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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典礼完毕，鲁培新都会听到外宾很多赞叹的话语，有的惊讶于中国变化之快。很多人都告诉过他，能参加国庆观礼是一件十分珍贵的荣誉。“他们会小心翼翼地把请柬作为纪念品收藏起来，因为那是他们在中国工作期间最有意义的日子。”
1949年10月1日，下午三点钟，天安门广场上，12岁的鲁培新和北京汇文中学的同学们等待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举行。
一晃眼，12岁少年已经是82岁老者。在外交系统工作大半辈子，鲁培新以工作人员的身份亲历了数次国庆典礼。
70年前，毛主席向全世界的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似乎犹在鲁培新耳畔。而他个人的经历也成了这70年中国变化的一种见证。
“我是一个有阅兵情结的人，是历次阅兵的见证人。”鲁培新说，“我个人的成长亦见证着国家的成长。”
登上城楼见到了毛主席
1960年，23岁的鲁培新从外交学院毕业，进入外交系统工作。1963年8月，鲁培新从驻原苏联使馆调回后，被分配到礼宾司工作，参与重要外交场合的外宾接待工作。
1964年10月1日，虽然没有举行阅兵式，但仍然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我国邀请了一些国家领导人参加庆祝活动，特别是亚非国家的领导人，刚果（布）总统马桑巴-代巴便是其中一个。鲁培作为礼宾工作人员，负责陪同他登上天安门城楼，并见到了毛主席。
上城楼是国庆典礼中最高规格的外宾礼遇。鲁培新表示，基本上都是各个代表团的团长，一般由总统、总理担当，此外也会有一些国外知名人士。而城楼下红色观礼台则是外宾的另一个重要集中场所。能登上这里的外宾主要是常驻北京的外国使节及夫人，各国使馆的武官及夫人，各国家代表团的随团人员等。
在历次国庆庆典中，礼宾司主要负责红色观礼台外宾的人数统计、请柬发送以及现场服务工作。庆典当天一早，礼宾司工作人员会提前1至2个小时到达红色观礼台，等候外国使节等外宾。
在鲁培新的印象中，当阅兵开始后，外宾们是舍不得离开看台的，短短的两三个小时里，他们都不停地拍照，记录现场发生的每一刻。只有到了后面群众游行时，他们才会三三两两坐下来休息。
每一次典礼完毕，鲁培新都会听到外宾很多赞叹的话语，有的惊讶于中国变化之快，有的赞扬队伍的整齐和人民群众的热情。很多人都告诉过他，能参加国庆观礼是一件十分珍贵的荣誉。能在驻华任期中赶上一次大阅兵和游行，参与其中，感到非常幸运。
“他们会小心翼翼地把请柬作为纪念品收藏起来，因为那是他们在中国工作期间最有意义的日子。”鲁培新说。
阅兵观礼台上的“外交”
在中国的国庆观礼中也发生过几件重要的外交历史事件。
1949年开国大典，前苏联驻华总领事、苏联驻华最高长官齐赫文斯基在城楼上观看开国大典。
2009年10月，国庆60周年时，齐赫文斯基作为中国对外友协的客人应邀参加庆典。对外友协为他举行一次报告会，鲁培新也参加了这次报告会。他在会上听齐赫文斯基讲述了当年中苏建交幕后的故事。
当开国大典阅兵式完毕后，游行队伍进入广场，齐赫文斯基正在城楼上观看时，中国外交部办公厅原交际科科长韩叙走到他身边，转告他有一件重要事情要谈，请他在庆典结束后回到总领馆不要离开。
当他刚从天安门广场回到东交民巷37号总领馆就见到了韩叙。韩叙把一封正式信函交给了他，信函的主要内容就是通知他“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发表了公告”，并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之间建立正常外交关系是必要的”，落款是“中华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长周恩来”。
齐赫文斯基很快把周恩来的信函译成俄文紧急发电报给莫斯科，斯大林两个小时后答复。第二天清早，莫斯科电台向全世界播送，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在当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表示：“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苏联由此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国的国家。至今，齐赫文斯基仍然珍藏着那封正式信函的复印件。
请斯诺上城楼，中方借此向美国传递友好信号
1970年10月1日，中国借国庆庆典场合向美国发出一个重要信号。
毛泽东邀请老朋友、美国作家、记者埃德加·斯诺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盛典，而且同他并肩站在一起。
鲁培新认为，这实际上是中方借此向美国传递友好信号。
当毛泽东从天安门返回中南海住所后，身边工作人员吴旭君等人问：为什么对这位美国记者给予如此高的礼遇？他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先放一个试探气球，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
12月18日，毛泽东接见斯诺，请他转告华盛顿：“如果尼克松到北京来，我愿意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毛泽东指出：“目前，中美之间的问题必须同尼克松来解决，无论是以游客身份，还是以总统身份，我都将高兴同他会谈。”
两年后，尼克松访华，中美领导人实现了一次跨越太平洋的握手，两国外交关系开始破冰。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南方都市报》2019.9.29）
1949年10月1日，下午三点钟，天安门广场上，12岁的鲁培新和北京汇文中学的同学们等待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举行。
一晃眼，12岁少年已经是82岁老者。在外交系统工作大半辈子，鲁培新以工作人员的身份亲历了数次国庆典礼。
70年前，毛主席向全世界的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似乎犹在鲁培新耳畔。而他个人的经历也成了这70年中国变化的一种见证。
“我是一个有阅兵情结的人，是历次阅兵的见证人。”鲁培新说，“我个人的成长亦见证着国家的成长。”
登上城楼见到了毛主席
1960年，23岁的鲁培新从外交学院毕业，进入外交系统工作。1963年8月，鲁培新从驻原苏联使馆调回后，被分配到礼宾司工作，参与重要外交场合的外宾接待工作。
1964年10月1日，虽然没有举行阅兵式，但仍然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我国邀请了一些国家领导人参加庆祝活动，特别是亚非国家的领导人，刚果（布）总统马桑巴-代巴便是其中一个。鲁培作为礼宾工作人员，负责陪同他登上天安门城楼，并见到了毛主席。
上城楼是国庆典礼中最高规格的外宾礼遇。鲁培新表示，基本上都是各个代表团的团长，一般由总统、总理担当，此外也会有一些国外知名人士。而城楼下红色观礼台则是外宾的另一个重要集中场所。能登上这里的外宾主要是常驻北京的外国使节及夫人，各国使馆的武官及夫人，各国家代表团的随团人员等。
在历次国庆庆典中，礼宾司主要负责红色观礼台外宾的人数统计、请柬发送以及现场服务工作。庆典当天一早，礼宾司工作人员会提前1至2个小时到达红色观礼台，等候外国使节等外宾。
在鲁培新的印象中，当阅兵开始后，外宾们是舍不得离开看台的，短短的两三个小时里，他们都不停地拍照，记录现场发生的每一刻。只有到了后面群众游行时，他们才会三三两两坐下来休息。
每一次典礼完毕，鲁培新都会听到外宾很多赞叹的话语，有的惊讶于中国变化之快，有的赞扬队伍的整齐和人民群众的热情。很多人都告诉过他，能参加国庆观礼是一件十分珍贵的荣誉。能在驻华任期中赶上一次大阅兵和游行，参与其中，感到非常幸运。
“他们会小心翼翼地把请柬作为纪念品收藏起来，因为那是他们在中国工作期间最有意义的日子。”鲁培新说。
阅兵观礼台上的“外交”
在中国的国庆观礼中也发生过几件重要的外交历史事件。
1949年开国大典，前苏联驻华总领事、苏联驻华最高长官齐赫文斯基在城楼上观看开国大典。
2009年10月，国庆60周年时，齐赫文斯基作为中国对外友协的客人应邀参加庆典。对外友协为他举行一次报告会，鲁培新也参加了这次报告会。他在会上听齐赫文斯基讲述了当年中苏建交幕后的故事。
当开国大典阅兵式完毕后，游行队伍进入广场，齐赫文斯基正在城楼上观看时，中国外交部办公厅原交际科科长韩叙走到他身边，转告他有一件重要事情要谈，请他在庆典结束后回到总领馆不要离开。
当他刚从天安门广场回到东交民巷37号总领馆就见到了韩叙。韩叙把一封正式信函交给了他，信函的主要内容就是通知他“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发表了公告”，并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之间建立正常外交关系是必要的”，落款是“中华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长周恩来”。
齐赫文斯基很快把周恩来的信函译成俄文紧急发电报给莫斯科，斯大林两个小时后答复。第二天清早，莫斯科电台向全世界播送，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在当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表示：“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苏联由此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国的国家。至今，齐赫文斯基仍然珍藏着那封正式信函的复印件。
请斯诺上城楼，中方借此向美国传递友好信号
1970年10月1日，中国借国庆庆典场合向美国发出一个重要信号。
毛泽东邀请老朋友、美国作家、记者埃德加·斯诺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盛典，而且同他并肩站在一起。
鲁培新认为，这实际上是中方借此向美国传递友好信号。
当毛泽东从天安门返回中南海住所后，身边工作人员吴旭君等人问：为什么对这位美国记者给予如此高的礼遇？他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先放一个试探气球，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
12月18日，毛泽东接见斯诺，请他转告华盛顿：“如果尼克松到北京来，我愿意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毛泽东指出：“目前，中美之间的问题必须同尼克松来解决，无论是以游客身份，还是以总统身份，我都将高兴同他会谈。”
两年后，尼克松访华，中美领导人实现了一次跨越太平洋的握手，两国外交关系开始破冰。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南方都市报》2019.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