传统威胁明显下降，非传统挑战尚未提上日程，两类威胁同处较低水平。９０年代中期到９０年代末则是两类威胁“过渡期”。从１９９５年李登辉访美引发第一次台海危机到１９９９年“两国论”出笼，“台独”显现，我面临的传统威胁开始回升。与此同时，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金融安全第一次上升到国家安全的层面，非传统威胁问题正式提上国家战略议程。而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则是两类威胁“同时上升期”。陈水扁执政，两岸关系由法理之争变为统独之争，“台独”步伐明显加快。同时，２００３年蔓延全国乃至近３０个国家的非典危机，再次给我们敲响了非传统安全的警钟。
　　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如果非传统安全威胁长期积累，在一定时期内又得不到有效控制和解决，就可能引发传统的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从而威胁到国家总体安全；而传统安全的处理不善，也会使本属于一国内部或两国之间的不稳定因素，跨越国界，通过全球化的放大，成为作用于整个国际社会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确保战略机遇期和中国的崛起
　　
　　２１世纪初，我安全环境可能面临两种复杂情况：一是非和平条件下的不安全状态，二是和平条件下的脆弱安全甚至不安全状态。最有可能将我卷入冲突的当属台湾海峡局势的变化，其次是朝鲜半岛问题的恶化。
　　阎学通教授曾经把和平条件下的安全状态划分为三个层次：即安全、较安全和不安全，并提出过“和平不等于安全”的看法。就当前来讲，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和警惕的，就是我国总体稳定中，潜在威胁有所上升；总体和平局面下，脆弱安全甚至不安全状态有所发展。如在涉及我重大经贸利益、海洋权益、岛礁归属、资源开发、能源和通道安全等问题时，对严重侵害我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不作出适当强硬的反击，将会给我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带来长期、甚至无法挽回的损害。
　　历史的经验表明，没有和平，安全难以保障。但有了和平，安全也不一定得到保障。和平可以在接受别人的条件下获得，而安全却可能在拒绝别人的条件下获得。当一个国家和民族有能力拒绝别人不合理要求的时候，才可能得到真正的安全。在战略机遇期内，我安全环境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特别是２０１０年以前，是我安全上的高风险期。营造既和平、又安全的周边环境，应该成为我们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