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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已经取得积极成效，人们也逐渐恢复正常的工作生活，就像企业需要迅速复工，对于个体而言亟需应对的就是疫情中的心理创伤，比如对于无常死亡，人们如何消解悲伤？广州大学胡宜安教授认为：“人一辈子经历无数的生离死别，如果能处理好，我们的生命会变得有韧性。走出死亡阴影，走出丧亲的悲伤体验，自己回归常态，这也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健康回归。”
疫情下被放大的集体性焦虑
“此次疫情引发的社会心理问题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胡宜安说，“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应该说无论是政府决策还是全社会的资源调动，包括各项公共卫生举措都是行之有效的，但在实施这些有效举措的过程中，部分民众表现出的思想意识的不成熟，导致一些矛盾和问题的产生。这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武汉封城前有些人连夜出逃离开武汉，还有的人隐瞒病情和接触史，而这类行为有可能引发人们的愤怒和恐慌，当恐慌情绪蔓延，就会加大疫情防控的难度。再比如，当人们对于外界过度反应时就会出现一些不理性的行为，比如对传闻的抗病毒产品，不假思索地相信，去抢购并不紧缺的生活物资。这是理智丧失的表现。此外还有人和人之间的疏离，人们对武汉人、湖北人的高度紧张甚至歧视。疫情中出现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
而在谈及人们这类行为背后的原因时，胡宜安认为，其内在本质在于“抗拒死亡”以及集体无意识的死亡恐惧。
“人们的不理性行为，往往是出于担心生活常态被打破、盲目跟风，但这只是现象，真正内在的原因在于抗拒死亡的心理。”胡宜安指出，“心理学研究显示，正面积极情绪跟别人分享，会加倍正面情绪，而分享负面情绪则会加大负面情绪的影响，恐慌、恐惧、焦虑的情绪往往内含着别人也会跟我一样。这是一种面对死亡威胁的心理暗示，希望通过分享来缓解自身的恐惧，但在疫情之下，如果每个人都出于这样一种本能的心理反应，结果就会造成集体的恐慌。”胡宜安认为，造成这种死亡抗拒和集体恐慌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人类文化长期以来对瘟疫形成的社会大脑；二是现代消费主义模式下的死亡回避；三是生死观教育的长期缺位。
“社会大脑”和“死亡回避”
“瘟疫跟我们平时遭遇的意外事件不同，也与其他疾病不一样，它是集体性的。其他疾病呈现的是个体生命的缺陷，而瘟疫显现的是我们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缺陷，而在这样一种指向集体死亡的意向之下，个体是非常渺小、非常无助的。”胡宜安认为，瘟疫的特点在于与死亡密切相关、不可预测，同时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瘟疫也一直伴随其中，可以说人类祖先对于瘟疫的记忆是十分鲜活的，并形成了心理学所说的“社会大脑”。
“关于瘟疫的一系列从远古到现在汇聚成的死亡恐惧认知，即使几千年过去，仍在我们的文化中不断传承下来，成为人们的集体记忆，也就是‘社会大脑’。在这种情况下，一旦瘟疫爆发，这种情绪和心理自然反映在每个个体身上，除了极少数非常理智清醒的人之外，大部分人都表现出身不由己的恐慌，这就是集体无意识的死亡恐惧。”胡宜安认为，“在这种集体无意识下，个体的自我丧失，非理性的东西不断被强化，也就意味着理性的弱化，人们无法研判事件的发展趋势，无法做出客观冷静的分析，也就没有办法对自己的情绪反应作出适当指引，所有的事情都被放到了死亡恐惧的框架中思考，生活常态被打破，个体处于动荡不安之中，身心摇摆不定，这也是抗拒死亡的表现。”
除了受到社会大脑的影响，人们普遍存在死亡恐惧和抗拒死亡的本能和认知，胡宜安认为死亡回避也是现代社会中的一个现象。他认为，正是在科技高度发达、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人们很少思考死亡，对于死亡的态度是漠视的，但事实上又不能真正地屏蔽死亡的事实，从而导致在真正面临死亡时，人们总是表现得无所适从，也容易陷入恐慌之中。
“在国家快速现代化的过程中，市场经济创造了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人们的消费水平快速上升，同时技术通讯手段也不断发展，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让现代人体会到了生存的快乐，由此产生了享乐主义，人们只关注快乐、青春、活力，而遮盖背后客观存在的衰老、疾病和死亡，似乎这些东西被我们扫到了阴暗的角落，不再存在。即便我们生病了，我们想到的也是医生能治好我们，因此人们很少会想到人是会死的，但事实上，我们仍然不能屏蔽死亡本身，并且我们惧怕死亡，而且一旦直面死亡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无所适从。
生死观教育的缺位
“说到底，这是因为我们从来不思考，也不去认知，使得内心对于死亡没有准备。平时我们在看新闻时，经常会看到一些死亡相关的信息，甚至通过高科技通讯把死亡现场传到我们眼睛里，但对我们而言那也只是短暂的震动。我们只是一个旁观者。事实上，这种状态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而这次疫情，对生命与生死起到了提醒作用。平时死亡跟我们隔着厚厚的篱笆，但疫情让我们看到人在病毒面前的无能为力，人们身临其境般地直面死亡。”
在胡宜安看来，在人们的思想意识里，“从来就没有死亡的一席之地。”胡宜安认为，这很大程度上与生死观教育的缺位有关。“现在的生死观教育是缺乏系统性、连贯性的，但事实上，无论是年幼，还是青壮年，亦或是老年，生死观教育都是必要的、紧迫的。”胡宜安说道。
“什么是正确的生死观？‘认识你自己’是刻在希腊圣城德尔斐神殿上的一句著名箴言，据说是苏格拉底为自己写的墓志铭，它似乎是在提醒和鼓励人类去探索自身的奥秘，殊不知，这句名言之前还有一句话，那就是：‘记住，你将死去。’如果从这两句话的上下文来理解，那也就意味着，要在记住你将死去的前提下去认识你自己，才是真正地认识你自己，也因此我们要向死而生。在古埃及还有一个习俗，據说在盛大的宴会上，每当进入高潮的时候，就会推进来一具尸体，供参与宴会的所有人观看。古埃及人的智慧在于用这种方法提醒人们记住你将死去，它直接产生两个效果：一是生命是宝贵的，我们要珍惜，尽情享乐；二是生命是短暂的，我们要抓紧时间，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可以以此为基点来讨论生死观教育，实际上就是两点，一是解除死亡的神秘性，因为实际上人们存在死亡恐惧很重要的原因是无知，死亡对我们所有人而言都是神秘的，因为神秘所以就恐惧。因此通过生死观教育，我们要用科学的眼光去剖析死亡，真正了解生命跟死亡的本质与意义，当你从死亡是生命的必然的角度去思考，之后方能坦然面对死亡，克服死亡恐惧；同时因为生命有终结的一天，所以我们就更应该审慎地、认真地去对待生命，真正懂得生命的宝贵和神圣，从而做到敬畏生命、敬畏死亡，这也就能在情绪认知上消除死亡的恐惧，在态度取向上敬畏死亡。”
胡宜安认为，“认知上的消除恐惧”和“态度上的敬畏”这两个表面上看似矛盾的东西，恰恰是目前我们的生死观教育中所缺乏的。在他看来，对于死亡的恐惧是必然的，这也是人类物种延续的关键，生死观教育的重心就在于如何疏导。因此胡宜安认为，所有人群都需要死亡观教育，对于青少年，重心在于学校开展系统性、秩序性的课程，按照青少年认知世界的方式来提供生命教育。同时对于中年人和老年人，生死观教育也尤为必要。
“中老年人的生死观教育也是非常必要的。实际上，人们通常是在年轻的时候用健康换财富，而到年老了又用财富换健康。但这两者是不是一个等式呢？现实中我们看到很多悲剧，中年人平时很强壮，但是一生病就一发不可收拾，给家里带来重创，原因何在？就是因为他忙碌于外界时，没有去思考自己的生命和健康。”
胡宜安认为，对于老年人同样也需要有正确的生死观，“孔子曾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就是说老了要戒除贪淫无度，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忙于追名逐利，到了老年还是放不下名利，他不承认自己已经年老，无法面对进入人生最后阶段这样一种客观现实，不能接受死亡，这岂不是很荒唐吗？”胡宜安说，“因此，从婴儿到少年，再到青年、中年、老年，都需要生死观教育。”
疫情下被放大的集体性焦虑
“此次疫情引发的社会心理问题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胡宜安说，“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应该说无论是政府决策还是全社会的资源调动，包括各项公共卫生举措都是行之有效的，但在实施这些有效举措的过程中，部分民众表现出的思想意识的不成熟，导致一些矛盾和问题的产生。这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武汉封城前有些人连夜出逃离开武汉，还有的人隐瞒病情和接触史，而这类行为有可能引发人们的愤怒和恐慌，当恐慌情绪蔓延，就会加大疫情防控的难度。再比如，当人们对于外界过度反应时就会出现一些不理性的行为，比如对传闻的抗病毒产品，不假思索地相信，去抢购并不紧缺的生活物资。这是理智丧失的表现。此外还有人和人之间的疏离，人们对武汉人、湖北人的高度紧张甚至歧视。疫情中出现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
而在谈及人们这类行为背后的原因时，胡宜安认为，其内在本质在于“抗拒死亡”以及集体无意识的死亡恐惧。
“人们的不理性行为，往往是出于担心生活常态被打破、盲目跟风，但这只是现象，真正内在的原因在于抗拒死亡的心理。”胡宜安指出，“心理学研究显示，正面积极情绪跟别人分享，会加倍正面情绪，而分享负面情绪则会加大负面情绪的影响，恐慌、恐惧、焦虑的情绪往往内含着别人也会跟我一样。这是一种面对死亡威胁的心理暗示，希望通过分享来缓解自身的恐惧，但在疫情之下，如果每个人都出于这样一种本能的心理反应，结果就会造成集体的恐慌。”胡宜安认为，造成这种死亡抗拒和集体恐慌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人类文化长期以来对瘟疫形成的社会大脑；二是现代消费主义模式下的死亡回避；三是生死观教育的长期缺位。
“社会大脑”和“死亡回避”
“瘟疫跟我们平时遭遇的意外事件不同，也与其他疾病不一样，它是集体性的。其他疾病呈现的是个体生命的缺陷，而瘟疫显现的是我们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缺陷，而在这样一种指向集体死亡的意向之下，个体是非常渺小、非常无助的。”胡宜安认为，瘟疫的特点在于与死亡密切相关、不可预测，同时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瘟疫也一直伴随其中，可以说人类祖先对于瘟疫的记忆是十分鲜活的，并形成了心理学所说的“社会大脑”。
“关于瘟疫的一系列从远古到现在汇聚成的死亡恐惧认知，即使几千年过去，仍在我们的文化中不断传承下来，成为人们的集体记忆，也就是‘社会大脑’。在这种情况下，一旦瘟疫爆发，这种情绪和心理自然反映在每个个体身上，除了极少数非常理智清醒的人之外，大部分人都表现出身不由己的恐慌，这就是集体无意识的死亡恐惧。”胡宜安认为，“在这种集体无意识下，个体的自我丧失，非理性的东西不断被强化，也就意味着理性的弱化，人们无法研判事件的发展趋势，无法做出客观冷静的分析，也就没有办法对自己的情绪反应作出适当指引，所有的事情都被放到了死亡恐惧的框架中思考，生活常态被打破，个体处于动荡不安之中，身心摇摆不定，这也是抗拒死亡的表现。”
除了受到社会大脑的影响，人们普遍存在死亡恐惧和抗拒死亡的本能和认知，胡宜安认为死亡回避也是现代社会中的一个现象。他认为，正是在科技高度发达、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人们很少思考死亡，对于死亡的态度是漠视的，但事实上又不能真正地屏蔽死亡的事实，从而导致在真正面临死亡时，人们总是表现得无所适从，也容易陷入恐慌之中。
“在国家快速现代化的过程中，市场经济创造了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人们的消费水平快速上升，同时技术通讯手段也不断发展，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让现代人体会到了生存的快乐，由此产生了享乐主义，人们只关注快乐、青春、活力，而遮盖背后客观存在的衰老、疾病和死亡，似乎这些东西被我们扫到了阴暗的角落，不再存在。即便我们生病了，我们想到的也是医生能治好我们，因此人们很少会想到人是会死的，但事实上，我们仍然不能屏蔽死亡本身，并且我们惧怕死亡，而且一旦直面死亡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无所适从。
生死观教育的缺位
“说到底，这是因为我们从来不思考，也不去认知，使得内心对于死亡没有准备。平时我们在看新闻时，经常会看到一些死亡相关的信息，甚至通过高科技通讯把死亡现场传到我们眼睛里，但对我们而言那也只是短暂的震动。我们只是一个旁观者。事实上，这种状态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而这次疫情，对生命与生死起到了提醒作用。平时死亡跟我们隔着厚厚的篱笆，但疫情让我们看到人在病毒面前的无能为力，人们身临其境般地直面死亡。”
在胡宜安看来，在人们的思想意识里，“从来就没有死亡的一席之地。”胡宜安认为，这很大程度上与生死观教育的缺位有关。“现在的生死观教育是缺乏系统性、连贯性的，但事实上，无论是年幼，还是青壮年，亦或是老年，生死观教育都是必要的、紧迫的。”胡宜安说道。
“什么是正确的生死观？‘认识你自己’是刻在希腊圣城德尔斐神殿上的一句著名箴言，据说是苏格拉底为自己写的墓志铭，它似乎是在提醒和鼓励人类去探索自身的奥秘，殊不知，这句名言之前还有一句话，那就是：‘记住，你将死去。’如果从这两句话的上下文来理解，那也就意味着，要在记住你将死去的前提下去认识你自己，才是真正地认识你自己，也因此我们要向死而生。在古埃及还有一个习俗，據说在盛大的宴会上，每当进入高潮的时候，就会推进来一具尸体，供参与宴会的所有人观看。古埃及人的智慧在于用这种方法提醒人们记住你将死去，它直接产生两个效果：一是生命是宝贵的，我们要珍惜，尽情享乐；二是生命是短暂的，我们要抓紧时间，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可以以此为基点来讨论生死观教育，实际上就是两点，一是解除死亡的神秘性，因为实际上人们存在死亡恐惧很重要的原因是无知，死亡对我们所有人而言都是神秘的，因为神秘所以就恐惧。因此通过生死观教育，我们要用科学的眼光去剖析死亡，真正了解生命跟死亡的本质与意义，当你从死亡是生命的必然的角度去思考，之后方能坦然面对死亡，克服死亡恐惧；同时因为生命有终结的一天，所以我们就更应该审慎地、认真地去对待生命，真正懂得生命的宝贵和神圣，从而做到敬畏生命、敬畏死亡，这也就能在情绪认知上消除死亡的恐惧，在态度取向上敬畏死亡。”
胡宜安认为，“认知上的消除恐惧”和“态度上的敬畏”这两个表面上看似矛盾的东西，恰恰是目前我们的生死观教育中所缺乏的。在他看来，对于死亡的恐惧是必然的，这也是人类物种延续的关键，生死观教育的重心就在于如何疏导。因此胡宜安认为，所有人群都需要死亡观教育，对于青少年，重心在于学校开展系统性、秩序性的课程，按照青少年认知世界的方式来提供生命教育。同时对于中年人和老年人，生死观教育也尤为必要。
“中老年人的生死观教育也是非常必要的。实际上，人们通常是在年轻的时候用健康换财富，而到年老了又用财富换健康。但这两者是不是一个等式呢？现实中我们看到很多悲剧，中年人平时很强壮，但是一生病就一发不可收拾，给家里带来重创，原因何在？就是因为他忙碌于外界时，没有去思考自己的生命和健康。”
胡宜安认为，对于老年人同样也需要有正确的生死观，“孔子曾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就是说老了要戒除贪淫无度，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忙于追名逐利，到了老年还是放不下名利，他不承认自己已经年老，无法面对进入人生最后阶段这样一种客观现实，不能接受死亡，这岂不是很荒唐吗？”胡宜安说，“因此，从婴儿到少年，再到青年、中年、老年，都需要生死观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