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1931年生于上海，在上海租界工部局办的学校受中小学教育，1949至1951年初在上海私立民治新闻专科学校采访系肄业。上学的同时，在金店、粮店习艺。1951年3月至1985年12月，在人民出版社任校对员、秘书、编辑、主任、副总编辑。1986年1月至1995年12月，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著有《阁楼人语》《书商的旧梦》等。
　　星座：天秤座
　　血型：A型
　　中学时候的职业梦想：教师
　　中学时候最喜欢的学科：语文
　　寄语中学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只有刻苦学得一身本领，以后才有谋生求存的可能。
　　
　　我出生在上海开封路我们家的老宅子里，时间据说是子时，一天中的第一个时辰。按照农历，那天是八月十五。
　　据说我的家庭曾经很富有，可是到我懂事的时候，已经穷得一塌糊涂了。我的祖父早年在上海开饭馆谋生，他开的那种饭馆上海叫“包饭作”，专门给写字间送饭。当时上海有很多洋行、公司，里边的工作人员要吃饭，为他们服务的餐饮业就应运而生。我祖父开的饭馆规模算比较大的，留下了一些家产，他去世后，我父亲年纪轻轻就成了小老板。我父亲一辈子没管过家里的事，就是躺在床上抽鸦片。
　　到我三四岁的时候，父亲去世。我最早的记忆，是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在他的灵前哭。父亲去世以后，我们家的“包饭作”生意就衰败得不行了，家里欠下了很多债，用我们开封路的房产抵债都不够。大概在1934年，为了逃债，我妈妈抱着我，躲到她的娘家宁波。
　　我们家重回上海后，已经没有地方居住，租了一处最蹩脚的房子，上海人把这样的房子叫“棚户”。这种房子都是用木板钉成的，住几个月后，木板就会开裂。我记得，我七八岁的时候，住在棚户里的最大乐趣，就是一边做功课一边从板缝里看马路上的汽车，看得很来劲。
　　祖母和妈妈把希望都寄托在了我身上。当时我们家附近有一所英国人办的北区小学，我的祖母坚持要把我从弄堂小学转到这里读书。这个学校学费很贵，为了方便入学，我甚至随了一位转弯抹角的亲戚的姓氏，把名字也改了。
　　我的同学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和富家子弟同学，有一个问题，他们家境好，我家境差，但是在外表上又不能显出太大差别。比如，我在家都是穿中式的衣服，包括衬衣什么的，到了北区小学，就必须穿西式的衬衣，我没有，家里也买不起。我妈妈就参照同学们穿的衬衣样式，连夜手工来缝。缝好了，我穿着去上学，假装是买的和别人一样的衣服。慈母手中线，妈妈一针一线付出的辛苦，我比那些富家子弟有更深切的体会。其实，也有一些同学知道我家里的情况，可究竟年纪还小，没有什么太严重的等级观念。我很用功，读到第二年就进入品学兼优的学生行列，成为免费生了。
　　小学毕业后，我和北区小学的一批同学一起，考进了工部局的育才中学。这所中学，我进得很不容易，没想到只念了一年。
　　初进中学的一年，我得到了意外的资助机会。一位上海名流沈恩孚先生，拿出一笔钱在工部局办的学校里选拔提出申请免费的优秀学生，资助他们上学，我就这样靠沈先生的资助读了一年初中。第二年，没有奖学金了，学校老是来催欠款，家里还不上，很无奈，我祖母和妈妈就做了决定，让我离开学校去做学徒。1945年3月底，我没有跟任何同学打招呼就离开了学校。上半个学期的学费还欠着，我怎么能说呢？这又是一次逃债，离开学校，我的心里很难受，可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按照家里人的安排，进了一家宁波人开的银楼做学徒。我的师兄弟们，都是从宁波农村来的，差不多都是半文盲。我念过一年初中，算是很好的了，而且我还会讲几句英语，那就更不得了啦。做学徒一年之后，我就升为账房——现在叫会计。平时需要做的琐事少多了，我有了不少可自由掌握的时间，开始按自己的主张半工半读。我心里明白，将来要跳出这一行，就要有生活的技能，要靠自己的实力。这是祖母给我的教育。
　　当时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补习班，而且注重实践，我在那里学了好多东西。法国公园里边，早晚都有人在讲课，在比较固定的时间里，教《古文观止》，教英语，教其他很多知识，都是些很有学问的人在那里讲，是志愿性的讲课。我的很多古文知识都是在那里学的。
　　我想学的东西很多，把每天的业余时间都用上，加上函授，一天里总要上四五门课，紧张极了。法国公园里去上一会儿课，会计班去上一会儿课……有人说，这样的补习班是“学店”，我却很喜欢这样的业余教育。我就在“学店”里学无线电，学速记，还学过摄影，学过会计，学过英语、俄语、西班牙语甚至世界语。后来我给出版家陈原先生当秘书，有一次跟他讲世界语，他大为惊讶：“你居然也会讲世界语？”我的世界语就是在上海的补习班里学的。
　　1949年六七月间，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招考，我考取了。上海5月份解放，我等于是在解放后第一届招考中考进去的。在新闻专科学校里，我一边在课余兼职挣钱，一边半拖欠点学费，就这样读书，开始了全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