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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不是几次表明自己听力不佳和话音里夹杂的拖沓老人腔，你绝不会意识到李敖已经到了76岁。倒不是因为活力十足的他在1982年出狱后近30年里很少离开过公众视线，而是一个已逾古稀之年之人竟然还像愤青一样肆意狂妄、玩世刻薄，语不惊人死不休。
如今，女儿李文和儿子李戡不讳众人视线，身上或多或少地体现出李敖式的嬉笑怒骂和批判态度。“这种态度搞得好就是发展你的理想，搞不好就（被）关进牛棚。”李敖对《中国新闻周刊》笑言。
用玩世的态度处世，在嬉笑中怒骂，以娱乐的精神严肃，这似乎是李敖一贯的处世哲学。5月，李敖的新书《阳痿美国》在大陆以《审判美国》为名得以出版。他在其中讨论美国价值观和政治虚伪等严肃问题，也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完成：李敖化身“上帝李”，以神的姿态审判美国历任总统，极尽调侃、讽刺之能事。他形容这本书是要“使美国阳痿”。
“我写书就像在运动场上看赛跑，会有好几本同时一齐写、一齐跑，”李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半年间，他每天写作时间超过15个小时，顿顿吃有营养但难以下咽的“病号快餐”，完成了《阳痿美国》《大江大海骗了你》《第73烈士》三本书。不过，从“全盘西化”转变到“审判美国”，《阳痿美国》一书从开始到完成花了他大半辈子，小说《第73烈士》的构思也花了50年。
回顾自己的百余部作品，李敖有点后悔自己过去在台湾地区的政论文上消耗了过多的精力，“比例不太好。”以后他会更专注于小说的创作，因为自己“已经76岁，以后的时间也不是很多”。
不能老跟狗打架，得找主人
中国新闻周刊：什么时候决定要写这本批评美国的《审判美国》？
李敖：以前我对美国就有这种印象，搜集了很多资料。三年前我才决定把这些东西写成书。我还在坐牢的时候就发现，蒋介石为什么就能够压迫我们、迫害我们，因为外面给了他一个力量、让他撑得住。这个力量是美国给他的。内地有什么事情美国都发表谈话：这是人权问题、普世问题。那你跟蒋介石有邦交的时候为什么你就不吭气呢？美国是两面手法。
那时候写一本关于美国的书的想法还没成型——想做什么事情跟做什么事情有时候会有很大落差。《第73烈士》内地还没有出版，这本小说花了50年时间去琢磨和构思。有时候写倒很快，但是要搞出架构需要很长时间。
中国新闻周刊：你说过自己“一辈子与政府对着干，而且没有被消灭。直到现在，我的主要敌人都死了”。是因为这样，你才把“对着干”的靶子定为美国？
李敖：可能我的战场有一点转换。我发现老跟狗打架也不行，还得找主人。现在（写作）就是比较世界性的，不限于中国这一个区块。我花了很多时间在中国东方的一个小岛（台湾）上面，现在我花的时间比较少了，我觉得应该偏重在整个中国甚至是世界性的话题。我的视野放宽了。
这跟我们国家的处境有很大关系。如果中国是个弱势的国家，中文还是一种弱势的语言，还没有希望。现在因为情况有所扭转，我才有这个机会。
中国新闻周刊：其实大部分中国人眼中的美国是双面的，既有好、也有坏。在你看来，现在的美国就完全没有榜样作用或者可以学习的地方吗？
李敖：问题是，他在大方向上面坏了、扭开了，有好的东西也没用啊。美国的大学就很好，高等教育很不错，可是现在他们的国会议员们是什么状况？他们打伊拉克是违反联合国协议的，而参议院投票全部通过；除了一个人投反对票，众议院其他人也全票通过。国会议员里面难道没有好人吗？为了国家利益就集体做坏事。
最近我看了《伍修权回忆录》，他回忆起庐山会议大家投票斗彭德怀，很后悔自己也投票了。可是当时不得不投，因为他不敢不遵守当时党的方向。有的人很善良，但也挡不住时代的趋势。
中国新闻周刊：《审判美国》貌似调侃，但还是探讨了一些美国的价值观和政治的虚伪等严肃问题。为什么采取这样的方式？
李敖：这样语气会比较活泼一点。书里面除了审判官“上帝李”是假的以外，其他的事情都是真的。对话可能有点出入，但是事实部分都是真的。如果你正经八百去写，这本书会变得很枯燥。这样会比较逗。
现在“革命”太少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最近批评台湾的媒体只讲八卦、太娱乐世俗，要发出有价值、有意义的声音很困难，你认为一个正常、合理的媒体平台应该是怎样的？媒体应该肩负起怎样的社会责任？
李敖：本来有一部分媒体的存在就是要起哄，这是不可避免的。外国的媒体也有两类，一类报道正经八百，一类也是八卦、瞎搞。
中国新闻周刊：你参与的政治事件或者一些纠纷，往往最后都呈现出娱乐化的过程和效果，你似乎很欣赏这样的过程；但另一方面，你又觉得现在的电视节目娱乐化过多严肃不足，这似乎是一个矛盾？
李敖：这不是我的矛盾，而是时代的变化。开玩笑地说，过去的氛围里“革命”太多，而现在是“革命”太少。过去我们一切都要“红色娘子军”的搞法，现在“革命”少了，娘子军们反倒穿起高跟鞋来了。
中国新闻周刊：那在如今这样一个缺少“革命”的娱乐化社会里生存，你认为个人应该如何保持严肃和完整？
李敖：就看个人的做法了，一般都做不到。人都跟着时代跑。时代排山倒海地就不一样了。我给你举个例子，有一次毛泽东的外孙女孔令梅来我家做客，我跟她开玩笑说你的外婆贺子珍打着绑腿革命，你现在穿的倒是豪华漂亮的皮马靴。时代不一样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说过自己上娱乐节目是“搭便车”、跟世俗搅在一起，讲自己真正要讲的话。但是《康熙来了》《王牌大贱碟》等节目都以你的私生活、性观念或者美女大做文章，你好像也没有太多的机会去阐述自己的话，有没有担心觉得自己会被这些节目形态所吞噬？
李敖：不太容易被同化，因为我已经很顽固了。用中国人民的古话说，“和其光，同其尘”，我跟他们卷在一起，是各取所需。我的目的是，利用他们的媒体来宣传我自己的（想法），而他们就是跟着我起哄。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你宣传自己想法的效果怎么样？
李敖：看不出来。只是对我这种人而言，我知道争不到一时，也争不到千秋。不过，对那些“争一时”的媒体我也很注意。
中国新闻周刊：你现在参加很多档电视节目，很多人都把你当成了明星，当然也有很多读者把你当作民主战士。你如何定位目前自己的社会身份？是作家、公共知识分子、民主斗士还是明星？
李敖：头衔不重要，说我是作家也好，老愤青也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对我自己的定位。我觉得我是个很好的思想家。我知道这个方向应该是——很见多识广，比较准确。我表现的方法是很玩世的方法，这是有点技巧的，不是那种很呆板的方法。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说话风格、文字表达一直都是嬉笑怒骂、调侃，你觉得是你的风格正好撞上了这个娱乐化的时代，还是你在慢慢地适应、迎合这个娱乐的时代？
李敖：我也是跟着时代走的。我现在76岁了，在我的时代里面，我看过女人的小脚，我是跟着时代慢慢走过来的。5月17号我开始写微博，每条140个字，每天都写两篇。我发现这种时代所演变出来的工具在那么短时间里面大家都可以看到，也可以尝试一下，也算是我追着时代跑。我发现写140个字我太专家了，我还写不过人家吗？所以我斗气了。我很好胜。
如今，女儿李文和儿子李戡不讳众人视线，身上或多或少地体现出李敖式的嬉笑怒骂和批判态度。“这种态度搞得好就是发展你的理想，搞不好就（被）关进牛棚。”李敖对《中国新闻周刊》笑言。
用玩世的态度处世，在嬉笑中怒骂，以娱乐的精神严肃，这似乎是李敖一贯的处世哲学。5月，李敖的新书《阳痿美国》在大陆以《审判美国》为名得以出版。他在其中讨论美国价值观和政治虚伪等严肃问题，也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完成：李敖化身“上帝李”，以神的姿态审判美国历任总统，极尽调侃、讽刺之能事。他形容这本书是要“使美国阳痿”。
“我写书就像在运动场上看赛跑，会有好几本同时一齐写、一齐跑，”李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半年间，他每天写作时间超过15个小时，顿顿吃有营养但难以下咽的“病号快餐”，完成了《阳痿美国》《大江大海骗了你》《第73烈士》三本书。不过，从“全盘西化”转变到“审判美国”，《阳痿美国》一书从开始到完成花了他大半辈子，小说《第73烈士》的构思也花了50年。
回顾自己的百余部作品，李敖有点后悔自己过去在台湾地区的政论文上消耗了过多的精力，“比例不太好。”以后他会更专注于小说的创作，因为自己“已经76岁，以后的时间也不是很多”。
不能老跟狗打架，得找主人
中国新闻周刊：什么时候决定要写这本批评美国的《审判美国》？
李敖：以前我对美国就有这种印象，搜集了很多资料。三年前我才决定把这些东西写成书。我还在坐牢的时候就发现，蒋介石为什么就能够压迫我们、迫害我们，因为外面给了他一个力量、让他撑得住。这个力量是美国给他的。内地有什么事情美国都发表谈话：这是人权问题、普世问题。那你跟蒋介石有邦交的时候为什么你就不吭气呢？美国是两面手法。
那时候写一本关于美国的书的想法还没成型——想做什么事情跟做什么事情有时候会有很大落差。《第73烈士》内地还没有出版，这本小说花了50年时间去琢磨和构思。有时候写倒很快，但是要搞出架构需要很长时间。
中国新闻周刊：你说过自己“一辈子与政府对着干，而且没有被消灭。直到现在，我的主要敌人都死了”。是因为这样，你才把“对着干”的靶子定为美国？
李敖：可能我的战场有一点转换。我发现老跟狗打架也不行，还得找主人。现在（写作）就是比较世界性的，不限于中国这一个区块。我花了很多时间在中国东方的一个小岛（台湾）上面，现在我花的时间比较少了，我觉得应该偏重在整个中国甚至是世界性的话题。我的视野放宽了。
这跟我们国家的处境有很大关系。如果中国是个弱势的国家，中文还是一种弱势的语言，还没有希望。现在因为情况有所扭转，我才有这个机会。
中国新闻周刊：其实大部分中国人眼中的美国是双面的，既有好、也有坏。在你看来，现在的美国就完全没有榜样作用或者可以学习的地方吗？
李敖：问题是，他在大方向上面坏了、扭开了，有好的东西也没用啊。美国的大学就很好，高等教育很不错，可是现在他们的国会议员们是什么状况？他们打伊拉克是违反联合国协议的，而参议院投票全部通过；除了一个人投反对票，众议院其他人也全票通过。国会议员里面难道没有好人吗？为了国家利益就集体做坏事。
最近我看了《伍修权回忆录》，他回忆起庐山会议大家投票斗彭德怀，很后悔自己也投票了。可是当时不得不投，因为他不敢不遵守当时党的方向。有的人很善良，但也挡不住时代的趋势。
中国新闻周刊：《审判美国》貌似调侃，但还是探讨了一些美国的价值观和政治的虚伪等严肃问题。为什么采取这样的方式？
李敖：这样语气会比较活泼一点。书里面除了审判官“上帝李”是假的以外，其他的事情都是真的。对话可能有点出入，但是事实部分都是真的。如果你正经八百去写，这本书会变得很枯燥。这样会比较逗。
现在“革命”太少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最近批评台湾的媒体只讲八卦、太娱乐世俗，要发出有价值、有意义的声音很困难，你认为一个正常、合理的媒体平台应该是怎样的？媒体应该肩负起怎样的社会责任？
李敖：本来有一部分媒体的存在就是要起哄，这是不可避免的。外国的媒体也有两类，一类报道正经八百，一类也是八卦、瞎搞。
中国新闻周刊：你参与的政治事件或者一些纠纷，往往最后都呈现出娱乐化的过程和效果，你似乎很欣赏这样的过程；但另一方面，你又觉得现在的电视节目娱乐化过多严肃不足，这似乎是一个矛盾？
李敖：这不是我的矛盾，而是时代的变化。开玩笑地说，过去的氛围里“革命”太多，而现在是“革命”太少。过去我们一切都要“红色娘子军”的搞法，现在“革命”少了，娘子军们反倒穿起高跟鞋来了。
中国新闻周刊：那在如今这样一个缺少“革命”的娱乐化社会里生存，你认为个人应该如何保持严肃和完整？
李敖：就看个人的做法了，一般都做不到。人都跟着时代跑。时代排山倒海地就不一样了。我给你举个例子，有一次毛泽东的外孙女孔令梅来我家做客，我跟她开玩笑说你的外婆贺子珍打着绑腿革命，你现在穿的倒是豪华漂亮的皮马靴。时代不一样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说过自己上娱乐节目是“搭便车”、跟世俗搅在一起，讲自己真正要讲的话。但是《康熙来了》《王牌大贱碟》等节目都以你的私生活、性观念或者美女大做文章，你好像也没有太多的机会去阐述自己的话，有没有担心觉得自己会被这些节目形态所吞噬？
李敖：不太容易被同化，因为我已经很顽固了。用中国人民的古话说，“和其光，同其尘”，我跟他们卷在一起，是各取所需。我的目的是，利用他们的媒体来宣传我自己的（想法），而他们就是跟着我起哄。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你宣传自己想法的效果怎么样？
李敖：看不出来。只是对我这种人而言，我知道争不到一时，也争不到千秋。不过，对那些“争一时”的媒体我也很注意。
中国新闻周刊：你现在参加很多档电视节目，很多人都把你当成了明星，当然也有很多读者把你当作民主战士。你如何定位目前自己的社会身份？是作家、公共知识分子、民主斗士还是明星？
李敖：头衔不重要，说我是作家也好，老愤青也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对我自己的定位。我觉得我是个很好的思想家。我知道这个方向应该是——很见多识广，比较准确。我表现的方法是很玩世的方法，这是有点技巧的，不是那种很呆板的方法。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说话风格、文字表达一直都是嬉笑怒骂、调侃，你觉得是你的风格正好撞上了这个娱乐化的时代，还是你在慢慢地适应、迎合这个娱乐的时代？
李敖：我也是跟着时代走的。我现在76岁了，在我的时代里面，我看过女人的小脚，我是跟着时代慢慢走过来的。5月17号我开始写微博，每条140个字，每天都写两篇。我发现这种时代所演变出来的工具在那么短时间里面大家都可以看到，也可以尝试一下，也算是我追着时代跑。我发现写140个字我太专家了，我还写不过人家吗？所以我斗气了。我很好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