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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聂迪的作品中，土地有着非凡的意义。土地上的山川、事物、季节、明暗、人伦和社会，都是他不断触摸与探索的主体。换句话说，土地以及土地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是聂迪深入观照和体验的主体。并且，这样的土地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也就是具有文宗欧阳修开启的唐宋文脉的客家性。
客家人肯定是汉人，但它却葆有多数古汉人的特征。仅就文脉而言，它们都具有峻峭、清丽、复古和锋利的特点，也就是说，他们的文本紧系于土地，用词瑰丽、坚硬、敦厚，就像是土地的板结部分或磨刀石。江西的历代文人都是这样，今天的赣南诗人仍具有这个特征。聂迪的诗，我分两个部分来谈：河流、隐逸与唐宋文脉的客家性和《重写一条河流》与爱的诗学。
一般来讲，当代诗人，特别是未博大名的诗人，评论家很难或不敢将其作品放在大历史文化背景下来探讨，这会冒天大的风险。但我并不这么以为，我觉得每一位诗人都有其历史与文化的预设，都有可供发掘的价值。这价值有时是当代的，有时又是历史的。作为成长在赣南大山里的诗人，聂迪的天分可能是对着天空歌咏，对着河流叹息，对着大山吟唱，对着大山的鸟兽、林木敏感，对着林木里的枝叶、时光哀恸，对着时光里的田野、黄昏感叹，对着黄昏里的村子和人赞美。他知晓这山里的一切，观看与回望，怀疑与惊叹……或许，作为个人，他还觉得能量有限，还觉得卑微，但同时又充满好奇与惊喜—已知的尚少，未知的無穷。这时候就是聂迪疯狂地求学、求知的时期，身份可能是赤子、书生和诗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观察，江西诗人的内心可能都有意无意地延续着唐宋文人的风骨。这不是什么理论，也不是什么发现，就像骨血里的，是山水赐予的，是文化血脉里的。只要他们一识字，从读书的那一刻起、从提笔的那一刻起，从思想、格局、趣味开始，他们就无形中受到前辈的影响。如果他们写作，或者当他们有效地写作，他们就自觉地呼应与回响前辈们的期待。
聂迪生活在群山之中，喜欢写山水、河流，河流是时间、是教诲、是万物汹涌的象征，更是大山下的绶带、缠绕之物。的确，聂迪所处的环境是赣江之源—章江与贡江的发源地，因此河流又是哺育者的角色，是爱，是可反复踏入之地。他的诗集起名《重写一条河流》，何谓重写？是因为之前就有一条河流吗？或是已经有N条河流，因为河川太多了而分不清楚？重写河流是文学和时间意义上向赫拉克利特的双重致敬？我觉得今天的诗人，可能不仅仅是致敬，更多的是在当代多元背景下和多元文化融合后有了现代性，是经历过自我消化后融入今天的一次现代性的重新书写。这是根植于孔子在山丘上—看见的那条河流的书写，有今天的发现和发展的河流的书写。当然，这首先是生命和时间的河流。聂迪的《半生》后两节是这样的：
二十八岁，春天的一场小雨
打湿了鸣儿的短发。
从此，我开始变老。
三十三岁，母亲回到土里居住。
三十五岁，拟不出门，不写诗。
如是我闻：有半生即幸福。
这是带有自传性质的生命的河流：人活着活着，在某一天意志突然变老了，诗人发现自己什么不想做了，一切都想停下。当生命徒劳而美丽地绽放，没人知晓，诗人没有去描述他母亲离世的过程，只轻轻的一句“回到土里居住”，这就是土地的能量，土地的开放、包容和博大。土地一方面开放美丽，允许赞颂，教人勇往直前，但另一方面也准许你停歇，无所作为。这样的“无为”反而带来了闲适、笃定与安全。诗人三十五岁就想过悠闲自在的日子，什么也不做。想想，与之对比的是全球在忙碌的外部世界，这样反衬的“不出门，不写诗”，确是最幸福的事儿了。
江西源头性的诗人应该有两位，也代表着两极：一位是以陶渊明为代表的出世隐逸派，另一位是欧阳修代表的入世庙堂派。后辈文人基本以他们为楷模，融合了这两个特点，相互交会，文粹迭出。在当代，很多江西诗人也都延续着这个传统，我觉得聂迪也天赋使命，在他的作品中是这样回应的：
给我一脉山就够了，远山，
有斜晖几道，晚风三缕
还有你，背着桑篓从山脚回家
要不，再给我一抹水
水中，有鱼儿两条，有涟漪几个
还有赤脚的你，在水边浣衣
如此，我的幸福就等同于
赶考的书生
远山是什么？是一道真实的山梁还是抽象的山？我们不妨大胆引申是一脉传统的文山。聂迪从心底地呼唤。如果一个人能获得这样的文山，何其幸运？从风格上看，这诗显然是隐逸派特征，或隐逸风格构成了语言基调。诗篇假意说“要一脉山”，但一脉山显然是不够的，是说有很多山，“一脉”形成词语的简洁和美学上的清洁，这里的“给”形成造句的基础。江西赣南有很多的山，远山形成一种蒙眬、旷远的境界。这种旷远又是一种逸远，是一种虚空、无求的境界，这很符合老庄哲学的审美。江西本来就是道教圣地，龙虎山就在不远处，这样的文化积淀随处可撷。所以在聂迪的诗中自然泅出这样的句子，毫不奇怪。“斜晖几道”“晚风三缕”，这是对超然事物的强化，也是自然景物的描写，同时又是作者意趣所在。其中数字的巧用，也很得中国传统诗歌文法的真传。从“还有你”起，即刻转入作者当下的小环境，接入自己身边的时代，介入自己关联的故事;采桑回来的人，既可以是男性，也可以是女性，按通常的审美，大多数读者会想象成年轻的女性。
“要不，再给我一抹水”，这是奢求吗？但如果是真的奢求呢？一个西方诗人会这样处理语句吗？或者一位中国西北诗人，会这样处理诗句吗？他们或许就干脆直接就描写上了，因为在他们的文化中或者他们的地域本来就缺水，而在这里—中国的南方本来就雨量充沛，这里的雨水太多了，这更像是反向叙述，一种反话式的反向叙述。当然，也可理解为简白（留白）的审美趣味。“鱼儿两条”“涟漪几个”，这是中国山水画构图的延续。这首诗从山水出发，启发当代，或者启发了古代诗歌的当代性。尤其是最后一句“如此，我的幸福就等同于/赶考的书生”。读到这里，我就会好奇聂迪为何将自己定位为“赶考的书生”？是哪种赶考呢？文脉上的还是诗艺上的？或许，在这方面我们都还是“书生”。而聂迪使用这么一句，我猜他可能有什么心结，可能是他从诗、从文以来郁结于心的一个从未解开的、隐约的谜底。在我们这里，可以把它看作是向先贤诸如欧公这样的人的景行。如果仅仅是探讨一首诗的结尾，写到这里是有无数种可能的，并且这种无数种可能都是成立的，都不影响作品成为一篇佳构。 我们知道中原汉民曾有非常繁缛的迁徙，迁到哪里都自称“客家人”。为什么本是汉姓还要颇费周章地自称客家人呢？是要区别于其他汉姓吗？他们的首代迁徏人或者在他们后辈的内心，是不是还有安放不下的东西？一方面，他们原本是中原正统，非富即贵，因为战乱或其他原因被迫南迁。当时的南方被称为南蛮之地，他们颠沛流离来到這里，内心的高贵并没有忘却，他们的到来丰富了南方本地人的生活，给南方带来了更为先进的生产工艺与精神生活。我不能说经过数十代繁衍，历经更迭，他们每个人心中都有如此深刻的“高贵情绪”，但在部族心理的深处，他们自称“客家人”可能还是有这样的孤诣。另一方面，从他们信奉神秘主义的傩文化来看，从他们 “中原正统”中心式的思考看，不难看出虽然历经劫难，他们的内心仍有“文明中心”的火种。从他们对传统习俗的继承，以及与本部族之间的互帮与团结看，显然比别的汉族同胞更为显眼。注意，我说的是他们的内心，日常外表并无区别，经过数千年的部族混同早无差别。只是我觉得，当这样的部族开始著述，他们部族文化的根之起源是有所不同的。
江西赣南多山、多雨，常年云雾缭绕，是风水和神秘文化的主要盛行地。我对他们的印象是“中正、板直、本分、低调、敦厚、隐忍、超然”，我认为他们的性格中葆有古汉人最本质的部分。同在赣南的诗人三子、圻子、布衣、龙天等，他们的作品也是客家人丰富性格的展示。聂迪的作品也是这样：
平时多独自爬爬卧龙山
沐松风，钻峡谷，用清凉的涧水
醒目。如果遇到生人，不正视，
不言语，有想法就埋在心底。
闲时，可以到鹭溪河捕鱼
有漏网的不去管它，入篓的
带回家里缸中养着。偶尔
和朋友们谈谈天下大事
不轻易表态，坚持自己的原则。
以上做的都不超过小城十里。
父母在，不远游。古人说的
肯定没错，我很尊重他们。
这首诗典型地呈现了客家人的“中正、柔和与遵从”，虽然也是中华民族的性格，但从诗歌气质上看，是更为中道的构建在陶渊明笔下的那块土地上的文脉香火。陶渊明的那块土地上长过什么，今天仍然长出什么。风向和态度几乎都是一致的。事实上季节和规律也几乎一致，农作物和手艺也相似，只不过今天的聂迪以当今的时代赋予了诗歌以现代性。我觉得这就体现了我们内心的性格，即陶渊明塑造的“南山下、桃花源的性格”。“平时多独自爬爬卧龙山/沐松风，钻峡谷，用清凉的涧水/醒目。”这样的诗句对自然、对人生是一脉相承的。“如果遇到生人，不正视/不言语，有想法就埋在心底。”其避世与超然、淡然与出世的态度是不是似曾相识？我觉得这并不是对现实世界的逃避或顽固不化，而是自古以来就有一方人是这样的人生态度。在聂迪这里，是自我救赎与诗艺完满的双重臻成。“闲时，可以到鹭溪河捕鱼/有漏网的不去管它，入篓的/带回家里缸中养着。”不管是不是他的生活，但至少是诗的生活了。“以上做的都不超过小城十里。”这仍然是这土地上的避远与客家人性格的强化。
我们知道，“爱”是这个世界对我们最大的教导，无论是爱自己还是爱他人，无论是小爱还是大爱，“爱”是最不怕重复的主题，可反复涉入。具体到个人，“拥有爱、主动献出爱”早已成为人类的价值判断，而诗人更是这方面的先知。事实上，当理解事物愈深，见知事物愈广，诗人会有更强的代入感，会更加主动地深爱这个世界。聂迪的作品有三分之一是关于爱的主题，他深入爱这世间的一草一木、一光一影、一晨一露，爱得如此悲悯，如此让人心痛：
我爱这素面朝天的微寒
我爱这铅华洗尽的晨露
我爱这西斜的半圆之月
我爱这苍穹之下迷蒙的山河
他的世界不需要香车宝马、荣华富贵，素面朝天、铅华洗尽足矣！对世界，他已经没有更多的要求。这样一种朴素、纯净的内心，这样一种面对旧山水的感怀，是怎样一种境遇呢？另一个解读是，无论这山河如何变化，时代如何变化，“我只爱，呈现给我的”。就如他自己所说：“我爱这爱，来自寒的，来自露的/我信笔写下，来不及详述。”（《寒露，2009》）无论誉毁，爱这个时代。
人与世界从来密不可分，紧密相连。比起西方人的爱常有神的加持，中国人谈“爱”时总是有无限的孤独感;比起刚刚建立起的爱的本领，中国诗人得到了也是毁誉参半，很难明白爱—在某一刻泪流满面的意义，在某一瞬一生一世的重托。聂迪在《给我……》中得到了柏拉图式的承诺：
给我一个晚上就够了
我要在这个晚上把一生爱完
（我要把一生的爱爱完）
（我要把一生的爱用完）
不能简单地将这样的语言视为男女之爱的誓言，不能简单地认为这就是对世界、对生命、对时间的最后的承诺。
中国的文化有时是“口是心非”的文化，反语的文化，你说诗人不爱这个世界吗？他是爱得够深了，甚至因为爱得太深而忘了自己还在爱着。他爱着尘世，又爱着心灵深处的向往。聂迪的《浮日半生》，这会儿又表现得更彻底：“多么美好，这尘世，/多么美好，这对尘世的四小时的厌倦，/但是多么美好，这心：爱着，/柔软而又固执。”—这敦厚中的温柔，这成熟中年男的柔软又固执，你说他是厌世吗？我觉得完全是反话，他是爱这世界的美好呢。他一开始就赞颂这美好的世界：“多么美好，这尘世。”所以，中国文化中的人，普通人、诗人，总是在出世与入世间纠结，在作出选择的过程也就是纠结的过程，有些人是纠结了一辈子还没有结果。
再来读一首聂迪的《低》：
比风更低的
一地落叶（春天的，苦楝树的）
等待着谁来点燃。
比下颌更低的
肺叶里的喘息（被压抑的，飘的）
只与你对应。
啊低（比低更低的）
一个疯子的耳朵紧贴地面
显得比缓缓流过的河水
还有更低的重心。
连对事物都谦卑的，连对风都是谦卑的，连对喘息与低都是谦卑的。连对谦卑，是更谦卑的。心存敬意，面向伟大，大约是江西诗人对待一切事物的态度。与自然的力量相比，人的确是渺小的;与过去的历史相比，个人的确不值一提;与伟大的艺术相比，人哪有止步的理由？江西诗人的品格就是这样，“啊低”，更低一些，比地球有更低的重心。这大约在积蓄一种反向的力量，喷薄而出可能是他们最终的目标。
很多朋友说，江西的地理和诗人都有一种巫的气息。身在此中，以前并不在意。一经提醒，回望、环视，果真如此。无论是早期的陶渊明、谢灵运还是今天的高行健，作品中总有难以驱散的巫的结构与缠绕，这应该是一种有趣的论点。
客家性并不是一个修辞，更不是一个象征，而是文化基因的溯源与廓清。就像诗歌始终呼唤纯正性，这样的声音越是清晰，越具有正当性。反过来，如果呼唤越模糊就有可能陷入听不见的境地，那样“怪咖”“怪鱼”就会浮上台面。也不是说，聂迪的诗歌到了完美、无懈可击的地步，我只是强调，沿这一条路径思考并观察现代诗，或许是对江西诗人一条有益的线索。
客家人肯定是汉人，但它却葆有多数古汉人的特征。仅就文脉而言，它们都具有峻峭、清丽、复古和锋利的特点，也就是说，他们的文本紧系于土地，用词瑰丽、坚硬、敦厚，就像是土地的板结部分或磨刀石。江西的历代文人都是这样，今天的赣南诗人仍具有这个特征。聂迪的诗，我分两个部分来谈：河流、隐逸与唐宋文脉的客家性和《重写一条河流》与爱的诗学。
一般来讲，当代诗人，特别是未博大名的诗人，评论家很难或不敢将其作品放在大历史文化背景下来探讨，这会冒天大的风险。但我并不这么以为，我觉得每一位诗人都有其历史与文化的预设，都有可供发掘的价值。这价值有时是当代的，有时又是历史的。作为成长在赣南大山里的诗人，聂迪的天分可能是对着天空歌咏，对着河流叹息，对着大山吟唱，对着大山的鸟兽、林木敏感，对着林木里的枝叶、时光哀恸，对着时光里的田野、黄昏感叹，对着黄昏里的村子和人赞美。他知晓这山里的一切，观看与回望，怀疑与惊叹……或许，作为个人，他还觉得能量有限，还觉得卑微，但同时又充满好奇与惊喜—已知的尚少，未知的無穷。这时候就是聂迪疯狂地求学、求知的时期，身份可能是赤子、书生和诗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观察，江西诗人的内心可能都有意无意地延续着唐宋文人的风骨。这不是什么理论，也不是什么发现，就像骨血里的，是山水赐予的，是文化血脉里的。只要他们一识字，从读书的那一刻起、从提笔的那一刻起，从思想、格局、趣味开始，他们就无形中受到前辈的影响。如果他们写作，或者当他们有效地写作，他们就自觉地呼应与回响前辈们的期待。
聂迪生活在群山之中，喜欢写山水、河流，河流是时间、是教诲、是万物汹涌的象征，更是大山下的绶带、缠绕之物。的确，聂迪所处的环境是赣江之源—章江与贡江的发源地，因此河流又是哺育者的角色，是爱，是可反复踏入之地。他的诗集起名《重写一条河流》，何谓重写？是因为之前就有一条河流吗？或是已经有N条河流，因为河川太多了而分不清楚？重写河流是文学和时间意义上向赫拉克利特的双重致敬？我觉得今天的诗人，可能不仅仅是致敬，更多的是在当代多元背景下和多元文化融合后有了现代性，是经历过自我消化后融入今天的一次现代性的重新书写。这是根植于孔子在山丘上—看见的那条河流的书写，有今天的发现和发展的河流的书写。当然，这首先是生命和时间的河流。聂迪的《半生》后两节是这样的：
二十八岁，春天的一场小雨
打湿了鸣儿的短发。
从此，我开始变老。
三十三岁，母亲回到土里居住。
三十五岁，拟不出门，不写诗。
如是我闻：有半生即幸福。
这是带有自传性质的生命的河流：人活着活着，在某一天意志突然变老了，诗人发现自己什么不想做了，一切都想停下。当生命徒劳而美丽地绽放，没人知晓，诗人没有去描述他母亲离世的过程，只轻轻的一句“回到土里居住”，这就是土地的能量，土地的开放、包容和博大。土地一方面开放美丽，允许赞颂，教人勇往直前，但另一方面也准许你停歇，无所作为。这样的“无为”反而带来了闲适、笃定与安全。诗人三十五岁就想过悠闲自在的日子，什么也不做。想想，与之对比的是全球在忙碌的外部世界，这样反衬的“不出门，不写诗”，确是最幸福的事儿了。
江西源头性的诗人应该有两位，也代表着两极：一位是以陶渊明为代表的出世隐逸派，另一位是欧阳修代表的入世庙堂派。后辈文人基本以他们为楷模，融合了这两个特点，相互交会，文粹迭出。在当代，很多江西诗人也都延续着这个传统，我觉得聂迪也天赋使命，在他的作品中是这样回应的：
给我一脉山就够了，远山，
有斜晖几道，晚风三缕
还有你，背着桑篓从山脚回家
要不，再给我一抹水
水中，有鱼儿两条，有涟漪几个
还有赤脚的你，在水边浣衣
如此，我的幸福就等同于
赶考的书生
远山是什么？是一道真实的山梁还是抽象的山？我们不妨大胆引申是一脉传统的文山。聂迪从心底地呼唤。如果一个人能获得这样的文山，何其幸运？从风格上看，这诗显然是隐逸派特征，或隐逸风格构成了语言基调。诗篇假意说“要一脉山”，但一脉山显然是不够的，是说有很多山，“一脉”形成词语的简洁和美学上的清洁，这里的“给”形成造句的基础。江西赣南有很多的山，远山形成一种蒙眬、旷远的境界。这种旷远又是一种逸远，是一种虚空、无求的境界，这很符合老庄哲学的审美。江西本来就是道教圣地，龙虎山就在不远处，这样的文化积淀随处可撷。所以在聂迪的诗中自然泅出这样的句子，毫不奇怪。“斜晖几道”“晚风三缕”，这是对超然事物的强化，也是自然景物的描写，同时又是作者意趣所在。其中数字的巧用，也很得中国传统诗歌文法的真传。从“还有你”起，即刻转入作者当下的小环境，接入自己身边的时代，介入自己关联的故事;采桑回来的人，既可以是男性，也可以是女性，按通常的审美，大多数读者会想象成年轻的女性。
“要不，再给我一抹水”，这是奢求吗？但如果是真的奢求呢？一个西方诗人会这样处理语句吗？或者一位中国西北诗人，会这样处理诗句吗？他们或许就干脆直接就描写上了，因为在他们的文化中或者他们的地域本来就缺水，而在这里—中国的南方本来就雨量充沛，这里的雨水太多了，这更像是反向叙述，一种反话式的反向叙述。当然，也可理解为简白（留白）的审美趣味。“鱼儿两条”“涟漪几个”，这是中国山水画构图的延续。这首诗从山水出发，启发当代，或者启发了古代诗歌的当代性。尤其是最后一句“如此，我的幸福就等同于/赶考的书生”。读到这里，我就会好奇聂迪为何将自己定位为“赶考的书生”？是哪种赶考呢？文脉上的还是诗艺上的？或许，在这方面我们都还是“书生”。而聂迪使用这么一句，我猜他可能有什么心结，可能是他从诗、从文以来郁结于心的一个从未解开的、隐约的谜底。在我们这里，可以把它看作是向先贤诸如欧公这样的人的景行。如果仅仅是探讨一首诗的结尾，写到这里是有无数种可能的，并且这种无数种可能都是成立的，都不影响作品成为一篇佳构。 我们知道中原汉民曾有非常繁缛的迁徙，迁到哪里都自称“客家人”。为什么本是汉姓还要颇费周章地自称客家人呢？是要区别于其他汉姓吗？他们的首代迁徏人或者在他们后辈的内心，是不是还有安放不下的东西？一方面，他们原本是中原正统，非富即贵，因为战乱或其他原因被迫南迁。当时的南方被称为南蛮之地，他们颠沛流离来到這里，内心的高贵并没有忘却，他们的到来丰富了南方本地人的生活，给南方带来了更为先进的生产工艺与精神生活。我不能说经过数十代繁衍，历经更迭，他们每个人心中都有如此深刻的“高贵情绪”，但在部族心理的深处，他们自称“客家人”可能还是有这样的孤诣。另一方面，从他们信奉神秘主义的傩文化来看，从他们 “中原正统”中心式的思考看，不难看出虽然历经劫难，他们的内心仍有“文明中心”的火种。从他们对传统习俗的继承，以及与本部族之间的互帮与团结看，显然比别的汉族同胞更为显眼。注意，我说的是他们的内心，日常外表并无区别，经过数千年的部族混同早无差别。只是我觉得，当这样的部族开始著述，他们部族文化的根之起源是有所不同的。
江西赣南多山、多雨，常年云雾缭绕，是风水和神秘文化的主要盛行地。我对他们的印象是“中正、板直、本分、低调、敦厚、隐忍、超然”，我认为他们的性格中葆有古汉人最本质的部分。同在赣南的诗人三子、圻子、布衣、龙天等，他们的作品也是客家人丰富性格的展示。聂迪的作品也是这样：
平时多独自爬爬卧龙山
沐松风，钻峡谷，用清凉的涧水
醒目。如果遇到生人，不正视，
不言语，有想法就埋在心底。
闲时，可以到鹭溪河捕鱼
有漏网的不去管它，入篓的
带回家里缸中养着。偶尔
和朋友们谈谈天下大事
不轻易表态，坚持自己的原则。
以上做的都不超过小城十里。
父母在，不远游。古人说的
肯定没错，我很尊重他们。
这首诗典型地呈现了客家人的“中正、柔和与遵从”，虽然也是中华民族的性格，但从诗歌气质上看，是更为中道的构建在陶渊明笔下的那块土地上的文脉香火。陶渊明的那块土地上长过什么，今天仍然长出什么。风向和态度几乎都是一致的。事实上季节和规律也几乎一致，农作物和手艺也相似，只不过今天的聂迪以当今的时代赋予了诗歌以现代性。我觉得这就体现了我们内心的性格，即陶渊明塑造的“南山下、桃花源的性格”。“平时多独自爬爬卧龙山/沐松风，钻峡谷，用清凉的涧水/醒目。”这样的诗句对自然、对人生是一脉相承的。“如果遇到生人，不正视/不言语，有想法就埋在心底。”其避世与超然、淡然与出世的态度是不是似曾相识？我觉得这并不是对现实世界的逃避或顽固不化，而是自古以来就有一方人是这样的人生态度。在聂迪这里，是自我救赎与诗艺完满的双重臻成。“闲时，可以到鹭溪河捕鱼/有漏网的不去管它，入篓的/带回家里缸中养着。”不管是不是他的生活，但至少是诗的生活了。“以上做的都不超过小城十里。”这仍然是这土地上的避远与客家人性格的强化。
我们知道，“爱”是这个世界对我们最大的教导，无论是爱自己还是爱他人，无论是小爱还是大爱，“爱”是最不怕重复的主题，可反复涉入。具体到个人，“拥有爱、主动献出爱”早已成为人类的价值判断，而诗人更是这方面的先知。事实上，当理解事物愈深，见知事物愈广，诗人会有更强的代入感，会更加主动地深爱这个世界。聂迪的作品有三分之一是关于爱的主题，他深入爱这世间的一草一木、一光一影、一晨一露，爱得如此悲悯，如此让人心痛：
我爱这素面朝天的微寒
我爱这铅华洗尽的晨露
我爱这西斜的半圆之月
我爱这苍穹之下迷蒙的山河
他的世界不需要香车宝马、荣华富贵，素面朝天、铅华洗尽足矣！对世界，他已经没有更多的要求。这样一种朴素、纯净的内心，这样一种面对旧山水的感怀，是怎样一种境遇呢？另一个解读是，无论这山河如何变化，时代如何变化，“我只爱，呈现给我的”。就如他自己所说：“我爱这爱，来自寒的，来自露的/我信笔写下，来不及详述。”（《寒露，2009》）无论誉毁，爱这个时代。
人与世界从来密不可分，紧密相连。比起西方人的爱常有神的加持，中国人谈“爱”时总是有无限的孤独感;比起刚刚建立起的爱的本领，中国诗人得到了也是毁誉参半，很难明白爱—在某一刻泪流满面的意义，在某一瞬一生一世的重托。聂迪在《给我……》中得到了柏拉图式的承诺：
给我一个晚上就够了
我要在这个晚上把一生爱完
（我要把一生的爱爱完）
（我要把一生的爱用完）
不能简单地将这样的语言视为男女之爱的誓言，不能简单地认为这就是对世界、对生命、对时间的最后的承诺。
中国的文化有时是“口是心非”的文化，反语的文化，你说诗人不爱这个世界吗？他是爱得够深了，甚至因为爱得太深而忘了自己还在爱着。他爱着尘世，又爱着心灵深处的向往。聂迪的《浮日半生》，这会儿又表现得更彻底：“多么美好，这尘世，/多么美好，这对尘世的四小时的厌倦，/但是多么美好，这心：爱着，/柔软而又固执。”—这敦厚中的温柔，这成熟中年男的柔软又固执，你说他是厌世吗？我觉得完全是反话，他是爱这世界的美好呢。他一开始就赞颂这美好的世界：“多么美好，这尘世。”所以，中国文化中的人，普通人、诗人，总是在出世与入世间纠结，在作出选择的过程也就是纠结的过程，有些人是纠结了一辈子还没有结果。
再来读一首聂迪的《低》：
比风更低的
一地落叶（春天的，苦楝树的）
等待着谁来点燃。
比下颌更低的
肺叶里的喘息（被压抑的，飘的）
只与你对应。
啊低（比低更低的）
一个疯子的耳朵紧贴地面
显得比缓缓流过的河水
还有更低的重心。
连对事物都谦卑的，连对风都是谦卑的，连对喘息与低都是谦卑的。连对谦卑，是更谦卑的。心存敬意，面向伟大，大约是江西诗人对待一切事物的态度。与自然的力量相比，人的确是渺小的;与过去的历史相比，个人的确不值一提;与伟大的艺术相比，人哪有止步的理由？江西诗人的品格就是这样，“啊低”，更低一些，比地球有更低的重心。这大约在积蓄一种反向的力量，喷薄而出可能是他们最终的目标。
很多朋友说，江西的地理和诗人都有一种巫的气息。身在此中，以前并不在意。一经提醒，回望、环视，果真如此。无论是早期的陶渊明、谢灵运还是今天的高行健，作品中总有难以驱散的巫的结构与缠绕，这应该是一种有趣的论点。
客家性并不是一个修辞，更不是一个象征，而是文化基因的溯源与廓清。就像诗歌始终呼唤纯正性，这样的声音越是清晰，越具有正当性。反过来，如果呼唤越模糊就有可能陷入听不见的境地，那样“怪咖”“怪鱼”就会浮上台面。也不是说，聂迪的诗歌到了完美、无懈可击的地步，我只是强调，沿这一条路径思考并观察现代诗，或许是对江西诗人一条有益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