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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历史上的“乡绅”的形象，忽然日益变得鲜亮起来。在一些人的笔下，他们被描述为基层社会中秉持道德理想、关心民生疾苦、维持社会安宁的关键力量。有人甚至希望通过培育“新乡绅”，恢复“乡绅之治”，来解决现今农村的发展和治理问题。且不说这种想法是否具有可行性，其立论基础恐怕就太过理想化。只要我们回望一下乡绅力量比较强大的晚明时代，就会看到乡绅的形象和作用绝不是单一的，他们有的被看作“民望”，有的被看作“乡殃”，甚至同一个人也可能兼具这样两种相反的形象。
在探讨传统中国乡村治理体制时，有人把汉代的三老、唐代的里正之类的角色都视为“乡绅”，这或许是对“乡绅”概念的泛化使用。诚然，在任何时代、任何条件下，乡村社会都会出现一些支配性人物，但未必可以将这些人物都界定为“乡绅”。在传统语境中，乡绅也被称为乡官、绅士、缙绅、绅衿、士大夫等，是一个与科举取士密切關联的概念。我个人认为，乡绅支配并非自古就有，而是明代中叶以降出现的一个新现象。
在梳理明代乡村控制体制的变化时，我曾指出，从明代前期到后期，发生了“职役性地方精英”向“身份性地方精英”的转变（参见拙著《明代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黄山书社2006年版，P163-174）。所谓“职役性地方精英”，是指粮长、里长、老人一类的人物，他们基本上都从民间富户中佥充，虽然要承担繁重的征缴税粮的任务，但同时也被赋予教化和管理民众的权力，因而成为乡村的支配性力量，体现了明太祖朱元璋“以良民治良民”的政治理想。正如顾炎武所评论的：“国初里甲之编，均其户口，可举纲以知目；首长之役，择其望族，如以臂而运指。意甚善也。”（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P1664）
史鉴曾这样描述一位粮长行使权力的情景：
其所设施，一以农事为本。又以为农出于人力，务爱养之，使其不挠，庶得尽力焉。乃约束管内，自己以下，不得取民毫毛利。民多感悦，转相告语，流亡复归。当春，则令田甲检视耕垦，五日一具报，躬自考课。有未辟者，则召其人诘责之。若缺农器及人力种子，则赒助之，更谕亲戚假贷之，计亩至秋责偿。或惰慢不肃，则杖而狥于众。由是人相劝戒，垦田大增。（《西村集》卷8《曾祖考清远府君行状》）因是为先祖立传，史鉴恐怕不免有所溢美。事实上，这些职役性地方精英的作用决非都是正面的。湖广布政使萧宽就曾上疏指出：“近年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等讼，多从粮长剖理，甚至贪财坏法，是非莫辨，屈抑无辜。乞严加禁约，今后不许粮长理讼。”（《明英宗实录》卷141，正统十一年五月甲戌条）
职役性地方精英的地位维持，依赖于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一是里甲体制有效运行，这是他们可以发挥作用的制度基础；二是赋役负担相对较轻，这是他们能够保持影响的经济基础。但到明代中叶，这两个因素都日益崩坏：一方面，因各种因素导致的人户逃亡或迁移，使里甲组织变得残缺不全，“里或止二三甲，甲或止一二户，甚至里无一甲、甲无一户者有之”（钱琦《恤新县疏》，康熙《西江志》卷146）；另一方面，赋役负担急剧增加，“家有千金之产，当粮长一年，有即为乞丐者矣；家有壮丁十余，当粮长一年，有即为绝户者矣。以致民避粮长之役，过于谪戍。官府无如之何，或有每岁一换之例，或为数十家朋当之条”（张萱《西园闻见录》卷32《户部一·赋役前》）。在这种情况下，粮、里长自然无法维持其支配地位，“无论里排与粮长不相上下，即甲下花民亦与里排抗礼，毫无尊卑矣”（曹慞《庉村志·风俗》）。
取代职役性地方精英地位的，便是伴随科举制度产生的乡绅阶层。因为他们是享有各种权利的特殊身份者，所以笔者称之为“身份性地方精英”。科举制度自隋代就开始实行，但在明代以前，这一制度并未在地方社会造成数量众多的特权身份者。明代出现这种情况，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科举成为终身身份。明代以前，读书人虽然可以凭借科举步入仕途，但倘若没有通过最终考试，则并不享受特殊待遇。明代将科举分为三个层级，初级的生员（俗称秀才）、中级的举人和顶级的进士，都是享有相应特殊待遇的终身身份，除进士和部分举人出外做官外，其他大都沉淀在了基层社会。二是户籍制度相对固化。明代以前，士人的活动地域比较广泛，很多出外仕宦者也不再返回家乡。如宋代“家不尚谱牒，身不重乡贯”（王应麟《困学纪闻》卷15《考史》），许多官员赋闲或退职后寄居他乡。明代学校和科举皆与籍贯紧密结合，官员赋闲或退职后大多也都返回家乡，在地方社会继续发挥影响和作用。
相对于庞大的人口来说，乡绅的数量是很少的，正如担任过嘉善知县的李陈玉所说：“排版籍而周览，登户口者无算也。要其克列黉序，号为秀才，盖已千而得一焉。若夫所称乡绅，不啻万而得一矣。”（《汇纂功过格》卷4《修身格·行谊五十功》注）对于这个千挑万选的群体，人们自然期望他们能发挥表率作用，故有“士，四民之望也；乡绅，士之望也”（岳元声《潜初子文集》卷5《因时立命平籴巷议》）的说法。晚明不少乡绅也有这样的自觉意识。如何良俊认为乡绅应当做奉公守法的模范：“凡郡县有一善政及一切禁令，士夫皆当率先遵行，以为百姓之望。”（《四友斋丛说》卷16《史十二》）陈龙正认为乡绅应当关心乡里利弊：“居是乡也，则考是乡之利弊。留心于近而不能通天下者有矣，未有忽近而明远者也。天下之大务，非高位不得行，非有言责不得言。有位无位，可以共陈，则惟乡邦之事。”（《几亭外书》卷4《乡邦利弊考》）
推动公益事业，开展灾荒救济，可能是乡绅最重要的作用之一。晚明文献中，记载了不少积极投身于赈灾工作的乡绅。如万历十五六年，浙西发生饥荒，嘉善乡绅丁宾悉心筹划，全力赈济，“布不行则以米易布，民饥则煮粥，暑月虑败则给米，寒则给布絮，死则给棺，暴则收瘗，暇则修圩，文而宫墙，秽而狴犴，无不周悉”。总计用银三万余两，“竭其祖藏不足，又继以贷”（陈龙正《几亭全书》卷58《题丁清惠公赈施条约》）。桐乡乡绅李乐也积极投身救灾。他首先与亲戚夏冲寰“各出米三石，以风青镇，居民共得一百石”；他还“凂医士方时吉对渠同乡典铺商人劝谕，幸商人凡九典，仗义乐施，各捐中白米二十石，共得一百八十石”（李乐《见闻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P314）。万历三十六年，浙西遭遇特大水灾，地方官员“计无所出”，乡绅朱国桢积极建言献策，促使官员们“设法导籴”，收到了“田无颗粒收而民亡荒”（《朱文肃公文集》第8册《再启甘抚台》）的效果。嘉善乡绅陈龙正堪称这方面一个典范，他除自己积极捐赈外，还探索推行“一方富室救一方贫民之法”（《几亭全书》附录卷1《陈祠部公家传》）：当时嘉善共有20区，“每区推一乡绅主之，各从其所稔熟”；各乡绅派遣子弟家人写画本区地图并编制户口草册，然后逐村实地调查，把富户以外的人户分为极贫、次贫两等，发放相应数量的救济粮米（《几亭全书》卷25《庚午急救春荒事宜》）。 在基层社会的组织建设中，乡绅也发挥着推动和领导作用。晚明乡村社会出现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宗族建设蓬勃开展。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乡绅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事实上，很多宗族的形成和发展，就是本族乡绅积极倡导和大力资助的结果。以浙江平湖陆氏为例，虽然自明代初期开始，陆氏代有乐善好施之人，但并没有形成宗族组织。嘉靖年间，陆杲考中进士，但任职不久即遭罢职，他并不在意，对人说道：“得砥修礼训，以式乡闾，岂不若一官耶？”（光绪《平湖县志》卷15《人物》）陆杲有感于“岁荒民饥，族属流散”，在子侄和族人的支持下，陆续购置“在县田六百余亩，议为族田”（《平湖陆氏景贤祠志》卷4《奏请遵守义田疏》）。为了规范族人行为，陆杲还制定了《陆氏家训》，并针对族田制定了非常详细的“赡族规则”（《平湖陆氏景贤祠志》卷4《陆氏家训》、《景贤祠族田规则》）。晚明时代，类似陆杲这样致力于宗族建设的乡绅，所在多有，数量众多，甚至可以说，宗族组织乃是士绅社会的一种伴生物。除民间性的宗族外，带有官方或半官方色彩的保甲和乡约，也离不开乡绅的支持，有些地方官员明确规定选拔乡保首领要“谋诸乡荐绅”，“首推士夫，及于举、监、生员，随地方人材多寡为率，短中求长”（许孚远《敬和堂集》卷8《约保事宜》）。
崇祯年间，武生李琎“请括江南富户，报名输官，行首实籍没之法”，阁臣钱士升上疏辩护说：“郡邑有富家，固贫民衣食之源也。地方水旱，有司令出钱粟，均粜济饥，一遇寇警，令助城堡守御，富家未尝无益于国。”（《明史》卷251《钱士升传》）江南为人文渊薮，所谓富户很多都是乡绅。钱士升之言虽意在为富户辩护，但确实也反映了一方面的社会事实。
生活在明末清初的颜茂猷指出：
乡绅，国之望也。家居而為善，可以感郡县，可以风州里，可以培后进。
但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肯定知道能够达到这一标准的乡绅为数不多。他将乡绅分为四个层次：
能亲贤扬善，主持风俗，其上也；即不然，而正身率物，恬静自守，其次也；下此则求田问舍，下此则欺弱暴寡，风之薄也，非所敢道矣。（《迪吉录·官鉴家居门》）
从明末清初的大量记载看，颜茂猷所说的后两类，即“求田问舍”和“欺弱暴寡”的乡绅，可能才是乡绅阶层的主体。
当时乡绅最受诟病的恶行之一，是利用优免特权逃避赋役，兼并土地。明代各级官员以及举人、生员，都享受一定的徭役优免，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优免数量越来越大。以万历三十八年制定的优免条例为标准，一品京官可优免田地1万亩，依次递降，未仕举人也可免1200亩，生员可免80亩。但这些人并不满足于法定数额，而是千方百计扩大自己的优免范围。他们最常采用的手段是“诡寄”，即把没有优免权的人户的土地转挂到自己名下。聂豹曾对这种“凭借朝廷优免之厚恩，阴食吾民之膏髓”的做法提出严厉批评，他描述说：“今日士夫一登进士，或以举人选授一官，便以官户自鸣。原无产米在户者，则以无可优免为恨，乃听所亲厚推收诡寄，少者不下十石，多者三四十石，乃或至于百石。原有产米在户者，后且收添，又于同姓兄弟先已别籍异居者，亦各并收入户，尽力全户优免。”（聂豹《核官籍以均徭役》，《明经世文编》卷222）不少庶民地主也愿意“籍其产于士大夫，宁以身为佣佃而输之租”，以致“士一登乡举，辄皆受投献为富人”（《海瑞集》附录《海忠介公传》）。官绅逃避的赋役，必然转嫁到普通百姓身上，致使他们大量破产，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正如路振飞所说：“江南缙绅蔚起，优免者众，应役之田，什仅五六。再加隔邑官户占籍优免，应役者什仅四五。大户之有力者，又通官奴，竞寄花分，应役者止三四已。凡承重役，无不破家，应役卖产，仍归官籍。”（陆世仪《复社纪略》卷2）
乡绅另一项令人侧目的恶行，是通过接受投献、债务准折、购买、强占等手段，以家人、义男的名义大量蓄养奴仆。这种情况在江南地区最为突出，如曾任礼部尚书的董份“家畜僮仆不下千人”（范守己《曲洧新闻》卷2），官至内阁首辅的徐阶“家人多至数千”（于慎行《谷山笔麈》卷5）。顾炎武描述晚明江南情形：
太祖数凉国公蓝玉之罪，亦曰‘家奴至于数百’。今日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风，一登仕籍，此辈竞来门下，谓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日知录集释》卷13《奴仆》）
其他地方亦有此类现象，如河南光山“一荐乡书，则奴仆十百辈皆带田产而来”（王士性《广志绎》卷3《江北四省》）。投入官绅家的奴仆，不少倚势作恶害民，清人顾公燮谈到：
前明缙绅，虽素负清名者，其华屋园亭，佳城南亩，无不揽名胜，连阡陌，推原其故，皆系门生故吏代为经营，非尽出己资也。至于豪奴悍仆，倚势横行，里党不能安居，而市井小民，计维投身门下，得与此辈水乳交融，且可凭为城狐社鼠。由是一邑一乡之地，挂名童仆者，什有二三。（《消夏闲记摘抄》卷上《明季缙绅田园之盛》）
叶梦珠也描述明末松江情形云：
缙绅大僚最众，子弟僮仆，假势横行，兼并小民，侵渔百姓，撄其锋者，中人之产，无不立破。（《阅世编》卷4《宦迹》）
晚明乡绅的种种恶行，引起当时一些有识之士的深刻忧虑。如吕坤激愤地指出：“古者乡有缙绅，家邦受其庇荫，士民视为准绳。今也乡有缙绅，增家邦陵夺劳费之忧，开士民奢靡浮薄之俗。然则乡有缙绅，乡之殃也，风教之蠹也。”（《呻吟语》卷2《内篇·修身》）
晚明乡绅的活跃，早就引起中外学者关注。有些学者预设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将这种现象视为“公共领域”的产生和成长；还有一些学者秉持“皇权不下县”的理念，认为乡村是由乡绅而非官员治理。这些看法未必妥当。事实上，乡绅身份的获得和维持，高度依赖于国家权力；乡绅所从事的公共事业，与地方行政也难以分割。晚明乡绅阶层的兴起，很可能加深了国家权力与地方精英之间的互补关系。
（作者系北京行政学院《新视野》主编、中国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
晚明乡绅阶层的兴起
在探讨传统中国乡村治理体制时，有人把汉代的三老、唐代的里正之类的角色都视为“乡绅”，这或许是对“乡绅”概念的泛化使用。诚然，在任何时代、任何条件下，乡村社会都会出现一些支配性人物，但未必可以将这些人物都界定为“乡绅”。在传统语境中，乡绅也被称为乡官、绅士、缙绅、绅衿、士大夫等，是一个与科举取士密切關联的概念。我个人认为，乡绅支配并非自古就有，而是明代中叶以降出现的一个新现象。
在梳理明代乡村控制体制的变化时，我曾指出，从明代前期到后期，发生了“职役性地方精英”向“身份性地方精英”的转变（参见拙著《明代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黄山书社2006年版，P163-174）。所谓“职役性地方精英”，是指粮长、里长、老人一类的人物，他们基本上都从民间富户中佥充，虽然要承担繁重的征缴税粮的任务，但同时也被赋予教化和管理民众的权力，因而成为乡村的支配性力量，体现了明太祖朱元璋“以良民治良民”的政治理想。正如顾炎武所评论的：“国初里甲之编，均其户口，可举纲以知目；首长之役，择其望族，如以臂而运指。意甚善也。”（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P1664）
史鉴曾这样描述一位粮长行使权力的情景：
其所设施，一以农事为本。又以为农出于人力，务爱养之，使其不挠，庶得尽力焉。乃约束管内，自己以下，不得取民毫毛利。民多感悦，转相告语，流亡复归。当春，则令田甲检视耕垦，五日一具报，躬自考课。有未辟者，则召其人诘责之。若缺农器及人力种子，则赒助之，更谕亲戚假贷之，计亩至秋责偿。或惰慢不肃，则杖而狥于众。由是人相劝戒，垦田大增。（《西村集》卷8《曾祖考清远府君行状》）因是为先祖立传，史鉴恐怕不免有所溢美。事实上，这些职役性地方精英的作用决非都是正面的。湖广布政使萧宽就曾上疏指出：“近年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等讼，多从粮长剖理，甚至贪财坏法，是非莫辨，屈抑无辜。乞严加禁约，今后不许粮长理讼。”（《明英宗实录》卷141，正统十一年五月甲戌条）
职役性地方精英的地位维持，依赖于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一是里甲体制有效运行，这是他们可以发挥作用的制度基础；二是赋役负担相对较轻，这是他们能够保持影响的经济基础。但到明代中叶，这两个因素都日益崩坏：一方面，因各种因素导致的人户逃亡或迁移，使里甲组织变得残缺不全，“里或止二三甲，甲或止一二户，甚至里无一甲、甲无一户者有之”（钱琦《恤新县疏》，康熙《西江志》卷146）；另一方面，赋役负担急剧增加，“家有千金之产，当粮长一年，有即为乞丐者矣；家有壮丁十余，当粮长一年，有即为绝户者矣。以致民避粮长之役，过于谪戍。官府无如之何，或有每岁一换之例，或为数十家朋当之条”（张萱《西园闻见录》卷32《户部一·赋役前》）。在这种情况下，粮、里长自然无法维持其支配地位，“无论里排与粮长不相上下，即甲下花民亦与里排抗礼，毫无尊卑矣”（曹慞《庉村志·风俗》）。
取代职役性地方精英地位的，便是伴随科举制度产生的乡绅阶层。因为他们是享有各种权利的特殊身份者，所以笔者称之为“身份性地方精英”。科举制度自隋代就开始实行，但在明代以前，这一制度并未在地方社会造成数量众多的特权身份者。明代出现这种情况，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科举成为终身身份。明代以前，读书人虽然可以凭借科举步入仕途，但倘若没有通过最终考试，则并不享受特殊待遇。明代将科举分为三个层级，初级的生员（俗称秀才）、中级的举人和顶级的进士，都是享有相应特殊待遇的终身身份，除进士和部分举人出外做官外，其他大都沉淀在了基层社会。二是户籍制度相对固化。明代以前，士人的活动地域比较广泛，很多出外仕宦者也不再返回家乡。如宋代“家不尚谱牒，身不重乡贯”（王应麟《困学纪闻》卷15《考史》），许多官员赋闲或退职后寄居他乡。明代学校和科举皆与籍贯紧密结合，官员赋闲或退职后大多也都返回家乡，在地方社会继续发挥影响和作用。
民望：乡绅的正面作用
相对于庞大的人口来说，乡绅的数量是很少的，正如担任过嘉善知县的李陈玉所说：“排版籍而周览，登户口者无算也。要其克列黉序，号为秀才，盖已千而得一焉。若夫所称乡绅，不啻万而得一矣。”（《汇纂功过格》卷4《修身格·行谊五十功》注）对于这个千挑万选的群体，人们自然期望他们能发挥表率作用，故有“士，四民之望也；乡绅，士之望也”（岳元声《潜初子文集》卷5《因时立命平籴巷议》）的说法。晚明不少乡绅也有这样的自觉意识。如何良俊认为乡绅应当做奉公守法的模范：“凡郡县有一善政及一切禁令，士夫皆当率先遵行，以为百姓之望。”（《四友斋丛说》卷16《史十二》）陈龙正认为乡绅应当关心乡里利弊：“居是乡也，则考是乡之利弊。留心于近而不能通天下者有矣，未有忽近而明远者也。天下之大务，非高位不得行，非有言责不得言。有位无位，可以共陈，则惟乡邦之事。”（《几亭外书》卷4《乡邦利弊考》）
推动公益事业，开展灾荒救济，可能是乡绅最重要的作用之一。晚明文献中，记载了不少积极投身于赈灾工作的乡绅。如万历十五六年，浙西发生饥荒，嘉善乡绅丁宾悉心筹划，全力赈济，“布不行则以米易布，民饥则煮粥，暑月虑败则给米，寒则给布絮，死则给棺，暴则收瘗，暇则修圩，文而宫墙，秽而狴犴，无不周悉”。总计用银三万余两，“竭其祖藏不足，又继以贷”（陈龙正《几亭全书》卷58《题丁清惠公赈施条约》）。桐乡乡绅李乐也积极投身救灾。他首先与亲戚夏冲寰“各出米三石，以风青镇，居民共得一百石”；他还“凂医士方时吉对渠同乡典铺商人劝谕，幸商人凡九典，仗义乐施，各捐中白米二十石，共得一百八十石”（李乐《见闻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P314）。万历三十六年，浙西遭遇特大水灾，地方官员“计无所出”，乡绅朱国桢积极建言献策，促使官员们“设法导籴”，收到了“田无颗粒收而民亡荒”（《朱文肃公文集》第8册《再启甘抚台》）的效果。嘉善乡绅陈龙正堪称这方面一个典范，他除自己积极捐赈外，还探索推行“一方富室救一方贫民之法”（《几亭全书》附录卷1《陈祠部公家传》）：当时嘉善共有20区，“每区推一乡绅主之，各从其所稔熟”；各乡绅派遣子弟家人写画本区地图并编制户口草册，然后逐村实地调查，把富户以外的人户分为极贫、次贫两等，发放相应数量的救济粮米（《几亭全书》卷25《庚午急救春荒事宜》）。 在基层社会的组织建设中，乡绅也发挥着推动和领导作用。晚明乡村社会出现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宗族建设蓬勃开展。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乡绅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事实上，很多宗族的形成和发展，就是本族乡绅积极倡导和大力资助的结果。以浙江平湖陆氏为例，虽然自明代初期开始，陆氏代有乐善好施之人，但并没有形成宗族组织。嘉靖年间，陆杲考中进士，但任职不久即遭罢职，他并不在意，对人说道：“得砥修礼训，以式乡闾，岂不若一官耶？”（光绪《平湖县志》卷15《人物》）陆杲有感于“岁荒民饥，族属流散”，在子侄和族人的支持下，陆续购置“在县田六百余亩，议为族田”（《平湖陆氏景贤祠志》卷4《奏请遵守义田疏》）。为了规范族人行为，陆杲还制定了《陆氏家训》，并针对族田制定了非常详细的“赡族规则”（《平湖陆氏景贤祠志》卷4《陆氏家训》、《景贤祠族田规则》）。晚明时代，类似陆杲这样致力于宗族建设的乡绅，所在多有，数量众多，甚至可以说，宗族组织乃是士绅社会的一种伴生物。除民间性的宗族外，带有官方或半官方色彩的保甲和乡约，也离不开乡绅的支持，有些地方官员明确规定选拔乡保首领要“谋诸乡荐绅”，“首推士夫，及于举、监、生员，随地方人材多寡为率，短中求长”（许孚远《敬和堂集》卷8《约保事宜》）。
崇祯年间，武生李琎“请括江南富户，报名输官，行首实籍没之法”，阁臣钱士升上疏辩护说：“郡邑有富家，固贫民衣食之源也。地方水旱，有司令出钱粟，均粜济饥，一遇寇警，令助城堡守御，富家未尝无益于国。”（《明史》卷251《钱士升传》）江南为人文渊薮，所谓富户很多都是乡绅。钱士升之言虽意在为富户辩护，但确实也反映了一方面的社会事实。
乡殃：晚明乡绅的负面作用
生活在明末清初的颜茂猷指出：
乡绅，国之望也。家居而為善，可以感郡县，可以风州里，可以培后进。
但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肯定知道能够达到这一标准的乡绅为数不多。他将乡绅分为四个层次：
能亲贤扬善，主持风俗，其上也；即不然，而正身率物，恬静自守，其次也；下此则求田问舍，下此则欺弱暴寡，风之薄也，非所敢道矣。（《迪吉录·官鉴家居门》）
从明末清初的大量记载看，颜茂猷所说的后两类，即“求田问舍”和“欺弱暴寡”的乡绅，可能才是乡绅阶层的主体。
当时乡绅最受诟病的恶行之一，是利用优免特权逃避赋役，兼并土地。明代各级官员以及举人、生员，都享受一定的徭役优免，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优免数量越来越大。以万历三十八年制定的优免条例为标准，一品京官可优免田地1万亩，依次递降，未仕举人也可免1200亩，生员可免80亩。但这些人并不满足于法定数额，而是千方百计扩大自己的优免范围。他们最常采用的手段是“诡寄”，即把没有优免权的人户的土地转挂到自己名下。聂豹曾对这种“凭借朝廷优免之厚恩，阴食吾民之膏髓”的做法提出严厉批评，他描述说：“今日士夫一登进士，或以举人选授一官，便以官户自鸣。原无产米在户者，则以无可优免为恨，乃听所亲厚推收诡寄，少者不下十石，多者三四十石，乃或至于百石。原有产米在户者，后且收添，又于同姓兄弟先已别籍异居者，亦各并收入户，尽力全户优免。”（聂豹《核官籍以均徭役》，《明经世文编》卷222）不少庶民地主也愿意“籍其产于士大夫，宁以身为佣佃而输之租”，以致“士一登乡举，辄皆受投献为富人”（《海瑞集》附录《海忠介公传》）。官绅逃避的赋役，必然转嫁到普通百姓身上，致使他们大量破产，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正如路振飞所说：“江南缙绅蔚起，优免者众，应役之田，什仅五六。再加隔邑官户占籍优免，应役者什仅四五。大户之有力者，又通官奴，竞寄花分，应役者止三四已。凡承重役，无不破家，应役卖产，仍归官籍。”（陆世仪《复社纪略》卷2）
乡绅另一项令人侧目的恶行，是通过接受投献、债务准折、购买、强占等手段，以家人、义男的名义大量蓄养奴仆。这种情况在江南地区最为突出，如曾任礼部尚书的董份“家畜僮仆不下千人”（范守己《曲洧新闻》卷2），官至内阁首辅的徐阶“家人多至数千”（于慎行《谷山笔麈》卷5）。顾炎武描述晚明江南情形：
太祖数凉国公蓝玉之罪，亦曰‘家奴至于数百’。今日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风，一登仕籍，此辈竞来门下，谓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日知录集释》卷13《奴仆》）
其他地方亦有此类现象，如河南光山“一荐乡书，则奴仆十百辈皆带田产而来”（王士性《广志绎》卷3《江北四省》）。投入官绅家的奴仆，不少倚势作恶害民，清人顾公燮谈到：
前明缙绅，虽素负清名者，其华屋园亭，佳城南亩，无不揽名胜，连阡陌，推原其故，皆系门生故吏代为经营，非尽出己资也。至于豪奴悍仆，倚势横行，里党不能安居，而市井小民，计维投身门下，得与此辈水乳交融，且可凭为城狐社鼠。由是一邑一乡之地，挂名童仆者，什有二三。（《消夏闲记摘抄》卷上《明季缙绅田园之盛》）
叶梦珠也描述明末松江情形云：
缙绅大僚最众，子弟僮仆，假势横行，兼并小民，侵渔百姓，撄其锋者，中人之产，无不立破。（《阅世编》卷4《宦迹》）
晚明乡绅的种种恶行，引起当时一些有识之士的深刻忧虑。如吕坤激愤地指出：“古者乡有缙绅，家邦受其庇荫，士民视为准绳。今也乡有缙绅，增家邦陵夺劳费之忧，开士民奢靡浮薄之俗。然则乡有缙绅，乡之殃也，风教之蠹也。”（《呻吟语》卷2《内篇·修身》）
晚明乡绅的活跃，早就引起中外学者关注。有些学者预设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将这种现象视为“公共领域”的产生和成长；还有一些学者秉持“皇权不下县”的理念，认为乡村是由乡绅而非官员治理。这些看法未必妥当。事实上，乡绅身份的获得和维持，高度依赖于国家权力；乡绅所从事的公共事业，与地方行政也难以分割。晚明乡绅阶层的兴起，很可能加深了国家权力与地方精英之间的互补关系。
（作者系北京行政学院《新视野》主编、中国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