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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夺取反腐败斗争的全面胜利需要综合运用各种措施，实现让官员们“不愿腐”的目标。此目标的实现需要文化与教育措施的介入，给官员们加“贵”，清除社会文化中导致腐败的人情等因素。传统文化富贵文化中的“贵”字包含着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孕育出来的文化精华，本身就是极好的文化反腐教育素材。而且先贤们对富与贵、官与贵的论述包含朴素的哲理，是极佳的反腐教育题材。
【关键词】反腐败；腐败成因；高薪养廉；“贵”字；富贵文化
【基金项目】基金信息：本文为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三五”（2016年）规划项目的一般项目《再认知“富贵”文化对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力的作用研究》（项目编号：16DQ26，项目负责人：刘立煌）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中图分类号】D262.6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095-3089（2017）15-0291-02
自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呈现出高压态势。反腐败斗争已经取得初步成效，官员们“不敢腐”的局面已经初步形成，让官员们“不能腐”的制度建设的效果也初步显现，但离官员“不愿腐”的目标仍然有较大差距。这是一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目标，可以从内心深处给官员们拒腐防变建立一道天然的屏障。这一目标的取得不能单靠高压反腐，也要靠文化上的创新，有必要加“贵”。改革开放在一定程度上引燃了部分官员的贪欲，为权力寻租带来了市场。有的官员们忘了自己为民服务的初心，仗著自己贵为官身，行与“真贵”相悖之事，损害了党和国家形象，也给民众造成了极大的损失。部分官员在潜意识中就认为官员身份比民众尊贵，就应该享受比民众优越的物质财富，所以吃点、拿点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了。此错误认识的形成有深层次的文化成因，表明富贵文化中一些粗浅的、带有剥削和享受色彩的成分仍在荼毒官员们，而中间的精华部分未能被他们所理解和接受。文化问题的解决要从文化角度入手。目前急需要做的就是把古代先贤所提的“贵”字的真正含义阐释出来，把古人有关“贵”精辟论述整理出来，让官员们明白何为“贵”，给官员们添加真正的“贵”。
一、腐败的文化成因
在现实生活中，有的官员忍不住伸出腐败之手并不是因为生活所迫，而是由于受错误的文化影响生出了扭曲的思想意识。在潜意识中很多中国人都有一个朦胧的富贵梦，即拥有大量物质财富和当大官的梦。做成了高官、能前呼后拥地衣锦还乡在很多人看来就是贵的体现。这种扭曲的“富贵”观是由富贵文化的负面产物所带来的。富贵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广义上说，富贵文化指的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形成的有关富与贵的思想、理念、行为、风俗、习惯、代表人物的总称。新中国成立后，富贵文化由于含有等级、剥削的糟粕，所以没有加以弘扬。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任何文化都会有一些不足，如果不能去粗取精，摒弃糟粕，弘扬精华，文化中的负面因素反而会因为浅显而固化在人们心中。富贵文化也是如此，由于“贵”字的精华未能得以阐释，“贵”字最浅显的、负面的含义反而顽固地影响了很多人。
1.文化成因一：忽视“贵”的真义
在部分官员看来，当了官就是追求到了“贵”，官位越高就是求到了“大贵”。所以这批官员往往喜欢投机取巧、弄虚作假以谋求高位，喜欢贪污腐化、贿赂上级以求提拔。但他们的这种观念与先贤眼中的“贵”有很大的不同。在古代思想家看来，“贵”确实与“官”的身份有一定的联系。所谓的“达官贵人”指的就是“贵”与官家身份相关联。但这绝对不是说当了官就追求到了贵，就可高人一等，更不是说当了官就可肆意享受。庄子曾说：“故势为天子，未必贵也；穷为匹夫，未必贱也；贵贱之分，在行之恶美.”这就是说虽然作为天子身份尊贵，但这种贵如果与“善行”相比就算不了什么，“贵”主要还是表现为行为的“善美”。“官”只是手段，追求的目标是“济天下”这一“大贵”。先贤们其实是主张借助官身更好地去求“济天下”的“大贵”。“达则兼济天下”体现的就是这种为官的追求。古代知识分子未当官时的“善其身”是为了磨砺己身，为当官打基础，而当官又是为了服务于天下民众。可见，“官”是手段，而“贵”是目的。“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句俗语更是体现了为官者既然有了官这个桥梁就有求“大贵”，即为民做主的责任与义务。
2.文化成因二：误解了“富”与“贵”之间的逻辑
有部分官员认为当官就是为了过得比一般人富足。于是他们认为用手中的权力之便换钱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这种心理与古人的富贵主张使完全相反的。如果非要在“富”与“贵”之间做选择，古代很多思想家都主张舍“富”而取“贵”，认为因为“富”而舍弃“义”是大不智。孔子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三点论述：1）“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2）“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3）“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成人矣。”可见，孔子认为“贵”比“富”更重要。三国时期的思想家曹操也持同样观点。他说：“辞爵逃禄，不以利累名，不以位亏德谓之让。”前半句所表达的重要意思就是不能因为物质利益损害自己的名声。晋代陶渊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也体现了他在“富”与“贵”之间的抉择倾向。墨子更是强调：“万事莫贵于义。”这些富贵文化的代表人物十分唾弃为富不仁。用辩证的思维来看，他们其实就是认为在如何对待财富和仁义这一问题上，“义”是主要矛盾，“富”是次要矛盾，不能因次废主。
二、倡“贵”是反腐的中心
反腐要走向最终胜利，实现让官员们“不愿腐”的目标，既要有经济手段，又要有文化手段。良好的文化氛围也是极好的防腐剂。文化的影响无处不在：从个人层面来看，文化通过隐性的价值判断标准直接影响人们对言行的选择；从国家层面来看，文化代表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国家稳定和民族团结的坚强基石；从社会层面来看，优秀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着社会成员之间的和谐，推动着社会的良性发展。文化手段与教育手段的综合运用可以让公务员那道拒腐防变的心理防线更加坚实。所谓倡“贵”指的是把富贵文化中有关“贵”的积极主张提炼出来，有关“贵”的故事讲出来，用以教育官员。倡“贵”是对文化手段的和教育手段的综合运用，关系着让官员们“不愿腐”的目标的最终实现，是反腐工作中着眼于长远效果的积极措施，也是反腐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倡“贵”的作用
富贵文化蕴含了众多古代先贤对“贵”的精辟论述，一旦经过提炼就能成为极佳的文化教育素材。富贵文化在中华大地有着深远的影响，不仅包括中华民族长期以来看待富与贵的理念，如孔子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也包含对待富与贵的行为，如包拯的“不持一砚归”；还包含了众多体现中华民族传统富贵观的代表人物，如坚拒“遗爱碑”的宋璟，把公益当第三个儿子的李嘉诚，当官不求名，不求利，一心只求利民，利社会的孔繁森等。古代人对“马上封侯”等画作的热爱，现代人对考公务员的热衷以及古往今来民众对象征着富贵的牡丹的热爱，无不体现着富贵文化对经济、社会活动根深蒂固的影响力。把富贵文化中有关“贵”字积极主张阐释出来对解决当前官员官而不“贵”的问题意义重大。
1.贵义、贵德的主张可以教育人们信守承诺，重视德行、注重操守，远离见利忘义。“义”是古人评判人们思想、行为的道德原则。行为符合“义”是先贤的最高追求。故而墨子才会说：“万事莫贵于义”。贵义、贵德体现了古人的价值观以及对高尚品德的敬重和推崇。背信弃义则是古人眼中的“溃”。贵义、贵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现代社会公务员应该承担的社会道德责任。
2.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是先贤们所总结出来的，官员们应该具备的“贵”，可以教育官员們注重自身修养，约束家人，树立远大的抱负和理想。预防官员们腐败变质需要进行制度建设，也需要进行文化建设。这种文化建设不能离开富贵文化的开发利用，因为它能够教导官员们求富之道，求贵之路，培养他们“为民做主”，“经世济民”的责任意识。
3.倡“贵”可以增强核心价值观对公务员队伍的渗透力。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二十四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一些主张可以借助富贵文化落到实处，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培养思想合格的人才的目标。如前所述，富贵文化中“义”的主张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倡导的诚信密切相关；“礼”的主张与文明高度重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敬业也有一定的联系。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部分内容的深入阐释和论证完全可以借助富贵文化来进行，以求在更深层面上对官员们形成积极影响。除了用来阐释诚信、文明、敬业外，富贵文化中的“贵”字还可用于阐释和谐和友爱。首先，富贵文化中“贵柔”的思想可以让和谐的主张更加深入人心，让官员们明白和谐之道。老子“上善若水、贵柔守雌”的主张不仅深刻影响了历朝历代的治国方略，而且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世界观。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在治世方面，老子主张无为而治，效法水润万物但不与万物相争的特性，通过“柔”的方法实现社会的和谐的目标。在个人处世方面，老子主张在正直、廉洁的同时又柔如水而不伤人，把人的刚性和柔性相配合，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其次，富贵文化中“贵仁”的思想可以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友善的主张更富号召力，让公务员们具备仁爱精神。孔子认为“克己复礼为仁”，“夫仁者，己所立而立人，己所达而达人”。“仁”是个人的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主要表现为爱。仁与爱相通，含有博爱的意蕴，具体表现为爱人、敬人、敬爱、孝爱。这些主张可以升华“友善”一词的内涵意义，拓展其外延意义，使友爱的主张更加贴近生活，更具号召力。
（二）在公务员队伍中倡“贵”的措施
在公务员队伍中倡导“贵”就十分有必要把“贵”的主张与圈子文化相融。职业群体经过一定时期的发展就会形成所谓的“圈子文化”，官员群体也不例外。官文化的存在是合理现象。但是官文化关系国计民生，必须加以正确引导。如前文所述，由于“官”与“贵”有着紧密的历史联系，用富贵文化去引导官文化的发展就有着天然的便利优势。因此十分有必要把富贵文化的以下几点主张融入到官文化中去，以引领官文化的健康发展。
首先是言行端正，受人尊重方为贵的主张。前文曾经说到庄子对这一主张曾作出过这样的论述，“故势为天子，未必贵也；穷为匹夫，未必贱也；贵贱之分，在行之恶美。”庄子还曾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他的话就是在教育官员们要时时审视自身的行为，端正为民服务的态度，处事公平公正，才能获得老百姓的好口碑，追寻到真正的“贵”，这正是所谓的“不修其身，虽君子而为小人；能修其身，虽小人而为君子。”
其次是为官者要有所为的主张。古代知识分子苦读致仕的目的是实现“经世济民”的伟大抱负。《礼记·大学》中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修身，修身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可见，富贵文化对为官者的社会责任有明确要求。为官者必须要有治国，平天下的大志，否则就是怠惰，是占着茅坑不拉屎，还不如回家卖红薯。
最后是为官者要有所不为的主张。“贪欲如不除，可毁为官之大志”。官员们如果私欲纵行，一时得意之后终失终生，不仅仅是自身的终身幸福，更是自己的终身大志，使德行有亏。先哲老子就熟知物极必反的规律，明白金玉、名利和骄纵之心中隐藏着的灾祸。在中国古代有很多优秀官员，他们亲身践行自己的富贵主张，不计名利，留下了千古美名。其中比较有名的例子有东汉的“四知”先生杨震，宋朝“不持一砚归”的包拯和唐代坚拒“遗爱碑”的贤相宋璟。杨振、包拯和宋璟这些富贵文化的典型代表人物的言行可在官文化中树立风清气正的氛围，为官员们拒腐防变建设好一道文化上的心理屏障。总之，在官文化中融合富贵文化可以教导官员们求贵之路和“真贵”的含义，培养他们良好的责任意识。
三、结语
富贵文化承载着古人的富贵价值观，对官员正确富贵观的形成有重要影响，是建造官员“不愿腐”防火墙的极佳材料。正确的富贵价值观一经官员掌握就会变成无坚不摧的精神力量，推动反腐工作取得全面胜利，并最终推动中华民族的富强崛起和文明崛起。而且正确的富贵观还能指引青少年树立诚信意识，注重自身修养，发掘人生意义，为下一代公务员人才的培养做好道德储备，能指引待富者崇尚勤劳致富，克己自律，勤修美德，从而消除腐败的人情土壤；能引导先富者乐于公益慈善，感恩社会，反哺社会，远离以钱买权；能引导官员们树立责任意识，廉洁奉公，服务民众。富贵文化和富贵价值观源自于中国传统文化，最容易为官员和民众所理解和喜闻乐见，因而也最能满足我国当前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开发富贵文化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富贵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就是在给反腐大业施肥、浇水，有利于反腐最终胜利的取得。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随着富贵文化的重新开发，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根发芽，我国公务员队伍的廉洁程度必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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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华顺.新加坡高薪养廉制度对我国反腐体系建设的启示[J].科技信息，2013，（36）：8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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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希尔斯.论传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5]姜汝真：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阐释与现代价值[M].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
[6]李畅然：清代《孟子》学史大纲[M].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
[7]李中华、张文定：论中国传统文化[M].北京：三联书店，1988.
[8]吕希晨：中国现代文化哲学[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
[9]南怀瑾：论语别裁[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10]钱逊：推陈出新：传统文化在现代的发展[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刘立煌（1977.12-），男，湖南衡山人，景德镇陶瓷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语言教育及文化传播地址：江西省，景德镇陶瓷大学，湘湖校区，外国语学院办公室，邮编：333403。
【关键词】反腐败；腐败成因；高薪养廉；“贵”字；富贵文化
【基金项目】基金信息：本文为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三五”（2016年）规划项目的一般项目《再认知“富贵”文化对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力的作用研究》（项目编号：16DQ26，项目负责人：刘立煌）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中图分类号】D262.6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095-3089（2017）15-0291-02
自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呈现出高压态势。反腐败斗争已经取得初步成效，官员们“不敢腐”的局面已经初步形成，让官员们“不能腐”的制度建设的效果也初步显现，但离官员“不愿腐”的目标仍然有较大差距。这是一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目标，可以从内心深处给官员们拒腐防变建立一道天然的屏障。这一目标的取得不能单靠高压反腐，也要靠文化上的创新，有必要加“贵”。改革开放在一定程度上引燃了部分官员的贪欲，为权力寻租带来了市场。有的官员们忘了自己为民服务的初心，仗著自己贵为官身，行与“真贵”相悖之事，损害了党和国家形象，也给民众造成了极大的损失。部分官员在潜意识中就认为官员身份比民众尊贵，就应该享受比民众优越的物质财富，所以吃点、拿点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了。此错误认识的形成有深层次的文化成因，表明富贵文化中一些粗浅的、带有剥削和享受色彩的成分仍在荼毒官员们，而中间的精华部分未能被他们所理解和接受。文化问题的解决要从文化角度入手。目前急需要做的就是把古代先贤所提的“贵”字的真正含义阐释出来，把古人有关“贵”精辟论述整理出来，让官员们明白何为“贵”，给官员们添加真正的“贵”。
一、腐败的文化成因
在现实生活中，有的官员忍不住伸出腐败之手并不是因为生活所迫，而是由于受错误的文化影响生出了扭曲的思想意识。在潜意识中很多中国人都有一个朦胧的富贵梦，即拥有大量物质财富和当大官的梦。做成了高官、能前呼后拥地衣锦还乡在很多人看来就是贵的体现。这种扭曲的“富贵”观是由富贵文化的负面产物所带来的。富贵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广义上说，富贵文化指的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形成的有关富与贵的思想、理念、行为、风俗、习惯、代表人物的总称。新中国成立后，富贵文化由于含有等级、剥削的糟粕，所以没有加以弘扬。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任何文化都会有一些不足，如果不能去粗取精，摒弃糟粕，弘扬精华，文化中的负面因素反而会因为浅显而固化在人们心中。富贵文化也是如此，由于“贵”字的精华未能得以阐释，“贵”字最浅显的、负面的含义反而顽固地影响了很多人。
1.文化成因一：忽视“贵”的真义
在部分官员看来，当了官就是追求到了“贵”，官位越高就是求到了“大贵”。所以这批官员往往喜欢投机取巧、弄虚作假以谋求高位，喜欢贪污腐化、贿赂上级以求提拔。但他们的这种观念与先贤眼中的“贵”有很大的不同。在古代思想家看来，“贵”确实与“官”的身份有一定的联系。所谓的“达官贵人”指的就是“贵”与官家身份相关联。但这绝对不是说当了官就追求到了贵，就可高人一等，更不是说当了官就可肆意享受。庄子曾说：“故势为天子，未必贵也；穷为匹夫，未必贱也；贵贱之分，在行之恶美.”这就是说虽然作为天子身份尊贵，但这种贵如果与“善行”相比就算不了什么，“贵”主要还是表现为行为的“善美”。“官”只是手段，追求的目标是“济天下”这一“大贵”。先贤们其实是主张借助官身更好地去求“济天下”的“大贵”。“达则兼济天下”体现的就是这种为官的追求。古代知识分子未当官时的“善其身”是为了磨砺己身，为当官打基础，而当官又是为了服务于天下民众。可见，“官”是手段，而“贵”是目的。“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句俗语更是体现了为官者既然有了官这个桥梁就有求“大贵”，即为民做主的责任与义务。
2.文化成因二：误解了“富”与“贵”之间的逻辑
有部分官员认为当官就是为了过得比一般人富足。于是他们认为用手中的权力之便换钱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这种心理与古人的富贵主张使完全相反的。如果非要在“富”与“贵”之间做选择，古代很多思想家都主张舍“富”而取“贵”，认为因为“富”而舍弃“义”是大不智。孔子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三点论述：1）“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2）“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3）“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成人矣。”可见，孔子认为“贵”比“富”更重要。三国时期的思想家曹操也持同样观点。他说：“辞爵逃禄，不以利累名，不以位亏德谓之让。”前半句所表达的重要意思就是不能因为物质利益损害自己的名声。晋代陶渊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也体现了他在“富”与“贵”之间的抉择倾向。墨子更是强调：“万事莫贵于义。”这些富贵文化的代表人物十分唾弃为富不仁。用辩证的思维来看，他们其实就是认为在如何对待财富和仁义这一问题上，“义”是主要矛盾，“富”是次要矛盾，不能因次废主。
二、倡“贵”是反腐的中心
反腐要走向最终胜利，实现让官员们“不愿腐”的目标，既要有经济手段，又要有文化手段。良好的文化氛围也是极好的防腐剂。文化的影响无处不在：从个人层面来看，文化通过隐性的价值判断标准直接影响人们对言行的选择；从国家层面来看，文化代表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国家稳定和民族团结的坚强基石；从社会层面来看，优秀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着社会成员之间的和谐，推动着社会的良性发展。文化手段与教育手段的综合运用可以让公务员那道拒腐防变的心理防线更加坚实。所谓倡“贵”指的是把富贵文化中有关“贵”的积极主张提炼出来，有关“贵”的故事讲出来，用以教育官员。倡“贵”是对文化手段的和教育手段的综合运用，关系着让官员们“不愿腐”的目标的最终实现，是反腐工作中着眼于长远效果的积极措施，也是反腐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倡“贵”的作用
富贵文化蕴含了众多古代先贤对“贵”的精辟论述，一旦经过提炼就能成为极佳的文化教育素材。富贵文化在中华大地有着深远的影响，不仅包括中华民族长期以来看待富与贵的理念，如孔子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也包含对待富与贵的行为，如包拯的“不持一砚归”；还包含了众多体现中华民族传统富贵观的代表人物，如坚拒“遗爱碑”的宋璟，把公益当第三个儿子的李嘉诚，当官不求名，不求利，一心只求利民，利社会的孔繁森等。古代人对“马上封侯”等画作的热爱，现代人对考公务员的热衷以及古往今来民众对象征着富贵的牡丹的热爱，无不体现着富贵文化对经济、社会活动根深蒂固的影响力。把富贵文化中有关“贵”字积极主张阐释出来对解决当前官员官而不“贵”的问题意义重大。
1.贵义、贵德的主张可以教育人们信守承诺，重视德行、注重操守，远离见利忘义。“义”是古人评判人们思想、行为的道德原则。行为符合“义”是先贤的最高追求。故而墨子才会说：“万事莫贵于义”。贵义、贵德体现了古人的价值观以及对高尚品德的敬重和推崇。背信弃义则是古人眼中的“溃”。贵义、贵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现代社会公务员应该承担的社会道德责任。
2.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是先贤们所总结出来的，官员们应该具备的“贵”，可以教育官员們注重自身修养，约束家人，树立远大的抱负和理想。预防官员们腐败变质需要进行制度建设，也需要进行文化建设。这种文化建设不能离开富贵文化的开发利用，因为它能够教导官员们求富之道，求贵之路，培养他们“为民做主”，“经世济民”的责任意识。
3.倡“贵”可以增强核心价值观对公务员队伍的渗透力。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二十四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一些主张可以借助富贵文化落到实处，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培养思想合格的人才的目标。如前所述，富贵文化中“义”的主张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倡导的诚信密切相关；“礼”的主张与文明高度重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敬业也有一定的联系。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部分内容的深入阐释和论证完全可以借助富贵文化来进行，以求在更深层面上对官员们形成积极影响。除了用来阐释诚信、文明、敬业外，富贵文化中的“贵”字还可用于阐释和谐和友爱。首先，富贵文化中“贵柔”的思想可以让和谐的主张更加深入人心，让官员们明白和谐之道。老子“上善若水、贵柔守雌”的主张不仅深刻影响了历朝历代的治国方略，而且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世界观。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在治世方面，老子主张无为而治，效法水润万物但不与万物相争的特性，通过“柔”的方法实现社会的和谐的目标。在个人处世方面，老子主张在正直、廉洁的同时又柔如水而不伤人，把人的刚性和柔性相配合，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其次，富贵文化中“贵仁”的思想可以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友善的主张更富号召力，让公务员们具备仁爱精神。孔子认为“克己复礼为仁”，“夫仁者，己所立而立人，己所达而达人”。“仁”是个人的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主要表现为爱。仁与爱相通，含有博爱的意蕴，具体表现为爱人、敬人、敬爱、孝爱。这些主张可以升华“友善”一词的内涵意义，拓展其外延意义，使友爱的主张更加贴近生活，更具号召力。
（二）在公务员队伍中倡“贵”的措施
在公务员队伍中倡导“贵”就十分有必要把“贵”的主张与圈子文化相融。职业群体经过一定时期的发展就会形成所谓的“圈子文化”，官员群体也不例外。官文化的存在是合理现象。但是官文化关系国计民生，必须加以正确引导。如前文所述，由于“官”与“贵”有着紧密的历史联系，用富贵文化去引导官文化的发展就有着天然的便利优势。因此十分有必要把富贵文化的以下几点主张融入到官文化中去，以引领官文化的健康发展。
首先是言行端正，受人尊重方为贵的主张。前文曾经说到庄子对这一主张曾作出过这样的论述，“故势为天子，未必贵也；穷为匹夫，未必贱也；贵贱之分，在行之恶美。”庄子还曾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他的话就是在教育官员们要时时审视自身的行为，端正为民服务的态度，处事公平公正，才能获得老百姓的好口碑，追寻到真正的“贵”，这正是所谓的“不修其身，虽君子而为小人；能修其身，虽小人而为君子。”
其次是为官者要有所为的主张。古代知识分子苦读致仕的目的是实现“经世济民”的伟大抱负。《礼记·大学》中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修身，修身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可见，富贵文化对为官者的社会责任有明确要求。为官者必须要有治国，平天下的大志，否则就是怠惰，是占着茅坑不拉屎，还不如回家卖红薯。
最后是为官者要有所不为的主张。“贪欲如不除，可毁为官之大志”。官员们如果私欲纵行，一时得意之后终失终生，不仅仅是自身的终身幸福，更是自己的终身大志，使德行有亏。先哲老子就熟知物极必反的规律，明白金玉、名利和骄纵之心中隐藏着的灾祸。在中国古代有很多优秀官员，他们亲身践行自己的富贵主张，不计名利，留下了千古美名。其中比较有名的例子有东汉的“四知”先生杨震，宋朝“不持一砚归”的包拯和唐代坚拒“遗爱碑”的贤相宋璟。杨振、包拯和宋璟这些富贵文化的典型代表人物的言行可在官文化中树立风清气正的氛围，为官员们拒腐防变建设好一道文化上的心理屏障。总之，在官文化中融合富贵文化可以教导官员们求贵之路和“真贵”的含义，培养他们良好的责任意识。
三、结语
富贵文化承载着古人的富贵价值观，对官员正确富贵观的形成有重要影响，是建造官员“不愿腐”防火墙的极佳材料。正确的富贵价值观一经官员掌握就会变成无坚不摧的精神力量，推动反腐工作取得全面胜利，并最终推动中华民族的富强崛起和文明崛起。而且正确的富贵观还能指引青少年树立诚信意识，注重自身修养，发掘人生意义，为下一代公务员人才的培养做好道德储备，能指引待富者崇尚勤劳致富，克己自律，勤修美德，从而消除腐败的人情土壤；能引导先富者乐于公益慈善，感恩社会，反哺社会，远离以钱买权；能引导官员们树立责任意识，廉洁奉公，服务民众。富贵文化和富贵价值观源自于中国传统文化，最容易为官员和民众所理解和喜闻乐见，因而也最能满足我国当前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开发富贵文化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富贵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就是在给反腐大业施肥、浇水，有利于反腐最终胜利的取得。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随着富贵文化的重新开发，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根发芽，我国公务员队伍的廉洁程度必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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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立煌（1977.12-），男，湖南衡山人，景德镇陶瓷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语言教育及文化传播地址：江西省，景德镇陶瓷大学，湘湖校区，外国语学院办公室，邮编：333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