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民营影视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终于拍片了。缘由初试锋芒，票房和口碑不甚理想，但，他的大片理念和制作技术的努力诚意可鉴，只是“中式大片”探索之路才刚刚开始。
“天意不可违”
《文化产业》：去年《天机·富春山居图》（以下称《天机》）完成剪辑后，您在博客里说“天机不可泄露”“天意不可违”“至于天意如何，上映见分晓”等等。您认为目前影片的反馈和票房是天意吗？
孙健君：是。第一，观众买票看电影绝对是天意，看完后他们的反映也是天意。网上有很多负面评价，但我也听了不同意见。这个“天意”还得跟“天时”相结合。“天意”是观众的接受度、口味、认知，是天天都在变化的。所以，我会倾听各种声音，并对来自于“天”的声音做一个判断。
《文化产业》：我到影院赏片时，座无虚席，画面感官刺激，特技高超。是不是注重画面的话，就会某种程度上忽略故事本身？作为导演兼编剧，拍片过程中您是如何来平衡二者关系的？
孙健君：通常来讲，如果要过多地注重感官刺激，客观上，确实容易妨碍情节的流畅、故事的叙事。但是，娱乐化商业片多半比较倚重强大的视听震撼，这是商业片的必备元素。最高境界是合理的叙事、观众喜欢和易接受的故事、大量强化的视听震撼的结合，就是完美无缺的大片。
退而求其次就有两个选择：一种是要故事，减少、删掉惊心动魄的大场面；而《天机》就是另一个选择，强刺激过多，人物多、场景多、情节多、情感的方式也多，还拧巴。如此各种各样的多，一定会妨碍清晰、易被观众理解和接受的叙事方法，这是个矛盾。这个矛盾我没调和好，所以才造成这么多人的吐槽，其实所有的吐槽都跟这个有关，也只跟这个有关。
我觉得，如果是一个专业人士凭良心去评估这部电影在技术方面的努力，一定会得出公正的评估结果，《天机》所有技术部门都是上乘的，做到了中国电影工业现阶段的最高制作标准。只是说故事跟这些过于奢华，过于多的情节、人物、场景之间的矛盾，构成了观众的不适，这是我需要认真总结的。
《文化产业》：《天机》体现了中国电影工业的最高水准，和国际水准的差距在哪里？
孙健君：首先是系统性上。在美国，任何一种艺术上的努力都有技术人才、管理制度、标准流程的整体保证，而中国都是碎片化的，没有整体性和连贯性。所以，《天机》的制作过程遭遇了巨大的系统化的挑战。中国电影工业系统不支持高标准、高品质、大规模的影片。正因为如此，长达三年来，我们几千人克服种种困难做到现在这个阶段。经验不如人家多，体系不如人家好，资金是人家的1/10，但是努力和效果这个性价比而言所有人都问心无愧。绝不完美，成绩可嘉，诚意天鉴。
“电影梦且要做下去呢”
《文化产业》：您曾说过，做电影是最高理想。您是说当导演吗？现在有没有梦想成真的感觉？
孙健君：没有。中国电影梦且要做下去呢。这个梦分三种：个人的某一部作品能成功是一种梦；一辈子去追求电影，一部一部做得更好是一种梦；制作能够跟好莱坞影片抗衡的电影也是中国电影梦。如今，观众口味越来越多样化，标准模糊，到底做什么电影才能让观众叫好又叫座？所有导演、所有制片人，没有一个人敢轻易说他有这个把握。
《文化产业》：您说和华仔首次讨论电影剧本便达成共识——中国大片要有大情怀、大格局。影片上映后，您又表示“中国电影不能照搬好莱坞现成的格式和标准，多样化的需求孵化多样化的努力产生多样化的电影，才是中国电影的未来”，这是否说明您对借鉴好莱坞模式有了新的认识？
孙健君：是的。好莱坞电影以服务本土观众为主，兼顾世界市场，形成了一些电影结构模式。新、奇、特、先、绝、美是中国大片成长的方向和目标。那么，用什么做到呢？必须从中国的主题、意识形态、审美、价值观、文化元素、形象，挖掘能够新、奇、特、先、绝、美，震撼惊艳世界的元素；而且，要有世界一流的技术支持，足够的制作规模和资金支持，否则很难完成。
《文化产业》：如果下次拍电影，您会怎样做？
孙健君：我可能会在编剧、叙事方式、结构方面下更多功夫，因为这方面观众反映是最差的。只有做了才能测试市场和观众的反映。那么，下次完全按这次的反映调整吗？可能又错了，因为观众又变了。可一部电影要三年，你误以为了解了观众的需求，可三年后人都变了。所以，需要有三年提前量的市场预判，很难。我们特别渴望中国电影市场日益稳健，而不是大起大落、一惊一乍，不是偶然的成功，成功都不知道是为什么成功。
《文化产业》：目前《天机》正在做国际市场推广，发行分成是怎样的？对此您是否有信心？
孙健君：信心是一个阶段性的信心，这次发行目前正式签约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特色都是保底分成，五五分成，只有美国例外，因为它的市场营销费用比较高。保底收益高于一般中国电影的营销收益，所以我们对国际发行起步非常满意，这是第一步，而且是中国商业片通过国际主流的商业渠道进军国际市场非常成功的一步。但是，离中国电影在世界上大卖，大于中国市场的收益还远着呢。
“电影永远见仁见智”
《文化产业》：有人说，好电影和好票房是两回事。对此您怎么看？
孙健君：其实好电影需要从三个角度来讲：第一是观众的反映，但观众是多种人群组成的，不可能调众口。你想让谁说好，你为谁去做，这个事需要分析。这是我认为的观众角度。
第二是市场角度，从投资人、运营人角度来看，市场反映、投资性价比、票房受益很重要，而这个好是市场的好。
第三种好是专业影评人的好，就像裁判给体操和游泳打分，你得把电影分解成20多个面，从主题到内容、到影像的技术品质、到服装、道具、化妆、音乐、声音、3D效果、演员的表演、动作的设计，这些东西分门别类地说，这个是真正的专业评价。
所以，电影永远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统一的标准。观众可以简单地说一个片子好或者坏，略有专业知识的人和负责任的媒体不可以这么说。 《文化产业》：现在电影有哪些创新的盈利模式？广告发行和票房在整个盈利里占比如何？
孙健君：美国影片中广告赞助的收益通常来讲占10%，中国影片中广告赞助现金贴补量非常小，广告赞助植入不是一个主要的盈利模式。但对中国电影来说不可缺，不单单是现金，更重要是市场资源的互动。在电影上映前，广告客户可以把它的资源跟电影营销捆绑互动，更重要的是有一些社会资源是用钱换不来的，比如迪拜的拍摄、A380的拍摄，杭州的拍摄，没有政府的支持，即使你有钱也拍不了。我觉得观众应该客观地看待中国电影现在的窘境，从拍电影的难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文化产业》：您认为，“大片看美国，小片看本土”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国电影业又该如何去突破？
孙健君：大片看美国是因为其投资规模、制作质量，全球营销、运营体系极为强大。几十年来，包括桀骜不逊的法国、意大利和德国观众也不得不接受悲催的现实：去年戛纳电影节的口号是向玛莉莲·梦露——一个好莱坞性感炸弹致敬。
中国只能做自己的大片。那么，什么是中国式大片？一是有中国式情怀、中国式价值观、中国式文化生活元素，包括场景、服化道具等等。第二，必须国际化，包括国际化的制作经验、运营经验、国际市场。因为国内现在的电影市场只能支持两千万美金左右的所谓大片，在投资规模、制作工艺水准上都不可能跟美国大片抗衡，仅靠国内市场回收成本的风险又太大。美国近来的几部大片在国内没人看，但在国际市场上赚得几倍于它的投资。所以，打通国际国内市场对于中国式大片的制作成本、投资回收和未来运营空间是一个必备基础，中国式大片和国际化大片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必须兼备。
《文化产业》：您说中国电影市场格局在未来5-10年必然会变化，这些变化具体指什么？
孙健君：指的是观影人群不断量变后，观影需求逐步稳定，形成供求关系在时间和空间的均衡。中产阶级愿意看什么片，小资愿意看什么片，都有定制，并能足量、适度、准时地放到市场上，形成相对均衡稳定的供求关系和成熟稳定的电影市场。这有利于中国电影市场和电影人预判观众需求，同时观众能在任何时间找到自己喜欢看的电影，这就是中国电影未来格局。五年未必能形成。
“严肃对待娱乐业”
《文化产业》：1993年回国创办公司，作为中国民营影视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当年是什么触动您从事民营影视业的？
孙健君：在美国十年，很多国内传媒影视行业的人到美国考察，他们说改革开放最后一块希望之地就是文化。可我20年前回来的时候“文化产业”这个词都没有，文化是一个事业，一个喉舌，电影市场几乎没有。于是，我们怀揣的电影梦不得不搁浅，做了一档《环球影视》的电视节目，帮助中国观众、电影人了解世界电影状况。其实我不一定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可能是最早的民营公司之一，回国是我必然的选择，在美国没有发展空间，想做中国的文化，做自己的东西，就必须回来。
《文化产业》：派格太合的商业模式是什么？您想把它打造成什么样的公司？
孙健君：我越来越认识到文化必须从墙上和庙里走出来，走到消费领域来。文化巨大的娱乐化商业价值远远没有被开发到极致。中国电影一年的总收入不及一个楼盘，说明中国娱乐行业的体量还是很小的。怎么在商业消费领域放大娱乐的价值，回收娱乐创造的价值？这是我想要做的，派格太合未来的定位是娱乐商业化和商业娱乐化，而内容只是把娱乐在消费领域回收的一个工具。
《文化产业》：从事影视业多年，您认为中国未来影视业有什么发展趋势？
孙健君：供求关系的理性化，这不是趋势，是必须的目标。我们应该系统、全面、专业地研究市场需求，需求是上帝。对于观众而言，娱乐是可以随心所欲、任意发飙喜怒哀乐的；专业人士则应该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娱乐行业，它是严肃认真的市场行为，两个标准和态度是不能一样的。整体来讲，中国未来需要专业人士对市场进行预判，指导中国电影市场的规范化、规模化、系统化发展，这是必然趋势。
“没有遗憾，只有感恩”
《文化产业》：从古典音乐爱好者到大提琴手，到大学教师，到国外硕士研究生，到摄影爱好者，到投身影视业，到如今当导演，身份角色不停转换，您是一直在寻找真正热爱的东西，还是喜欢挑战未知、寻求刺激？
孙健君：我从来没有转换角色，派格太合也是我实现梦想的工具，在公司，我第一个头衔是首席创意官，有发挥不完的创意渴望。回国20年，我总想做一点前人没做过的、有一定标准的东西。我的第一台晚会是《为中国喝采》；第一个纪录片是《共和国外交风云录》；第一个电视节目是《环球影视》；第一个脱口秀节目是《东方夜谈》；第一个展览是奥运会的中国移动馆；第一个4D动感电影是《世博会的石油梦想》。我做过的事都有时代局限性下的难度。第一，我喜欢这种挑战，第二，我也觉得大事情更容易得到各界资金的支持，更容易得到空间去释放极致化的创意和想法。这部电影也是如此，不是因为好大喜功，而是觉得小事更难做。
《文化产业》：您业余时间喜欢做些什么？
孙健君：我工作和业余几乎不分家，而且很沉湎于和各种各样的人聊各种各样创意。别人花钱寻求这样的满足感，而我一边工作一边享受这种过程。
《文化产业》：您觉得自己的成就和遗憾分别是什么？
孙健君：我没有遗憾，只有感恩。这么多机会给了我，这么多人愿意跟我一块尝试冒险，而且很多情况下，我们的冒险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包括这部影片有很多经验和教训可以汲取。我们在中国电影技术和制作经验方面大有收获，无怨无悔。到目前为止，我做过的一切事情都是自愿的，老天给了我太多的恩赐。很多人有很多梦想，却根本连碰的机会都没有，而我有一个空间去发挥，很知足。
“天意不可违”
《文化产业》：去年《天机·富春山居图》（以下称《天机》）完成剪辑后，您在博客里说“天机不可泄露”“天意不可违”“至于天意如何，上映见分晓”等等。您认为目前影片的反馈和票房是天意吗？
孙健君：是。第一，观众买票看电影绝对是天意，看完后他们的反映也是天意。网上有很多负面评价，但我也听了不同意见。这个“天意”还得跟“天时”相结合。“天意”是观众的接受度、口味、认知，是天天都在变化的。所以，我会倾听各种声音，并对来自于“天”的声音做一个判断。
《文化产业》：我到影院赏片时，座无虚席，画面感官刺激，特技高超。是不是注重画面的话，就会某种程度上忽略故事本身？作为导演兼编剧，拍片过程中您是如何来平衡二者关系的？
孙健君：通常来讲，如果要过多地注重感官刺激，客观上，确实容易妨碍情节的流畅、故事的叙事。但是，娱乐化商业片多半比较倚重强大的视听震撼，这是商业片的必备元素。最高境界是合理的叙事、观众喜欢和易接受的故事、大量强化的视听震撼的结合，就是完美无缺的大片。
退而求其次就有两个选择：一种是要故事，减少、删掉惊心动魄的大场面；而《天机》就是另一个选择，强刺激过多，人物多、场景多、情节多、情感的方式也多，还拧巴。如此各种各样的多，一定会妨碍清晰、易被观众理解和接受的叙事方法，这是个矛盾。这个矛盾我没调和好，所以才造成这么多人的吐槽，其实所有的吐槽都跟这个有关，也只跟这个有关。
我觉得，如果是一个专业人士凭良心去评估这部电影在技术方面的努力，一定会得出公正的评估结果，《天机》所有技术部门都是上乘的，做到了中国电影工业现阶段的最高制作标准。只是说故事跟这些过于奢华，过于多的情节、人物、场景之间的矛盾，构成了观众的不适，这是我需要认真总结的。
《文化产业》：《天机》体现了中国电影工业的最高水准，和国际水准的差距在哪里？
孙健君：首先是系统性上。在美国，任何一种艺术上的努力都有技术人才、管理制度、标准流程的整体保证，而中国都是碎片化的，没有整体性和连贯性。所以，《天机》的制作过程遭遇了巨大的系统化的挑战。中国电影工业系统不支持高标准、高品质、大规模的影片。正因为如此，长达三年来，我们几千人克服种种困难做到现在这个阶段。经验不如人家多，体系不如人家好，资金是人家的1/10，但是努力和效果这个性价比而言所有人都问心无愧。绝不完美，成绩可嘉，诚意天鉴。
“电影梦且要做下去呢”
《文化产业》：您曾说过，做电影是最高理想。您是说当导演吗？现在有没有梦想成真的感觉？
孙健君：没有。中国电影梦且要做下去呢。这个梦分三种：个人的某一部作品能成功是一种梦；一辈子去追求电影，一部一部做得更好是一种梦；制作能够跟好莱坞影片抗衡的电影也是中国电影梦。如今，观众口味越来越多样化，标准模糊，到底做什么电影才能让观众叫好又叫座？所有导演、所有制片人，没有一个人敢轻易说他有这个把握。
《文化产业》：您说和华仔首次讨论电影剧本便达成共识——中国大片要有大情怀、大格局。影片上映后，您又表示“中国电影不能照搬好莱坞现成的格式和标准，多样化的需求孵化多样化的努力产生多样化的电影，才是中国电影的未来”，这是否说明您对借鉴好莱坞模式有了新的认识？
孙健君：是的。好莱坞电影以服务本土观众为主，兼顾世界市场，形成了一些电影结构模式。新、奇、特、先、绝、美是中国大片成长的方向和目标。那么，用什么做到呢？必须从中国的主题、意识形态、审美、价值观、文化元素、形象，挖掘能够新、奇、特、先、绝、美，震撼惊艳世界的元素；而且，要有世界一流的技术支持，足够的制作规模和资金支持，否则很难完成。
《文化产业》：如果下次拍电影，您会怎样做？
孙健君：我可能会在编剧、叙事方式、结构方面下更多功夫，因为这方面观众反映是最差的。只有做了才能测试市场和观众的反映。那么，下次完全按这次的反映调整吗？可能又错了，因为观众又变了。可一部电影要三年，你误以为了解了观众的需求，可三年后人都变了。所以，需要有三年提前量的市场预判，很难。我们特别渴望中国电影市场日益稳健，而不是大起大落、一惊一乍，不是偶然的成功，成功都不知道是为什么成功。
《文化产业》：目前《天机》正在做国际市场推广，发行分成是怎样的？对此您是否有信心？
孙健君：信心是一个阶段性的信心，这次发行目前正式签约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特色都是保底分成，五五分成，只有美国例外，因为它的市场营销费用比较高。保底收益高于一般中国电影的营销收益，所以我们对国际发行起步非常满意，这是第一步，而且是中国商业片通过国际主流的商业渠道进军国际市场非常成功的一步。但是，离中国电影在世界上大卖，大于中国市场的收益还远着呢。
“电影永远见仁见智”
《文化产业》：有人说，好电影和好票房是两回事。对此您怎么看？
孙健君：其实好电影需要从三个角度来讲：第一是观众的反映，但观众是多种人群组成的，不可能调众口。你想让谁说好，你为谁去做，这个事需要分析。这是我认为的观众角度。
第二是市场角度，从投资人、运营人角度来看，市场反映、投资性价比、票房受益很重要，而这个好是市场的好。
第三种好是专业影评人的好，就像裁判给体操和游泳打分，你得把电影分解成20多个面，从主题到内容、到影像的技术品质、到服装、道具、化妆、音乐、声音、3D效果、演员的表演、动作的设计，这些东西分门别类地说，这个是真正的专业评价。
所以，电影永远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统一的标准。观众可以简单地说一个片子好或者坏，略有专业知识的人和负责任的媒体不可以这么说。 《文化产业》：现在电影有哪些创新的盈利模式？广告发行和票房在整个盈利里占比如何？
孙健君：美国影片中广告赞助的收益通常来讲占10%，中国影片中广告赞助现金贴补量非常小，广告赞助植入不是一个主要的盈利模式。但对中国电影来说不可缺，不单单是现金，更重要是市场资源的互动。在电影上映前，广告客户可以把它的资源跟电影营销捆绑互动，更重要的是有一些社会资源是用钱换不来的，比如迪拜的拍摄、A380的拍摄，杭州的拍摄，没有政府的支持，即使你有钱也拍不了。我觉得观众应该客观地看待中国电影现在的窘境，从拍电影的难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文化产业》：您认为，“大片看美国，小片看本土”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国电影业又该如何去突破？
孙健君：大片看美国是因为其投资规模、制作质量，全球营销、运营体系极为强大。几十年来，包括桀骜不逊的法国、意大利和德国观众也不得不接受悲催的现实：去年戛纳电影节的口号是向玛莉莲·梦露——一个好莱坞性感炸弹致敬。
中国只能做自己的大片。那么，什么是中国式大片？一是有中国式情怀、中国式价值观、中国式文化生活元素，包括场景、服化道具等等。第二，必须国际化，包括国际化的制作经验、运营经验、国际市场。因为国内现在的电影市场只能支持两千万美金左右的所谓大片，在投资规模、制作工艺水准上都不可能跟美国大片抗衡，仅靠国内市场回收成本的风险又太大。美国近来的几部大片在国内没人看，但在国际市场上赚得几倍于它的投资。所以，打通国际国内市场对于中国式大片的制作成本、投资回收和未来运营空间是一个必备基础，中国式大片和国际化大片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必须兼备。
《文化产业》：您说中国电影市场格局在未来5-10年必然会变化，这些变化具体指什么？
孙健君：指的是观影人群不断量变后，观影需求逐步稳定，形成供求关系在时间和空间的均衡。中产阶级愿意看什么片，小资愿意看什么片，都有定制，并能足量、适度、准时地放到市场上，形成相对均衡稳定的供求关系和成熟稳定的电影市场。这有利于中国电影市场和电影人预判观众需求，同时观众能在任何时间找到自己喜欢看的电影，这就是中国电影未来格局。五年未必能形成。
“严肃对待娱乐业”
《文化产业》：1993年回国创办公司，作为中国民营影视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当年是什么触动您从事民营影视业的？
孙健君：在美国十年，很多国内传媒影视行业的人到美国考察，他们说改革开放最后一块希望之地就是文化。可我20年前回来的时候“文化产业”这个词都没有，文化是一个事业，一个喉舌，电影市场几乎没有。于是，我们怀揣的电影梦不得不搁浅，做了一档《环球影视》的电视节目，帮助中国观众、电影人了解世界电影状况。其实我不一定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可能是最早的民营公司之一，回国是我必然的选择，在美国没有发展空间，想做中国的文化，做自己的东西，就必须回来。
《文化产业》：派格太合的商业模式是什么？您想把它打造成什么样的公司？
孙健君：我越来越认识到文化必须从墙上和庙里走出来，走到消费领域来。文化巨大的娱乐化商业价值远远没有被开发到极致。中国电影一年的总收入不及一个楼盘，说明中国娱乐行业的体量还是很小的。怎么在商业消费领域放大娱乐的价值，回收娱乐创造的价值？这是我想要做的，派格太合未来的定位是娱乐商业化和商业娱乐化，而内容只是把娱乐在消费领域回收的一个工具。
《文化产业》：从事影视业多年，您认为中国未来影视业有什么发展趋势？
孙健君：供求关系的理性化，这不是趋势，是必须的目标。我们应该系统、全面、专业地研究市场需求，需求是上帝。对于观众而言，娱乐是可以随心所欲、任意发飙喜怒哀乐的；专业人士则应该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娱乐行业，它是严肃认真的市场行为，两个标准和态度是不能一样的。整体来讲，中国未来需要专业人士对市场进行预判，指导中国电影市场的规范化、规模化、系统化发展，这是必然趋势。
“没有遗憾，只有感恩”
《文化产业》：从古典音乐爱好者到大提琴手，到大学教师，到国外硕士研究生，到摄影爱好者，到投身影视业，到如今当导演，身份角色不停转换，您是一直在寻找真正热爱的东西，还是喜欢挑战未知、寻求刺激？
孙健君：我从来没有转换角色，派格太合也是我实现梦想的工具，在公司，我第一个头衔是首席创意官，有发挥不完的创意渴望。回国20年，我总想做一点前人没做过的、有一定标准的东西。我的第一台晚会是《为中国喝采》；第一个纪录片是《共和国外交风云录》；第一个电视节目是《环球影视》；第一个脱口秀节目是《东方夜谈》；第一个展览是奥运会的中国移动馆；第一个4D动感电影是《世博会的石油梦想》。我做过的事都有时代局限性下的难度。第一，我喜欢这种挑战，第二，我也觉得大事情更容易得到各界资金的支持，更容易得到空间去释放极致化的创意和想法。这部电影也是如此，不是因为好大喜功，而是觉得小事更难做。
《文化产业》：您业余时间喜欢做些什么？
孙健君：我工作和业余几乎不分家，而且很沉湎于和各种各样的人聊各种各样创意。别人花钱寻求这样的满足感，而我一边工作一边享受这种过程。
《文化产业》：您觉得自己的成就和遗憾分别是什么？
孙健君：我没有遗憾，只有感恩。这么多机会给了我，这么多人愿意跟我一块尝试冒险，而且很多情况下，我们的冒险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包括这部影片有很多经验和教训可以汲取。我们在中国电影技术和制作经验方面大有收获，无怨无悔。到目前为止，我做过的一切事情都是自愿的，老天给了我太多的恩赐。很多人有很多梦想，却根本连碰的机会都没有，而我有一个空间去发挥，很知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