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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后现代女权主义是当代西方具有广泛而深刻影响的一股哲学文化思潮，是后现代主义和女权主义合流与互动的产物。少数族裔妇女认为，不仅性别，而且种族、文化、阶级等诸多因素都参与了女性主体建构。华裔女性写作研究以多元视角丰富我们对女性的认知方式。本文通过后现代女权主义理论对在美国多元文化发展的潮流下的美国华裔女性文学进行梳理。
关键词：美国华裔女性文学；后现代女权主义；性别；种族；女性话语
一、华裔女性文学的产生与发展
美国华裔女性文学由华人文化养育，经历了认同西方文化传统，接受中华文化，再到中西方文化的融合，最后超越了种族、身份、文化的界限，关注世界、和平、人类生存状态等人类普遍性问题。艾迪丝•伊顿常被视为美国华裔文学的先驱，是北美第一位华裔女作家。她于1912年发表的短篇故事集《春香夫人》（Mrs. Spring Fragrance）描写了中国血统的女子在西方的处境，开创了美国华裔女性文学的先河。同时，这部作品也被视为美国华裔文学的开山之作。身为第二代的美国华人，黄玉雪(Jade Snow Wong)创作的《华女阿五》(Fifth Chinese Daughter)以出生于美国的华裔女性的自传方式，呈现出作为美国模范弱势族裔的华裔美国人。
美国妇女文学、美国黑人文学和美国黑人妇女文学的蓬勃发展，为美国华裔文学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提供了前提。20世纪60年代晚期，“为了号召政治团结及宣导多元文化的民族思想” 〔1〕，亚裔美国性/华裔美国性开始逐渐被强调，美国华裔文学创作开始从自发进入到自觉的阶段。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也得到了蓬勃发展。历史的机遇使4、50年代出生的华裔美国女性作家走出了“边缘”，步入了美国“主流”文坛，因此，20世纪70、80年代便成美国华裔女性文学走向成熟和繁荣的一个重要阶段。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和谭恩美（Amy Tan）作为华裔女性作家的杰出代表，为美国华裔文学乃至美国亚裔文学的发展与繁荣及在多元文化社会占有一席之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汤亭亭侧重于描写华裔女性生活在两种文化、两个世界之中的困惑、无奈与挣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汤亭亭代表了处于种族主义和男权中心主义“双边缘”的移民女性的声音。谭恩美在创作过程中，不仅吸收传统女性写作手法和技巧，同时也体现了当代女性对于自身价值的关注与思考，并在理性的取舍之间以实践创立了自己的女性诗学，再现了美国华裔女性的历史和生存现状。 当代美国华裔文学发展到90年代，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华裔女作家任碧莲(Gish Jen ) 的首部长篇小说《典型的美国人》( Typical American) 在1991 年出版，标志着华裔女性文学的创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作者并没有把这部作品写成汤亭亭式或谭恩美式的描写新一代华裔如何认同美国文化的故事，而是从多元文化的角度去思考美国和美国人。她的作品以美国社会与族裔融和为背景，探索了少数族裔在美国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多元文化身份，“质疑、颠覆美国主流社会对于族裔本质论式的偏见，探讨民族或文化身份的严肃主题”。〔2〕到了任碧莲时期，华裔女性文学已经出现了可喜的质的转变。任碧莲不是在等待着主流话语的认同，而是自身就认为自己是主流话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我们说当代华裔女性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既继承了早期华裔女性文学的传统，又体现了色彩纷呈的个性化风格。
二、后现代女权主义批评对华裔女性文学的关照
现代主义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正值女权主义思潮风起云涌之际。但在当时，两者之间并无直接的关联。两者的交融与互动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女权主义在反思现代女权主义的基础并吸收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观点的基础上, 在关于男女不平等关系等问题上,都采取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这些女权主义者在她们的著作中大量地吸收和引证后现代思想家福科（Michel Foucault）、拉康（Lacan）和德里达（Derrida）等人的观点，从而形成了区别于传统女权主义的后现代女权主义思想。
以往的女权主义理论是以西方中产阶级白人妇女为言说主体的。而在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等批评话语众声喧哗，黑人文学、同性恋文学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以及深受后现代思想浸染的法国女性主义理论被介绍到美国并广为流行的背景下，后现代女权主义者提出了女性书写理论，试图超越男女性别的二元对立。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就冲破了原有的女性概念，“拒绝混淆生物学与文化的界限”，主张“女性本质冲破过去的故事”。 〔3〕后现代女权主义抹去性别差异，追踪社会差异，趋向平面和边缘，“纳入个人以及性的个体自身，以促其核心的瓦解”〔4〕，重视“他者”妇女，批判西方文化中心而广涉东方和第三世界妇女批评。因此，后现代女权主义批评是最切近华裔女性主义文学发展轨迹的。
后现代主义大师德里达曾断言：在文本之外一切均不存在（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the text）。后现代女权主义的抱负之一就是要发明女性的话语。因此，她们提出：“这个世界用的是男人的话语。男人就是这个世界的话语。” “我们所要求的一切可以一言以蔽之，那就是我们自己的声音。”“男人以男人的名义讲话；女人以女人的名义讲话。”“迄今为止所有的女权主义文字一直是在用男人的语言对女人耳语。”“我们必须去发明，否则我们将毁灭。”〔5〕 身处将女性“消声”的中国文化传统下的华裔妇女的写作无疑受到后现代女权主义的启发，她们将写作作为对妇女压迫的方式之一，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华裔女性作家们通过“阴性书写”，运用女性话语权，构建少数族裔女性的主体身份。例如，谭恩美的《喜福会》，通过四对华裔母女从不同的角度叙述她们不同的苦难和历程，以口语体的自我叙述使得女性的主体地位确立起来。这种“说故事中包含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对应了族裔女性在种种压力之下无法或无力直陈胸臆的困境，同时也与母女私密空间内闲谈时的无始无终、漫无目的在旨趣上有一定的共通之处，从而成为族裔女性常用的一种言说方式。”〔6〕
如果说华裔在美国是第一世界中的第三世界，那么华裔女性则是第三世界中的第三世界,因为在她们的身上集中着多重压迫，这其中不仅包括华人男性的性压迫，还有白人男性中掺杂着种族歧视的性压迫。〔7〕因此，对于她们而言，自身状况并非仅仅由性别构成。现阶段，种族，而不是性别更多的构成了她们的生活。因此，少数族裔女性主义“身份”批评既反对性别歧视，也反对种族歧视。以汤亭亭的作品为例，月兰姨妈是货真价实的“双料局外人”(outsider twice over)：她既被排斥在种族权力中心之外，更被排斥在美国主流文化之外。刻骨铭心的代沟，失业的痛苦，无所适从的环境以及不可逾越的文化差异，终于把月兰逼疯了，她被送进了加利福尼亚的一家精神病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只有在精神病院月兰才感到快乐。她对前往探视的姐姐说“我在这里真快活。没有人想要离开，这不是很好吗？我们这儿全是女的。……我们这儿相互之间都很了解，说同样的语言，完全一样。她们了解我，我也了解她们。”〔8〕
可见，后现代女权主义提出的整合的思维模式，包括为女性赋予价值的模式，反对二元论，提倡多元论的模式，差异政治的模式（其中包括种族、民族、阶级、性别和性倾向的差异）等等，〔9 〕为少数族裔女性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当代华裔女性作家站在东西方文化的交融点上，冲破了“边缘文学”的樊笼，实践了“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女性主义行动纲领。
三、当代美国华裔女性文学及影响
当代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作品中，主流文化影响的痕迹甚为突出。比如，虽然在中国传统文学里有很多“疯女人”的形象，汤亭亭却声称在她塑造《女勇士》里“无名姑妈”这一人物时完全是受到美国著名作家霍桑的小说《红字》中海丝特•白兰（Hester Prynne）这一形象的启发，“我所创作的《女勇士》中关于我的‘疯姑妈’的第一个故事，完全是读了《红字》之后产生的灵感，……而书中的时间与空间的运用，则是受到詹姆斯•乔伊斯和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影响。我以凯鲁亚克和金斯伯格这两位‘垮掉的一代’名家为师。”〔10〕 然而，华裔女性文学作为“冒现的文学”同样对西方的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华裔女性作家用自己的生花妙笔把自己在生存环境中的遭遇和感受展现了出来, 同它所相对的美国主流的文学与文化经典相抗争。带给了美国乃至西方读者以惊奇甚至震撼,并以此去挑战主流文化的话语霸权。
北美第一位华裔女作家水仙花的意义在于她为了塑造客观真实的美国华裔形象作出的不懈努力，真实地展示了一个被美国主流作家忽略并歪曲了的世界。华裔女性文学的第一位重要作家黄玉雪的意义则在于她打破了华裔在美国文坛上长期的“失语”状态。而作为华裔中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作家, 汤亭亭的《女勇士》成为美国华裔文学中第一部引起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并进入美国大学文学课堂的华裔文学作品。她成为第一个被美国主流话语认可的华裔女性作家。华裔女性文学为促进美国多元文化的发展，并在以白人为中心的社会里，号召少数族裔自我认同，凝聚起来反抗主流社会，争夺文化权力等方面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必须提及的是，华裔女性文学的发展还影响到了美国文学史。1972 年，著名汉学家许芥昱(Kai yu Hsu)与帕露宾丝卡丝合编第一本美国亚裔文学选集《美国亚裔作家》(Asian Am erican Authors) ，其中选录的8位华裔作家就包括黄玉雪(Jade Snow Wong)。这本选集开天辟地，第一次将美国亚裔作家和作品以集体形式推介给广大美国读者，以此展示本族裔文学及其特色。从1972年至1996年，全美国共出版23本美国亚裔/华裔文学选集，从规模上形成一定的效应和氛围。值得一提的是，1988年在美国文学研究领域具有权威标志性的《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中专辟一章“美国亚裔文学”(“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使得美国亚裔文学堂而皇之地进入美国主流文化和美国文学史。1990 年，具有“重建美国文学”( reconstructing American literature)之称的劳特( Paul Lauter)主编《希斯美国文学选集》( The Heath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收录一些华裔作品。最具权威性、代表性的《诺顿美国文学选集》(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在1979年初版至1994年第4版中将华裔文学拒之门外, 1998年第5版时终于收录汤亭亭等华裔作家的作品。这些标志性事件表明，美国亚裔文学/华裔文学已经从静音走向发言，成为美国文学史和文学选集的有机组成部分。〔11〕
四、结论
正如女权主义者罗宾?摩根所说，后现代女权主义并不仅仅是一个对我们社会中的男女两性关系进行调整的问题，事实上，性别政治反映了人类与宇宙相互作用方面的所有的复杂性。性别、种族、全球政治、家庭结构、经济、环境、儿童、老年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当我们用全息的观点来观察时，都存在着内在的联系。〔12〕新一代女性不仅证明了她们在职场上的成功，而且也在用行动改写着人类的历史。后现代女权主义则是这一进程的写照。西方女权主义思想的发展及其实践，对华裔女性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迪：华裔女作家运用后现代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确立自己女性的性别身份；同时，颠覆白人主流社会对华裔的种族歧视，从而帮助华裔美国人确立其文化身份。作为少数族裔群体中的弱势群体，美国华裔女性作家的创作已逐渐超越了其性别身份、种族身份、文化身份，而华裔女性作家也在美国主流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文坛之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在多元文化共存逐渐成为趋势的语境下，当代华裔女性作家作为双重文化遗产的继承人和传播者，乐观的提倡和促进东西方文化的融会。在华裔女性作家作品中，我们更能够解读到华裔女性作家对人类共同生存意义的表达，她们为世界文化的对话和交流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关键词：美国华裔女性文学；后现代女权主义；性别；种族；女性话语
一、华裔女性文学的产生与发展
美国华裔女性文学由华人文化养育，经历了认同西方文化传统，接受中华文化，再到中西方文化的融合，最后超越了种族、身份、文化的界限，关注世界、和平、人类生存状态等人类普遍性问题。艾迪丝•伊顿常被视为美国华裔文学的先驱，是北美第一位华裔女作家。她于1912年发表的短篇故事集《春香夫人》（Mrs. Spring Fragrance）描写了中国血统的女子在西方的处境，开创了美国华裔女性文学的先河。同时，这部作品也被视为美国华裔文学的开山之作。身为第二代的美国华人，黄玉雪(Jade Snow Wong)创作的《华女阿五》(Fifth Chinese Daughter)以出生于美国的华裔女性的自传方式，呈现出作为美国模范弱势族裔的华裔美国人。
美国妇女文学、美国黑人文学和美国黑人妇女文学的蓬勃发展，为美国华裔文学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提供了前提。20世纪60年代晚期，“为了号召政治团结及宣导多元文化的民族思想” 〔1〕，亚裔美国性/华裔美国性开始逐渐被强调，美国华裔文学创作开始从自发进入到自觉的阶段。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也得到了蓬勃发展。历史的机遇使4、50年代出生的华裔美国女性作家走出了“边缘”，步入了美国“主流”文坛，因此，20世纪70、80年代便成美国华裔女性文学走向成熟和繁荣的一个重要阶段。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和谭恩美（Amy Tan）作为华裔女性作家的杰出代表，为美国华裔文学乃至美国亚裔文学的发展与繁荣及在多元文化社会占有一席之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汤亭亭侧重于描写华裔女性生活在两种文化、两个世界之中的困惑、无奈与挣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汤亭亭代表了处于种族主义和男权中心主义“双边缘”的移民女性的声音。谭恩美在创作过程中，不仅吸收传统女性写作手法和技巧，同时也体现了当代女性对于自身价值的关注与思考，并在理性的取舍之间以实践创立了自己的女性诗学，再现了美国华裔女性的历史和生存现状。 当代美国华裔文学发展到90年代，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华裔女作家任碧莲(Gish Jen ) 的首部长篇小说《典型的美国人》( Typical American) 在1991 年出版，标志着华裔女性文学的创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作者并没有把这部作品写成汤亭亭式或谭恩美式的描写新一代华裔如何认同美国文化的故事，而是从多元文化的角度去思考美国和美国人。她的作品以美国社会与族裔融和为背景，探索了少数族裔在美国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多元文化身份，“质疑、颠覆美国主流社会对于族裔本质论式的偏见，探讨民族或文化身份的严肃主题”。〔2〕到了任碧莲时期，华裔女性文学已经出现了可喜的质的转变。任碧莲不是在等待着主流话语的认同，而是自身就认为自己是主流话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我们说当代华裔女性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既继承了早期华裔女性文学的传统，又体现了色彩纷呈的个性化风格。
二、后现代女权主义批评对华裔女性文学的关照
现代主义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正值女权主义思潮风起云涌之际。但在当时，两者之间并无直接的关联。两者的交融与互动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女权主义在反思现代女权主义的基础并吸收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观点的基础上, 在关于男女不平等关系等问题上,都采取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这些女权主义者在她们的著作中大量地吸收和引证后现代思想家福科（Michel Foucault）、拉康（Lacan）和德里达（Derrida）等人的观点，从而形成了区别于传统女权主义的后现代女权主义思想。
以往的女权主义理论是以西方中产阶级白人妇女为言说主体的。而在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等批评话语众声喧哗，黑人文学、同性恋文学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以及深受后现代思想浸染的法国女性主义理论被介绍到美国并广为流行的背景下，后现代女权主义者提出了女性书写理论，试图超越男女性别的二元对立。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就冲破了原有的女性概念，“拒绝混淆生物学与文化的界限”，主张“女性本质冲破过去的故事”。 〔3〕后现代女权主义抹去性别差异，追踪社会差异，趋向平面和边缘，“纳入个人以及性的个体自身，以促其核心的瓦解”〔4〕，重视“他者”妇女，批判西方文化中心而广涉东方和第三世界妇女批评。因此，后现代女权主义批评是最切近华裔女性主义文学发展轨迹的。
后现代主义大师德里达曾断言：在文本之外一切均不存在（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the text）。后现代女权主义的抱负之一就是要发明女性的话语。因此，她们提出：“这个世界用的是男人的话语。男人就是这个世界的话语。” “我们所要求的一切可以一言以蔽之，那就是我们自己的声音。”“男人以男人的名义讲话；女人以女人的名义讲话。”“迄今为止所有的女权主义文字一直是在用男人的语言对女人耳语。”“我们必须去发明，否则我们将毁灭。”〔5〕 身处将女性“消声”的中国文化传统下的华裔妇女的写作无疑受到后现代女权主义的启发，她们将写作作为对妇女压迫的方式之一，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华裔女性作家们通过“阴性书写”，运用女性话语权，构建少数族裔女性的主体身份。例如，谭恩美的《喜福会》，通过四对华裔母女从不同的角度叙述她们不同的苦难和历程，以口语体的自我叙述使得女性的主体地位确立起来。这种“说故事中包含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对应了族裔女性在种种压力之下无法或无力直陈胸臆的困境，同时也与母女私密空间内闲谈时的无始无终、漫无目的在旨趣上有一定的共通之处，从而成为族裔女性常用的一种言说方式。”〔6〕
如果说华裔在美国是第一世界中的第三世界，那么华裔女性则是第三世界中的第三世界,因为在她们的身上集中着多重压迫，这其中不仅包括华人男性的性压迫，还有白人男性中掺杂着种族歧视的性压迫。〔7〕因此，对于她们而言，自身状况并非仅仅由性别构成。现阶段，种族，而不是性别更多的构成了她们的生活。因此，少数族裔女性主义“身份”批评既反对性别歧视，也反对种族歧视。以汤亭亭的作品为例，月兰姨妈是货真价实的“双料局外人”(outsider twice over)：她既被排斥在种族权力中心之外，更被排斥在美国主流文化之外。刻骨铭心的代沟，失业的痛苦，无所适从的环境以及不可逾越的文化差异，终于把月兰逼疯了，她被送进了加利福尼亚的一家精神病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只有在精神病院月兰才感到快乐。她对前往探视的姐姐说“我在这里真快活。没有人想要离开，这不是很好吗？我们这儿全是女的。……我们这儿相互之间都很了解，说同样的语言，完全一样。她们了解我，我也了解她们。”〔8〕
可见，后现代女权主义提出的整合的思维模式，包括为女性赋予价值的模式，反对二元论，提倡多元论的模式，差异政治的模式（其中包括种族、民族、阶级、性别和性倾向的差异）等等，〔9 〕为少数族裔女性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当代华裔女性作家站在东西方文化的交融点上，冲破了“边缘文学”的樊笼，实践了“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女性主义行动纲领。
三、当代美国华裔女性文学及影响
当代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作品中，主流文化影响的痕迹甚为突出。比如，虽然在中国传统文学里有很多“疯女人”的形象，汤亭亭却声称在她塑造《女勇士》里“无名姑妈”这一人物时完全是受到美国著名作家霍桑的小说《红字》中海丝特•白兰（Hester Prynne）这一形象的启发，“我所创作的《女勇士》中关于我的‘疯姑妈’的第一个故事，完全是读了《红字》之后产生的灵感，……而书中的时间与空间的运用，则是受到詹姆斯•乔伊斯和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影响。我以凯鲁亚克和金斯伯格这两位‘垮掉的一代’名家为师。”〔10〕 然而，华裔女性文学作为“冒现的文学”同样对西方的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华裔女性作家用自己的生花妙笔把自己在生存环境中的遭遇和感受展现了出来, 同它所相对的美国主流的文学与文化经典相抗争。带给了美国乃至西方读者以惊奇甚至震撼,并以此去挑战主流文化的话语霸权。
北美第一位华裔女作家水仙花的意义在于她为了塑造客观真实的美国华裔形象作出的不懈努力，真实地展示了一个被美国主流作家忽略并歪曲了的世界。华裔女性文学的第一位重要作家黄玉雪的意义则在于她打破了华裔在美国文坛上长期的“失语”状态。而作为华裔中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作家, 汤亭亭的《女勇士》成为美国华裔文学中第一部引起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并进入美国大学文学课堂的华裔文学作品。她成为第一个被美国主流话语认可的华裔女性作家。华裔女性文学为促进美国多元文化的发展，并在以白人为中心的社会里，号召少数族裔自我认同，凝聚起来反抗主流社会，争夺文化权力等方面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必须提及的是，华裔女性文学的发展还影响到了美国文学史。1972 年，著名汉学家许芥昱(Kai yu Hsu)与帕露宾丝卡丝合编第一本美国亚裔文学选集《美国亚裔作家》(Asian Am erican Authors) ，其中选录的8位华裔作家就包括黄玉雪(Jade Snow Wong)。这本选集开天辟地，第一次将美国亚裔作家和作品以集体形式推介给广大美国读者，以此展示本族裔文学及其特色。从1972年至1996年，全美国共出版23本美国亚裔/华裔文学选集，从规模上形成一定的效应和氛围。值得一提的是，1988年在美国文学研究领域具有权威标志性的《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中专辟一章“美国亚裔文学”(“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使得美国亚裔文学堂而皇之地进入美国主流文化和美国文学史。1990 年，具有“重建美国文学”( reconstructing American literature)之称的劳特( Paul Lauter)主编《希斯美国文学选集》( The Heath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收录一些华裔作品。最具权威性、代表性的《诺顿美国文学选集》(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在1979年初版至1994年第4版中将华裔文学拒之门外, 1998年第5版时终于收录汤亭亭等华裔作家的作品。这些标志性事件表明，美国亚裔文学/华裔文学已经从静音走向发言，成为美国文学史和文学选集的有机组成部分。〔11〕
四、结论
正如女权主义者罗宾?摩根所说，后现代女权主义并不仅仅是一个对我们社会中的男女两性关系进行调整的问题，事实上，性别政治反映了人类与宇宙相互作用方面的所有的复杂性。性别、种族、全球政治、家庭结构、经济、环境、儿童、老年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当我们用全息的观点来观察时，都存在着内在的联系。〔12〕新一代女性不仅证明了她们在职场上的成功，而且也在用行动改写着人类的历史。后现代女权主义则是这一进程的写照。西方女权主义思想的发展及其实践，对华裔女性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迪：华裔女作家运用后现代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确立自己女性的性别身份；同时，颠覆白人主流社会对华裔的种族歧视，从而帮助华裔美国人确立其文化身份。作为少数族裔群体中的弱势群体，美国华裔女性作家的创作已逐渐超越了其性别身份、种族身份、文化身份，而华裔女性作家也在美国主流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文坛之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在多元文化共存逐渐成为趋势的语境下，当代华裔女性作家作为双重文化遗产的继承人和传播者，乐观的提倡和促进东西方文化的融会。在华裔女性作家作品中，我们更能够解读到华裔女性作家对人类共同生存意义的表达，她们为世界文化的对话和交流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