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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针对蒙代尔所提出的世界货币构想，通过回顾世界货币体系的发展史、货币霸权的更迭以及各国汇率制度的变迁，认为在黄金总量不足和分布不均的情况下，回归金本位比起美元信用本位更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主要货币区的形成趋势较为明显，在和平合作的国际环境下有益于国际经济的发展；主要货币国难以放弃浮动汇率而归于DEY框架下的固定汇率；虚化的DEY难以真正扮演世界货币的角色。
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DEY
Abstract：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ossibility of realizing Mundell's blueprint of world currency by reviewing the evolution of world currency system, the transformation of dominance currency and the transition of exchange system in major countries. We come to the following four conclusions: first,due to gross amount limitation and uneven distribution of gold, retreating to gold standard is even harmfu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than dollar standard; second, the trend of major currency areas being formed is quite obvious, and this is suitable for the global economy development in a peaceful international enviroment; third, major currency countries have little impetus to go back to the fixed exchange rates system in DEY framework from floating exchange rate system; final, the dematerialisation of DEY hinders it from acting as the world currency.
Key Words：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DEY
中图分类号：F821.6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09）03-0015-06
2007年以来不断恶化的次贷危机逐渐暴露出美元主导下世界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诸多学者认为，次贷问题是美国利用美元策略获取国际利益和低利率策略刺激经济的一个副产品，这不仅是一次金融危机，也是一次世界货币准则的危机。不受约束的美元作为各国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占据着全球债券市场40%的份额以及国际银行间市场和对外贸易结算的半壁江山。相对于美国2007年仅占全球25%的GDP来说，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制和货币体制似乎缺乏有力的支撑。
在次贷危机这一催化剂的作用下，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走势和调整路径成为学者们讨论的热点：大多数学者认为，尽管美元信誉下降，但仰仗于美国的军事霸权和货币惯性能继续维持其核心货币的地位；也有少部分学者认为，人民币能够成为继欧元之后国际货币体系中又一有力的竞争者甚至是取代美元而成为新的核心货币；而较为系统的想法则是“欧元之父”蒙代尔提出的世界货币DEY的构想。本文将通过对国际货币体系自成型以后发展历史的回顾，对汇率制度变迁的分析探讨和对霸权更迭的理论分析，探讨蒙代尔DEY设想的可行性，以期能从其中窥探到未来世界货币体系发展的方向。
一、蒙代尔的理想蓝图——世界货币
国际货币体系是各国政府为适应国际贸易与国际支付的需要，对货币在国际范围内发挥世界货币职能所确定的原则、采取的措施和建立的组织形式的总称。从本质上看来，国际货币体系是一种能够协调各国利益的货币秩序，核心内容包括国际本位货币的界定以及汇率机制的选择。一百多年以来，国际货币体系在本位货币的选择上从黄金转换到美元，汇率机制也从固定汇率机制转变为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并存。
早在二十世纪60年代，蒙代尔便提出了世界货币的构想，并在2005年具体提出由美元、欧元和日元这当时三大国际货币共同构成世界货币DEY的方案，在金融海啸爆发之后，又向其构想中的世界货币篮子中加入了英镑和人民币。其DEY方案主要构想为：
第一，DEY由美元、欧元和日元三种主要货币构成，参与国结成多重货币联盟，三种货币的汇率对DEY保持相对固定，DEY需保持币值稳定，通胀目标区为1—2%。不同于欧元区成员国完全放弃本国的货币主权，货币篮子的成员国只需要遵守一定的货币纪律，对各自货币供应量的年增幅加以约束。
第二，各国汇率盯住DEY。
第三，将IMF升级为“世界央行”，增加发展中国家在IMF中的投票权，以使其能真正发挥多边协调机构的作用；对其储备货币供给量的年增幅加以严格限制，并对主要储备货币国经济政策进行监测和约束，严格限制储备货币国的预算赤字和资产泡沫；授权IMF对所有成员国的经济政策进行评估，审查其金融监管措施是否得当；并让IMF重新担当起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曾经推行过的金融交易审查的责任，以防止再次出现全球性的信贷危机。
第四，可以考虑在DEY之外加上50%的黄金共同构成世界货币，以保证汇率稳定。
二、黄金瓶颈
（一）从本位货币的回顾看由黄金不足引发的金本位解体
1. 金铸币本位的鼎盛时期（1870—1914年）。一战前的1870—1914年为国际金本位制的鼎盛时期。作为人类经济历史上最早、且统一而成型的货币体系，其包含的规则为：本币能以固定官价自由兑换黄金；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完全开放，黄金在国际间自由流动；银行券和铸币需由本国黄金储备来支持，货币的长期增长依赖于金矿储备的可得性；如果出现因黄金外流所导致的短期流动性危机，中央银行必须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职责；如果本币与黄金的自由兑换被临时中断，在危机过后应尽快按照传统的平价水平恢复兑换；各国名义价格由世界黄金供需市场内生决定。
2. 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下的混乱时期（1915—1945年）。金铸币本位随着一战爆发而解体，战争期间各国禁止了黄金的出口，并实行浮动汇率，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一个混乱状态。战后出于恢复经济的需要，金本位复苏，但异变成为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经过异变之后的金本位制稳定性已大不如前，铸币退出流通领域使得通过黄金贮藏手段职能自发调节货币流通量的功能丧失。金块本位制国家里银行券与黄金并不能完全自由兑换，当银行券过多时其退出流通的过程便受到了阻碍。金汇兑本位制下国家的经济政策受核心国的影响较大，其经济和货币流通一旦发生问题便很容易被波及。
3. 金汇兑本位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1946—1975年）。二战结束后，由于金本位的解体所造成的国际货币体系混乱和动荡不安严重损害了世界各国的利益，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成为世界各国的迫切需要，由此诞生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可以兑换黄金而各国以可调节的汇率盯住美元。鉴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固有的“特里芬两难”，无可避免地，随着美国经济竞争力从50年代后期起的不断减弱，黄金不断流出美国。到了1971年，美国再也无法维持一美元35盎司黄金的平价，宣布实行美元兑黄金价格的自由浮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
4. 美元主导下的信用本位时期（1976年至今）。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经济秩序重新陷入动荡不安，1976年的牙买加会议上通过的“牙买加协议”确定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基调。较之金本位制，其最大的三个不同在于：（1）确认了货币的非黄金化；（2）承认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并存的局面；（3）确立了各国通过IMF加强协调的机制。美元虽与黄金脱钩，但基于其强大的军事力量所保证的政治稳定和广泛的交易网络所带来的使用偏好，仍扮演着国际货币的角色。至此，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信用本位阶段，各国之间的汇率调节更多地依赖于市场机制。
一百多年以来，货币体系的名义锚由黄金逐步过渡到信用货币。货币作为衡量财富的价值标准，在商品社会发展的初期，因为社会财富有限，贵金属的存量能够满足交易和储备的需求，但随着社会财富量的不断增加，货币需求量也相应增大，贵金属货币终于成为了经济发展的瓶颈。
（二）黄金分配不均
黄金在世界范围内的分配不均是金本位回归的又一阻碍。据世界黄金协会2008年12月公布的数据，全球黄金储备为29697.1吨，其中储量排名前10位的国家中，美国第一，有8133.5吨，占有率为27.39%；德国第二，占有率为11.4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三，占有率为10.83%。然后依次是法国、意大利、瑞士、日本、荷兰、中国和欧洲中央银行。中国名列第九，黄金储备为600吨，仅占2%。因此，不论以何种形式将黄金与世界货币挂钩，美国都将占有绝对的话语权，这都将继续维护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与普遍希望的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实质性改革的方向相违背。
（三）金本位导致扩张性货币政策失效
虽然金本位是对货币发行量的一个很好的约束，但基于同样的理由，在经济下行时，难以实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有学者认为，1929年大萧条的一个重要传导途径就是金本位，当时工业化国家的整体需求下降导致了均衡价格的走低，而为了维持金本位制，执政当局就不得不有意地压低物价。这两个机制共同运行的结果就是国民产出总量均衡点的下移和危机的来临，甚至加深。这种货币总量约束带来的危机唯有摆脱黄金的束缚方可解决。信用货币不受黄金总量制约，可以通过扩大货币供应量来适应经济的发展，也能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来减小经济波动，但不受约束的发行主体难以保持高度自律，面对可观的铸币税收益和常年的巨额逆差所提供的灵活的政策空间，很难抑制其滥发货币的冲动，也很难促使其对国际收支进行积极有效的协调。由于信用货币的价值取决于人们对其实际价值的预期，这种预期一旦逆转，就不可避免地引致国际金融动荡。
加入黄金的DEY类似于金本位和信用本位的中间路线，其初衷可能是想在币值稳定和货币扩张间取得平衡。但若DEY为实体货币，由相应的“世界央行”发行，保持一定含金量的DEY类似于不可兑换的银行券，最后仍应归于金本位之下，从而由于黄金的数量不足和分配不均等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桎梏。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对于黄金的绝对储备数量，不论以何种形式对金本位的回归都将与改变美元独大的初衷相违背，是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一种货币制度设计。
三、多元货币下的汇率体系选择
在否定了以任何形式回归金本位的设想之后，蒙代尔理想蓝图的可行性分析则被锁定在如何在多元货币体系下确立汇率体系。既然要建立以多种核心货币为基础的世界货币，则各核心货币国之间的汇率体制以及核心货币国和非核心货币国之间汇率制度的制定则不得不慎重考虑。蒙代尔的理想蓝图中要求三种货币的汇率对DEY保持相对固定，且各国汇率盯住DEY，即选择了固定汇率制度。
然而，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各主要国家的汇率制度变迁可以看出，虽然固定汇率体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前被普遍采用，但是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逐步地向浮动汇率制度迈进。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浮动汇率更是以其有利于防止国际游资冲击、避免爆发货币危机，有利于促进国际贸易的增长和生产的发展，有利于促进资本流动等优点普遍受到青睐，在金融危机中受到波及的国家也纷纷宣布采用浮动汇率制度。虽然从理论上来说固定汇率体制和浮动汇率体制各有利弊，但是在目前普遍认为浮动汇率较优的情况下，试图将所有的汇率体制回归到固定汇率似乎有些不太现实。
从经济结构特征来看，经济结构说理论认为，国家经济结构的特征决定了汇率制度的选择。沈国兵（2003）总结了特定汇率制度下的经济体的特征（见表1）。从中长期的经济结构特征来看，毫无疑问，发达国家和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都更加满足浮动汇率体制下的经济结构，随着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加深，资本流动的日益频繁，浮动汇率制度也是较好的选择。当然，也不排除在短期内，某些国家的经济结构特征满足固定汇率体制的条件，但这并不足以说服世界货币的核心国放弃浮动汇率。
从核心货币的历史比价来看，1971—2008年，不论是长期还是短期，日元兑美元汇率的月度数据波动都非常大，从较小值90跨度到较大值358。类似地，1999—2008年10年之间美元与欧元也经历了此贵彼贱的几个来回。短期内，期待将三者限制为固定联系汇率制度可能并不现实。
要建立美元、欧元和日元之间相对固定的汇率联系机制，还要求三国国际收支保持相对平衡。从经常账户看来，除欧盟整体能保持贸易相对平衡外，美国常年处于净逆差而日本常年处于净顺差状态，要改变这种局面美日两国都需要做出较大的调整。
在固定汇率体制的前提下，核心货币的三国均开放资本账户，根据蒙代尔的不可能三角，则必然要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DEY方案中，三大货币国应协调将通胀率控制在2%以下。根据过往的经验，资产价格上升、乃至出现严重泡沫的时候，往往是CPI较稳定的时候。从美国“沸腾的20年代”，到80年代后期北欧、日本、台湾，到90年代的美国、欧洲，都是资产价格上升与CPI稳定同时存在。而央行的目标还应包括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的稳定。资产价格受货币政策的影响较大，在开放资本账户的情况下三国不可能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则若要有效控制资产价格，货币区内金融一体化程度应较高，统一的货币政策才能发挥作用。同时，“世界央行”的首要任务是将通胀维持在一定区间内。参考欧元区的经验，只有在保证价格稳定的前提下，其货币政策才会考虑对经济增长、就业等目标提供支持，这就导致各成员国能用以刺激经济增长的工具只有财政政策。对通胀过于严格的控制和有限的政策空间，使得近年来欧元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较为缓慢。在欧元区正式建立之前的欧洲货币体系阶段，英国和法国就因汇率稳定与经济发展的双目标冲突而两次退出欧洲联合浮动机制。
因此，短期内想让世界各国都重新回到固定汇率体制之下并不现实。虽然在布雷顿体系崩溃之前，在世界经济运转顺畅的时期里，各国采用的都是固定汇率制度。但当时的世界贸易以商品贸易为主，资本流动较少，如今资本流动频繁而且金额巨大，资本账户开放的国家可能会为了维持固定汇率而在与国际投机资本的对抗中无端消耗巨额财富。另一方面，对于长期具有较大波动的两种货币来说，将其限定在固定汇率的框架之下无疑将对两国的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而对于国际收支平衡的改善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就我国的情况看来，充分就业需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作为支撑。而较之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效果更为明显，若货币政策的实施空间受限，充分就业的目标可能难以实现，也就难以实现社会的稳定。由此看来，中国也不应该放弃货币主权寻求加入“世界货币区”。
四、前车之鉴：SDR
DEY的构成类似于诞生在二十世纪60年代的特别提款权SDR，均是在一篮子货币的基础上设立新的超越国家主权的货币。SDR设立的背景是在二战后，美元与黄金脱钩后难以单独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而其他国家的货币又不具备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条件，为了保证世界贸易能正常发展，SDR作为一种提供补充的储备货币或流通手段而进入国际视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SDR的货币篮子中包括了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均为国际交易中的主要交易货币，其成员及权重由最近5年间商品和劳务的平均出口额和作为储备货币被其他成员国持有的数量决定。但SDR储备货币的地位并不如设立之初料想的那样重要，虽然欧元和日元也被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但占据最大份额的仍是美元。由于不是现实的货币，使用范围仅限于政府间的清算，既不像黄金一样具有内在价值，又不像主权国家货币一样能以一国财富作为支撑，甚至不像欧元一样能以联盟的形式为其支付力背书，而仅仅是靠IMF机构的信誉为支撑。价值基础的缺乏决定了SDR难以成为国际储备资产，但因其挂钩一篮子货币，一种货币的汇率变动可以被另一种货币的汇率变动部分抵消，所以其币值更为稳定，故在国际结算中作为计价单位仍占有一席之地。
按蒙代尔“多重货币联盟”的构想，DEY以实体货币形式出现的可能性不大，更有可能只是对三大货币国货币发行量的一种约束。虚化的DEY也很难逃脱SDR的命运。
五、未来国际货币体系走向的初判
既然由于黄金瓶颈的限制、汇率制度的障碍使得蒙代尔的一篮子世界货币的构想短期内变得虚幻，那么是否会有某国的现有货币替代美元成为新的世界货币呢？国际货币体系究竟要何去何从呢？
蒙代尔在1999年曾预言在2010年以前会形成欧元区、美元区和亚元区三大货币区，并将其称为“金融稳定三岛”。他在2005年提出的世界货币DEY也是由这三大区域的核心货币构成，而这三大货币应遵守一定的通胀约束。我们便借助这三大货币区的划分，分别对其进行分析，试图从中找到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大致蓝图。
（一）美元区
1.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根据Helleiner的观点，只有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一种货币方有可能成为世界货币：以货币来源国稳定的政治局势保证的货币的未来价值；以一个具有深度和广度的金融市场保证的流动性和资产价格稳定性；以绝对规模足够大的经济和与世界市场的高度融合保证的交易网络的广泛。一战之后的美元，正是背靠布雷顿森林体系，凭借纽约作为新的世界金融中心的崛起，以身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以及出口大国的优势从英镑的手中抢过了世界货币的这把交椅。此后，美国还通过在欧洲推行“马歇尔计划”以及向非洲提供经济援助来推行境外美元的使用，稳固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
一战之后，英国国力日渐式微。由于在战争中损失巨大，国际收支又长期处于赤字状况，原来作为资本输出国的英国开始变卖其在国外的资产，造成了人们对英镑信心的严重下降。按战前金平价恢复英镑与黄金的自由兑换造成了英镑的高估，使得英国制造业竞争力进一步下降，黄金大量流出英国。战后美国成为英国的债权国使得大量黄金流向美国、伦敦交易所在战争爆发后暂停交易促使交易向纽约转移、1914年联邦储备体系开始运作使得美国金融体系进一步完善，在这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纽约成长为新的世界金融中心。战后英国的实力被大大削弱，而美国的实力却进一步增强。英镑因不能继续维持金平价而丧失其核心货币的地位，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的一美元可以兑换35盎司黄金使得美元完全具备了成为世界货币的条件。
如今，信用本位下维持美国核心货币地位的关键是人们对其未来价值的信心和被他人接受的程度，而两者都会被美国长期的巨额逆差所削弱。但一种核心货币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另一种货币能自动取而代之。美元能取代英镑成为核心货币，除了有雄厚的黄金储备保证其货币的偿付能力以外，其世界第一的GDP和制造业也是重要的推动因素。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一些国家对人民币的期待很高，甚至有人认为人民币能在危机过后取代美元成为新的核心世界货币。但就表2数据来看，美国仍是世界第一的经济强国，全球军事霸权也从未减弱。中国的GDP虽然有较高的增长速度，但从总量上来说与美国还差很远，在近期内也还不会允许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国内也缺乏一个具有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人民币并不具备取代美元成为新的世界核心货币的实力。
2. 美元领导下的美元区。美元区通过美元化或货币局的形式出现的可能性较大。不管美元区以单一货币区还是多重货币区的形式出现，都要求对美国形成一定的约束，但鉴于美国的绝对优势，其他国家又很难有足够的谈判筹码来使美国让渡自己的利益，只能消极地受制于美元，不能完全自主地制定本国经济政策而且过度依赖外资，使其只能被动地跟随美元的走势接受经济的调整。而自二十世纪90年代开始，纷纷美元化的拉美国家在经历了债务危机等一系列的金融危机、并且因美元的走软而遭受了金融资产的大幅度缩水之后，开始了去美元化的进程。巴西和阿根廷更是在这一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协议约定在今后的双边贸易中将以双方各自的货币结算，从而逐渐减小不稳定的美元的影响。就此看来，可以确定的是美元区将会以主导货币区的形式出现，但区域范围会随着美元走势的大幅波动而逐步减小。
（二）英镑与欧元区
自这波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英镑汇率持续下跌，也让曾经以条件苛刻作为理由拒绝加入欧元区的英国开始考虑改变初衷。不同于法国对政治安全的渴望，也不同于德国对更高的政治地位的渴求，昔日世界金融霸主的荣耀、对本国货币主权的不舍、世界级金融中心所带来的巨额利益以及英镑强势货币的地位都使得英国没法下定加入欧元区的决心。但是，一个游离于欧元区之外的英国不利于其很好地融入欧洲，尽管有美国作为盟友，地缘政治的格局和区域经济的发展使得英国拒绝欧元而保留货币主权所付出的成本越来越大。从长期看来，英国最终加入欧元区，加强欧元作为世界货币一极的力量的可能性还是很大。
（三）日元、人民币与亚元区
在欧元的形成进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是德法和解。德法能够化解战时的积怨而携手合作，与战后德国能够直面二战的历史并能进行深刻反思的态度有很大关系。不同于战后的德国同欧洲的关系，亚元区的建立仍有很大的历史遗留障碍。日本是经济实力位居世界第二的主权国家，日元也曾一度危及到美元的霸主地位。中国作为第四大经济体，人民币前景被国际社会普遍看好，在金融危机蔓延、发达国家先后进入衰退的当下，中国被寄予了重新启动世界经济的期望。不同于德法在战后的和解，横亘在中日两国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使得“亚元”在短时间内难以实现，而中日双方经济实力的不相上下更是使得任何一方都不愿意做出让步。但这并不代表亚洲就不能进行其他形式的区域货币合作。沈联涛指出，东亚的9个经济体（印尼、中国、中国香港、韩国、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的货币已经形成了“蛇形”结构的动态平衡，即盯着同处于全球供应链上的对方来制定汇率政策。这种不损害国家经济主权、也不囹于某一种固定的汇率制度的合作方式，若能以文本协议的方式固定下来，承诺在其中一个成员受到袭击时，其他成员能够及时予以协助，将是一个建立正式的货币合作协议框架的很好的基础，就如欧元区正式建立之前的欧洲货币体系。
次贷危机并不会成为美元的终结者，这次危机过后，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将会降低，但相对来说美元仍是强势货币。虽然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可以与美元抗衡，但可能会有更多的经济大国逐步走上世界货币的舞台。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方向，取决于各国实力的对比和政策的博弈。目前不存在对国际货币体系全面推倒重来的条件，更多还是在现有的国际货币框架下，对次贷危机中暴露出来的缺陷进行完善。蒙代尔的DEY方案中，黄金因为总量限制，不应再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固定汇率制度虽好，但要让主要货币发行国达成相互制约的协议较难；主要货币区的形成趋势较为明显，在和平合作的国际环境下有益于国际经济的发展；若DEY不以实体货币的形式出现，亦难以起到预想中的作用。
短期内，在现有框架下，货币体系应该进行如下几个方面的微调：（1）监管方面：应该给予IMF更多资金支持并重新分配投票权，使其能真正发挥应有的监管作用，如承担起金融交易审查的责任并对跨国金融机构的资本跨境流动进行有效的监管，并建立全球金融经济预警系统及有效的监控国际资本流动的全球协调机制；（2）对金融机构的约束方面：强调提高金融机构的风险透明性，让金融机构的高管承担风险经营的后果，以防范道德风险；（3）多元化货币和危机管理方面：各进出口大国用本国货币支付结算，央行根据贸易额来选定外汇储备的币种和额度，多国联合建立信贷储备池以共同防范汇率危机等等。
六、中国：面临战略机遇应如何应对
（一）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美国通过大量发行货币为本国提供流动性，给未来的美元泛滥留下了隐患，也增大了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迫切性。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中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在提供流动性支持的同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除此之外，还可以以国家贷款或是允许IMF、美国以及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在中国内地或者香港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的形式为其提供流动性支持。这样不仅能防范汇率风险，还能促进中国本土债券市场的发展，为人民币国际化所必须的一个具有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的形成提供必要条件。目前，广东和长三角地区与港澳地区、广西和云南与东盟的货物贸易都已经开始了人民币结算试点，再加上此前的中国与俄罗斯、蒙古等周边国家签订的自主选择双边货币结算协议，人民币区域化过程已加速。同时，中国可以呼吁建立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的稳定机制和货币发行限制机制，防止这些储备货币国家利用其储备货币地位滥发货币，在设计相关的限制机制时，可以主动提出建立“美元—欧元—人民币”的发行联动机制，相应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二）外汇储备及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仅仅通过多元化储备货币的手段并不能解决由一国货币充当世界货币时存在的“特里芬两难”，甚至会加深由汇率变动和利差因素所带来的货币投机的危害。问题能否解决，关键在于对于主要货币发行国能不能加以一定的发行约束，如以将通胀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和保证资产价格平稳为目标而在主要国家间对货币发行量加以协调，使其既能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又能不造成货币滥发。
另外，如果美国政府继续采取大量发行美元的政策来刺激经济，那么可以预期美元在未来的大幅贬值，现存的主要盯住美元、实行管制的汇率体系可能会面临空前的压力。为此，人民币汇率机制应当更为灵活，降低与美元的直接关联，同时注重美元可能出现的贬值趋势及其对港币等汇率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沈国兵.汇率制度的选择文献综述[J].世界经济，2003，（12）.
[2]Benjamin J. Cohen， 2008：“Toward a leaderless currency system”，working paper，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Barbara，2008.
（责任编辑 耿 欣）
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DEY
Abstract：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ossibility of realizing Mundell's blueprint of world currency by reviewing the evolution of world currency system, the transformation of dominance currency and the transition of exchange system in major countries. We come to the following four conclusions: first,due to gross amount limitation and uneven distribution of gold, retreating to gold standard is even harmfu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than dollar standard; second, the trend of major currency areas being formed is quite obvious, and this is suitable for the global economy development in a peaceful international enviroment; third, major currency countries have little impetus to go back to the fixed exchange rates system in DEY framework from floating exchange rate system; final, the dematerialisation of DEY hinders it from acting as the world currency.
Key Words：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DEY
中图分类号：F821.6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09）03-0015-06
2007年以来不断恶化的次贷危机逐渐暴露出美元主导下世界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诸多学者认为，次贷问题是美国利用美元策略获取国际利益和低利率策略刺激经济的一个副产品，这不仅是一次金融危机，也是一次世界货币准则的危机。不受约束的美元作为各国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占据着全球债券市场40%的份额以及国际银行间市场和对外贸易结算的半壁江山。相对于美国2007年仅占全球25%的GDP来说，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制和货币体制似乎缺乏有力的支撑。
在次贷危机这一催化剂的作用下，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走势和调整路径成为学者们讨论的热点：大多数学者认为，尽管美元信誉下降，但仰仗于美国的军事霸权和货币惯性能继续维持其核心货币的地位；也有少部分学者认为，人民币能够成为继欧元之后国际货币体系中又一有力的竞争者甚至是取代美元而成为新的核心货币；而较为系统的想法则是“欧元之父”蒙代尔提出的世界货币DEY的构想。本文将通过对国际货币体系自成型以后发展历史的回顾，对汇率制度变迁的分析探讨和对霸权更迭的理论分析，探讨蒙代尔DEY设想的可行性，以期能从其中窥探到未来世界货币体系发展的方向。
一、蒙代尔的理想蓝图——世界货币
国际货币体系是各国政府为适应国际贸易与国际支付的需要，对货币在国际范围内发挥世界货币职能所确定的原则、采取的措施和建立的组织形式的总称。从本质上看来，国际货币体系是一种能够协调各国利益的货币秩序，核心内容包括国际本位货币的界定以及汇率机制的选择。一百多年以来，国际货币体系在本位货币的选择上从黄金转换到美元，汇率机制也从固定汇率机制转变为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并存。
早在二十世纪60年代，蒙代尔便提出了世界货币的构想，并在2005年具体提出由美元、欧元和日元这当时三大国际货币共同构成世界货币DEY的方案，在金融海啸爆发之后，又向其构想中的世界货币篮子中加入了英镑和人民币。其DEY方案主要构想为：
第一，DEY由美元、欧元和日元三种主要货币构成，参与国结成多重货币联盟，三种货币的汇率对DEY保持相对固定，DEY需保持币值稳定，通胀目标区为1—2%。不同于欧元区成员国完全放弃本国的货币主权，货币篮子的成员国只需要遵守一定的货币纪律，对各自货币供应量的年增幅加以约束。
第二，各国汇率盯住DEY。
第三，将IMF升级为“世界央行”，增加发展中国家在IMF中的投票权，以使其能真正发挥多边协调机构的作用；对其储备货币供给量的年增幅加以严格限制，并对主要储备货币国经济政策进行监测和约束，严格限制储备货币国的预算赤字和资产泡沫；授权IMF对所有成员国的经济政策进行评估，审查其金融监管措施是否得当；并让IMF重新担当起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曾经推行过的金融交易审查的责任，以防止再次出现全球性的信贷危机。
第四，可以考虑在DEY之外加上50%的黄金共同构成世界货币，以保证汇率稳定。
二、黄金瓶颈
（一）从本位货币的回顾看由黄金不足引发的金本位解体
1. 金铸币本位的鼎盛时期（1870—1914年）。一战前的1870—1914年为国际金本位制的鼎盛时期。作为人类经济历史上最早、且统一而成型的货币体系，其包含的规则为：本币能以固定官价自由兑换黄金；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完全开放，黄金在国际间自由流动；银行券和铸币需由本国黄金储备来支持，货币的长期增长依赖于金矿储备的可得性；如果出现因黄金外流所导致的短期流动性危机，中央银行必须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职责；如果本币与黄金的自由兑换被临时中断，在危机过后应尽快按照传统的平价水平恢复兑换；各国名义价格由世界黄金供需市场内生决定。
2. 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下的混乱时期（1915—1945年）。金铸币本位随着一战爆发而解体，战争期间各国禁止了黄金的出口，并实行浮动汇率，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一个混乱状态。战后出于恢复经济的需要，金本位复苏，但异变成为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经过异变之后的金本位制稳定性已大不如前，铸币退出流通领域使得通过黄金贮藏手段职能自发调节货币流通量的功能丧失。金块本位制国家里银行券与黄金并不能完全自由兑换，当银行券过多时其退出流通的过程便受到了阻碍。金汇兑本位制下国家的经济政策受核心国的影响较大，其经济和货币流通一旦发生问题便很容易被波及。
3. 金汇兑本位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1946—1975年）。二战结束后，由于金本位的解体所造成的国际货币体系混乱和动荡不安严重损害了世界各国的利益，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成为世界各国的迫切需要，由此诞生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可以兑换黄金而各国以可调节的汇率盯住美元。鉴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固有的“特里芬两难”，无可避免地，随着美国经济竞争力从50年代后期起的不断减弱，黄金不断流出美国。到了1971年，美国再也无法维持一美元35盎司黄金的平价，宣布实行美元兑黄金价格的自由浮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
4. 美元主导下的信用本位时期（1976年至今）。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经济秩序重新陷入动荡不安，1976年的牙买加会议上通过的“牙买加协议”确定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基调。较之金本位制，其最大的三个不同在于：（1）确认了货币的非黄金化；（2）承认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并存的局面；（3）确立了各国通过IMF加强协调的机制。美元虽与黄金脱钩，但基于其强大的军事力量所保证的政治稳定和广泛的交易网络所带来的使用偏好，仍扮演着国际货币的角色。至此，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信用本位阶段，各国之间的汇率调节更多地依赖于市场机制。
一百多年以来，货币体系的名义锚由黄金逐步过渡到信用货币。货币作为衡量财富的价值标准，在商品社会发展的初期，因为社会财富有限，贵金属的存量能够满足交易和储备的需求，但随着社会财富量的不断增加，货币需求量也相应增大，贵金属货币终于成为了经济发展的瓶颈。
（二）黄金分配不均
黄金在世界范围内的分配不均是金本位回归的又一阻碍。据世界黄金协会2008年12月公布的数据，全球黄金储备为29697.1吨，其中储量排名前10位的国家中，美国第一，有8133.5吨，占有率为27.39%；德国第二，占有率为11.4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三，占有率为10.83%。然后依次是法国、意大利、瑞士、日本、荷兰、中国和欧洲中央银行。中国名列第九，黄金储备为600吨，仅占2%。因此，不论以何种形式将黄金与世界货币挂钩，美国都将占有绝对的话语权，这都将继续维护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与普遍希望的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实质性改革的方向相违背。
（三）金本位导致扩张性货币政策失效
虽然金本位是对货币发行量的一个很好的约束，但基于同样的理由，在经济下行时，难以实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有学者认为，1929年大萧条的一个重要传导途径就是金本位，当时工业化国家的整体需求下降导致了均衡价格的走低，而为了维持金本位制，执政当局就不得不有意地压低物价。这两个机制共同运行的结果就是国民产出总量均衡点的下移和危机的来临，甚至加深。这种货币总量约束带来的危机唯有摆脱黄金的束缚方可解决。信用货币不受黄金总量制约，可以通过扩大货币供应量来适应经济的发展，也能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来减小经济波动，但不受约束的发行主体难以保持高度自律，面对可观的铸币税收益和常年的巨额逆差所提供的灵活的政策空间，很难抑制其滥发货币的冲动，也很难促使其对国际收支进行积极有效的协调。由于信用货币的价值取决于人们对其实际价值的预期，这种预期一旦逆转，就不可避免地引致国际金融动荡。
加入黄金的DEY类似于金本位和信用本位的中间路线，其初衷可能是想在币值稳定和货币扩张间取得平衡。但若DEY为实体货币，由相应的“世界央行”发行，保持一定含金量的DEY类似于不可兑换的银行券，最后仍应归于金本位之下，从而由于黄金的数量不足和分配不均等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桎梏。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对于黄金的绝对储备数量，不论以何种形式对金本位的回归都将与改变美元独大的初衷相违背，是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一种货币制度设计。
三、多元货币下的汇率体系选择
在否定了以任何形式回归金本位的设想之后，蒙代尔理想蓝图的可行性分析则被锁定在如何在多元货币体系下确立汇率体系。既然要建立以多种核心货币为基础的世界货币，则各核心货币国之间的汇率体制以及核心货币国和非核心货币国之间汇率制度的制定则不得不慎重考虑。蒙代尔的理想蓝图中要求三种货币的汇率对DEY保持相对固定，且各国汇率盯住DEY，即选择了固定汇率制度。
然而，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各主要国家的汇率制度变迁可以看出，虽然固定汇率体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前被普遍采用，但是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逐步地向浮动汇率制度迈进。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浮动汇率更是以其有利于防止国际游资冲击、避免爆发货币危机，有利于促进国际贸易的增长和生产的发展，有利于促进资本流动等优点普遍受到青睐，在金融危机中受到波及的国家也纷纷宣布采用浮动汇率制度。虽然从理论上来说固定汇率体制和浮动汇率体制各有利弊，但是在目前普遍认为浮动汇率较优的情况下，试图将所有的汇率体制回归到固定汇率似乎有些不太现实。
从经济结构特征来看，经济结构说理论认为，国家经济结构的特征决定了汇率制度的选择。沈国兵（2003）总结了特定汇率制度下的经济体的特征（见表1）。从中长期的经济结构特征来看，毫无疑问，发达国家和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都更加满足浮动汇率体制下的经济结构，随着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加深，资本流动的日益频繁，浮动汇率制度也是较好的选择。当然，也不排除在短期内，某些国家的经济结构特征满足固定汇率体制的条件，但这并不足以说服世界货币的核心国放弃浮动汇率。
从核心货币的历史比价来看，1971—2008年，不论是长期还是短期，日元兑美元汇率的月度数据波动都非常大，从较小值90跨度到较大值358。类似地，1999—2008年10年之间美元与欧元也经历了此贵彼贱的几个来回。短期内，期待将三者限制为固定联系汇率制度可能并不现实。
要建立美元、欧元和日元之间相对固定的汇率联系机制，还要求三国国际收支保持相对平衡。从经常账户看来，除欧盟整体能保持贸易相对平衡外，美国常年处于净逆差而日本常年处于净顺差状态，要改变这种局面美日两国都需要做出较大的调整。
在固定汇率体制的前提下，核心货币的三国均开放资本账户，根据蒙代尔的不可能三角，则必然要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DEY方案中，三大货币国应协调将通胀率控制在2%以下。根据过往的经验，资产价格上升、乃至出现严重泡沫的时候，往往是CPI较稳定的时候。从美国“沸腾的20年代”，到80年代后期北欧、日本、台湾，到90年代的美国、欧洲，都是资产价格上升与CPI稳定同时存在。而央行的目标还应包括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的稳定。资产价格受货币政策的影响较大，在开放资本账户的情况下三国不可能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则若要有效控制资产价格，货币区内金融一体化程度应较高，统一的货币政策才能发挥作用。同时，“世界央行”的首要任务是将通胀维持在一定区间内。参考欧元区的经验，只有在保证价格稳定的前提下，其货币政策才会考虑对经济增长、就业等目标提供支持，这就导致各成员国能用以刺激经济增长的工具只有财政政策。对通胀过于严格的控制和有限的政策空间，使得近年来欧元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较为缓慢。在欧元区正式建立之前的欧洲货币体系阶段，英国和法国就因汇率稳定与经济发展的双目标冲突而两次退出欧洲联合浮动机制。
因此，短期内想让世界各国都重新回到固定汇率体制之下并不现实。虽然在布雷顿体系崩溃之前，在世界经济运转顺畅的时期里，各国采用的都是固定汇率制度。但当时的世界贸易以商品贸易为主，资本流动较少，如今资本流动频繁而且金额巨大，资本账户开放的国家可能会为了维持固定汇率而在与国际投机资本的对抗中无端消耗巨额财富。另一方面，对于长期具有较大波动的两种货币来说，将其限定在固定汇率的框架之下无疑将对两国的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而对于国际收支平衡的改善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就我国的情况看来，充分就业需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作为支撑。而较之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效果更为明显，若货币政策的实施空间受限，充分就业的目标可能难以实现，也就难以实现社会的稳定。由此看来，中国也不应该放弃货币主权寻求加入“世界货币区”。
四、前车之鉴：SDR
DEY的构成类似于诞生在二十世纪60年代的特别提款权SDR，均是在一篮子货币的基础上设立新的超越国家主权的货币。SDR设立的背景是在二战后，美元与黄金脱钩后难以单独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而其他国家的货币又不具备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条件，为了保证世界贸易能正常发展，SDR作为一种提供补充的储备货币或流通手段而进入国际视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SDR的货币篮子中包括了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均为国际交易中的主要交易货币，其成员及权重由最近5年间商品和劳务的平均出口额和作为储备货币被其他成员国持有的数量决定。但SDR储备货币的地位并不如设立之初料想的那样重要，虽然欧元和日元也被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但占据最大份额的仍是美元。由于不是现实的货币，使用范围仅限于政府间的清算，既不像黄金一样具有内在价值，又不像主权国家货币一样能以一国财富作为支撑，甚至不像欧元一样能以联盟的形式为其支付力背书，而仅仅是靠IMF机构的信誉为支撑。价值基础的缺乏决定了SDR难以成为国际储备资产，但因其挂钩一篮子货币，一种货币的汇率变动可以被另一种货币的汇率变动部分抵消，所以其币值更为稳定，故在国际结算中作为计价单位仍占有一席之地。
按蒙代尔“多重货币联盟”的构想，DEY以实体货币形式出现的可能性不大，更有可能只是对三大货币国货币发行量的一种约束。虚化的DEY也很难逃脱SDR的命运。
五、未来国际货币体系走向的初判
既然由于黄金瓶颈的限制、汇率制度的障碍使得蒙代尔的一篮子世界货币的构想短期内变得虚幻，那么是否会有某国的现有货币替代美元成为新的世界货币呢？国际货币体系究竟要何去何从呢？
蒙代尔在1999年曾预言在2010年以前会形成欧元区、美元区和亚元区三大货币区，并将其称为“金融稳定三岛”。他在2005年提出的世界货币DEY也是由这三大区域的核心货币构成，而这三大货币应遵守一定的通胀约束。我们便借助这三大货币区的划分，分别对其进行分析，试图从中找到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大致蓝图。
（一）美元区
1.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根据Helleiner的观点，只有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一种货币方有可能成为世界货币：以货币来源国稳定的政治局势保证的货币的未来价值；以一个具有深度和广度的金融市场保证的流动性和资产价格稳定性；以绝对规模足够大的经济和与世界市场的高度融合保证的交易网络的广泛。一战之后的美元，正是背靠布雷顿森林体系，凭借纽约作为新的世界金融中心的崛起，以身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以及出口大国的优势从英镑的手中抢过了世界货币的这把交椅。此后，美国还通过在欧洲推行“马歇尔计划”以及向非洲提供经济援助来推行境外美元的使用，稳固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
一战之后，英国国力日渐式微。由于在战争中损失巨大，国际收支又长期处于赤字状况，原来作为资本输出国的英国开始变卖其在国外的资产，造成了人们对英镑信心的严重下降。按战前金平价恢复英镑与黄金的自由兑换造成了英镑的高估，使得英国制造业竞争力进一步下降，黄金大量流出英国。战后美国成为英国的债权国使得大量黄金流向美国、伦敦交易所在战争爆发后暂停交易促使交易向纽约转移、1914年联邦储备体系开始运作使得美国金融体系进一步完善，在这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纽约成长为新的世界金融中心。战后英国的实力被大大削弱，而美国的实力却进一步增强。英镑因不能继续维持金平价而丧失其核心货币的地位，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的一美元可以兑换35盎司黄金使得美元完全具备了成为世界货币的条件。
如今，信用本位下维持美国核心货币地位的关键是人们对其未来价值的信心和被他人接受的程度，而两者都会被美国长期的巨额逆差所削弱。但一种核心货币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另一种货币能自动取而代之。美元能取代英镑成为核心货币，除了有雄厚的黄金储备保证其货币的偿付能力以外，其世界第一的GDP和制造业也是重要的推动因素。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一些国家对人民币的期待很高，甚至有人认为人民币能在危机过后取代美元成为新的核心世界货币。但就表2数据来看，美国仍是世界第一的经济强国，全球军事霸权也从未减弱。中国的GDP虽然有较高的增长速度，但从总量上来说与美国还差很远，在近期内也还不会允许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国内也缺乏一个具有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人民币并不具备取代美元成为新的世界核心货币的实力。
2. 美元领导下的美元区。美元区通过美元化或货币局的形式出现的可能性较大。不管美元区以单一货币区还是多重货币区的形式出现，都要求对美国形成一定的约束，但鉴于美国的绝对优势，其他国家又很难有足够的谈判筹码来使美国让渡自己的利益，只能消极地受制于美元，不能完全自主地制定本国经济政策而且过度依赖外资，使其只能被动地跟随美元的走势接受经济的调整。而自二十世纪90年代开始，纷纷美元化的拉美国家在经历了债务危机等一系列的金融危机、并且因美元的走软而遭受了金融资产的大幅度缩水之后，开始了去美元化的进程。巴西和阿根廷更是在这一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协议约定在今后的双边贸易中将以双方各自的货币结算，从而逐渐减小不稳定的美元的影响。就此看来，可以确定的是美元区将会以主导货币区的形式出现，但区域范围会随着美元走势的大幅波动而逐步减小。
（二）英镑与欧元区
自这波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英镑汇率持续下跌，也让曾经以条件苛刻作为理由拒绝加入欧元区的英国开始考虑改变初衷。不同于法国对政治安全的渴望，也不同于德国对更高的政治地位的渴求，昔日世界金融霸主的荣耀、对本国货币主权的不舍、世界级金融中心所带来的巨额利益以及英镑强势货币的地位都使得英国没法下定加入欧元区的决心。但是，一个游离于欧元区之外的英国不利于其很好地融入欧洲，尽管有美国作为盟友，地缘政治的格局和区域经济的发展使得英国拒绝欧元而保留货币主权所付出的成本越来越大。从长期看来，英国最终加入欧元区，加强欧元作为世界货币一极的力量的可能性还是很大。
（三）日元、人民币与亚元区
在欧元的形成进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是德法和解。德法能够化解战时的积怨而携手合作，与战后德国能够直面二战的历史并能进行深刻反思的态度有很大关系。不同于战后的德国同欧洲的关系，亚元区的建立仍有很大的历史遗留障碍。日本是经济实力位居世界第二的主权国家，日元也曾一度危及到美元的霸主地位。中国作为第四大经济体，人民币前景被国际社会普遍看好，在金融危机蔓延、发达国家先后进入衰退的当下，中国被寄予了重新启动世界经济的期望。不同于德法在战后的和解，横亘在中日两国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使得“亚元”在短时间内难以实现，而中日双方经济实力的不相上下更是使得任何一方都不愿意做出让步。但这并不代表亚洲就不能进行其他形式的区域货币合作。沈联涛指出，东亚的9个经济体（印尼、中国、中国香港、韩国、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的货币已经形成了“蛇形”结构的动态平衡，即盯着同处于全球供应链上的对方来制定汇率政策。这种不损害国家经济主权、也不囹于某一种固定的汇率制度的合作方式，若能以文本协议的方式固定下来，承诺在其中一个成员受到袭击时，其他成员能够及时予以协助，将是一个建立正式的货币合作协议框架的很好的基础，就如欧元区正式建立之前的欧洲货币体系。
次贷危机并不会成为美元的终结者，这次危机过后，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将会降低，但相对来说美元仍是强势货币。虽然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可以与美元抗衡，但可能会有更多的经济大国逐步走上世界货币的舞台。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方向，取决于各国实力的对比和政策的博弈。目前不存在对国际货币体系全面推倒重来的条件，更多还是在现有的国际货币框架下，对次贷危机中暴露出来的缺陷进行完善。蒙代尔的DEY方案中，黄金因为总量限制，不应再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固定汇率制度虽好，但要让主要货币发行国达成相互制约的协议较难；主要货币区的形成趋势较为明显，在和平合作的国际环境下有益于国际经济的发展；若DEY不以实体货币的形式出现，亦难以起到预想中的作用。
短期内，在现有框架下，货币体系应该进行如下几个方面的微调：（1）监管方面：应该给予IMF更多资金支持并重新分配投票权，使其能真正发挥应有的监管作用，如承担起金融交易审查的责任并对跨国金融机构的资本跨境流动进行有效的监管，并建立全球金融经济预警系统及有效的监控国际资本流动的全球协调机制；（2）对金融机构的约束方面：强调提高金融机构的风险透明性，让金融机构的高管承担风险经营的后果，以防范道德风险；（3）多元化货币和危机管理方面：各进出口大国用本国货币支付结算，央行根据贸易额来选定外汇储备的币种和额度，多国联合建立信贷储备池以共同防范汇率危机等等。
六、中国：面临战略机遇应如何应对
（一）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美国通过大量发行货币为本国提供流动性，给未来的美元泛滥留下了隐患，也增大了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迫切性。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中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在提供流动性支持的同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除此之外，还可以以国家贷款或是允许IMF、美国以及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在中国内地或者香港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的形式为其提供流动性支持。这样不仅能防范汇率风险，还能促进中国本土债券市场的发展，为人民币国际化所必须的一个具有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的形成提供必要条件。目前，广东和长三角地区与港澳地区、广西和云南与东盟的货物贸易都已经开始了人民币结算试点，再加上此前的中国与俄罗斯、蒙古等周边国家签订的自主选择双边货币结算协议，人民币区域化过程已加速。同时，中国可以呼吁建立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的稳定机制和货币发行限制机制，防止这些储备货币国家利用其储备货币地位滥发货币，在设计相关的限制机制时，可以主动提出建立“美元—欧元—人民币”的发行联动机制，相应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二）外汇储备及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仅仅通过多元化储备货币的手段并不能解决由一国货币充当世界货币时存在的“特里芬两难”，甚至会加深由汇率变动和利差因素所带来的货币投机的危害。问题能否解决，关键在于对于主要货币发行国能不能加以一定的发行约束，如以将通胀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和保证资产价格平稳为目标而在主要国家间对货币发行量加以协调，使其既能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又能不造成货币滥发。
另外，如果美国政府继续采取大量发行美元的政策来刺激经济，那么可以预期美元在未来的大幅贬值，现存的主要盯住美元、实行管制的汇率体系可能会面临空前的压力。为此，人民币汇率机制应当更为灵活，降低与美元的直接关联，同时注重美元可能出现的贬值趋势及其对港币等汇率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沈国兵.汇率制度的选择文献综述[J].世界经济，2003，（12）.
[2]Benjamin J. Cohen， 2008：“Toward a leaderless currency system”，working paper，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Barbara，2008.
（责任编辑 耿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