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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青年报》关于“广西镉污染事件”的连续报道，成功地设置了危机事件的报道议程。
关键词：《中国青年报》，镉污染，议程设置
议程设置理论作为传播学的经典理论之一，不仅在新闻传播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在协助政府解决实际问题上发挥着巨大作用。那么，在危机管理的背景下，媒体如何发挥议程设置功能是值得我们探讨的话题。
1、议程设置内容分析
议程设置是大众传播的一种强烈而广泛的效果，这种效果来自于大众媒介传达的具体内容。“广西镉污染事件”期间，《中国青年报》紧随事态发展详尽记录全程，历时19天，连续编发跟踪报道24篇图片9张，设置的公众议题内容涵盖了应急抢险、水质情况、事故原因等方面。
从报道内容来看，24篇报道中，《中国青年报》发布水质情况和涉嫌人员处置情况的报道量最大，各占总报道量的29%；同时政府面对危机的各项举措是为其自身树立良好的信誉和形象的关键，这部分的报道占17%；对事故原因调查的报道占12%；此外报道还涉及事后问责和事后思考。
2、议程设置效果分析
1）议题显要性的转移
议程设置理论说明，大众媒介注意某些问题而忽略另一些问题的做法本身就可以影响公众舆论，而人们一般倾向于了解大众媒介注意的那些问题，这样，议题的显要性就实现了从媒介议程向公众议程的转移。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主任分析师庞胡瑞将广西镉污染发生后的事件传播分为五个阶段，下文将通过分析《中国青年报》在五个阶段的报道议程，结合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研究所调查研究绘制的“广西镉污染事件网络舆情指数走势图 （图1）”，研究大众传媒的效果和影响问题。
第一阶段：1月19日—1月24日，舆情静默期
这一阶段媒体开始报道，但是公众关注度低。当地主流媒体对污染事件最早于2012年1月19日首次见报，1月20日至24日，公众对危机事件的关注度持续降低（见图1）。政府的失声使得各种传言和所谓的“内部消息”在网络上大行其道，引起市民的恐慌和抢水风波。
第二阶段：1月25日—1月26日，舆情上升期
柳州发生“抢水”风波后，广西市环保局开始通过媒体向市民发布信息。柳州市民的紧张情绪出现转折是在1月25日，此时媒体已对此危机事件进行了一定量的报道，使其完全进入了公众的视野，网络舆情指数也迅速上升（见图1）。
第三阶段：1月27日—1月31日，舆情爆发期
这一阶段媒体频频报道，公众对此事件的关注度持续上涨并达到峰值（见图1）。《中国青年报》作为中央级的主流媒体，1月30日在头版头条发表《讲真话的政府才会让百姓有信心》一文，在各类报道铺天盖地之际及时地“正面引导”，该报道被多家媒体相继转载。
第四阶段：2月1日—2月3日，舆情稳定期
这一阶段官方对污染事件的调查处理有了新进展，并在道歉的同时与公众对话，公众的关注度略有回落，2月3日河池市9名官员被处分，舆情指数回归85.2的高位。《中国青年报》在此阶段发稿十篇，其中2月1日以特别报道版整版推出关于“镉污染事件”的透析，披露了恶性事故发生的原因，已达标的水质通告。
第五阶段：2月3日后，舆情衰退期
这一阶段的污染防控已经取得明显成效，危机渐渐退去，相关责任人相继被问责，镉污染事件接近尾声。媒体仍在跟进但报道力度降低，舆情指数也迅速下降。《中国青年报》在12天内共发出5篇报道。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媒体新闻报道走势和总体舆情信息走势高度一致，即议题从媒介议程开始转移到公众议程。
2）议题重要性的排序
传媒的新闻报道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也就是说公众会依据大众媒介对不同议题所确定的优先次序决定自己对不同议题的关注程度。
综合《中国青年报》对各议题的报道比重（见图2），再结合人民网舆情监测室针对广西镉污染事件所做的网友观点倾向性分析结果 （见图3），研究大众传媒的效果和影响问题。
通过两图对比，可以看出各议题在媒体报道议程中优先次序同公众头脑中重要程度的排序基本一致，下面依据排序结果依次分析：
第一：及时发布水质情况
自广西打响“柳江保卫战”起，《中国青年报》持续发布水质情况，并请权威专家解读。关于水质情况的报道比重稳居榜首，达到了32%（见图2）；而36%的网友（见图3）也认为危机事件发生后地方政府应该积极应对，公开信息。
第二：应急抢险工作
紧随着公布水质情况这一首要任务，《中国青年报》及时地将政府的应急抢险工作告知公众，使得公众对政府充满信心，关于这部分的报道比重居第二位26%（见图2）；而25%的网友也认为危机关头政府应尽快解决（见图3），尽早为市民排忧解难。
第三：事后问责
《中国青年报》紧随调查组为公众公布真相，是政府过分追逐高GDP而导致监管不到位，这部分的报道比重达到19%（见图2）；20%的网友也认为政府的监管不力是酿成灾难最重要的原因（见图3）。
第四：事故原因清查
《中国青年报》追究监管部门责任的同时，也将排污企业的罪恶行径公之于众，这部分的报道比重达14%（见图2）；而14%的网友认为高GDP压力会让众多小企业只顾经济效益而忽略社会效益，政府应彻底清查当地的排污企业，严防污染发生。
第五：事后思考
《中国青年报》从污染源所在城市——河池市的经济发展状况出发，分析小城市自身的难处，并以发改委的承诺证明河池痛改前非的决心，这部分的报道比重达9%；而5%的网友也考虑到了政府的难处，他们认为换做任何一个政府处理如此恶性事故都压力很大。
总而言之，《中国青年报》成功地设置了“广西镉污染”危机事件的报道议程，不仅以其重量级主流媒体的威慑力为政府塑造了良好形象，体现了政府应对和处理危机的能力，也在极大程度上稳定了公众的恐慌情绪，从舆论上引导公众与政府齐心协力共度危机。
王倩（1991.04——）女，23岁，汉族，籍贯甘肃武威，现为兰州大学2013级新闻传播学专业研究生；
常新月（1990.12——），女，23岁，汉族，籍贯北京平谷，现为兰州大学2013级新闻传播学专业研究生
关键词：《中国青年报》，镉污染，议程设置
议程设置理论作为传播学的经典理论之一，不仅在新闻传播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在协助政府解决实际问题上发挥着巨大作用。那么，在危机管理的背景下，媒体如何发挥议程设置功能是值得我们探讨的话题。
1、议程设置内容分析
议程设置是大众传播的一种强烈而广泛的效果，这种效果来自于大众媒介传达的具体内容。“广西镉污染事件”期间，《中国青年报》紧随事态发展详尽记录全程，历时19天，连续编发跟踪报道24篇图片9张，设置的公众议题内容涵盖了应急抢险、水质情况、事故原因等方面。
从报道内容来看，24篇报道中，《中国青年报》发布水质情况和涉嫌人员处置情况的报道量最大，各占总报道量的29%；同时政府面对危机的各项举措是为其自身树立良好的信誉和形象的关键，这部分的报道占17%；对事故原因调查的报道占12%；此外报道还涉及事后问责和事后思考。
2、议程设置效果分析
1）议题显要性的转移
议程设置理论说明，大众媒介注意某些问题而忽略另一些问题的做法本身就可以影响公众舆论，而人们一般倾向于了解大众媒介注意的那些问题，这样，议题的显要性就实现了从媒介议程向公众议程的转移。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主任分析师庞胡瑞将广西镉污染发生后的事件传播分为五个阶段，下文将通过分析《中国青年报》在五个阶段的报道议程，结合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研究所调查研究绘制的“广西镉污染事件网络舆情指数走势图 （图1）”，研究大众传媒的效果和影响问题。
第一阶段：1月19日—1月24日，舆情静默期
这一阶段媒体开始报道，但是公众关注度低。当地主流媒体对污染事件最早于2012年1月19日首次见报，1月20日至24日，公众对危机事件的关注度持续降低（见图1）。政府的失声使得各种传言和所谓的“内部消息”在网络上大行其道，引起市民的恐慌和抢水风波。
第二阶段：1月25日—1月26日，舆情上升期
柳州发生“抢水”风波后，广西市环保局开始通过媒体向市民发布信息。柳州市民的紧张情绪出现转折是在1月25日，此时媒体已对此危机事件进行了一定量的报道，使其完全进入了公众的视野，网络舆情指数也迅速上升（见图1）。
第三阶段：1月27日—1月31日，舆情爆发期
这一阶段媒体频频报道，公众对此事件的关注度持续上涨并达到峰值（见图1）。《中国青年报》作为中央级的主流媒体，1月30日在头版头条发表《讲真话的政府才会让百姓有信心》一文，在各类报道铺天盖地之际及时地“正面引导”，该报道被多家媒体相继转载。
第四阶段：2月1日—2月3日，舆情稳定期
这一阶段官方对污染事件的调查处理有了新进展，并在道歉的同时与公众对话，公众的关注度略有回落，2月3日河池市9名官员被处分，舆情指数回归85.2的高位。《中国青年报》在此阶段发稿十篇，其中2月1日以特别报道版整版推出关于“镉污染事件”的透析，披露了恶性事故发生的原因，已达标的水质通告。
第五阶段：2月3日后，舆情衰退期
这一阶段的污染防控已经取得明显成效，危机渐渐退去，相关责任人相继被问责，镉污染事件接近尾声。媒体仍在跟进但报道力度降低，舆情指数也迅速下降。《中国青年报》在12天内共发出5篇报道。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媒体新闻报道走势和总体舆情信息走势高度一致，即议题从媒介议程开始转移到公众议程。
2）议题重要性的排序
传媒的新闻报道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也就是说公众会依据大众媒介对不同议题所确定的优先次序决定自己对不同议题的关注程度。
综合《中国青年报》对各议题的报道比重（见图2），再结合人民网舆情监测室针对广西镉污染事件所做的网友观点倾向性分析结果 （见图3），研究大众传媒的效果和影响问题。
通过两图对比，可以看出各议题在媒体报道议程中优先次序同公众头脑中重要程度的排序基本一致，下面依据排序结果依次分析：
第一：及时发布水质情况
自广西打响“柳江保卫战”起，《中国青年报》持续发布水质情况，并请权威专家解读。关于水质情况的报道比重稳居榜首，达到了32%（见图2）；而36%的网友（见图3）也认为危机事件发生后地方政府应该积极应对，公开信息。
第二：应急抢险工作
紧随着公布水质情况这一首要任务，《中国青年报》及时地将政府的应急抢险工作告知公众，使得公众对政府充满信心，关于这部分的报道比重居第二位26%（见图2）；而25%的网友也认为危机关头政府应尽快解决（见图3），尽早为市民排忧解难。
第三：事后问责
《中国青年报》紧随调查组为公众公布真相，是政府过分追逐高GDP而导致监管不到位，这部分的报道比重达到19%（见图2）；20%的网友也认为政府的监管不力是酿成灾难最重要的原因（见图3）。
第四：事故原因清查
《中国青年报》追究监管部门责任的同时，也将排污企业的罪恶行径公之于众，这部分的报道比重达14%（见图2）；而14%的网友认为高GDP压力会让众多小企业只顾经济效益而忽略社会效益，政府应彻底清查当地的排污企业，严防污染发生。
第五：事后思考
《中国青年报》从污染源所在城市——河池市的经济发展状况出发，分析小城市自身的难处，并以发改委的承诺证明河池痛改前非的决心，这部分的报道比重达9%；而5%的网友也考虑到了政府的难处，他们认为换做任何一个政府处理如此恶性事故都压力很大。
总而言之，《中国青年报》成功地设置了“广西镉污染”危机事件的报道议程，不仅以其重量级主流媒体的威慑力为政府塑造了良好形象，体现了政府应对和处理危机的能力，也在极大程度上稳定了公众的恐慌情绪，从舆论上引导公众与政府齐心协力共度危机。
王倩（1991.04——）女，23岁，汉族，籍贯甘肃武威，现为兰州大学2013级新闻传播学专业研究生；
常新月（1990.12——），女，23岁，汉族，籍贯北京平谷，现为兰州大学2013级新闻传播学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