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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启动的清末新政，单就内容而言，应该说顺应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但耐人寻味的是，在其实际推行过程中，却逐渐招致民众愈来愈多的反感、怨恨乃至直接的武力抗拒。
官员尸位素餐
清末新政的范围很广，包括裁撤冗衙、整饬吏治、修订律例、编练新军、创办巡警、振兴实业、废科举、兴学校等。1905年以后，又增加了许多“宪政”预备措施，如官制改革、设谘议局资政院、地方自治等。
新政开始后，看起来似乎颇为热闹，但在实际执行时，各级封建官员大多敷衍塞责，应付了事。时人忆述：那些中央各部的“大小官僚每日到部，只是签到、划知、盖章例行公事，大多对政事一无所知，真正懂得条例拟具办法的只有部里的书办”。1899年10月6日，慈禧召见盛宣怀时就曾抱怨：“现今毛病在上下不能一心，各省督抚全是瞻徇，即如州县官，案件尚不肯说真话。”从当时各地督抚的奏折来看，几乎无不表示赞成并认真推行，但事实上，有些督抚实际上并不赞成，曾先后出任广东巡抚、山西巡抚、河南巡抚和两广总督等职的张人骏即是其中的一个。
张人骏之所以对新政多持否定的态度，一是认为推行新政会增加财政开支，势必加重对百姓的盘剥；二是认为有些新政措施，如编练新军、成立商会和选派留学等，未必对清王朝有利。他反对派员留学，认为将败坏人心，助长革命。
苛捐杂税激增
中央的新政费用向各省摊派，各省的新政费用向州县摊派，最终无不落到一般百姓头上。一方面是庚子赔款下严重的财政危机，另一方面则是官吏的津贴、办公费用激增，恣意挥霍享受。各级官吏巧立名目，中饱私囊，民众苦不堪言。
德国在华传教士卫理贤曾描述：“满洲贵族利用当时的混乱为自己谋利益，改革措施争相出台，可是钱花了一大把，却不见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这种状况又在全国内造成普遍的不满，为了对付一个接一个的改革法令，地方官员不得不在当地搜罗钱财。”不仅原有的粮银、盐税、茶税等纷纷加重，并且在各省又陆续新增赔款捐、地捐、随粮捐、房捐、铺捐、纸税、果税、肉税、煤税等名目。
这样，自然使清朝政府同人民大众的关系处在更加紧张、更加尖锐的状态中。1908年2月28日，芬兰人马达汉在甘肃兰州游历，明显地感觉到当地官民间的对立情绪：“由于害怕引起不满，甚至最有益的改革措施也常常被弃之不顾。例如设想从黄河装一个引水管入城……但城里约300名挑水工都是四川人……他们很可能会采取行动来骚扰和攻击衙门。对官员来说，还是避免骚乱为上策。更重要的是，他的三年任期能够平平安安地度过，而不是全省百姓的地位通过有益的改革得到改善。发生一次暴乱，就足以说明他的无能，并毁了他的前程。”
改革与财力脱节
综观清末新政的全过程，主政者缺乏通盘考虑，也是败因之一。1902年2月10日，新政开始不久，深知官场实态的清末名士孙宝瑄就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夫以数千年弊坏之法，而欲挽回于一日，非有大手段大见识者不能奏功。而今之当轴者，半皆不学无识之徒，所谓力小而任重，鲜不覆也，悲夫！”
在财政方面，清末新政是在国家制度层面一次涉及广泛的改革，所需费用之巨，不言而喻。力主宪政的端方也在私下感叹：“以中国地大，只求一里有两个警察，年已需五万万，以全国岁入，办一警察尚复不够，何论其他！”法国陆军部档案载，当时在北京的法国外交官也观察到新政举措与政府财力的脱节，认为“至少可以说，帝国政府决定速建三十六个师和改组海军，而没有考虑到如何维持每年如此巨大的資金开支，是缺乏一点英明远见的行为”。
官场奢靡依旧
尽管财政拮据，清廷奢华靡费依旧。1909年，奉隆裕太后的旨意，在紫禁城内动工兴建了名为水殿的一座三层西洋式建筑。四周开挖水池，引玉泉山水环绕。主楼每层9间，底层四面正中各开一门，四周环以围廊。楼的四角各接三层六角亭一座，底层各开两门，分别与主楼和回廊相通。水殿以铜作栋，汉白玉砌成，外墙雕花，内墙贴有白色和花色瓷砖，玻璃墙的夹层中置水蓄鱼，底层地板亦为玻璃制成，池中游鱼清晰可见。
当时借新政改革想方设法从中揩油者大有人在，即使是油水不多的办学堂，也不例外。
各地的新式学堂，不乏滥竽充数者。清末曾在成都求学的郭沫若记述，当时他是慕名从家乡来到成都，进入一所很有名气的中学堂，很快大失所望。“为我们讲经学的一位鼎鼎大名的成都名士，只拿着一本《左传事纬》照本宣科；国文是熬来熬去的一部《唐宋八大家文》；历史呢，差不多就只是一个历代帝王的世系表和改元的年号表。”西学课程方面，“真是同样的可怜！讲理数学的教员们，连照本宣科的能力都没有，讲浅显的教科书，都读不断句”。他回忆：“我们自然要痛恨中国为什么这样的不长进，中国的所谓教育家、一切水面上的办事人为什么要欺骗国家，误人子弟。”
有人则趁新政各类机构设立之机，想方设法安插亲友，结党营私。即使如留学归来的所谓新派人物唐绍仪也在其列，曾任沪宁、京汉铁路总办和邮传部左侍郎的他，“在海关或铁路或邮传部里的空缺，只要能捞到手的都安插了他自己的亲属或姻亲，或是他的广东同乡。他在邮传部任职期间任命的四百个人中，有三百五十个是他安插进来的”。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城乡下层群众的自发反抗斗争，即当时人所称的“民变”，也愈益高涨起来。据不完全统计，1905年103次，1906年199次，1907年188次，1908年112次，1909年149次，到1910年则陡升到266次。最后终于导致了辛亥革命的爆发。
摘自《团结报》
官员尸位素餐
清末新政的范围很广，包括裁撤冗衙、整饬吏治、修订律例、编练新军、创办巡警、振兴实业、废科举、兴学校等。1905年以后，又增加了许多“宪政”预备措施，如官制改革、设谘议局资政院、地方自治等。
新政开始后，看起来似乎颇为热闹，但在实际执行时，各级封建官员大多敷衍塞责，应付了事。时人忆述：那些中央各部的“大小官僚每日到部，只是签到、划知、盖章例行公事，大多对政事一无所知，真正懂得条例拟具办法的只有部里的书办”。1899年10月6日，慈禧召见盛宣怀时就曾抱怨：“现今毛病在上下不能一心，各省督抚全是瞻徇，即如州县官，案件尚不肯说真话。”从当时各地督抚的奏折来看，几乎无不表示赞成并认真推行，但事实上，有些督抚实际上并不赞成，曾先后出任广东巡抚、山西巡抚、河南巡抚和两广总督等职的张人骏即是其中的一个。
张人骏之所以对新政多持否定的态度，一是认为推行新政会增加财政开支，势必加重对百姓的盘剥；二是认为有些新政措施，如编练新军、成立商会和选派留学等，未必对清王朝有利。他反对派员留学，认为将败坏人心，助长革命。
苛捐杂税激增
中央的新政费用向各省摊派，各省的新政费用向州县摊派，最终无不落到一般百姓头上。一方面是庚子赔款下严重的财政危机，另一方面则是官吏的津贴、办公费用激增，恣意挥霍享受。各级官吏巧立名目，中饱私囊，民众苦不堪言。
德国在华传教士卫理贤曾描述：“满洲贵族利用当时的混乱为自己谋利益，改革措施争相出台，可是钱花了一大把，却不见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这种状况又在全国内造成普遍的不满，为了对付一个接一个的改革法令，地方官员不得不在当地搜罗钱财。”不仅原有的粮银、盐税、茶税等纷纷加重，并且在各省又陆续新增赔款捐、地捐、随粮捐、房捐、铺捐、纸税、果税、肉税、煤税等名目。
这样，自然使清朝政府同人民大众的关系处在更加紧张、更加尖锐的状态中。1908年2月28日，芬兰人马达汉在甘肃兰州游历，明显地感觉到当地官民间的对立情绪：“由于害怕引起不满，甚至最有益的改革措施也常常被弃之不顾。例如设想从黄河装一个引水管入城……但城里约300名挑水工都是四川人……他们很可能会采取行动来骚扰和攻击衙门。对官员来说，还是避免骚乱为上策。更重要的是，他的三年任期能够平平安安地度过，而不是全省百姓的地位通过有益的改革得到改善。发生一次暴乱，就足以说明他的无能，并毁了他的前程。”
改革与财力脱节
综观清末新政的全过程，主政者缺乏通盘考虑，也是败因之一。1902年2月10日，新政开始不久，深知官场实态的清末名士孙宝瑄就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夫以数千年弊坏之法，而欲挽回于一日，非有大手段大见识者不能奏功。而今之当轴者，半皆不学无识之徒，所谓力小而任重，鲜不覆也，悲夫！”
在财政方面，清末新政是在国家制度层面一次涉及广泛的改革，所需费用之巨，不言而喻。力主宪政的端方也在私下感叹：“以中国地大，只求一里有两个警察，年已需五万万，以全国岁入，办一警察尚复不够，何论其他！”法国陆军部档案载，当时在北京的法国外交官也观察到新政举措与政府财力的脱节，认为“至少可以说，帝国政府决定速建三十六个师和改组海军，而没有考虑到如何维持每年如此巨大的資金开支，是缺乏一点英明远见的行为”。
官场奢靡依旧
尽管财政拮据，清廷奢华靡费依旧。1909年，奉隆裕太后的旨意，在紫禁城内动工兴建了名为水殿的一座三层西洋式建筑。四周开挖水池，引玉泉山水环绕。主楼每层9间，底层四面正中各开一门，四周环以围廊。楼的四角各接三层六角亭一座，底层各开两门，分别与主楼和回廊相通。水殿以铜作栋，汉白玉砌成，外墙雕花，内墙贴有白色和花色瓷砖，玻璃墙的夹层中置水蓄鱼，底层地板亦为玻璃制成，池中游鱼清晰可见。
当时借新政改革想方设法从中揩油者大有人在，即使是油水不多的办学堂，也不例外。
各地的新式学堂，不乏滥竽充数者。清末曾在成都求学的郭沫若记述，当时他是慕名从家乡来到成都，进入一所很有名气的中学堂，很快大失所望。“为我们讲经学的一位鼎鼎大名的成都名士，只拿着一本《左传事纬》照本宣科；国文是熬来熬去的一部《唐宋八大家文》；历史呢，差不多就只是一个历代帝王的世系表和改元的年号表。”西学课程方面，“真是同样的可怜！讲理数学的教员们，连照本宣科的能力都没有，讲浅显的教科书，都读不断句”。他回忆：“我们自然要痛恨中国为什么这样的不长进，中国的所谓教育家、一切水面上的办事人为什么要欺骗国家，误人子弟。”
有人则趁新政各类机构设立之机，想方设法安插亲友，结党营私。即使如留学归来的所谓新派人物唐绍仪也在其列，曾任沪宁、京汉铁路总办和邮传部左侍郎的他，“在海关或铁路或邮传部里的空缺，只要能捞到手的都安插了他自己的亲属或姻亲，或是他的广东同乡。他在邮传部任职期间任命的四百个人中，有三百五十个是他安插进来的”。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城乡下层群众的自发反抗斗争，即当时人所称的“民变”，也愈益高涨起来。据不完全统计，1905年103次，1906年199次，1907年188次，1908年112次，1909年149次，到1910年则陡升到266次。最后终于导致了辛亥革命的爆发。
摘自《团结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