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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强军需要军民融合式的道路，鼓励民企进入国防工业，对民企意义重大。
以国家现有的军工行业标准，只有取得“保密资格认证”、“国军标9000体系认证”、“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装备承制资格许可证”，即“四证”齐全的企业才能成为涉军企业。
据了解，现阶段深圳市取得保密认证的企业有40多家，四证齐全的企业有25家。四证齐全的企业通常都是军方直接订货的企业，民营企业占90%以上。而军方直接采购年订货额接近3亿元的企业有中兴、通创通信、国威电子。其余企业大多数订货在2亿元以内。
深圳特种技术装备协会提供的信息显示，深圳这四十多家涉军企业军品年产值在60亿元左右，全产业链GDP在100亿元左右。涉军行业整体利润率相对较高，通常以生产军用整机、整系统利润率最高，至少可达30%以上，军品二、三级配套也可达到近20%的利润率，军民通用的产品或元器件利润率相对低一些，一般和民品利润率相当。
国内首家“军工协会”
深圳特种技术装备协会常务副会长杨志勇告诉记者，深圳特种技术装备协会是国内首家特种技术装备协会。
2006年，在时任副市长陈应春和原深圳市贸工局副局长殷勇的支持下，深圳市中小企业促进会成立第一个军工专业委员会，并搭建起一个军代表与军工企业间的互动平台，使得深圳市军供企业有了最初雏形并得以起步发展。
通过军代表的推动及牵线搭桥，一大批企业开始成功“参军”，深圳的研祥、金信诺等企业均在其中，这一平台延续至今。
2011年，在广东省保密局和原深圳市科工贸信委的大力支持下， 深圳特种技术装备协会宣布成立，深圳市的涉军企业终于从“星星之火”开始“抱团发展”。
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钱树根告诉记者，“我觉得将来国防现代化建设不能仅仅靠国有大型企业，十大军工集团，确实需要军民融合式的道路，尤其是不少民营企业，有较多好的甚至顶尖的科技工作者，生产有一些世界领先的产品。这些产品，在我们军工、武器装备方面，过去可能是短板，是我们的薄弱环节。如果我们大的军工集团，没有这些企业来补充完善，要实现国防现代化不容易。科技强军需要全民动员。”
深圳金信诺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肖东华向记者介绍，深圳的民企是很有创新能力的。军方以前不是有意识地让民企参与，现在是有意识并鼓励民企进入国防工业。这让民企业也有了新的广阔空间施展，对民企意义非常重大，“这也会促使我们在技术创新方面，在企业经营和升级换代方面，提供好的机会。国防科技是引领民用技术的，比如移动通讯、GPS，都是国防科技转化而来的。”
杨志勇介绍说，90年代初，当时由总参通信部主导的全军电话网改造列入军队“八·五”计划，要求在两个五年计划内将全军的电话体制由步进制、纵横制全部升级改造为程控体制。总参通信部在深圳设立的窗口公司“深圳电器公司”于1992年引进香港鸿年公司技术，开始为军队生产按键式程控电话单机，从现在掌握的资料看，这也是深圳最早一家为部队提供正式型号装备的涉军企业。
90年代中期，以巨、大、中、华（巨龙通信、大唐电信、中兴通讯、华为技术）为代表的四大国内通信企业在程控机交换机国产化上取得重大突破，军方程控交换机订货由合资企业开始向四大公司倾斜，深圳市四占其三，军方在深圳巨龙、中兴、华为的订货一年合计就达3亿多元。
军工行业的“黄金期”
这一时期，深圳的军工重点代表企业得以长足发展，主要有以军民通用的程控交换机为代表的（巨龙）、中兴、华为、（港湾），以野战电话单机、野战程控交换机、终端设备、野战微波传输设备为代表的深圳电器公司。
从90年代末至今，每年军方订货总额均在6～7亿元左右。随着巨龙、港湾两个企业的淡出，中兴、华为现已成为我军固定有线网络交换设备的主要供货商。
这一期间，一大批民营企业，也开始以二级或三级配套的方式进入军工领域，如研祥、金信诺、亿威尔等。部分民企以及有国企背景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以其技术、服务、体制的综合优势，已成为军方的直接供货商，如国威电子、中航比特、东方红海特、国志汇富、南航电子、安托山等。
“有了这些民企参与竞争，结果就是，价格下来了，质量提高了。为了节省军费，通过招投标，建立民企引进的机制，这对我军武器装备的发展、建设和规划都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思索。我几次到深圳，感觉民营经济不可小看，另外，要很好地发挥协会的作用，使协会有一个活跃、有序地发挥大家积极性的机制。”解放军总装备部综合计划部原部长阮朝阳说。
北京国志汇富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卫向记者介绍，深圳民营企业活跃，协会就把大家整合在一起，所以才有现在的发展，“军工发达的城市，反而没有这个协会，因为没有必要，他们都是国企，各自都有自己的线，现在要建立一个通路，但通路很困难，有些企业走通了，但是不一定能够复制到其他企业，因为行业都不一样。”
军方的采购门槛
尽管深圳有了首家特种技术装备协会，民企朝军工产业的发展亦走在全国前列，但依然是一个试水摸索阶段，发展中的一些难题依然显而易见。
杨志勇介绍说，军工行业较高的准入门槛，使众多中小民营企业望而却步。以申请办理“四证”为例，即便顺利，办全“四证”最快也要3年，期间投入的设备费用、人员费用、管理费用需要近百万，在没有明确的市场预期下，企业这笔投入风险极大。
深圳众多的中小民营企业往往是以其独有的技术优势，为国内军工集团提供部件或器件，但由于缺乏军工行业背景，同时对军方市场信息的了解也处于不对称状态，长期以来大都成为十大军工集团的“技术代工者”。
在引进和留住人才方面，军工项目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研制周期长，从项目研制到形成订货，周期最短的3年，长的要5至10年。而在这整个研制周期内，要确保核心研发团队的人员稳定，对涉军企业是巨大的经济压力。现在深圳的高房价和高工资，使得深圳涉军企业在保持研发人员的稳定性上感觉难以为继。 一些涉军企业老板表示，政府对军工产业扶持力度还不足。深圳市政府2011年对军工企业出台了一次扶持政策，后来中断，“相关管理部门由于自身对军工行业背景并不熟悉，在企业资质认证、军企之间市场平台搭建等企业急需解决的问题上，没有相应的帮扶政策出台。”
杨卫告诉记者，“我们的一只脚已经迈入了这个行业，也感到非常不容易。所以，我们在考虑下一步怎么做的问题。首先是做好，在圈子里面站住脚后，再考虑怎么利用我们民企的优势做强。暂时还不敢说做大，再大也大不过十大军工集团。我们也愿意用我们的经验带领大家走进来，走进来你才可能在这个行业里做很多事。”
“深圳军工技术研究院”设想
杨志勇认为，现阶段深圳市取得保密认证的企业有40多家，四证齐全的企业有25家，这为数不多的几十家企业中，大多数以生产元器件、部件为主，生产整机、整系统的企业不超过10家，年产值尚不及十大军工集团的一个研究所的产值。
因此，现阶段深圳军工行业应该鼓励企业之间抱团发展，在行业内整合资金、技术、市场等可共享资源，形成合力，方能在国内军工行业里取得一定成绩。
杨志勇向记者介绍，协会也在考虑一些出路，具体可采取两种路径，一是由政府扶持。深圳已取得“四证”的军工企业，以自愿的方式联合成立“深圳军工技术研究院”。国家现阶段在产业扶持政策上，特别是在军工领域，对国有和民营还有着较为严格的区别。此外，民营企业即使能力具备，也未必能直接承担军方的大、中型科研项目，这也是造成大量深圳民营军工企业成为国有军工集团“技术代工”的直接原因。
而成立“研究院”后，则可以以“研究院”的名义向军方承接项目，这可以大大降低军方的“政策风险”。同时，过去一个企业难以完成的项目，通过“研究院”平台整合深圳军工（包括民用）企业技术资源，形成军用整机、整系统的科研和生产能力，实现深圳军工以原器件、部件为主的模式向整机、整系统的跨越式发展。
另一种路径是，鼓励部分已上市的涉军企业，通过收购、兼并模式快速将军品业务做强做大，成为深圳军工领军企业，以带动整个军工产业链的发展。
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钱树根说，在国内十大军工集团已基本完成其专业和产业布局的大格局下，深圳要想在这个领域分一杯羹，必须突出深圳优势制定顶层竞争战略。首先是利用深圳国际化开放城市的优势，在全球范围内网罗军工领域顶级人才，以人才优势占领国内（甚至国际上）的技术制高点，以技术优势切入十大军工集团已有的市场领域。其次是以深圳强大的金融业为后盾，引导金融资本、风险投资进入深圳军工行业，使军工行业获得市场化、可持续的资金支持。再次是选择二至三个深圳优势产业，通过培养若干个具备整机、整系统竞争优势的领军企业，打造优势军工产业链。
（文据《瞭望东方周刊》）
以国家现有的军工行业标准，只有取得“保密资格认证”、“国军标9000体系认证”、“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装备承制资格许可证”，即“四证”齐全的企业才能成为涉军企业。
据了解，现阶段深圳市取得保密认证的企业有40多家，四证齐全的企业有25家。四证齐全的企业通常都是军方直接订货的企业，民营企业占90%以上。而军方直接采购年订货额接近3亿元的企业有中兴、通创通信、国威电子。其余企业大多数订货在2亿元以内。
深圳特种技术装备协会提供的信息显示，深圳这四十多家涉军企业军品年产值在60亿元左右，全产业链GDP在100亿元左右。涉军行业整体利润率相对较高，通常以生产军用整机、整系统利润率最高，至少可达30%以上，军品二、三级配套也可达到近20%的利润率，军民通用的产品或元器件利润率相对低一些，一般和民品利润率相当。
国内首家“军工协会”
深圳特种技术装备协会常务副会长杨志勇告诉记者，深圳特种技术装备协会是国内首家特种技术装备协会。
2006年，在时任副市长陈应春和原深圳市贸工局副局长殷勇的支持下，深圳市中小企业促进会成立第一个军工专业委员会，并搭建起一个军代表与军工企业间的互动平台，使得深圳市军供企业有了最初雏形并得以起步发展。
通过军代表的推动及牵线搭桥，一大批企业开始成功“参军”，深圳的研祥、金信诺等企业均在其中，这一平台延续至今。
2011年，在广东省保密局和原深圳市科工贸信委的大力支持下， 深圳特种技术装备协会宣布成立，深圳市的涉军企业终于从“星星之火”开始“抱团发展”。
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钱树根告诉记者，“我觉得将来国防现代化建设不能仅仅靠国有大型企业，十大军工集团，确实需要军民融合式的道路，尤其是不少民营企业，有较多好的甚至顶尖的科技工作者，生产有一些世界领先的产品。这些产品，在我们军工、武器装备方面，过去可能是短板，是我们的薄弱环节。如果我们大的军工集团，没有这些企业来补充完善，要实现国防现代化不容易。科技强军需要全民动员。”
深圳金信诺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肖东华向记者介绍，深圳的民企是很有创新能力的。军方以前不是有意识地让民企参与，现在是有意识并鼓励民企进入国防工业。这让民企业也有了新的广阔空间施展，对民企意义非常重大，“这也会促使我们在技术创新方面，在企业经营和升级换代方面，提供好的机会。国防科技是引领民用技术的，比如移动通讯、GPS，都是国防科技转化而来的。”
杨志勇介绍说，90年代初，当时由总参通信部主导的全军电话网改造列入军队“八·五”计划，要求在两个五年计划内将全军的电话体制由步进制、纵横制全部升级改造为程控体制。总参通信部在深圳设立的窗口公司“深圳电器公司”于1992年引进香港鸿年公司技术，开始为军队生产按键式程控电话单机，从现在掌握的资料看，这也是深圳最早一家为部队提供正式型号装备的涉军企业。
90年代中期，以巨、大、中、华（巨龙通信、大唐电信、中兴通讯、华为技术）为代表的四大国内通信企业在程控机交换机国产化上取得重大突破，军方程控交换机订货由合资企业开始向四大公司倾斜，深圳市四占其三，军方在深圳巨龙、中兴、华为的订货一年合计就达3亿多元。
军工行业的“黄金期”
这一时期，深圳的军工重点代表企业得以长足发展，主要有以军民通用的程控交换机为代表的（巨龙）、中兴、华为、（港湾），以野战电话单机、野战程控交换机、终端设备、野战微波传输设备为代表的深圳电器公司。
从90年代末至今，每年军方订货总额均在6～7亿元左右。随着巨龙、港湾两个企业的淡出，中兴、华为现已成为我军固定有线网络交换设备的主要供货商。
这一期间，一大批民营企业，也开始以二级或三级配套的方式进入军工领域，如研祥、金信诺、亿威尔等。部分民企以及有国企背景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以其技术、服务、体制的综合优势，已成为军方的直接供货商，如国威电子、中航比特、东方红海特、国志汇富、南航电子、安托山等。
“有了这些民企参与竞争，结果就是，价格下来了，质量提高了。为了节省军费，通过招投标，建立民企引进的机制，这对我军武器装备的发展、建设和规划都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思索。我几次到深圳，感觉民营经济不可小看，另外，要很好地发挥协会的作用，使协会有一个活跃、有序地发挥大家积极性的机制。”解放军总装备部综合计划部原部长阮朝阳说。
北京国志汇富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卫向记者介绍，深圳民营企业活跃，协会就把大家整合在一起，所以才有现在的发展，“军工发达的城市，反而没有这个协会，因为没有必要，他们都是国企，各自都有自己的线，现在要建立一个通路，但通路很困难，有些企业走通了，但是不一定能够复制到其他企业，因为行业都不一样。”
军方的采购门槛
尽管深圳有了首家特种技术装备协会，民企朝军工产业的发展亦走在全国前列，但依然是一个试水摸索阶段，发展中的一些难题依然显而易见。
杨志勇介绍说，军工行业较高的准入门槛，使众多中小民营企业望而却步。以申请办理“四证”为例，即便顺利，办全“四证”最快也要3年，期间投入的设备费用、人员费用、管理费用需要近百万，在没有明确的市场预期下，企业这笔投入风险极大。
深圳众多的中小民营企业往往是以其独有的技术优势，为国内军工集团提供部件或器件，但由于缺乏军工行业背景，同时对军方市场信息的了解也处于不对称状态，长期以来大都成为十大军工集团的“技术代工者”。
在引进和留住人才方面，军工项目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研制周期长，从项目研制到形成订货，周期最短的3年，长的要5至10年。而在这整个研制周期内，要确保核心研发团队的人员稳定，对涉军企业是巨大的经济压力。现在深圳的高房价和高工资，使得深圳涉军企业在保持研发人员的稳定性上感觉难以为继。 一些涉军企业老板表示，政府对军工产业扶持力度还不足。深圳市政府2011年对军工企业出台了一次扶持政策，后来中断，“相关管理部门由于自身对军工行业背景并不熟悉，在企业资质认证、军企之间市场平台搭建等企业急需解决的问题上，没有相应的帮扶政策出台。”
杨卫告诉记者，“我们的一只脚已经迈入了这个行业，也感到非常不容易。所以，我们在考虑下一步怎么做的问题。首先是做好，在圈子里面站住脚后，再考虑怎么利用我们民企的优势做强。暂时还不敢说做大，再大也大不过十大军工集团。我们也愿意用我们的经验带领大家走进来，走进来你才可能在这个行业里做很多事。”
“深圳军工技术研究院”设想
杨志勇认为，现阶段深圳市取得保密认证的企业有40多家，四证齐全的企业有25家，这为数不多的几十家企业中，大多数以生产元器件、部件为主，生产整机、整系统的企业不超过10家，年产值尚不及十大军工集团的一个研究所的产值。
因此，现阶段深圳军工行业应该鼓励企业之间抱团发展，在行业内整合资金、技术、市场等可共享资源，形成合力，方能在国内军工行业里取得一定成绩。
杨志勇向记者介绍，协会也在考虑一些出路，具体可采取两种路径，一是由政府扶持。深圳已取得“四证”的军工企业，以自愿的方式联合成立“深圳军工技术研究院”。国家现阶段在产业扶持政策上，特别是在军工领域，对国有和民营还有着较为严格的区别。此外，民营企业即使能力具备，也未必能直接承担军方的大、中型科研项目，这也是造成大量深圳民营军工企业成为国有军工集团“技术代工”的直接原因。
而成立“研究院”后，则可以以“研究院”的名义向军方承接项目，这可以大大降低军方的“政策风险”。同时，过去一个企业难以完成的项目，通过“研究院”平台整合深圳军工（包括民用）企业技术资源，形成军用整机、整系统的科研和生产能力，实现深圳军工以原器件、部件为主的模式向整机、整系统的跨越式发展。
另一种路径是，鼓励部分已上市的涉军企业，通过收购、兼并模式快速将军品业务做强做大，成为深圳军工领军企业，以带动整个军工产业链的发展。
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钱树根说，在国内十大军工集团已基本完成其专业和产业布局的大格局下，深圳要想在这个领域分一杯羹，必须突出深圳优势制定顶层竞争战略。首先是利用深圳国际化开放城市的优势，在全球范围内网罗军工领域顶级人才，以人才优势占领国内（甚至国际上）的技术制高点，以技术优势切入十大军工集团已有的市场领域。其次是以深圳强大的金融业为后盾，引导金融资本、风险投资进入深圳军工行业，使军工行业获得市场化、可持续的资金支持。再次是选择二至三个深圳优势产业，通过培养若干个具备整机、整系统竞争优势的领军企业，打造优势军工产业链。
（文据《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