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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巢危机
两个儿子远居北京，我们的老年空巢生活，过了将近10年了。
起初，一切似乎都还和谐，充裕的养老金足够我们老两口安度晚年。那段时间，我们还经常出门旅游，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
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们这对在抚养子女上“功德圆满”的老人，越来越感受到垂暮生命的重荷。我们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最近两年，更是每况愈下。
我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老伴儿患有严重的高血压。日常生活中，我们是彼此的医生，一个替另一个量血压，一个监督另一個按时服药。我们知道控制病情的重要性，而且心里都很清楚，一旦其中一个倒下了，另一个都没力气将对方背出家门。
这种担忧在2017年年初得到了证实。
当时，我的心脏病突发，幸亏邻居帮忙，打电话叫来了 120急救车。谁知我前脚刚被送进医院，留在家的老伴儿也感到天旋地转，就地躺在了地板上。等到第二天，邻居发现了她，喊来120，接着老伴儿也被送进了医院。
这件事情发生后，我们这对老夫妇的空巢生活正式敲响了警钟。
唯一的出路
我们不是没想过去北京和儿子一起生活。以我们俩的收入，即使生活在北京，也不会给孩子们增添太多负担。
但是，北京的情况太特殊了。孩子们在“北上广”之外任何一座城市生活，我和老伴儿的晚年都不会遇到今天这样大的困难。
两个孩子虽说都在北京买了房子，都是150平方米左右，算是“功德圆满”了。但这辈子也都实实在在地被套在那150平方米上了。因为过得并不容易，所以孩子们的心理上，就格外爱惜自己的小家庭。我和老伴儿也能理解。
按说150平方米的房子，除了他们各自一家三口，也够住下我和老伴儿了，但孩子们都不主动开口请我们去住。
有一年过年，全家人都在，两个儿媳妇用开玩笑的方式互相说：现在国家人均居住面积的小康标准是30平方米，如果咱们谁家再挤进两个人去，立刻就生活在小康线以下了。
也许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和老伴儿当时只能相视苦笑。
也许生活在北京，这条“小康线”就是孩子们潜意识中的一个底线，如果击穿了，在心理上就是对他们人生价值的否定。他们好不容易在北京立了足，过着还算体面的“小康”日子，我们做父母的，也不忍心扰乱他们的生活，给他们成功的心理抹上一道阴影。
而且一个家庭，成员之间需要相对私密些的空间，这个观念我们老两口也是有的。让我们和孩子们挤在一起，也会替孩子们感到不便。
还有个办法，就是我和老伴儿在北京租房住。可是，怎么盘算，都不可行。
即便我们住在北京，儿子就在身边，可日子一样是我们老两口自己过，一样是空巢家庭—顶多周末时孩子们能过来看一眼，这样就等于是白白花了一笔冤枉钱。
思前想后，唯一的出路就是我和老伴儿独守空巢。
提前服老
现在看来，对于暮年生活，我和老伴儿都太过乐观了。
当年，我们退休的时候想着，自己老了绝不拖累孩子们。以为我们和孩子之间的关系，自从他们考上大学那天起就已经“功德圆满”，从此，在彼此的义务上都不做强求。
那时我们想，在自己的老年，可以依靠不薄的退休金游山玩水，完全投身到大自然的怀抱中去。直到老得哪儿也去不了的时候，就找一个小保姆伺候自己。
起初，一切都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着，我和老伴儿退休后年年去外地旅游。在丽江，我们还租了一间民房，连续3年都在那边过的夏天，自己买菜做饭，就像居家过日子一样。
我们老两口自得其乐，孩子们也很高兴，都说自己的父母真潇洒。因为彼此无扰，我们和孩子们的关系处理得非常融洽。
但是，不到10年，计划就全被打乱了。我们没有料到，自己的身体会垮得这么快。
怎么办？只有终止云游四方的日子了，提前进入请保姆的程序。可是，真的开始请保姆时，我们才发现自己太幼稚了。
我们最先找了家政公司，伺候两个老人，对方给出的要价是每月3 000元。这个数目虽然也在我们能承受的范围内，但还是让我们有些小小的惊讶。
我们研究所刚刚毕业的研究生，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3 000元。可是一个不用受太多教育就能胜任的保姆岗位，也开出了和一个研究人员同等的薪酬标准。
但我们处在供不应求的市场环境中，只能接受如此的定价。
当我好不容易把老伴儿的思想工作做通了，将第一个小保姆请进了家门后，却发现服务质量和我们的预期完全不相吻合。
我们老两口也是自认有修养的人，但是的确难以容忍。于是换了一个，每个月还多给出500块钱。但是，付出的价格逐渐抬高，获得的服务质量与预期的落差反而更大了。
就这样接二连三换了4个保姆，最终不约而同，我和老伴儿都决定不再尝试这条路了。我们决定，在我们还能动的情况下，彼此照顾对方。
违心的理性思考
我们都是学理科出身的，不会感情用事。任何决定，都是经过理性推理出来的。但是现在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理性思考的确有侥幸的成分在里面。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完全存在不可估算的变数。
上次突发的身体危机，让我们产生了一个共识：住院两个人必须一同去。至少我们最终的那个时刻，会是双双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彼此看得见对方，一同闭上眼睛。 如果真是这样，那可的确就算功德圆满了。
但，孩子们并不能理解我们。他们总以为我们是舍不得花钱请保姆。他们不知道，即使舍得花大价钱请了保姆，也依然换不来等值的服务。
我们住院后，两个孩子都回来了。以前我可能觉得，他们用不着回来，回来也不能改变我们需要救治的事实，也给不出更好的解决方案。
但是，这一次我不这么认为了。
当孩子们出现在病房门口的时候，那一刻，我真的感受到了情感上的满足。那一刻，我居然有些伤心，就好像自己受了什么天大的委屈一样。
老伴儿更是哭得一塌糊涂，孩子们越安慰，她哭得越凶。孩子们难以理解，他们的父母怎么会变得如此脆弱，就像我年轻的时候一样，也一定是难以理解如今的自己。
孩子们在医院陪了我们几天，看我们的病情都稳定下来了，就回北京了。他们太忙，是我让他们回去的。
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在理性思考的时候感到这么违心。
暮年的最后一站
在医院里，我和老伴儿做了一个决定—我们住进养老院去。
因为养老院毕竟是有组织的管理，可以杜绝“老人在家养老，保姆關起门来称王称霸”的可能。我们看中的那家养老院，提供家庭式公寓，每天服务员会送来三餐。自己愿意的话，也可以自己做饭。医务人员会随时巡视老人的身体状况。
这家养老院的公寓房很紧张，需要排队。我们办好了入院手续后，等待着养老院的通知。
去养老院，应该是我和老伴儿的最后一站了。
也许真的是走到人生的尽头了。这段日子在家，除了收拾要拿到养老院的东西，每天夕阳落山的时候，我们老两口就坐在阳台上聊起过去的事情，像是在告别。
前两天，我和老伴儿做了一个大工程，就是把孩子们从前的照片都整理了出来，分门别类，按照年代的顺序扫描进电脑里，给他们做成了电子相册。我还买了两台平板电脑，分别给他们把照片储存了进去。
我们这一辈子，传统观念不是很重，自认为我们的生命和孩子们的生命应当是各自独立的。可是如今看来，人之暮年，对于亲情的渴望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老伴儿现在特别思念孩子们，我也一样。这些日子，总是突然想起两个儿子小时候的样子。有时候还会有些错觉，好像看到他们就在我们跟前玩耍。
离开家时，我和老伴儿仔细想了想，要从这个家带走的，好像并不需要太多的东西。除了我们的养老金卡、身份证件，唯一值得我们带在身边的，就只有孩子们的照片了。
人生前一个阶段积累下的一切有形的事物，我们都带不走，也不需要带走了。
两个儿子远居北京，我们的老年空巢生活，过了将近10年了。
起初，一切似乎都还和谐，充裕的养老金足够我们老两口安度晚年。那段时间，我们还经常出门旅游，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
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们这对在抚养子女上“功德圆满”的老人，越来越感受到垂暮生命的重荷。我们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最近两年，更是每况愈下。
我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老伴儿患有严重的高血压。日常生活中，我们是彼此的医生，一个替另一个量血压，一个监督另一個按时服药。我们知道控制病情的重要性，而且心里都很清楚，一旦其中一个倒下了，另一个都没力气将对方背出家门。
这种担忧在2017年年初得到了证实。
当时，我的心脏病突发，幸亏邻居帮忙，打电话叫来了 120急救车。谁知我前脚刚被送进医院，留在家的老伴儿也感到天旋地转，就地躺在了地板上。等到第二天，邻居发现了她，喊来120，接着老伴儿也被送进了医院。
这件事情发生后，我们这对老夫妇的空巢生活正式敲响了警钟。
唯一的出路
我们不是没想过去北京和儿子一起生活。以我们俩的收入，即使生活在北京，也不会给孩子们增添太多负担。
但是，北京的情况太特殊了。孩子们在“北上广”之外任何一座城市生活，我和老伴儿的晚年都不会遇到今天这样大的困难。
两个孩子虽说都在北京买了房子，都是150平方米左右，算是“功德圆满”了。但这辈子也都实实在在地被套在那150平方米上了。因为过得并不容易，所以孩子们的心理上，就格外爱惜自己的小家庭。我和老伴儿也能理解。
按说150平方米的房子，除了他们各自一家三口，也够住下我和老伴儿了，但孩子们都不主动开口请我们去住。
有一年过年，全家人都在，两个儿媳妇用开玩笑的方式互相说：现在国家人均居住面积的小康标准是30平方米，如果咱们谁家再挤进两个人去，立刻就生活在小康线以下了。
也许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和老伴儿当时只能相视苦笑。
也许生活在北京，这条“小康线”就是孩子们潜意识中的一个底线，如果击穿了，在心理上就是对他们人生价值的否定。他们好不容易在北京立了足，过着还算体面的“小康”日子，我们做父母的，也不忍心扰乱他们的生活，给他们成功的心理抹上一道阴影。
而且一个家庭，成员之间需要相对私密些的空间，这个观念我们老两口也是有的。让我们和孩子们挤在一起，也会替孩子们感到不便。
还有个办法，就是我和老伴儿在北京租房住。可是，怎么盘算，都不可行。
即便我们住在北京，儿子就在身边，可日子一样是我们老两口自己过，一样是空巢家庭—顶多周末时孩子们能过来看一眼，这样就等于是白白花了一笔冤枉钱。
思前想后，唯一的出路就是我和老伴儿独守空巢。
提前服老
现在看来，对于暮年生活，我和老伴儿都太过乐观了。
当年，我们退休的时候想着，自己老了绝不拖累孩子们。以为我们和孩子之间的关系，自从他们考上大学那天起就已经“功德圆满”，从此，在彼此的义务上都不做强求。
那时我们想，在自己的老年，可以依靠不薄的退休金游山玩水，完全投身到大自然的怀抱中去。直到老得哪儿也去不了的时候，就找一个小保姆伺候自己。
起初，一切都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着，我和老伴儿退休后年年去外地旅游。在丽江，我们还租了一间民房，连续3年都在那边过的夏天，自己买菜做饭，就像居家过日子一样。
我们老两口自得其乐，孩子们也很高兴，都说自己的父母真潇洒。因为彼此无扰，我们和孩子们的关系处理得非常融洽。
但是，不到10年，计划就全被打乱了。我们没有料到，自己的身体会垮得这么快。
怎么办？只有终止云游四方的日子了，提前进入请保姆的程序。可是，真的开始请保姆时，我们才发现自己太幼稚了。
我们最先找了家政公司，伺候两个老人，对方给出的要价是每月3 000元。这个数目虽然也在我们能承受的范围内，但还是让我们有些小小的惊讶。
我们研究所刚刚毕业的研究生，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3 000元。可是一个不用受太多教育就能胜任的保姆岗位，也开出了和一个研究人员同等的薪酬标准。
但我们处在供不应求的市场环境中，只能接受如此的定价。
当我好不容易把老伴儿的思想工作做通了，将第一个小保姆请进了家门后，却发现服务质量和我们的预期完全不相吻合。
我们老两口也是自认有修养的人，但是的确难以容忍。于是换了一个，每个月还多给出500块钱。但是，付出的价格逐渐抬高，获得的服务质量与预期的落差反而更大了。
就这样接二连三换了4个保姆，最终不约而同，我和老伴儿都决定不再尝试这条路了。我们决定，在我们还能动的情况下，彼此照顾对方。
违心的理性思考
我们都是学理科出身的，不会感情用事。任何决定，都是经过理性推理出来的。但是现在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理性思考的确有侥幸的成分在里面。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完全存在不可估算的变数。
上次突发的身体危机，让我们产生了一个共识：住院两个人必须一同去。至少我们最终的那个时刻，会是双双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彼此看得见对方，一同闭上眼睛。 如果真是这样，那可的确就算功德圆满了。
但，孩子们并不能理解我们。他们总以为我们是舍不得花钱请保姆。他们不知道，即使舍得花大价钱请了保姆，也依然换不来等值的服务。
我们住院后，两个孩子都回来了。以前我可能觉得，他们用不着回来，回来也不能改变我们需要救治的事实，也给不出更好的解决方案。
但是，这一次我不这么认为了。
当孩子们出现在病房门口的时候，那一刻，我真的感受到了情感上的满足。那一刻，我居然有些伤心，就好像自己受了什么天大的委屈一样。
老伴儿更是哭得一塌糊涂，孩子们越安慰，她哭得越凶。孩子们难以理解，他们的父母怎么会变得如此脆弱，就像我年轻的时候一样，也一定是难以理解如今的自己。
孩子们在医院陪了我们几天，看我们的病情都稳定下来了，就回北京了。他们太忙，是我让他们回去的。
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在理性思考的时候感到这么违心。
暮年的最后一站
在医院里，我和老伴儿做了一个决定—我们住进养老院去。
因为养老院毕竟是有组织的管理，可以杜绝“老人在家养老，保姆關起门来称王称霸”的可能。我们看中的那家养老院，提供家庭式公寓，每天服务员会送来三餐。自己愿意的话，也可以自己做饭。医务人员会随时巡视老人的身体状况。
这家养老院的公寓房很紧张，需要排队。我们办好了入院手续后，等待着养老院的通知。
去养老院，应该是我和老伴儿的最后一站了。
也许真的是走到人生的尽头了。这段日子在家，除了收拾要拿到养老院的东西，每天夕阳落山的时候，我们老两口就坐在阳台上聊起过去的事情，像是在告别。
前两天，我和老伴儿做了一个大工程，就是把孩子们从前的照片都整理了出来，分门别类，按照年代的顺序扫描进电脑里，给他们做成了电子相册。我还买了两台平板电脑，分别给他们把照片储存了进去。
我们这一辈子，传统观念不是很重，自认为我们的生命和孩子们的生命应当是各自独立的。可是如今看来，人之暮年，对于亲情的渴望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老伴儿现在特别思念孩子们，我也一样。这些日子，总是突然想起两个儿子小时候的样子。有时候还会有些错觉，好像看到他们就在我们跟前玩耍。
离开家时，我和老伴儿仔细想了想，要从这个家带走的，好像并不需要太多的东西。除了我们的养老金卡、身份证件，唯一值得我们带在身边的，就只有孩子们的照片了。
人生前一个阶段积累下的一切有形的事物，我们都带不走，也不需要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