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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履职有多种方式，迟夙生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做议案。“这比单纯做个调查，批评政府工作复杂得多，提出解决方案才有价值。”
迟夙生这几天没事儿就上上网，她觉得两会期间的报道目前还是平平稳稳的：“老套路，先是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再是政治局常委到各代表团探访，还没看到比较尖锐的话题。”当然，她觉得自己这样说不够全面，想了想又说，“今年我没在两会上，在外部看得可能不够准确，外松内紧也说不定。”
在迟夙生的记忆里，以往记者难以看到的小组讨论会上，气氛往往剑拔弩张，反对的意见、敏感的问题多半出自于此，媒体最后发表的，都是温和的解决方案。“有人说代表只懂举手，那是没看到这个过程，那才是代表最发光的时候。”
“当代表挺痛苦的”
迟夙生，九三学社社员，中国恢复律师制度以来第一批律师，第九、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没得到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的提名，她去年十月份就依稀知道了。“做了十五年老代表，程序怎么也熟了，如果被提名，这个时候就该去人大拍照了。”
各路媒体如果将最具争议的全国人大代表排个名单，迟夙生肯定稳居前十。她对刑事诉讼法这部“小宪法”的修改功不可没，但也因提出“卖淫合法化”被骂得狗血淋头；她关注基本人权和司法环境被法律界尊重，但也因“敢整、敢唠”被多次批评“注意工作方法”。
黑龙江代表团里一位女代表觉得她做事有点不顾后果，甚至连累了团里其他女代表，“经常有人指着我，问是不是那个惹事的迟夙生，我只能解释自己是理性的那个。”
迟夙生对此不以为然，“代议政治的特点就是批评，人大代表就应该是说别人不敢说的，做别人不敢做的，都唯唯诺诺瞻前顾后，那就是不合格。”
她觉得这届没当上人大代表，某种程度上算松了一口气。“当代表没觉得累，但挺痛苦的，我们小老百姓，养家糊口之余，还得归纳、整理社会现象，认真研究议案，十几年没节假日了。”《方圆》记者和她开玩笑说，“当代表挺痛苦的”这一说法可能又会引来一番争议，她却给自己定位“我就是个小老百姓，学不来滴水不漏的官腔，我还是得说实话”。
迟夙生第一次被媒体关注，也是因为实话实说。
2009年，两高工作报告得到的反对票较往年都有增长。《南方周末》记者赵蕾决定做一个调查，看看反对票都是谁投的。她从代表中随机抽样，打了一百多个电话，没有一个代表说自己投了反对票。赵蕾觉得自己有那么点儿背，随机抽都能抽得那么“准”，直到迟夙生接起电话，坦承自己投过反对票。
迟夙生见报了，她自己并不知道，“平时离北京远，我消息又不灵通。”接到亲友电话，知道自己“火”了，她还在下乡的路上。她也觉得说实话对自己并没什么影响，甚至在此之后，两高在与代表交流时还挺愿意找她去说说。“这说明这两个部门真的重视代表意见，也有心胸和气度。”
能看到屁股的观察角度
现实中的迟夙生也挺“老百姓”的，她不注意身材，不怎么打扮，看着和任何一个会挎篮子去菜市场的大妈没什么区别。所里的业务也挺“老百姓”的，和融资、并购这些听着就很精英的工作没太大关系——虽然在律所主页上，迟夙生做过的几个非诉案件倒是挂得挺显眼。
1979年，中国开始重建司法制度，拥有128万人口的齐齐哈尔有了6位法院下属的“官办律师”——23岁的迟夙生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那时候，迟夙生已经是当地有名的律师。十年后，迟夙生成了齐齐哈尔第一个砸破自己“铁饭碗”的执业律师。1994年，夙生律师事务所成立，她提出，律所要帮老百姓打官司，为其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自从1979年执业、1994年建所以来，迟夙生一直为所有上门的老百姓提供免费法律咨询，现在已经34年了。
只要在齐齐哈尔，迟夙生就会像老中医一样在办公室里“坐诊”。人们一个一个在她面前坐下：有冤情的、想躲债的、要离婚的……从刑事案件到“家长里短”。 夙生律师事务所里，每天总有上门咨询的人来来往往，看着像个自由市场。“下一位！”迟夙生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喊着外面拿号排队来咨询法律问题的普通百姓。虽然是免费咨询，但总有从附近四里八村来的人觉得不好意思，临走时给塞几个鸡蛋；打官司的诉讼费也曾用大米结算过。
不算优良的工作环境，和毫无经济利益的法律咨询，所里十几名律师，却都是连着干了十几年。
“跟着老板习惯了，都说律师是自由职业者，我们却比坐班还要守时，每次开完庭都急着往回跑，怕咨询的人太多，其他律师忙不过来。” 夙生律师事务所里的朱明秋律师说。
朱明秋说：“做生意的人都知道，有了客流才有人买货，咨询的人多了总有人会诉讼。”到了诉讼的阶段还是会收费的，薄利多销，生活也凑合。所里不勾兑、不承诺、不送礼，千金难买心情舒畅。
“我现在也不挑案子，小案件我还是会做，无论是代表也好，律师也好，不能忘记最基层的老百姓，他们是最累最苦的。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棵树，树上坐满了猴子，从上往下看全是笑脸，从下往上看全是屁股，我更乐意选择能看到屁股的观察角度。”迟夙生说。
有观察就有思考，有思考就有行动。代表履职包含调研，审议政府、两高工作报告，提出议案等多种内容，迟夙生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做议案。“这比单纯做个调查，批评下政府工作复杂得多，提出解决方案才有价值。”
农民工讨薪、消费者维权、乞讨儿童救助、教师待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以及离退休职工的生活和待遇，这一系列议案和建议的提出，都是迟夙生从最基层的视角中搜寻出来的，但当她把精力花费在保护卖淫女身上的时候，不出意外地被骂了。
引发争议的议案
2012年两会期间，迟夙生被曝连续九年提出“卖淫合法化”。按照现行刑法的规定，组织卖淫嫖娼是可能被判处死刑的。但她认为，组织卖淫嫖娼的这部分人里面应该分类，强迫他人的，还有就是组织未成年人卖淫嫖娼的，对他们可以保留死刑；但是如果是成年人，愿意选择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并且把这个作为自己的职业，那么应该把她们组织起来安全地交易，从而保障健康，不应该再判处死刑，甚至不应该定罪。只有这样分清层次，才能最大限度地让卖淫者在安全、卫生方面得到保障。不过，该严惩的还要严惩，组织强迫妇女卖淫和未成年人卖淫的，还要严厉打击。
迟夙生这几天没事儿就上上网，她觉得两会期间的报道目前还是平平稳稳的：“老套路，先是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再是政治局常委到各代表团探访，还没看到比较尖锐的话题。”当然，她觉得自己这样说不够全面，想了想又说，“今年我没在两会上，在外部看得可能不够准确，外松内紧也说不定。”
在迟夙生的记忆里，以往记者难以看到的小组讨论会上，气氛往往剑拔弩张，反对的意见、敏感的问题多半出自于此，媒体最后发表的，都是温和的解决方案。“有人说代表只懂举手，那是没看到这个过程，那才是代表最发光的时候。”
“当代表挺痛苦的”
迟夙生，九三学社社员，中国恢复律师制度以来第一批律师，第九、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没得到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的提名，她去年十月份就依稀知道了。“做了十五年老代表，程序怎么也熟了，如果被提名，这个时候就该去人大拍照了。”
各路媒体如果将最具争议的全国人大代表排个名单，迟夙生肯定稳居前十。她对刑事诉讼法这部“小宪法”的修改功不可没，但也因提出“卖淫合法化”被骂得狗血淋头；她关注基本人权和司法环境被法律界尊重，但也因“敢整、敢唠”被多次批评“注意工作方法”。
黑龙江代表团里一位女代表觉得她做事有点不顾后果，甚至连累了团里其他女代表，“经常有人指着我，问是不是那个惹事的迟夙生，我只能解释自己是理性的那个。”
迟夙生对此不以为然，“代议政治的特点就是批评，人大代表就应该是说别人不敢说的，做别人不敢做的，都唯唯诺诺瞻前顾后，那就是不合格。”
她觉得这届没当上人大代表，某种程度上算松了一口气。“当代表没觉得累，但挺痛苦的，我们小老百姓，养家糊口之余，还得归纳、整理社会现象，认真研究议案，十几年没节假日了。”《方圆》记者和她开玩笑说，“当代表挺痛苦的”这一说法可能又会引来一番争议，她却给自己定位“我就是个小老百姓，学不来滴水不漏的官腔，我还是得说实话”。
迟夙生第一次被媒体关注，也是因为实话实说。
2009年，两高工作报告得到的反对票较往年都有增长。《南方周末》记者赵蕾决定做一个调查，看看反对票都是谁投的。她从代表中随机抽样，打了一百多个电话，没有一个代表说自己投了反对票。赵蕾觉得自己有那么点儿背，随机抽都能抽得那么“准”，直到迟夙生接起电话，坦承自己投过反对票。
迟夙生见报了，她自己并不知道，“平时离北京远，我消息又不灵通。”接到亲友电话，知道自己“火”了，她还在下乡的路上。她也觉得说实话对自己并没什么影响，甚至在此之后，两高在与代表交流时还挺愿意找她去说说。“这说明这两个部门真的重视代表意见，也有心胸和气度。”
能看到屁股的观察角度
现实中的迟夙生也挺“老百姓”的，她不注意身材，不怎么打扮，看着和任何一个会挎篮子去菜市场的大妈没什么区别。所里的业务也挺“老百姓”的，和融资、并购这些听着就很精英的工作没太大关系——虽然在律所主页上，迟夙生做过的几个非诉案件倒是挂得挺显眼。
1979年，中国开始重建司法制度，拥有128万人口的齐齐哈尔有了6位法院下属的“官办律师”——23岁的迟夙生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那时候，迟夙生已经是当地有名的律师。十年后，迟夙生成了齐齐哈尔第一个砸破自己“铁饭碗”的执业律师。1994年，夙生律师事务所成立，她提出，律所要帮老百姓打官司，为其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自从1979年执业、1994年建所以来，迟夙生一直为所有上门的老百姓提供免费法律咨询，现在已经34年了。
只要在齐齐哈尔，迟夙生就会像老中医一样在办公室里“坐诊”。人们一个一个在她面前坐下：有冤情的、想躲债的、要离婚的……从刑事案件到“家长里短”。 夙生律师事务所里，每天总有上门咨询的人来来往往，看着像个自由市场。“下一位！”迟夙生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喊着外面拿号排队来咨询法律问题的普通百姓。虽然是免费咨询，但总有从附近四里八村来的人觉得不好意思，临走时给塞几个鸡蛋；打官司的诉讼费也曾用大米结算过。
不算优良的工作环境，和毫无经济利益的法律咨询，所里十几名律师，却都是连着干了十几年。
“跟着老板习惯了，都说律师是自由职业者，我们却比坐班还要守时，每次开完庭都急着往回跑，怕咨询的人太多，其他律师忙不过来。” 夙生律师事务所里的朱明秋律师说。
朱明秋说：“做生意的人都知道，有了客流才有人买货，咨询的人多了总有人会诉讼。”到了诉讼的阶段还是会收费的，薄利多销，生活也凑合。所里不勾兑、不承诺、不送礼，千金难买心情舒畅。
“我现在也不挑案子，小案件我还是会做，无论是代表也好，律师也好，不能忘记最基层的老百姓，他们是最累最苦的。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棵树，树上坐满了猴子，从上往下看全是笑脸，从下往上看全是屁股，我更乐意选择能看到屁股的观察角度。”迟夙生说。
有观察就有思考，有思考就有行动。代表履职包含调研，审议政府、两高工作报告，提出议案等多种内容，迟夙生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做议案。“这比单纯做个调查，批评下政府工作复杂得多，提出解决方案才有价值。”
农民工讨薪、消费者维权、乞讨儿童救助、教师待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以及离退休职工的生活和待遇，这一系列议案和建议的提出，都是迟夙生从最基层的视角中搜寻出来的，但当她把精力花费在保护卖淫女身上的时候，不出意外地被骂了。
引发争议的议案
2012年两会期间，迟夙生被曝连续九年提出“卖淫合法化”。按照现行刑法的规定，组织卖淫嫖娼是可能被判处死刑的。但她认为，组织卖淫嫖娼的这部分人里面应该分类，强迫他人的，还有就是组织未成年人卖淫嫖娼的，对他们可以保留死刑；但是如果是成年人，愿意选择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并且把这个作为自己的职业，那么应该把她们组织起来安全地交易，从而保障健康，不应该再判处死刑，甚至不应该定罪。只有这样分清层次，才能最大限度地让卖淫者在安全、卫生方面得到保障。不过，该严惩的还要严惩，组织强迫妇女卖淫和未成年人卖淫的，还要严厉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