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文章和虚构作品不一样，是真实的记录，它的力量和美也在这里。像通讯报道、报告文学、书信、谈话录、政论文章，都是不能虚构的。它们就应该真实，这也正是它们的价值之所在。
　　有人可能习惯于像写小说一样构思自己的记录文字，这是一个陋习。有人讲这样也可以写出个人的心理状态，因而多少还是有益的；但我们要求的这一类文字，一般要是佐证性质的、应用性质的。
　　比如说传世散文集《古文观止》中收录了很多名篇，里面就有大量的实用性文字。《史记》是实用的，它记录历史，被称作中国第一部信史；《出师表》是实用的，成为千古绝唱；李白、杜甫那些自荐表、投书和干谒文字也都是实用的。这些都是中国文章的代表作。许多古代名篇集锦都要收李白的《与韩荆州书》，因为直到今天看这仍旧是一篇美文，并且可以作为一个方面的标本，含有无与伦比的丰富信息。这篇文章的局限性我们前边讲了许多，但就文辞本身来看却是生动奇绝的，表现力是第一流的。
　　中国古代实用性文字中出现了这么多美文，跟“散文”这种文体尚未获得“独立”有关。古代“散文”的文体意识还是比较弱的，虽然出现了“唐宋八大家”。散文作为一种文体真正获得独立意识，极有可能是从五四运动开始——散文自此开始从书信、表、谏和史志里分离出来了。不过这种分离性越走越远，对于这个文体的利弊到底如何，还需要冷静分析才好。
　　看一篇文章的角度有很多，如果我们从文字的力量，从它的认识功能看，要超越李白的《与韩荆州书》就难了。那种对仗，那种气势，率性与畅利，还有文字的华丽，都不是一般的篇章所能比拟的。这是天才的文笔，是不可重复的。这篇文字塑造了一个最鲜明的人物，就是李白自己，而这种塑造的一大部分效果，或许是作者当年完全没有预料的。他要突出作者个人的才华与能力，以便让权力者看重；但是通篇文字所塑造的“李白”其人，却远远超出了他自己的主观意愿，让其始料不及。文中活跃的“李白”生动无比，需要多么强盛的生命才能活画出这样的一个形象。辞章调度自由，灵动，干净，所有表述都缩为最短的距离，形成最强的发力。溢于言表的东西很多，作者冲动急切的性格，不顾一切的勇气，一蹴而就的决心，势在必得的抱负，所有这一切都纵横在尺幅之间。
　　我们既要沉浸于文章之中，也要跳跃到文字之外。读者一旦成了冷静的观察者，结论和感受就有一番不同了。看文章有好几个角度，作者的主观愿望所规定的只是其中之一。比如有人可以从很多方面谴责李白，表达自己的遗憾，从道德层面、精神层面、社会层面和政治层面；但是另外还有一些元素，这或许又会引起绝然不同的情愫，比如对一种天真无忌的天才青年的欣赏，对一个心机浅近却又豪情万丈的诗人的欣赏。这一切对读者来说都是极复杂的综合，有些还是相互矛盾的。
　　由此我们又可以深长思之，得知古往今来为什么把这样一篇文章当成了不朽的美文。文章所流露出的那些经不起苛求的东西，难道还不足以伤害我们审美的味蕾吗？可是它的认识价值也就统一在其中，它的丰富性也就体现在其中。没有它，我们怎么能更好地理解李白？怎么会更深入地了解那个时代？于是我们一定会因为这篇文章而心怀感谢。
　　《与韩荆州书》这篇奇文，说到底今天看就是一封“求职信”。作为美文，艺术上自然是成功的；但作为求职信的实用价值，却是完全失败的。它把对方和自己都夸过了头，只顾笔下快感，大快朵颐，实在有些傻。作者好像只为了满足自己的快慰而写，倒不像是为了求职。如夸对方：“有周公之风，躬吐握之事”，“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人”；说自己：“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皆王公大人，许与气义。”最不可思议的是后面很不谦虚地发出请战：“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更有：“而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这简直像是威胁对方了，隐下的意思就是：如果你不举荐我，实现不了伟大理想，耽误了我，可要负全部责任！
　　如此求职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韩荆州并没有举荐和提携李白，这封求职信于是只获得了文学上的成功。就这个结局来看，韩朝宗这个人是十分理智的，中规中矩，并不太有幽默感。他竟然对作者没有充满好奇，比如见见这个人。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封信倒为韩朝宗扬了名，如果不是李白的缘故，谁又会关注历史上的这个韩氏？他未助李白一臂，却凭借李白而流名千古，也算得上一件趣事。
　　可見中外历史上有一些奇文，并非是没有严重瑕疵的，如果一味陶醉在这些文字里不能做超越观，当是很大的遗憾。若能在文章中进出自如，不时退出到文章之外，读到的东西就会更多。
　　李白的文字我们始终看作千古名文，像金属铸成的一样，不可更动地写在历史之中。我们应该从中接受更多的信息，获得更大的启迪。不然就是误读和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