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名片]
　　黄集骧，1980年9月入学入伍。历任学员、雷达技师、侦察参谋、团政治处主任、旅政委、昆明陆军学院副政委、军区政治部干部部部长、警备区副政委，现为成都军区某集团军政委，我军首批作战部队师团职研究生，工学学士、军事学硕士。
　　下部队调研，一谈起大学生干部，不少领导常常是既爱又怨、既喜又忧；而大学生干部自己，也有一些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抱怨之气、迷惘之感。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兵之初”。
　　1980年7月，我以超过全国重点分数线的高分报考了军校。然而，理想与现实总是有差距的。当我兴冲冲地赶到合肥炮兵技术学院报到时，迎接我的是三个月严格的新兵生活。望着荒芜的“校园”，忍受着脱胎换骨般的训练，想想还要在此呆够两年才能搬进新校区，这哪里是我们想象中的“天之骄子”生活!一些同学产生了“上当受骗”的感觉，甚至有人动了退学的念头。
　　说实话，那时我也很苦恼，但年轻气盛的我咬紧了牙关对自己说，路是自己选的，无论多难，一定要挺住。很快一年过去了，院校的严酷训练、严格管理和强有力的思想工作产生了效果，我进步了，当上了学员班班长。第二年，我们班被评为先进班，而我自己，获得了“在红旗下照相”的奖励。这是那个年代特殊的奖励方式，虽然比不上三等功，却也让我高兴了好一阵子。
　　1984年毕业分配时，南疆战火犹酣。我向组织递交了申请书，坚决要求到边疆去，到前线去。
　　我和几名同学一路颠簸到达昆明，又坐上了开往云南省红河州蒙自县的小火车。保持着原始状态的苍茫山峦、了无生机的村庄、破败的车站，一一从窗前掠过。几天后，我又乘车经过“边疆的小上海”，其实是不到一支烟的工夫就能逛个遍的开远市。爬过连绵的高山，终于在傍晚时分到达了离连队还有20多公里、离驻地最近的最“繁华”之地——文山州砚山县平远街。
　　我分配到的某高炮师共有4个团，官兵戏称在昆明的一个团是“天堂”，在蒙自的两个团是“人间”，而我去的团则是“地狱”。我又被分配到了该团最偏远的一营三连任雷达技师。当时，连队正担负保卫机场任务。那里用水极其困难，每天出操我们都要跑步去两三公里外的空军场站挑水。随后一年多时间，我没有洗上一次热水澡。伙食条件更差，由于轮战部队多，连队每周只能买两次菜，很多青菜到吃的时候都已发黄了。很少能吃到肉，每遇吃肉，都要在嘴里吮吸半天才舍得吞下肚去。
　　生活的艰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别人的不理解、不接纳。当时我是全团第一个本科生，本以为来到部队会被当成“宝贝疙瘩”，没料到从师到连都层层告诫我：不要翘尾巴!战士们也对我这个“学生官”敬而远之。我满怀激情，准备到部队大干一番，却遇到当头泼下的一盆冷水，精神陷入了苦闷。
　　在组织和领导的开导下，-我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官兵认可的是你的水平，不是文凭，毕业证终究不是“通行证”。我暗下决心，一定要融入部队，并想出了三招。
　　首先，与官兵打成一片。我跟着他们上炮场、下菜地，同他们打篮球、甩扑克，唠家长、侃大山，努力学习他们的工作作风、训练技能、管理经验、思维方式、说话语气、生活习惯，甚至学会了吸烟、喝酒。一段时间过后，我脸晒黑了，手上长了茧，身上的“兵味”越来越浓，大家也渐渐地喜欢上了我，愿意与我交心了。
　　其次，练好军事技能。在连队，技师要兼站长工作。在院校我学的是雷达工程技术，指挥和训练都没涉及，但我懂雷达原理，一番钻研和虚心请教后，很快掌握了要领，赢得了大家的信任。
　　再次，发挥自己的优长。训练中，我教战士电工知识；教育中，我帮排长上政治课；生活中，我教战士学文化；娱乐中，我教战士活动技巧。1985年8月，师里组织“高射炮兵快速反应”课题研究，我探索出了“雷达放列平行作业法”，使战斗准备时间缩短到大纲规定的三分之一，得到了来团检查工作的师领导的充分肯定，被调到师侦察科任参谋。同年11月部队精简整编，组织上没有受部分人对“学生官”偏见的影响，大胆地把我放在侦察连指导员的岗位上锻炼。
　　长期以来，我一直在思考，“学生官”怎样才能在部队打开局面?结合自己成长进步的经历，我的体会是，放下身段，主动适应，先改变自己，再改造环境。特别是对当前初入部队的地方大学生干部来说，更应主动一点，安心一点，坚韧一点，走进基层这个大课堂，读懂士兵这本无字书，不断弥补短板，发挥优长，进而度过“适应期”，逐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