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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到作文训练，人们便自然而然地把它与方法和技巧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平时的教学，还是在作文教学的公开课、示范课上，执教者大都着眼于写作方法和技巧，按照课前设置的目标，指导学生进行专项训练。不可否认，这种写作方法的训练对于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确有一定的作用，但掌握了这些方法，并不一定就能写出好文章。笔者每每听到学生在课堂上念读“训练”出来的文章（大多是文章片段）时，总觉得缺少了些什么，并不由想到：如果写作方法能像数学公式一样直接套用，那么语文教学（尤其是作文教学）就会变得十分轻松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只要翻开学生的作文，就常常为其中的矫揉造作而蹙额，有些文章充斥着假话、大话、套话。笔者以为其重要的原因是：长期以来，作文训练走进了一个误区，那就是重“技”轻“情”。
一、文章不是无情物
古人早就说过，“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文章本是思想和情感的产物，写作固然须用一些方法和技巧，但更重要的是需要真实的思想和情感。因此，作文训练不应单纯地指导学生掌握和运用写作方法，更要调动学生的思想感情，激发他们的写作欲望。只有“笔随心动”，才能写出好文章。而现时的学生作文很少发自内心，有些“优秀作文”看起来颇有文采，并运用了各种手法，但内容却很干瘪，更无个性可言。这与教师的误导是分不开的（当然也与某些命题脱离学生的生活实际不无关系）。
本人曾在一次语文教研活动中听过两节作文指导课。这两节课都把作文变成了套路和技术的演练，而把文章的内核，即思想和情感抛在了一边。一位教师指导学生在写议论文时如何运用叠加法、连接法、嵌套法、倒装法；另一位教师更是把拳术中的“紫霞功”套用在了作文训练中，其“功法”包括乾坤掌、连环掌、二踢腿。学生们则依样画葫芦，在课堂上对这些规定的方法进行模仿。其结果是文章成了套路的组合，技巧的拼凑；而看不到真实的思想，独立的见解。
有位市级语文教研员还创造出一种“技术作文”，在全市推广。该教研员声称，“所谓‘作文’，其实就是‘做文章’，其意思就是造文章”，并认为“做文章不是有感而发式的，而是无感而发式的，也就是说文章的情感、思想都是人工制造出来的”。因此在他看来，“作文是一门技术活”，写作训练就是要让学生掌握一套实用的“操作技术”。这实在是一种奇谈怪论。文章的情感和思想并非物质产品，焉能“人工制造出来”？那种“无感而发式的”文章，仅限于无须表达情感的文体。凡属表达思想感情的文章，都不可能“人工制造”，如果硬要“人工制造”，则只能是一种无病呻吟。自古以来，还从未发现一篇流传于世的美文纯属“无感而发”，即表达的思想感情是“人工制造出来的”。这种“人工制造”思想感情的“技术作文”，与课程标准提出的“说真话、实话、心里话”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
二、重“技”轻“情”导致“假大空”泛滥
由于有些教师将作文训练当做单纯的技能训练，因而使得学生误以为写文章靠的就是技巧。他们在写作时注重的不是表达真实的思想感情，而是想方设法把平时训练中学到的东西“运用”到文章之中。这便必然导致“假大空”泛滥。无论是平时作文，还是考场作文（包括中、高考），我们都能看到许多假话连篇的文章。有些作文本来假得出奇，却靠方法和技巧赢得某些教师的青睐，从而获得高分。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篇中考满分作文：
责 任
人活在世界上，每个人都有着每个人的责任……
一
教室里。下课了。
“听说××老师病了，说是风湿病又犯了。今天风这么大，雪这么紧，他不找人代课才怪呢！”
“他平时对我们那样严厉，今天总算可以轻松轻松了。”
“就是。”
……上課铃响了，大家赶紧坐回到位子上，眼睛都望着门，看是哪一位老师代课。门开了，依旧是那一身老式的中山装，依旧是一只旧得皮都脱落了的公文包，依旧是那一头的银发，只是分不清哪是白发，哪是白雪……
二
他坐在沙发上，一支接着一支地吸烟，人也仿佛苍老了许多，四十年前的那一幕又浮现在了眼前……
战场上，弹火横飞。他奉命炸毁了敌人的碉堡，正在往回撤。这时，一个暗堡里向他射出了一串火苗，当他发现时已经来不及了……只听惊天动地的一声爆炸，暗堡被摧毁了，他也倒下了。可在他身上还压了一个人。他一看是班长，原来是班长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替他挡住了子弹……班长临死之前只说了一句话：帮我照顾好我的儿子——云……”
想到这里，他就……
夜，就这样过去了，天也渐渐泛出了白光。他终于做出了决定，猛地把手里的烟摁灭在烟灰缸里，然后展开了桌上的判决书，只见上面写道：云，现年……，因犯贪污罪而被判决处……他提起了笔，在下面写道“同意”，然后又在检察长一栏中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三
县政府会议大厅里，灯火通明。不眠之夜。
县长正在发言：“现在形势万分危急。洪水正向我们县城逼来，为了保住县城，只有炸掉附近的一个村子，把洪水往里面引。现在有三个村符合条件：A村、B村和C村。请同志们发表一下意见，看看究竟炸哪个村？”
“我提议炸B村。”县委副书记首先发表意见，立刻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
“我提议炸C村。”县长也接着发表了意见，这一意见也立刻有了不少的支持者。
“同志们，”坐在县委书记座位上的他缓缓站了起来，“我看就炸A村吧。A村的条件最符合。大家的好意，我心领了……至于我父母和乡亲们的思想工作，我来做……”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責任，每个人都为了负起它而付出着。你的责任是什么？你是否在负起它……
只要是稍有生活常识的人，便不难看出这是一篇胡编乱造之作。
全文共写了三件事，没有一件不是编造出来的。
第一件事写一位老教师带病工作，这已是过去不知重复过多少遍的故事。按理说，一个对工作尽心尽责的老师应该深受学生爱戴，但在作者笔下却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从学生们都认为“他平时对我们那样严厉，今天总算可以轻松轻松了”以及用期盼的眼神等待新老师便可看出。这与其说是赞扬，不如说是贬低。而这位老师在风雪交加时仍然穿着“老式的中山装”，只有两种可能：要么穷得买不起棉袄；要么身体健壮，根本就没有患上风湿病。显然，这样的事不是取材于真实的生活，而是来自一种固有的思维模式和凭空想象。 第二件事写一位检察长不徇私情、秉公办案，但却违背了基本的法律常识。对罪犯的判决只能由人民法院在法庭上进行，检察院只负责提起公诉，而没有审判的权力，更不能由检察长一个人作出判决。文中“展开了桌上的判决书”和“他提起了笔，在下面写道“同意”，然后“又在检察长一栏中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纯属作者的想当然，稍有法律知识的人就能发现其漏洞。
第三件事写某县委书记在洪水来临时舍小家顾大家，作出正确决定。但这件事更显得荒唐可笑。排洪必须开闸，或者炸毁堤坝，根本不需要炸掉村子。县领导要作出的决定是搬迁村子里的村民，而不是炸掉村子后“把洪水往里面引”。这同样是一个胡编乱造的故事。
在现实生活中，与“责任”有关的事经常发生，并不缺乏鲜活的材料。但显而易见，这三个故事都不是来自生活，而是作者杜撰出来的，是一戳就穿的谎言。看起来主题很深刻，且运用了一些写作技巧，但毫无真情实感。这样的作文根本不应打满分，甚至不能给高分。
也许有老师会说，既然能在考试中拿高分，不就达到训练的目的了吗？这种以考试拿高分为目的的功利思想是很有代表性的。作文训练当以切实提高写作能力为目的，而不是为了应付考试。再说那种“造假”作文并不都能碰上好运，如果严格按照评判标准（其中就有“真实”这一要求），是不可能得到高分的。语文课程标准明确要求，“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生活，体验人生，激发写作欲望。引导学生表达真情实感，不说假话、空话、套话，避免为文造情”。因此，教师在作文训练中除了让学生掌握一些方法和技巧，还应该引导学生说真话、抒真情（无论是记叙文还是议论文，都要表达真情实感）。如果只重“技”而不重“情”，则不仅会造成不良文风的蔓延，还会使学生的人格受到扭曲。
三、将“情”与“技”融为一体
必须承认，学生作文水平低下与缺乏写作方法和技巧不无关系，但他们最为欠缺的是对生活的感受和体验。由于无事可写，无感可发，只能硬着头皮拼凑成篇。这种“无米之炊”的现象是十分普遍的。要解决这一问题，不能靠“技术”来弥补，必须注重引导学生观察生活，体验生活，积累素材（包括对生活的感悟），增长见识，使“无米”变成“有米”。只有不缺“米”，方法和技巧才会有用武之地。虽然学生的生活比较贫乏，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生活。他们在校内每天与同学、老师打交道，不是没有故事发生；他们与家人相聚时，不会没有任何感触；他们在路上行走时，也会看到一些不可能发生在校园里的事……那些看似稀松平常的事并非毫无意义。只要仔细观察，认真思考，就会从平常中发现不平常。
基于这一认识，我在作文训练中把引导学生观察和思考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在课堂上我经常提供一些看似普通的材料（包括文字和图片），启发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和认识，并写出自己真实的感受。我经常利用自习课向学生介绍当下发生的新闻事件和针砭时弊的短评（有时把它打印成册发给学生）。久而久之，学生也养成了关注现实生活的习惯。
我对学生写作训练的方式也进行了改革：以日常练笔为主，辅以少量的大作文（每学期3到4篇）。其实，这种做法并非我的首创，著名特级教师魏书生就一直是以日记取代作文。但严格说来，魏书生所布置的“命题日记”（限定内容和字数）并非真正的日记，而是变相的大作文。我对学生练笔提出的要求是：表达真情实感。而对于内容和字数不作限定，可以叙写生活中的所见所闻，也可以就新聞事件发表看法，还允许学生发牢骚，吐怨言，甚至说老师的“坏话”（你不让他说，他照样会腹诽）。这样一来，学生的练笔便展示出一幅幅多彩的生活画面，没有矫饰，没有虚伪，充满率真。每次收上他们的练笔本，我都认真阅读，随时写下交流的话语。
这种坚持不懈的练笔，使学生的写作水平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提高。但我意识到，日常练笔不等于作文，有针对性的写作训练也是必要的。尤其是考场作文，不掌握一些方法和技巧就可能“栽跟斗”。因此，我每学期仍会进行少量的课堂训练，以提高应试能力（我毫不隐瞒在这一点上难以脱俗）。但我从不搞套路训练，而是把表达真情实感放在首位。我认为，即使他们在文章中宣泄不健康的情绪或出现观点上的偏颇，也用不着大惊小怪，这体现了他们的不成熟，只要注意引导，便可以得到改变（当然，我还是会在考前叮嘱他们小心谨慎）。相反，那种看似“健康”、“成熟”甚至“完美”而实则言不由衷的高调文章，却掩盖着欺骗和虚伪。其结果，是把学生变成口是心非的两面人。
学生的个性一旦得到张扬，就会汪洋恣肆地挥洒笔墨。自进行作文教学改革以来，我的学生写出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佳作，并先后有30余人在各类作文竞赛中获奖（其中一人在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中获奖），还有不少学生的习作经推荐在语文报刊上发表。最使我骄傲的，是《语文学习》杂志2000年第1期为我的学生李煜辉写的《逮老鼠》刊发了特别报道：《此间有“争议”，欲辩已忘言——作文〈逮老鼠〉引出的话题》，并邀请钱理群、王尚文、秦文君、王周生等著名教授、作家和李镇西、黄玉峰等语文名师参与评论（这在语文界尚无先例）。
可以说，这篇具有鲜明个性并受到专家们一致赞誉的佳作的诞生，与我在作文训练中将“情”与“技”结合在一起有着密切的关系。
而尤使我感動的是郑雨同学写的一篇旅游日记，它表达了一种独特的人生体验，饱含着作者的悲悯情怀，读后令人唏嘘不已。请看这篇题为《木姐》的习作：
木 姐
大凡叫“姐”的，都是女性，但“木姐”却不是，他们有一个十分难听的名字——人妖。过去我只是听说过人妖，可从未亲见。去年暑假，我随父母出了一趟国，是到缅甸，在那里我看到了人妖表演。
目前世界上人妖基本集中在两个国家——泰国和缅甸。缅语称人妖为“木姐”，意思是最漂亮的女人。如果你不知道台上那些穿着女人服饰、扭动身子的人是木姐，你也许会认为他们的确就是女人。这些木姐都长得非常漂亮，他们没有喉结，但肩膀很宽，手也很大，仔细观看，还是可以辨出他们不是女人。 木姐从小就注射激素，受药物的影响，他们平均寿命只有38岁，最多也只能活到45岁。木姐大多是因为家中生了太多男孩养不起，才被卖到一些木姐公司，替老板赚钱的。他们都很可怜，13岁就上台跳舞，到了30岁时，老板就不会再要他们，他们只好自己养活自己。
来这儿看表演的，无不带着好奇的目光。彩灯照耀下，木姐们身后拖了一串长长的影子，人动，影子也跟着动。那炫目的灯光让我分不清人和影子，惟能看清一张张擦满脂粉的脸。这些脸都是男性和女性的优点完美结合的脸，弯弯的柳叶眉，挺拔的鼻梁，棱角分明的轮廓，不可捉摸的眼神，眼中似乎噙着泪，好像是透亮的缅甸玉石。
“沉醉在舞影粉饰的梦幻中，我不懂为何要去生活……”台上一個木姐在演唱一首叫《迷离》的歌，唱得哀婉动人，但从口型来看却不是他的真实声音。可我并不在乎他的声音，我在乎的是他那凄迷的表情和那特殊的身份。我低下头不敢与他的目光接触，怕自己的心会被他看透。
在台上的木姐唱到一半时，有两个木姐迈着轻盈的舞步走下台来。其中一个手里提着一篮饼干径直走到我面前，他问我：“你要不要饼干？”我被他的声音吓着了，这声音十分沙哑，是木姐们独有的沙哑。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过了饼干，心中非常感动：原来还赠送饼干。正当我准备打开包装时，发现木姐还没走，他站在旁边静静地看着我，半天才说：“一块饼干10块钱。”我当时手里刚好有10元钱，就给了他。这饼干绝对不值10元钱，但我并不后悔给了他10元钱。“Thank you！”他用英语感谢我，还给了我一个迷人的微笑，又走向了其他观众。看着他那婆娑的背影，我心中不由涌起一阵莫名的哀伤。
另一个木姐正在和坐在第一排的观众握手，有些人似乎不乐意，仿佛怕把他们高贵的手给弄脏了。但木姐并没有在意这些，他依然面带微笑。尔后，他把手向我伸過来，他的手很大，看上去很粗糙，和那柔润的面庞搭配在一起，是何等的不协调。我把自己的手小心翼翼地伸出去，当接触到他皮肤的一刹那，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立时闪出两个沉重的问号：他多大了？还能活多久？
“表演已结束，如果哪位想和木姐照相，可以留下来。”我走了出去，没有和木姐们合影留念。我怕它给我留下太深的记忆（尽管它不可能被我忘却），以致在将来的某一天，自己会坐在丽江古城的青石板上回忆这个忧伤的下午，直到泪留满面。
坐在车上，我静静地望着窗外，细雨带风淋湿了黄昏的街道，也仿佛飘入我的双眼。我想着刚才的一幕，不由感慨万千。生命就像一个大圆圈，那些应该属于你的记忆，一定会在冥冥之中伴随着你，度过一个又一个轮回，最后，到达终点。
读完这篇文章，你不能不涌起一阵酸楚。观看人妖表演，似乎就是一种娱乐，很多人都把它当作视觉上的享受。但本文却一反常情，通篇氤氲着浓重的伤感，这种伤感源自对人妖的同情和悲悯。透过文字，你会真切地感受到作者的那颗善良的心。
每当读到学生饱含真情的文章，我在动情之余，还会产生一种成就感。
有人担心，纠正作文训练中的技术化倾向是否会在考试时限制学生写作水平的发挥，甚至影响考试成绩（有不少文章是靠技巧取胜）。窃以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反对重“技”轻“情”并不是忽视写作方法和技巧，而是要做到情文并茂。学生在平时训练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就不愁在考场上写不出好文章。
实践证明，只有将真实的思想感情与恰当的表达方法融为一体，才能产生文质兼美的佳作。因此，要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必须走出作文训练重“技”轻“情”的误区，做到“情”与“技”并重。
一、文章不是无情物
古人早就说过，“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文章本是思想和情感的产物，写作固然须用一些方法和技巧，但更重要的是需要真实的思想和情感。因此，作文训练不应单纯地指导学生掌握和运用写作方法，更要调动学生的思想感情，激发他们的写作欲望。只有“笔随心动”，才能写出好文章。而现时的学生作文很少发自内心，有些“优秀作文”看起来颇有文采，并运用了各种手法，但内容却很干瘪，更无个性可言。这与教师的误导是分不开的（当然也与某些命题脱离学生的生活实际不无关系）。
本人曾在一次语文教研活动中听过两节作文指导课。这两节课都把作文变成了套路和技术的演练，而把文章的内核，即思想和情感抛在了一边。一位教师指导学生在写议论文时如何运用叠加法、连接法、嵌套法、倒装法；另一位教师更是把拳术中的“紫霞功”套用在了作文训练中，其“功法”包括乾坤掌、连环掌、二踢腿。学生们则依样画葫芦，在课堂上对这些规定的方法进行模仿。其结果是文章成了套路的组合，技巧的拼凑；而看不到真实的思想，独立的见解。
有位市级语文教研员还创造出一种“技术作文”，在全市推广。该教研员声称，“所谓‘作文’，其实就是‘做文章’，其意思就是造文章”，并认为“做文章不是有感而发式的，而是无感而发式的，也就是说文章的情感、思想都是人工制造出来的”。因此在他看来，“作文是一门技术活”，写作训练就是要让学生掌握一套实用的“操作技术”。这实在是一种奇谈怪论。文章的情感和思想并非物质产品，焉能“人工制造出来”？那种“无感而发式的”文章，仅限于无须表达情感的文体。凡属表达思想感情的文章，都不可能“人工制造”，如果硬要“人工制造”，则只能是一种无病呻吟。自古以来，还从未发现一篇流传于世的美文纯属“无感而发”，即表达的思想感情是“人工制造出来的”。这种“人工制造”思想感情的“技术作文”，与课程标准提出的“说真话、实话、心里话”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
二、重“技”轻“情”导致“假大空”泛滥
由于有些教师将作文训练当做单纯的技能训练，因而使得学生误以为写文章靠的就是技巧。他们在写作时注重的不是表达真实的思想感情，而是想方设法把平时训练中学到的东西“运用”到文章之中。这便必然导致“假大空”泛滥。无论是平时作文，还是考场作文（包括中、高考），我们都能看到许多假话连篇的文章。有些作文本来假得出奇，却靠方法和技巧赢得某些教师的青睐，从而获得高分。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篇中考满分作文：
责 任
人活在世界上，每个人都有着每个人的责任……
一
教室里。下课了。
“听说××老师病了，说是风湿病又犯了。今天风这么大，雪这么紧，他不找人代课才怪呢！”
“他平时对我们那样严厉，今天总算可以轻松轻松了。”
“就是。”
……上課铃响了，大家赶紧坐回到位子上，眼睛都望着门，看是哪一位老师代课。门开了，依旧是那一身老式的中山装，依旧是一只旧得皮都脱落了的公文包，依旧是那一头的银发，只是分不清哪是白发，哪是白雪……
二
他坐在沙发上，一支接着一支地吸烟，人也仿佛苍老了许多，四十年前的那一幕又浮现在了眼前……
战场上，弹火横飞。他奉命炸毁了敌人的碉堡，正在往回撤。这时，一个暗堡里向他射出了一串火苗，当他发现时已经来不及了……只听惊天动地的一声爆炸，暗堡被摧毁了，他也倒下了。可在他身上还压了一个人。他一看是班长，原来是班长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替他挡住了子弹……班长临死之前只说了一句话：帮我照顾好我的儿子——云……”
想到这里，他就……
夜，就这样过去了，天也渐渐泛出了白光。他终于做出了决定，猛地把手里的烟摁灭在烟灰缸里，然后展开了桌上的判决书，只见上面写道：云，现年……，因犯贪污罪而被判决处……他提起了笔，在下面写道“同意”，然后又在检察长一栏中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三
县政府会议大厅里，灯火通明。不眠之夜。
县长正在发言：“现在形势万分危急。洪水正向我们县城逼来，为了保住县城，只有炸掉附近的一个村子，把洪水往里面引。现在有三个村符合条件：A村、B村和C村。请同志们发表一下意见，看看究竟炸哪个村？”
“我提议炸B村。”县委副书记首先发表意见，立刻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
“我提议炸C村。”县长也接着发表了意见，这一意见也立刻有了不少的支持者。
“同志们，”坐在县委书记座位上的他缓缓站了起来，“我看就炸A村吧。A村的条件最符合。大家的好意，我心领了……至于我父母和乡亲们的思想工作，我来做……”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責任，每个人都为了负起它而付出着。你的责任是什么？你是否在负起它……
只要是稍有生活常识的人，便不难看出这是一篇胡编乱造之作。
全文共写了三件事，没有一件不是编造出来的。
第一件事写一位老教师带病工作，这已是过去不知重复过多少遍的故事。按理说，一个对工作尽心尽责的老师应该深受学生爱戴，但在作者笔下却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从学生们都认为“他平时对我们那样严厉，今天总算可以轻松轻松了”以及用期盼的眼神等待新老师便可看出。这与其说是赞扬，不如说是贬低。而这位老师在风雪交加时仍然穿着“老式的中山装”，只有两种可能：要么穷得买不起棉袄；要么身体健壮，根本就没有患上风湿病。显然，这样的事不是取材于真实的生活，而是来自一种固有的思维模式和凭空想象。 第二件事写一位检察长不徇私情、秉公办案，但却违背了基本的法律常识。对罪犯的判决只能由人民法院在法庭上进行，检察院只负责提起公诉，而没有审判的权力，更不能由检察长一个人作出判决。文中“展开了桌上的判决书”和“他提起了笔，在下面写道“同意”，然后“又在检察长一栏中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纯属作者的想当然，稍有法律知识的人就能发现其漏洞。
第三件事写某县委书记在洪水来临时舍小家顾大家，作出正确决定。但这件事更显得荒唐可笑。排洪必须开闸，或者炸毁堤坝，根本不需要炸掉村子。县领导要作出的决定是搬迁村子里的村民，而不是炸掉村子后“把洪水往里面引”。这同样是一个胡编乱造的故事。
在现实生活中，与“责任”有关的事经常发生，并不缺乏鲜活的材料。但显而易见，这三个故事都不是来自生活，而是作者杜撰出来的，是一戳就穿的谎言。看起来主题很深刻，且运用了一些写作技巧，但毫无真情实感。这样的作文根本不应打满分，甚至不能给高分。
也许有老师会说，既然能在考试中拿高分，不就达到训练的目的了吗？这种以考试拿高分为目的的功利思想是很有代表性的。作文训练当以切实提高写作能力为目的，而不是为了应付考试。再说那种“造假”作文并不都能碰上好运，如果严格按照评判标准（其中就有“真实”这一要求），是不可能得到高分的。语文课程标准明确要求，“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生活，体验人生，激发写作欲望。引导学生表达真情实感，不说假话、空话、套话，避免为文造情”。因此，教师在作文训练中除了让学生掌握一些方法和技巧，还应该引导学生说真话、抒真情（无论是记叙文还是议论文，都要表达真情实感）。如果只重“技”而不重“情”，则不仅会造成不良文风的蔓延，还会使学生的人格受到扭曲。
三、将“情”与“技”融为一体
必须承认，学生作文水平低下与缺乏写作方法和技巧不无关系，但他们最为欠缺的是对生活的感受和体验。由于无事可写，无感可发，只能硬着头皮拼凑成篇。这种“无米之炊”的现象是十分普遍的。要解决这一问题，不能靠“技术”来弥补，必须注重引导学生观察生活，体验生活，积累素材（包括对生活的感悟），增长见识，使“无米”变成“有米”。只有不缺“米”，方法和技巧才会有用武之地。虽然学生的生活比较贫乏，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生活。他们在校内每天与同学、老师打交道，不是没有故事发生；他们与家人相聚时，不会没有任何感触；他们在路上行走时，也会看到一些不可能发生在校园里的事……那些看似稀松平常的事并非毫无意义。只要仔细观察，认真思考，就会从平常中发现不平常。
基于这一认识，我在作文训练中把引导学生观察和思考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在课堂上我经常提供一些看似普通的材料（包括文字和图片），启发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和认识，并写出自己真实的感受。我经常利用自习课向学生介绍当下发生的新闻事件和针砭时弊的短评（有时把它打印成册发给学生）。久而久之，学生也养成了关注现实生活的习惯。
我对学生写作训练的方式也进行了改革：以日常练笔为主，辅以少量的大作文（每学期3到4篇）。其实，这种做法并非我的首创，著名特级教师魏书生就一直是以日记取代作文。但严格说来，魏书生所布置的“命题日记”（限定内容和字数）并非真正的日记，而是变相的大作文。我对学生练笔提出的要求是：表达真情实感。而对于内容和字数不作限定，可以叙写生活中的所见所闻，也可以就新聞事件发表看法，还允许学生发牢骚，吐怨言，甚至说老师的“坏话”（你不让他说，他照样会腹诽）。这样一来，学生的练笔便展示出一幅幅多彩的生活画面，没有矫饰，没有虚伪，充满率真。每次收上他们的练笔本，我都认真阅读，随时写下交流的话语。
这种坚持不懈的练笔，使学生的写作水平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提高。但我意识到，日常练笔不等于作文，有针对性的写作训练也是必要的。尤其是考场作文，不掌握一些方法和技巧就可能“栽跟斗”。因此，我每学期仍会进行少量的课堂训练，以提高应试能力（我毫不隐瞒在这一点上难以脱俗）。但我从不搞套路训练，而是把表达真情实感放在首位。我认为，即使他们在文章中宣泄不健康的情绪或出现观点上的偏颇，也用不着大惊小怪，这体现了他们的不成熟，只要注意引导，便可以得到改变（当然，我还是会在考前叮嘱他们小心谨慎）。相反，那种看似“健康”、“成熟”甚至“完美”而实则言不由衷的高调文章，却掩盖着欺骗和虚伪。其结果，是把学生变成口是心非的两面人。
学生的个性一旦得到张扬，就会汪洋恣肆地挥洒笔墨。自进行作文教学改革以来，我的学生写出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佳作，并先后有30余人在各类作文竞赛中获奖（其中一人在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中获奖），还有不少学生的习作经推荐在语文报刊上发表。最使我骄傲的，是《语文学习》杂志2000年第1期为我的学生李煜辉写的《逮老鼠》刊发了特别报道：《此间有“争议”，欲辩已忘言——作文〈逮老鼠〉引出的话题》，并邀请钱理群、王尚文、秦文君、王周生等著名教授、作家和李镇西、黄玉峰等语文名师参与评论（这在语文界尚无先例）。
可以说，这篇具有鲜明个性并受到专家们一致赞誉的佳作的诞生，与我在作文训练中将“情”与“技”结合在一起有着密切的关系。
而尤使我感動的是郑雨同学写的一篇旅游日记，它表达了一种独特的人生体验，饱含着作者的悲悯情怀，读后令人唏嘘不已。请看这篇题为《木姐》的习作：
木 姐
大凡叫“姐”的，都是女性，但“木姐”却不是，他们有一个十分难听的名字——人妖。过去我只是听说过人妖，可从未亲见。去年暑假，我随父母出了一趟国，是到缅甸，在那里我看到了人妖表演。
目前世界上人妖基本集中在两个国家——泰国和缅甸。缅语称人妖为“木姐”，意思是最漂亮的女人。如果你不知道台上那些穿着女人服饰、扭动身子的人是木姐，你也许会认为他们的确就是女人。这些木姐都长得非常漂亮，他们没有喉结，但肩膀很宽，手也很大，仔细观看，还是可以辨出他们不是女人。 木姐从小就注射激素，受药物的影响，他们平均寿命只有38岁，最多也只能活到45岁。木姐大多是因为家中生了太多男孩养不起，才被卖到一些木姐公司，替老板赚钱的。他们都很可怜，13岁就上台跳舞，到了30岁时，老板就不会再要他们，他们只好自己养活自己。
来这儿看表演的，无不带着好奇的目光。彩灯照耀下，木姐们身后拖了一串长长的影子，人动，影子也跟着动。那炫目的灯光让我分不清人和影子，惟能看清一张张擦满脂粉的脸。这些脸都是男性和女性的优点完美结合的脸，弯弯的柳叶眉，挺拔的鼻梁，棱角分明的轮廓，不可捉摸的眼神，眼中似乎噙着泪，好像是透亮的缅甸玉石。
“沉醉在舞影粉饰的梦幻中，我不懂为何要去生活……”台上一個木姐在演唱一首叫《迷离》的歌，唱得哀婉动人，但从口型来看却不是他的真实声音。可我并不在乎他的声音，我在乎的是他那凄迷的表情和那特殊的身份。我低下头不敢与他的目光接触，怕自己的心会被他看透。
在台上的木姐唱到一半时，有两个木姐迈着轻盈的舞步走下台来。其中一个手里提着一篮饼干径直走到我面前，他问我：“你要不要饼干？”我被他的声音吓着了，这声音十分沙哑，是木姐们独有的沙哑。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过了饼干，心中非常感动：原来还赠送饼干。正当我准备打开包装时，发现木姐还没走，他站在旁边静静地看着我，半天才说：“一块饼干10块钱。”我当时手里刚好有10元钱，就给了他。这饼干绝对不值10元钱，但我并不后悔给了他10元钱。“Thank you！”他用英语感谢我，还给了我一个迷人的微笑，又走向了其他观众。看着他那婆娑的背影，我心中不由涌起一阵莫名的哀伤。
另一个木姐正在和坐在第一排的观众握手，有些人似乎不乐意，仿佛怕把他们高贵的手给弄脏了。但木姐并没有在意这些，他依然面带微笑。尔后，他把手向我伸過来，他的手很大，看上去很粗糙，和那柔润的面庞搭配在一起，是何等的不协调。我把自己的手小心翼翼地伸出去，当接触到他皮肤的一刹那，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立时闪出两个沉重的问号：他多大了？还能活多久？
“表演已结束，如果哪位想和木姐照相，可以留下来。”我走了出去，没有和木姐们合影留念。我怕它给我留下太深的记忆（尽管它不可能被我忘却），以致在将来的某一天，自己会坐在丽江古城的青石板上回忆这个忧伤的下午，直到泪留满面。
坐在车上，我静静地望着窗外，细雨带风淋湿了黄昏的街道，也仿佛飘入我的双眼。我想着刚才的一幕，不由感慨万千。生命就像一个大圆圈，那些应该属于你的记忆，一定会在冥冥之中伴随着你，度过一个又一个轮回，最后，到达终点。
读完这篇文章，你不能不涌起一阵酸楚。观看人妖表演，似乎就是一种娱乐，很多人都把它当作视觉上的享受。但本文却一反常情，通篇氤氲着浓重的伤感，这种伤感源自对人妖的同情和悲悯。透过文字，你会真切地感受到作者的那颗善良的心。
每当读到学生饱含真情的文章，我在动情之余，还会产生一种成就感。
有人担心，纠正作文训练中的技术化倾向是否会在考试时限制学生写作水平的发挥，甚至影响考试成绩（有不少文章是靠技巧取胜）。窃以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反对重“技”轻“情”并不是忽视写作方法和技巧，而是要做到情文并茂。学生在平时训练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就不愁在考场上写不出好文章。
实践证明，只有将真实的思想感情与恰当的表达方法融为一体，才能产生文质兼美的佳作。因此，要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必须走出作文训练重“技”轻“情”的误区，做到“情”与“技”并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