梧桐树叶子还没长出来，就不到上海最美的时候。但淮海中路仍旧不差。就算落雨天，路两旁洋房湿漉漉，白梧桐光秃秃，美感上也不降格调，是另一种清新整洁。
　　要追溯上海的红色历史，应当去往淮海中路。
　　要体味真正的海派街区，也应当来到这一条淮海中路。
　　不是南京东路，不是陆家嘴，而是这里。淮海中路和附近路群才是老上海人心目中真正的“市中心”。
　　而100年前的中国，同样不是在十里洋场的英国租界地，也是在这里，一条淮海中路贯穿东西的法租界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
　　隐秘的大小巷弄、平凡的石库门房子，藏着100年前的《新青年》编辑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社会主义共青团的诞生地，这三个对现代中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地址。
　　这三处地址，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思想头脑，曾在此间居住，陈独秀、李汉俊、戴季陶、李达……而另一群即将闪耀的青年，毛泽东、刘少奇等，也因着青年的救国热忱，汇聚到过此处。
　　在一片西式教会、医院、学校、商店的建筑群中，这三处相隔不远的石库门民居，其实并不起眼。
　　但“作始也简，将毕也巨”。1921年是一个时间节点，平均年龄28岁的15个青年，在这里召开了中共一大，此后，从石库门走到天安门，这里成为了中国一切共产主义星火燎原的起点。

画一张秘密地图

　　陈独秀住进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是一个偶然。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实验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陈独秀语）
　　要谈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绝对无法绕过的两个人，一个是李大钊，第一个写文章向读者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人；另一个就是陈独秀。
　　他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一个性格上开阔狂飙的学者、革命家。五四运动期间，他曾以北大教授的身份，在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五楼天台上，从天纷纷洒下革命传单，而被警察逮捕，监禁98天。
　　陈独秀成了“英雄”，全国瞩目的思想明星，也成了北京警察厅一个“被记录在案”的危险分子。
　　之后，他再在北京行动就多有“不便”。
　　在1920年2月的又一次警察追捕风波后，陈独秀答应章士钊、汪精卫的邀请，离开政治中心北京，去风气更宽松的广州，筹办西南大学。
　　却在途经上海休整时，收到一封章士钊的书信：“广州的政潮突起，校址还是设在上海为宜。”
　　陈独秀便不得不留在上海了。
　　老渔阳里2号，便是好友为陈独秀寻得的住处。《新青年》编辑部，也顺理成章地在这里落定了。
　　陈独秀住下后，老渔阳里2号就热闹了。他是一块“磁石”，吸引着朋友们来找他。
　　先是《觉悟》副刊的主编邵力子，总是坐着黄包车来。这位大忙人，是“上海滩著名的国民党员”，却满心倾慕马克思主义，曾在《觉悟》上发表文章说，“时代潮流中已有需要这个主义（社会主义）的征兆”。
　　邵力子不仅自己来，还带着斜对门的邻居李汉俊一起来。这位湖北潜江的青年，精通日、英、德、法四门外语，是当时中国最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者之一。

那一夜，没有人逃跑。密探离开之后，青年们又重聚起來，再商后事，“把大会挪到附近的小城嘉兴去开”。

　　李汉俊还是《星期评论》的三位编辑之一。《星期评论》是当时全国发行量最大的评论媒体之一，高峰能达到十几万份。而且看名字就知道，它原本便是跟随陈独秀、李大钊《每周评论》的风潮而开办起来的报刊。
　　李汉俊来了，《星期评论》的另外两位编辑，戴季陶和沈玄庐的拜访之日自然就不远了。
　　再是张东荪，《时事新报》的创办人。
　　几份当时在上海滩青年群体中最有影响力的报刊，“梦幻联动”了起来。
　　以陈独秀为中心，在渔阳里2号集结了越来越多向往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给《时事新报》长期投稿的沈雁冰（茅盾），《新青年》的新编辑李达，《湘江评论》的毛泽东，等等。
　　其中不得不提的是，共产国际从苏俄派往中国的第一位“使者”，1920年4月造访的维经斯基。
　　恰如一味催化剂投入双氧水中，“共产国际的使者”让这一幢一楼一底的石库门小房子更加热闹，加快了青年们“建立一个党”的进程。
　　同年5月，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成立了党的前期组织—共产主义小组。
　　其中有人退却了，更多的青年加入进来。
　　“秘密活动”往周边的几栋民宅，辐射开去。
　　先是新渔阳里6号，它正在淮海中路（当时叫霞飞路）侧面的一个里弄里。
　　这一处石库门房子，原本是《星期评论》编辑戴季陶的住处，离陈独秀的渔阳里2号，穿街走巷不过3～5分钟的路程。后来变成了维经斯基的翻译杨明斋的住处，成了一个办会的场所。
　　在新渔阳里6号，这群年轻人建立起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又办起了“外国语学社”。
　　一楼的客堂和厢房用来做教室，楼上则腾出来给学生们住宿。“外国语学社”搞得像模像样。
　　校长是杨明斋，日文教师李达，法文教师李汉俊，英文老师是袁振英，俄文老师最多，王元龄和维经斯基的妻子库兹涅佐娃都可以胜任。
　　但是，自1920年6月《每周评论》被迫关停之后，上海已经释放出了办报环境收紧的信号。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们，朝着革命的方向走去，行事变得更加小心翼翼。 　　但也只能在上海。当维经斯基去往武汉却匆匆返回，马林在中共一大转移去嘉兴闭幕，自己却留在上海租界时，便揭示了一个现状：外国人的面貌，在租界普遍，在全国却仍旧是太扎眼了。
　　“说中国共产党只能诞生在上海，可能有点绝对化。但从一定意义上说，上海是当时最有可能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地的一个城市。”对于100年前的思想首脑汇聚、上海工人运动情况、租界地缘政治的便利，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齐卫平，如此解释道。
　　以上，便是早期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书信、以外语、以同人介绍、以马克思主义信仰，以上海为地理圆心，所维系起来的人物谱系一角。

一大前后

　　中共一大的召开会场，其实非常“简单”。
　　但是百岁之后，中国共产党已然稳是全球最大的执政党，中共一大，这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起点，便也被时光赋予了越来越大的象征性意义。
　　大会是在马林的催促之下召集的，当时陈独秀在广州，李大钊在北京，都因为太忙没有来参加，而只是派了代表前来。

如今再看，李汉俊的这一念头是过于天真了。但当时他并无二心的救国热忱，无我无私的情感，仍然真挚感人。

　　前来的青年党员们，各人收到了共产国际提供的100元路费，便先后来到上海。
　　他们乔装成“北大暑期学习团”，托关系住在了博文女校的空宿舍里，等待中共一大的召开。
　　会址，就在李汉俊的家中。一楼餐厅的大桌腾开，桌子四周摆起一圈椅凳，12个黄色，4个紫色。党代表之间没有严格的坐席，先来的先坐，后来的后坐，围在一起。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和另一人做记录，就这样拉开了帷幕。
　　这一次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章程即《中国共产党纲领》，和第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目前政策》。
　　看一看他们从1921年7月23日起所讨论争议的内容，便可知，这一群青年同人，不可谓不赤诚。
　　—在共同讨论中国共产党的党纲时，李汉俊主张说，应当去俄国和欧洲考察研究之后，再设定党纲，“他认为目前中国共产党最实际的做法是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待这一革命成功之后，中国共产党可以加入议会，进行竞选”。
　　当然，李汉俊的意见被大多数代表所否决，没有付诸实践。
　　如今再看，李汉俊的这一念头是过于天真了。但当时他并无二心的救国热忱，无我无私的情感，仍然真挚感人。
　　中共一大最后形成的章程和决议，带有比较浓烈的激进色彩，比如“直接进行社会革命”，“彻底切断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等等。
　　但仍旧是可理解的。
　　在日本学者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中，如此评价：“在被催促而匆忙决定召开大会的中国共产党方面，只好参考他们得到的欧美共产党的文件，准备了大会文件草案，也就是那些按中国国情来看相当激进的文件。而这些文件，对于视共产主义运动为全世界共同运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党员来说，不仅不是激进纲领，肯定也没有感到任何不合适。”
　　而7月31日夜，租界当局的搜查，为中共一大带来了一个富有戏剧性的结尾。
　　大会临时改变会址，去往李达夫人王会悟曾读过书的嘉兴，8月3日下午6点，在南湖一条画舫上闭幕。
　　“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青年代表们，轻声呼喊。
　　身旁，是為了掩人耳目，王会悟租来的两副麻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