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留日派”与“欧美派”之争占了相当篇幅。自从1919年李大钊与胡适就“问题与主义”展开争论之后,两派的冲突逐步升级,纷争不断。时过境迁,现在可以看得比较清楚:这些冲突,是不同的“进步”理念之下对拯救国家、拯救文化的领导权的争夺。留日作家由“浪漫”到“革命”,表现出激进的躁动,留欧、留美作家在对西方文化的多元选择中,看重理智清明的“现实主义”。从社会发展角度看,后者更具历史的合理性,从艺术的角度看,前者则更符合人性解放的需要。历史的悖论,就这样无情地推到中国知识分子面前:熊掌与鱼不可兼得。
　　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轫之际,“留日派”与“欧美派”曾有一段短暂的蜜月,两拨人马遥相呼应,携手作战,延续了数千年的封建旧文化堡垒在他们的合力打击下轰然倒塌。然而,即便在这一时期,两者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比较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就可发现:前者态度温和,不失绅士风度;后者粗暴决绝,一副造反派的脾气。这种原始的差异性,在急速推进的历史潮流中很快演变成进步与保守、革命与反动的你死我活的对立。在这场冲突中,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留日派”占据了道义上的制高点,他们以历史代言人自居,表现出横扫一切的气势。
　　仔细分析起来,“留日派”与“欧美派”不同的政治态度,不仅与各自不同的留学背景有关,亦与他们回国之后的生活境遇有关。一般来讲,留欧、留美学子学成回国后的待遇普遍高于留日学生,并且占据着文化学术的要津。因此,他们与官方权力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距离也相对近一些。据1945年联大学生所编《联大八年》的纪念册统计,联大179位教授中,97位留美,38位留欧陆,18位留英,留日的只有三位!由于崇洋媚欧的社会心理和实际存在的留日学生鱼龙混杂的情形,当时社会上对留日学生普遍怀有轻视的态度,正如钱钟书在小说《猫》里写到的那样:“一向中国人对日本文明的态度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因为西洋太远,只能把日本偷工减料的文明来将就。”留日学子回国后许多人穷困潦倒、前途暗淡,这种悲惨的处境无疑是激发他们走向“革命”的重要因素。
　　徐志摩的一则日记,记录了1923年11月10日晚偕胡适、朱经农去民厚里121号拜访郭沫若,主人狼狈困顿的生活场面,主客之间无法沟通的尴尬情形,暗示了“留日派”与“欧美派”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
　　与适之经农,步行去民厚里一二一号访沫若,久觅始得其居。沫若自应门,手抱襁褓儿,跣足,敝服,状殊憔悴,然广额宽颐,怡和可识。入门有客在,中有田汉,亦抱小儿,转顾间已出门引去,仅记其面狭长。沫若居至隘,陈设亦杂,小孩羼杂其间,倾跌须父抚慰,涕泗亦须父揩拭,皆不说能华语;厨下木屐声卓卓可闻,大约即其日妇。坐定寒暄已,仿吾亦下楼,殊不话谈,适之虽勉寻话端,发济枯窘,而主客间似有冰结,移时不涣。沫若时含笑睇视,不识何意。经农竟噤不吐一字,实亦无从端启。五时半辞出,适之亦甚讶此会之窘,云上次有达夫时,其居亦稍整洁,谈话亦较融洽。然以四手而维持一日刊,一月刊,一季刊,其情况必不甚愉适,且其生计亦不裕,或竟窘,无怪其以狂叛自居。
　　毛泽东说过一句名言——“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道出了那个时代严酷的现实。“留日派”与“欧美派”,不妨说也是“东风”与“西风”。留学文化背景及归国后人生境遇的差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化作冲突的酵母,没完没了。留欧、留美学子绅士式的优越感,注定会激怒潦倒不得志的留东学子;留日学子的滥情与伤感,也注定成为留欧、留美学子嘲弄与调侃的素材;小小的误会,也会引起旷日持久的笔墨官司,如徐志摩一句讥讽郭沫若“泪浪滔滔”的话,引起郭沫若的震怒、与之绝交和“创造社”诸公急风暴雨般的反击……
　　毫无办法。严酷的时代,不容艺术家的“公平”,正如作家李健吾所言:“我们如今站在一个漩涡里。时代和政治不容我们具有艺术家的公平(不是人的公平)。我们处在一个神人共怒的时代,情感比理智旺,热比冷容易。我们正义的感觉加强我们的情感,却没有增进一个艺术家所需要的平静的心境。”这番话不仅适合“留日派”,一定程度上也适合“欧美派”。在漫长的时间里,“留日派”与“欧美派”碰碰磕磕,冲突摩擦,但从客观的结果看,却是一个融合、互补的过程,日后蔚为大观的“革命现实主义”加“革命浪漫主义”文学,就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