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杨晓帆：青年批评家，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刘醒龙：湖北省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副主任，《芳草》主编
杨晓帆：刘老师您好。在2001年第5期《青春》上您曾发表过一篇评论《现在的网——少君作品印象》。这是您第一次与《青春》结缘吗？今年时逢《青春》创刊40周年，能否谈谈您与《青春》的故事？
刘醒龙：那篇小文章是我唯一刊发在《青春》的作品。但这一点也不影响我对《青春》的深刻印象。前几天，在山西长治，与肖克凡、马步升等聊天，提及至今记忆犹新的作品，比如魏雅华的《温柔之乡的梦》、魏继新的《燕儿窝之夜》、肖建國的《左撇子球王》，都是刊发在《青春》的。上世纪80年代的《青春》在青年人中的影响，不是第一也是第二。1982年，姜天民的短篇小说《第九个售货亭》在《青春》上发表，又获得当年的全国短篇小说奖，整个县城为之轰动，也让他成了走到哪里都被年轻人团团围住的青春偶像。那时候的《青春》，几乎与每个人的青春同义。作为小说家，从未在《青春》杂志上发表过小说，特别是在自己年轻时，没有在《青春》杂志上亮相，是一件无法弥补的憾事。
杨晓帆：《青春》曾被誉为中国文学期刊的“四小名旦”之一。我知道，由您主编的《芳草》杂志也格外注重对文学新人的培养，并挖掘推出了很多后来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家。作为文学期刊的同道中人，能否谈谈您对《青春》的认识？
刘醒龙：能够对年轻人产生影响，无论文学还是其他，第一位的是朝气，至于锐气，只能作为朝气的某个部分。《芳草》曾经是“四小名旦”之一，当年刊发喻杉的《女大学生宿舍》，二三十年来，总能让一茬茬的大学生们读来津津有味，与年轻人的心灵无缝链接是必不可少的。《芳草》《青春》等“四小名旦”，后来又都走过相同的弯路，这也证明，青春哪怕是真金白银一样的本钱，也经不起折腾与挥霍。《芳草》自2006年改版以来，坚持重在发掘文学新人，几年做下来，在中西部地区发现并推出一批很有实力的青年作家。前一阵，《青春》来《芳草》调研，我们与他们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总的来说，文学的大环境越来越向好，这种时候，一方面刊物自身要咬定青山不放松，不放弃文学主张，另一方面，也要做适度调整，在大方向不变的前提下，有力地释放与其他文学杂志有所不同的个性。文学杂志与文学作品是一个整体，什么样的作品出现在什么样的杂志上，是有迹可寻的。文学杂志怎么办，文学作品如何写，在规律上有太多相似之处。这一点在当下尤为突出。可以这么说，那种纯粹的编辑越来越难挑起文学杂志的重任。当年主持“四小名旦”的，其实是一批重放“青春”的文学人。好不容易等来文艺的春天，像《青春》老主编斯群等一批人，生理年纪虽然较大，心理上却是无比青春。那时候，那样一批编辑，是将自己几十年的才华积蓄，在短短几年中迸发出来。这与现在由大学校门直接进到编辑部，纯粹将编辑当成职业的人不可同日而语。《芳草》注意到这一点要早一些，《青春》似乎现在也注意到这一点了。
杨晓帆：在《文学回忆录》里，您讲到自己还是普通文学青年时写作、投稿的曲折经历，但您也谈到了这样一个观点：过早成名对作家来说不见得是一件好事，不急功近利反倒能厚积薄发。时至今日，我们的文学创作和发表环境都发生了许多变化，您怎么看待当下青年写作者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刘醒龙：我有几位种苗木的朋友，与别的行当不一样，别的行当里，一旦货物卖不出去，就会焦虑不堪。种苗木的哪怕一整年没卖出去几棵树，依旧悠然自得。其原因在于，别的货物会有时效期，苗木不仅没有时效期，今年没有卖出去，明年后年反而价格更高质量更好。写作如同种苗木，就像种在地里的苗木，今年没有卖出去，生长还在继续，越粗壮苗木价值越高。只要不断地努力，除非真的不是写作料，否则，总会有所进步。这也是文学素养积累的正常过程。在互联网时代，情况可能更加复杂，那些零门槛的推出，看上去是机遇，其实什么也不是。在我小说处女作中，曾经写过一句话：机遇是少数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品。零门槛等于没有门槛，没有经过多重关卡考验的机遇就不是机遇。在互联网背景下的写作，现实行为中的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在零门槛的传播中会异化成自丑不觉。
杨晓帆：当下谈青年写作往往是从代际视角出发，但我觉得“年轻”并不必然就具备“青年”的素质。代际经验的独特性只是一个切入点，更重要的是如何在现实与时代的关系中确立“在场感”并在艺术上彰显其先锋意识。而目前青年写作在这两方面又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一方面是如此丰富的生活现实中因同质化、碎片化的认识与描述反倒呈现出创作中经验的贫乏；另一方面，由纯熟的写作技巧和严肃的创作态度所构成的青年作家面目似乎缺少些个性，或者说少了点可以突破既有文学想象的冒犯精神。您对此印象如何？
刘醒龙：对我们这些过来人来说，青年可以说成是还没有过来的人。过来了才发现，几乎一切人生道理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陈述与实践这些道理的人在不断变化与轮回。当下的情况与从前略有不同，无论何种年纪的人，只要会用手机，便会越来越看重朋友圈。说句过激的话，这样的朋友圈，是文学的天敌。朋友圈中弥漫的戾气与虚伪，对一张张宁静书桌的摧毁，令人空前担忧。
十天不玩朋友圈的收获，要比十天当中天天都在玩朋友圈的收获多十倍。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经历与经验，前一茬人通过浩大的文学实践，建立起来的经验体系，不是用来给后人“冒犯”的，而是作为某种经典给人以路标一样的引领。后来者如果只想着“冒犯”，就像小孩子时常在大人面前玩点小淘气，那是长不大的。成熟的写作者都必须具备构造自己写作经验体系的能力。这样的能力可以与任何人无关，因为那是属于个人独创，别人想拿也拿不走，就算拿走了也无法进行实际应用。有了这种能力，别人如何做那是别人的事，有空时略微关注一下，了解人家的动向就够了。当然，这样的能力与体系足够强大时，也可以与任何人有关。人到中年以后，还能立足文坛，那些道理大概谁都看得出来，如创造力旺盛，心理年纪还很年轻等。不管怎么说，年轻和青年，只不过是一种符号，无法自然而然的成其为才华。在当前的文学作品中，在场感已经成为一种陷阱，越想写得身临其境，越像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别的我不敢多说，有一点是能够断言的，在场感并不是极尽一切可能去写咖啡馆，当年在巴黎萨特咖啡馆里泡着的那些大妈们，从没有像今天的年轻人这样热衷于对咖啡馆的写作，但她们的作品至今仍旧具有世界性的在场感。 杨晓帆：对城市和城市生活的书写是当下青年写作中一个很时新的话题。但我认为再从城乡题材上去区分写作恐怕是无效的。乡村的衰落混杂着现实与个人情感的表达需求，当下城市体验也越来越不再是外在的物质刺激或概念化的欲望缠斗，它们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我们置身其中的场域。您的创作中有不少乡村书写，但往往又内涵了来自城市生活的底色，如您的长篇小说《蟠虺》集中写城市，但又是在对楚文化的原乡意识中去书写现代都市和现代人。您怎么看待乡村书写和城市书写的问题？
刘醒龙：关于城市生活与乡村生活的话题，有越来越多的趋势。我在此前也免不了贴过标签，我真正所想的始终只是人的意义，特别是一个人的意义。这种意义包含着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不同个人与不同群体的关系，还可以是一切人之间的关系，所要探索的无非还是一个人的方方面面，最终必须落到实处的还是两个字：价值。我这样过着日子，他那样过着日子，价值一样吗？别人的人生是人生，自己的人生难道不是人生吗？
杨晓帆：近年来，在“重新回归现实主义”的呼声中，我觉得也难免夹杂着一种认识误区，以为书写现实题材，具有现实批判精神，关注社会公共议题就是现实主义，以为现实主义重在“写什么”，而不是“怎么写”。过去一些围绕“现实主义冲击波”对您作品如《分享艰难》的批评也存在类似误读，抛开文本空谈主题，反而看不到作家是如何紧贴着日常生活和人物的心理逻辑去重新构建现实的，看不到现实主义作家也在通过有意味的形式去发明现实。您如何看待创作中的写实与虚构？现在有不少作者通过新闻获取素材，但对现实的想象和理解也往往受制于此。
刘醒龙：作品的“实”来自两点，一点是作品中人物的实，一点是写作者内心的实。虚构不是空穴来风，最美妙的虚构是比真要实，比实更真。就像《天行者》中，暗访的记者表态要将界岭小学的故事发表在省报的头版头条，报纸出来后，界岭小说的故事真的发表头版，但不是头条，头条是大力发展养猪事业。一般人都会虚构，想象却需要才华与经验的高度契合才有所发生。道听途说的东西，硬拿来当作想象，会将人弄成妖怪。
杨晓帆：在长篇新作《黄冈密卷》中，您写到了“我们的父亲”，这个既充满个体经验同时又不乏集体记忆的人物，不仅给现当代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了一个丰沛的父辈形象，更让我想到文学发展与创作道路的隐喻——一个从审父、弑父到寻父、甚至鲁迅先生所谓“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过程。近些年，不少青年小说家也开始尝试告别青春絮语，以家族史等形式去寻找与历史的关联，究其实质，我想是要在文学中找回“原乡”，找到个人的来路与归途。您觉得寻找与书写父辈的意义是什么？
刘醒龙：男人写父亲，本质上是在写自己。作品中父亲的模样，可以看成是男人自己隐私的曝光。女人写父亲是客观的，男人写父亲是主观的。是对自己如何做父亲的模拟，也是对自己未来之路的预演。
杨晓帆：您特别擅长开掘历史的深度和丰富性，《黄冈密卷》和《圣天门口》都堪称具有史诗意识的作品。地方与人是您讲述历史的两个重要支点，但从地方着眼绝不是为了消解总体性，立足人心也不是满足于以欲望叙事渲染历史的怪诞与偶然，而是在对历史复杂性的认识中重新认识历史中的我们。您觉得今天重提史诗性写作是否必要？
刘醒龙：作家终其一生的梦想，是一定要拿出一部有史诗意义的作品。池莉就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所做的访谈，也郑重地说出“史诗”二字。像池莉这样以“新写实”著名的作家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其他风格的写作。说到底，还是因为史诗性作品是文学中的皇冠，仅仅就其写作难度之大，就足够吸引有志青年、有志中年和有志老年们用自己的写作去冲击与登攀一下，在寻找文学的最大可能性同时，也力图创造出自身的最大可能性。这也是作家的意义，与一般写手的区别也在于此。中国文学所面对的最大问题正是史诗性欠缺，曾经有段時间史诗性被消解得无影无踪，以至于后来重新发现史诗性的意义时，太多的轻写作，慢生活，让写作者懒得劳神费力。没有史诗性作品，文学将会愧对历史。
杨晓帆：从《圣天门口》中“人人心里都存有一个‘圣’的角落”到《黄冈密卷》中的“贤良方正”，您的创作中始终有对高贵精神的追求。每一次写作实践都是尝试从不同方面为这种精神追本溯源。它不是外在于现实的，而是内在于历史和中国人的感情、伦理生活。它也不是作家理念的投射，写作者恰恰是在不断地自我剖析中经历同样的精神求索。所以，我觉得一些评论用“道德理想主义”来形容您的创作是不妥当的，有的作家姿态站得很高，却缺少对写作者自身和文学之用的自觉反省。您在最近出版的《文学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话，我读后很受触动：“一个人的能力救不了全部的人，那就救一部分人，再不行就救几个人，还不行就救一个人，实在救不了别人，那就救自己，人人都能救自己，不也是救了全部的人吗？”——新时期以来有一种创作倾向是趋于对现实、人心进行审丑式的，凸显其荒诞与暗黑的极端叙事，在一个躲避崇高的时代，您却反其道而行，这种文学认识和写作姿态您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刘醒龙：我这人有个毛病，越是孤单孤独，不受人待见的事情，越是坚持不懈。上世纪90年代初我说过一句话，中国人一定有着某种优根性，如果真的处处是劣根性，这样的民族早就被历史淘汰了。自己最早记住的书面语言是六个字：人之初，性本善。那时，我们一家住在一个名叫金家墩的小山村，爷爷夜里点着煤油灯教我读《三字经》。别人家的孩子已经不读这些了。爷爷在异地他乡用黄冈方言教孙子读书的声音成了当地人的笑料，大人小孩都冲着我怪腔怪调地学舌，将“人之初、性本善”说得像是骂人那样难听。当时，乡下刚开始搞“社教”，有天晚上，爷孙俩正在煤油灯下继续学《三字经》，父亲突然回来，二话没说拿起那发黄的竖排木刻印刷的小册子，放到煤油灯上烧得干干净净。从那以后，爷爷再也不在任何人面前提《三字经》了。在我这里，也许是当初受人嘲笑与威胁所产生的逆反，不管后面发生哪种政治运动，就连弗洛伊德学说如同潮水那样涌过来时，还有从马克思著作中发现“恶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的警句时，“人之初，性本善”的理念也丝毫没有褪除。鲁迅先生将中国人劣根性写到了极致，既然在批判性上无法超越，那就做一点鲁迅先生没来得及做的事，就像一枚硬币，有反面就必须有正面。有人愿意写硬币的反面，那么硬币的正面也需要人来写。
杨晓帆：您的散文新作《上上长江》，是您对多次沿长江行走这一经历的抒写。这种“行走”的态度提示我们思考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对于喜欢文学的青年人来说，文学固然给予了一种观看和理解现实的新视角，但也只有投身于正在发生的千姿百态的现实，才能不断赋予“文学”更开阔的内涵。您如何看待这种“行走”的意义？
刘醒龙：男人是习惯在原野上奔突的生物，哪怕拥有一台能够连接全世界的电脑，成年累月待在某个高档小区，也会褪色变成像是吃软饭的小白脸。在原野上自由自在地行走，走上几十天，走过上万公里，即便不是为了写作，就只是男人性情来说，也是莫大的刺激。如果再以文学的名义，如此行走下来，会是对已被消耗的文学元素的超级补充。这一点，在之后写作的《黄冈秘卷》中已有所显现，如果没有之前《上上长江》的行走，这部长篇小说能不能动笔都会是一个问题。万里行走的浩然之气，不需要额外想方设法，就会自然而然地弥漫到新的创作当中。
杨晓帆：您曾用“青春”这个词来比喻创作中短篇小说的独特意义，它或有缺憾，但是却贵在有饱满的浪漫与激情。新世纪以来，您的创作重心主要在长篇小说，这一选择除了艺术上的考虑之外，是否也包含了您的某种生命体悟——或者说您觉得长篇小说比中短篇小说更接近自己的这一人生阶段？
刘醒龙：是的。人一生，不同阶段要做不同的事，同样是写小说，长篇与中短篇有着明显的不同，在体力好，精力旺盛，经验独到时，写长篇要比写中短篇更对得起年月日。
杨晓帆：在屠格涅夫的《初恋》里，有这样一句话：“青春，也许你的魅力的整个秘密，并不在乎你能够做任何事情，而在于你能够想你做得到任何事情。”如果能像科幻小说里所写的那样——与青年时代的自己相遇，那么现在的您会对过去的自己说些什么呢？
刘醒龙：不要害怕，也不要迟疑，坚决爱自己痴爱的姑娘，坚决爱自己热爱的文学。
主持人：何平
编辑：李樯
刘醒龙：湖北省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副主任，《芳草》主编
杨晓帆：刘老师您好。在2001年第5期《青春》上您曾发表过一篇评论《现在的网——少君作品印象》。这是您第一次与《青春》结缘吗？今年时逢《青春》创刊40周年，能否谈谈您与《青春》的故事？
刘醒龙：那篇小文章是我唯一刊发在《青春》的作品。但这一点也不影响我对《青春》的深刻印象。前几天，在山西长治，与肖克凡、马步升等聊天，提及至今记忆犹新的作品，比如魏雅华的《温柔之乡的梦》、魏继新的《燕儿窝之夜》、肖建國的《左撇子球王》，都是刊发在《青春》的。上世纪80年代的《青春》在青年人中的影响，不是第一也是第二。1982年，姜天民的短篇小说《第九个售货亭》在《青春》上发表，又获得当年的全国短篇小说奖，整个县城为之轰动，也让他成了走到哪里都被年轻人团团围住的青春偶像。那时候的《青春》，几乎与每个人的青春同义。作为小说家，从未在《青春》杂志上发表过小说，特别是在自己年轻时，没有在《青春》杂志上亮相，是一件无法弥补的憾事。
杨晓帆：《青春》曾被誉为中国文学期刊的“四小名旦”之一。我知道，由您主编的《芳草》杂志也格外注重对文学新人的培养，并挖掘推出了很多后来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家。作为文学期刊的同道中人，能否谈谈您对《青春》的认识？
刘醒龙：能够对年轻人产生影响，无论文学还是其他，第一位的是朝气，至于锐气，只能作为朝气的某个部分。《芳草》曾经是“四小名旦”之一，当年刊发喻杉的《女大学生宿舍》，二三十年来，总能让一茬茬的大学生们读来津津有味，与年轻人的心灵无缝链接是必不可少的。《芳草》《青春》等“四小名旦”，后来又都走过相同的弯路，这也证明，青春哪怕是真金白银一样的本钱，也经不起折腾与挥霍。《芳草》自2006年改版以来，坚持重在发掘文学新人，几年做下来，在中西部地区发现并推出一批很有实力的青年作家。前一阵，《青春》来《芳草》调研，我们与他们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总的来说，文学的大环境越来越向好，这种时候，一方面刊物自身要咬定青山不放松，不放弃文学主张，另一方面，也要做适度调整，在大方向不变的前提下，有力地释放与其他文学杂志有所不同的个性。文学杂志与文学作品是一个整体，什么样的作品出现在什么样的杂志上，是有迹可寻的。文学杂志怎么办，文学作品如何写，在规律上有太多相似之处。这一点在当下尤为突出。可以这么说，那种纯粹的编辑越来越难挑起文学杂志的重任。当年主持“四小名旦”的，其实是一批重放“青春”的文学人。好不容易等来文艺的春天，像《青春》老主编斯群等一批人，生理年纪虽然较大，心理上却是无比青春。那时候，那样一批编辑，是将自己几十年的才华积蓄，在短短几年中迸发出来。这与现在由大学校门直接进到编辑部，纯粹将编辑当成职业的人不可同日而语。《芳草》注意到这一点要早一些，《青春》似乎现在也注意到这一点了。
杨晓帆：在《文学回忆录》里，您讲到自己还是普通文学青年时写作、投稿的曲折经历，但您也谈到了这样一个观点：过早成名对作家来说不见得是一件好事，不急功近利反倒能厚积薄发。时至今日，我们的文学创作和发表环境都发生了许多变化，您怎么看待当下青年写作者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刘醒龙：我有几位种苗木的朋友，与别的行当不一样，别的行当里，一旦货物卖不出去，就会焦虑不堪。种苗木的哪怕一整年没卖出去几棵树，依旧悠然自得。其原因在于，别的货物会有时效期，苗木不仅没有时效期，今年没有卖出去，明年后年反而价格更高质量更好。写作如同种苗木，就像种在地里的苗木，今年没有卖出去，生长还在继续，越粗壮苗木价值越高。只要不断地努力，除非真的不是写作料，否则，总会有所进步。这也是文学素养积累的正常过程。在互联网时代，情况可能更加复杂，那些零门槛的推出，看上去是机遇，其实什么也不是。在我小说处女作中，曾经写过一句话：机遇是少数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品。零门槛等于没有门槛，没有经过多重关卡考验的机遇就不是机遇。在互联网背景下的写作，现实行为中的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在零门槛的传播中会异化成自丑不觉。
杨晓帆：当下谈青年写作往往是从代际视角出发，但我觉得“年轻”并不必然就具备“青年”的素质。代际经验的独特性只是一个切入点，更重要的是如何在现实与时代的关系中确立“在场感”并在艺术上彰显其先锋意识。而目前青年写作在这两方面又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一方面是如此丰富的生活现实中因同质化、碎片化的认识与描述反倒呈现出创作中经验的贫乏；另一方面，由纯熟的写作技巧和严肃的创作态度所构成的青年作家面目似乎缺少些个性，或者说少了点可以突破既有文学想象的冒犯精神。您对此印象如何？
刘醒龙：对我们这些过来人来说，青年可以说成是还没有过来的人。过来了才发现，几乎一切人生道理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陈述与实践这些道理的人在不断变化与轮回。当下的情况与从前略有不同，无论何种年纪的人，只要会用手机，便会越来越看重朋友圈。说句过激的话，这样的朋友圈，是文学的天敌。朋友圈中弥漫的戾气与虚伪，对一张张宁静书桌的摧毁，令人空前担忧。
十天不玩朋友圈的收获，要比十天当中天天都在玩朋友圈的收获多十倍。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经历与经验，前一茬人通过浩大的文学实践，建立起来的经验体系，不是用来给后人“冒犯”的，而是作为某种经典给人以路标一样的引领。后来者如果只想着“冒犯”，就像小孩子时常在大人面前玩点小淘气，那是长不大的。成熟的写作者都必须具备构造自己写作经验体系的能力。这样的能力可以与任何人无关，因为那是属于个人独创，别人想拿也拿不走，就算拿走了也无法进行实际应用。有了这种能力，别人如何做那是别人的事，有空时略微关注一下，了解人家的动向就够了。当然，这样的能力与体系足够强大时，也可以与任何人有关。人到中年以后，还能立足文坛，那些道理大概谁都看得出来，如创造力旺盛，心理年纪还很年轻等。不管怎么说，年轻和青年，只不过是一种符号，无法自然而然的成其为才华。在当前的文学作品中，在场感已经成为一种陷阱，越想写得身临其境，越像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别的我不敢多说，有一点是能够断言的，在场感并不是极尽一切可能去写咖啡馆，当年在巴黎萨特咖啡馆里泡着的那些大妈们，从没有像今天的年轻人这样热衷于对咖啡馆的写作，但她们的作品至今仍旧具有世界性的在场感。 杨晓帆：对城市和城市生活的书写是当下青年写作中一个很时新的话题。但我认为再从城乡题材上去区分写作恐怕是无效的。乡村的衰落混杂着现实与个人情感的表达需求，当下城市体验也越来越不再是外在的物质刺激或概念化的欲望缠斗，它们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我们置身其中的场域。您的创作中有不少乡村书写，但往往又内涵了来自城市生活的底色，如您的长篇小说《蟠虺》集中写城市，但又是在对楚文化的原乡意识中去书写现代都市和现代人。您怎么看待乡村书写和城市书写的问题？
刘醒龙：关于城市生活与乡村生活的话题，有越来越多的趋势。我在此前也免不了贴过标签，我真正所想的始终只是人的意义，特别是一个人的意义。这种意义包含着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不同个人与不同群体的关系，还可以是一切人之间的关系，所要探索的无非还是一个人的方方面面，最终必须落到实处的还是两个字：价值。我这样过着日子，他那样过着日子，价值一样吗？别人的人生是人生，自己的人生难道不是人生吗？
杨晓帆：近年来，在“重新回归现实主义”的呼声中，我觉得也难免夹杂着一种认识误区，以为书写现实题材，具有现实批判精神，关注社会公共议题就是现实主义，以为现实主义重在“写什么”，而不是“怎么写”。过去一些围绕“现实主义冲击波”对您作品如《分享艰难》的批评也存在类似误读，抛开文本空谈主题，反而看不到作家是如何紧贴着日常生活和人物的心理逻辑去重新构建现实的，看不到现实主义作家也在通过有意味的形式去发明现实。您如何看待创作中的写实与虚构？现在有不少作者通过新闻获取素材，但对现实的想象和理解也往往受制于此。
刘醒龙：作品的“实”来自两点，一点是作品中人物的实，一点是写作者内心的实。虚构不是空穴来风，最美妙的虚构是比真要实，比实更真。就像《天行者》中，暗访的记者表态要将界岭小学的故事发表在省报的头版头条，报纸出来后，界岭小说的故事真的发表头版，但不是头条，头条是大力发展养猪事业。一般人都会虚构，想象却需要才华与经验的高度契合才有所发生。道听途说的东西，硬拿来当作想象，会将人弄成妖怪。
杨晓帆：在长篇新作《黄冈密卷》中，您写到了“我们的父亲”，这个既充满个体经验同时又不乏集体记忆的人物，不仅给现当代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了一个丰沛的父辈形象，更让我想到文学发展与创作道路的隐喻——一个从审父、弑父到寻父、甚至鲁迅先生所谓“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过程。近些年，不少青年小说家也开始尝试告别青春絮语，以家族史等形式去寻找与历史的关联，究其实质，我想是要在文学中找回“原乡”，找到个人的来路与归途。您觉得寻找与书写父辈的意义是什么？
刘醒龙：男人写父亲，本质上是在写自己。作品中父亲的模样，可以看成是男人自己隐私的曝光。女人写父亲是客观的，男人写父亲是主观的。是对自己如何做父亲的模拟，也是对自己未来之路的预演。
杨晓帆：您特别擅长开掘历史的深度和丰富性，《黄冈密卷》和《圣天门口》都堪称具有史诗意识的作品。地方与人是您讲述历史的两个重要支点，但从地方着眼绝不是为了消解总体性，立足人心也不是满足于以欲望叙事渲染历史的怪诞与偶然，而是在对历史复杂性的认识中重新认识历史中的我们。您觉得今天重提史诗性写作是否必要？
刘醒龙：作家终其一生的梦想，是一定要拿出一部有史诗意义的作品。池莉就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所做的访谈，也郑重地说出“史诗”二字。像池莉这样以“新写实”著名的作家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其他风格的写作。说到底，还是因为史诗性作品是文学中的皇冠，仅仅就其写作难度之大，就足够吸引有志青年、有志中年和有志老年们用自己的写作去冲击与登攀一下，在寻找文学的最大可能性同时，也力图创造出自身的最大可能性。这也是作家的意义，与一般写手的区别也在于此。中国文学所面对的最大问题正是史诗性欠缺，曾经有段時间史诗性被消解得无影无踪，以至于后来重新发现史诗性的意义时，太多的轻写作，慢生活，让写作者懒得劳神费力。没有史诗性作品，文学将会愧对历史。
杨晓帆：从《圣天门口》中“人人心里都存有一个‘圣’的角落”到《黄冈密卷》中的“贤良方正”，您的创作中始终有对高贵精神的追求。每一次写作实践都是尝试从不同方面为这种精神追本溯源。它不是外在于现实的，而是内在于历史和中国人的感情、伦理生活。它也不是作家理念的投射，写作者恰恰是在不断地自我剖析中经历同样的精神求索。所以，我觉得一些评论用“道德理想主义”来形容您的创作是不妥当的，有的作家姿态站得很高，却缺少对写作者自身和文学之用的自觉反省。您在最近出版的《文学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话，我读后很受触动：“一个人的能力救不了全部的人，那就救一部分人，再不行就救几个人，还不行就救一个人，实在救不了别人，那就救自己，人人都能救自己，不也是救了全部的人吗？”——新时期以来有一种创作倾向是趋于对现实、人心进行审丑式的，凸显其荒诞与暗黑的极端叙事，在一个躲避崇高的时代，您却反其道而行，这种文学认识和写作姿态您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刘醒龙：我这人有个毛病，越是孤单孤独，不受人待见的事情，越是坚持不懈。上世纪90年代初我说过一句话，中国人一定有着某种优根性，如果真的处处是劣根性，这样的民族早就被历史淘汰了。自己最早记住的书面语言是六个字：人之初，性本善。那时，我们一家住在一个名叫金家墩的小山村，爷爷夜里点着煤油灯教我读《三字经》。别人家的孩子已经不读这些了。爷爷在异地他乡用黄冈方言教孙子读书的声音成了当地人的笑料，大人小孩都冲着我怪腔怪调地学舌，将“人之初、性本善”说得像是骂人那样难听。当时，乡下刚开始搞“社教”，有天晚上，爷孙俩正在煤油灯下继续学《三字经》，父亲突然回来，二话没说拿起那发黄的竖排木刻印刷的小册子，放到煤油灯上烧得干干净净。从那以后，爷爷再也不在任何人面前提《三字经》了。在我这里，也许是当初受人嘲笑与威胁所产生的逆反，不管后面发生哪种政治运动，就连弗洛伊德学说如同潮水那样涌过来时，还有从马克思著作中发现“恶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的警句时，“人之初，性本善”的理念也丝毫没有褪除。鲁迅先生将中国人劣根性写到了极致，既然在批判性上无法超越，那就做一点鲁迅先生没来得及做的事，就像一枚硬币，有反面就必须有正面。有人愿意写硬币的反面，那么硬币的正面也需要人来写。
杨晓帆：您的散文新作《上上长江》，是您对多次沿长江行走这一经历的抒写。这种“行走”的态度提示我们思考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对于喜欢文学的青年人来说，文学固然给予了一种观看和理解现实的新视角，但也只有投身于正在发生的千姿百态的现实，才能不断赋予“文学”更开阔的内涵。您如何看待这种“行走”的意义？
刘醒龙：男人是习惯在原野上奔突的生物，哪怕拥有一台能够连接全世界的电脑，成年累月待在某个高档小区，也会褪色变成像是吃软饭的小白脸。在原野上自由自在地行走，走上几十天，走过上万公里，即便不是为了写作，就只是男人性情来说，也是莫大的刺激。如果再以文学的名义，如此行走下来，会是对已被消耗的文学元素的超级补充。这一点，在之后写作的《黄冈秘卷》中已有所显现，如果没有之前《上上长江》的行走，这部长篇小说能不能动笔都会是一个问题。万里行走的浩然之气，不需要额外想方设法，就会自然而然地弥漫到新的创作当中。
杨晓帆：您曾用“青春”这个词来比喻创作中短篇小说的独特意义，它或有缺憾，但是却贵在有饱满的浪漫与激情。新世纪以来，您的创作重心主要在长篇小说，这一选择除了艺术上的考虑之外，是否也包含了您的某种生命体悟——或者说您觉得长篇小说比中短篇小说更接近自己的这一人生阶段？
刘醒龙：是的。人一生，不同阶段要做不同的事，同样是写小说，长篇与中短篇有着明显的不同，在体力好，精力旺盛，经验独到时，写长篇要比写中短篇更对得起年月日。
杨晓帆：在屠格涅夫的《初恋》里，有这样一句话：“青春，也许你的魅力的整个秘密，并不在乎你能够做任何事情，而在于你能够想你做得到任何事情。”如果能像科幻小说里所写的那样——与青年时代的自己相遇，那么现在的您会对过去的自己说些什么呢？
刘醒龙：不要害怕，也不要迟疑，坚决爱自己痴爱的姑娘，坚决爱自己热爱的文学。
主持人：何平
编辑：李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