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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简直不敢相信，莫言还惦记着我这个在边远地区检察院工作的文学爱好者，居然让我一道和他分享新书出版的喜悦。
欣闻莫言先生获诺贝尔文学奖那一刻，我内心的激动无以名状。那晚，我喜形于色地向在座的朋友传递这一喜讯时，由于过于激动，言行已近于失态。朋友不解：“莫言是你什么人呀，高兴成这样？”
莫言是一位世界级的大作家，而我是偏远的广西一个普通文学爱好者，我们之间地位之悬殊，显而易见。然而，正是莫言，十年前意外地走进了我的生活。在其大师风范和人格魅力的影响和引导下，我建立了基本的创作观念。我觉得，我在文学创作道路上迈出的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离不开他的搀扶。在我心里，莫言就是一位为我指点迷津的老大哥。
要抢莫言的题材
2002年12月，那时我是广西博白县检察院一名基层检察官，去北京参加检察日报社举办的优秀通讯员培训班。
培训期间，有一项内容是写作辅导讲座。“有请著名作家莫言给大家讲课！”主持人、检察日报社副总编辑王守泉语音一落，我顿时惊讶得睁圆了眼睛。
我崇拜的遥不可及的偶像，突然出现在眼前，以至于似在梦中。在我的心里，莫言的名字如雷贯耳。他的一系列作品让我爱不释手，百读不厌，我是他彻头彻尾的忠实粉丝。
掌声中，莫言出现在讲台上。一瞬间，我竟有些不敢相信他就是莫言，他并非我想象中那么高大潇洒，他看上去极为朴实：朴实的衣着，朴实的笑容，朴实的姿态。
莫言的朴实给我一种亲近感，原先对他的敬畏感、距离感渐渐消失，觉得他就像我的老家村里的一位邻家大哥。讲座结束后，我鼓起勇气走到莫言的身边，作了自我介绍。
“你就是朱晓华。”莫言微笑着，从旁边拉过一张椅子，叫我坐下。“我看过几篇你在《检察日报》刊发的文章，写得不错。”莫言说。
莫言的表扬让我受宠若惊，想一个大作家，还有时间和兴趣看我这个无名作者的文字，我顿感羞涩不自在，仿佛一个小学生向老师交了一篇不合格的作文，毕竟我的文章只能算习作。
“说起来，我和广西还挺有缘分。”莫言说，1998年，他作为检察日报社的记者，为创作反腐题材长篇小说《红树林》，曾在北海市体验生活一段时间，广西秀丽的风光和淳朴的民情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莫言的这段广西之行，让我觉得我和莫言之间有了话题，也让我感觉和莫言近了一层。于是，我鼓足勇气说起自己断断续续的写作之路。
“有时间多写写稿，在检察院工作，素材多。”莫言鼓励我，“多立足于检察工作，这是你最熟悉的领域。”
“莫言老师，那我以后可能要抢你的题材了。”我说。莫言的小说中有不少是涉及反腐题材的，如《天堂蒜薹之歌》、《酒国》、《红树林》。
“哈哈，后生可畏！”莫言爽朗地笑着，拍拍我肩膀。
回到广西不久，就收到了莫言寄来的一个包裹，打开一看，是他新出版的书《檀香刑》，看着扉页莫言的签名，一股暖流从心底升腾起来。我简直不敢相信，莫言还惦记着我这个在边远地区检察院工作的文学爱好者，居然让我一道和他分享新书出版的喜悦。我立刻就感受到他那大哥般的关怀。也许莫言不知道，就是这一个简单的签名，点燃了我内心中坚持业余创作的火花。
在那段时间里，我因工作调动等事一度烦闷不已，情绪低沉，我几乎决定放弃写作。正是这个签名，让我感觉到就在千里之外的北京，有一个文坛巨匠在关心着我，这个关心给了我力量。为了不辜负这个关心，我决定振作起来，拿起笔继续写下去。
在莫言家中请教写作的疑难
200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决定将我的一部新闻纪实作品《一个检察官的情法抉择》拍成电影。12月初，我前往北京，参与把这篇新闻纪实作品改写成电影剧本《你是我的兄弟》。
这个题材源自我的一次办案经历，按理应驾轻就熟，可我总觉得写不到点上，总觉得缺点什么。我向影视中心制片人汪国立说了我的困惑，汪说：“我们去向莫言请教一下。”
虽然2002年与莫言相识后，我们又有过多次会面，但当面向他请教具体的创作问题，我还是有些忐忑。那年，莫言接连在国内、国际上荣获各种文学大奖，名气如日中天，事务繁忙，他有时间指点我吗？
“莫言老师你好，我是广西的小朱。”我试着拨通了莫言的电话。
“噢，是晓华，你来北京了？”电话里，莫言高兴地说。
“是的。”接着，我把来北京修改剧本的事向莫言说了。“莫言老师，现在有空吗？想去你家里拜访一下。”
“在家的。作家，就是坐在家里嘛。”莫言自嘲笑道。
“莫言老师，打扰你了。”
“晓华兄弟，不要叫我老师，叫我老莫、莫大哥就行了。”
我和汪国立打车赶去莫言家，当距离莫言家尚有500米左右时，我看到前方路边站着一个人，朝我们这个方向张望。小街上几乎没有行人，在寒风和纷飞小雪中，他格外显眼。那不是莫言吗？这位万人瞩目的文学巨匠，竟站在雪地里等待我们！我心头一热眼眶湿润了。我想刚才的想法误解莫言了，莫言是名声显赫的大师，更是和蔼体贴的大哥。
“莫言老师，真不好意思，劳驾你出来等我们，把你冻着了。”我愧疚地说。
“没事，我穿衣服厚着哪。”莫言的幽默顿时把我的愧疚消解了许多。
一进屋里，莫言的夫人杜大嫂马上把热气腾腾的茶递到我们手里，看来老两口为我们的到来准备了一番。莫言的家是一套旧房子，估计不足九十平方米，客厅很小，摆放的茶几、沙发都是小巧玲珑的，不过有一张长方台子却很大，大得与客厅比例失调，长方台上摆了书籍、纸张、墨宝，显然它是莫言舞文弄墨的平台。一个世界级的作家，竟没有一间书房，让人感慨。 我说起剧本修改中的困惑，莫言听我介绍了剧本故事情节后，沉思了一会儿，说：“你设置的故事情节仍习惯用围追堵截、抓捕、审讯模式，已经很老套了，所以连你自己都觉得写不下去。我觉得你应该尝试用一种新的角度来表现反贪工作，可以从营造办案检察官内心情感的喜怒哀乐与法律规范的矛盾冲突，来表现反贪检察官的人格、思想、境界。”
我有所悟地点了点头。
莫言又问：“这个题材既然源自你的办案经历，那你在办案过程中，内心是什么样的感受？”
“很矛盾、很纠结。”
“那就把你内心的矛盾、纠结写出来，为什么纠结、纠结在什么地方，如何战胜纠结，围绕这些来组织故事情节，这样就出新意了，就有了你独特的视角，其实这也是你自己真实的经历，很生活化。写作应该从内心感受出发，刻意去编故事就本末倒置了。”
经莫言启发，我的思路渐渐清晰起来。不知不觉中，一个下午过去了，杜大嫂起身要去做晚饭，我和汪国立忙拉住她，表示今晚由我们请客。莫言见我们态度坚决，说：“好，就听晓华安排。”
下了楼，我悄声问汪国立，附近有什么比较好的饭店，不想莫言听到了，说：“饭店就不要去了，前面一点有一家排档，我们就在那儿吃。”我们力劝，但莫言坚定地把我们带进了这家排档。
点菜的时候，我想点几个较贵的菜，莫言说：“炒几个家常菜就行了，不要浪费。对我来说，顿顿有饺子吃就满足了。”由这句话，莫言谈起了他的创作道路，我们才知“顿顿有饺子吃”是一个属于莫言的典故。
“顿顿有饺子吃了，你不也还拼命写？”杜大嫂向我们诉苦似的，说起莫言创作中的玩命劲头。她说，莫言在创作《生死疲劳》时，从晚到早都在写，一晚写上万字，天亮才睡下，又爬起来写，长年不规则的生活、写作，使他患上了胃病。
虽然莫言自称写作是为了“顿顿有饺子吃”，但我知道，他更多的是因为一份社会责任感而写作，这注定了他的写作不会轻松，这使他能十年如一日，承受写作中的寂寞和煎熬，我们也只能劝老莫多注意身体。
吃完饭，我们向莫言夫妇道别，但莫言一直陪着我们走到大路边，招手拦下一辆出租车。车行驶了一会儿，我回头望，只见莫言仍如等候我们来时那样，站在风雪中，默默地望着我们离去，直到我们驶出他的视线。咳，这老莫，待人就是厚道。我心里感叹。
我按照莫言的指点，顺利改完剧本，并获得通过。电影拍摄时，莫言应邀担任了该剧艺术总监，在剧本上又给了我更多的具体指导。电影在央视电影频道播出后，受到了专家和观众的高度赞扬，被称为“现实检察题材影视剧的一个新起点”。
常识于平田浅草
在与莫言多次接触中，我感觉他话语不多，喜欢你讲他听，然而在讲台上，他就像变了一个人。我听过他几次讲座，讲台上的莫言，出口成章，口若悬河，各种典故信手拈来，妙语连珠，幽默有趣，不用讲稿一口气能说一两个小时，令人惊讶于他非凡的语言组织能力和记忆力。
“晓华，广西是少数民族地区，我觉得你的写作不仅要反映检察工作，还应该多融入广西民族检察文化的特点，这样你的作品特色就出来了。”每次见到莫言，他总要问起我的创作情况，向我提出一些建议。
在莫言的鼓励和指点下，我关注地方特色，取材广西检察机关查办的多起反贪大案要案，历时一年多，写了一部反腐长篇小说《暴风眼》。这是我第一次向莫言老师交上的“作业”。
2012年3月下旬，我去北京出差，借这个机会，想请莫言对书稿提些意见，并希望他能给书作序。不巧莫言在外地开会，他告诉我，这些天比较忙，好几个作品研讨会要参加，还要做去英国参加一个文学会议的准备工作。电话中我说：“莫言老师，你实在没空，那就算了。”
莫言说：“不，我一定要看的。你把稿子交给彭诚（时任《检察日报》文艺副刊部主任），由她转给我吧，你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把你的书稿看完，到时再提意见，好吧？”
过了几天，我得知，莫言赴英国了。
不久，我接到了莫言的电邮，他告诉我，已经回国了，书稿他在英国开会期间抽空看完了，序言也写好了，“时间匆忙，序写得不够好，很抱歉噢。”电邮里附了序言和稿件修改意见，我一时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这篇《常识于平田浅草》序言，可不是三言两语，而是洋洋洒洒近两千字，既有对当前反腐形势的看法和希望，也有对我的作品的具体分析和评价。我能感受到他对我这个人、我的作品看得很透，胜于我看自己。
一位文学界的朋友听说莫言给我的小说作序，十分惊讶，也很羡慕，说：“我听说莫言很少给别人的书作序，你真是太幸运了。”
“啊！要知道这样，我就不麻烦他了。”我感到内疚。
同时，我也十分感激。莫言为什么对我这样一个普通作者如此厚爱和关怀，也许因为他在检察系统工作过而厚待检察官作者，也许因为他特别支持检察文化建设，也许因为我写的是反腐题材而得到他的垂青，也许我们有一种特殊的缘分，我想，莫言不仅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座高山，也是检察文学的一棵大树，俗话说“大树底下不长草”，但莫言却是不遗余力扶持新人、新苗，让他们茁壮成长。
2012年10月11日，莫言获得诺奖，国内外掀起“莫言热”，此时我的《暴风眼》刚刚出版发行，因有莫言作序，也得到了许多读者的关注。对于这个局面，我开始有些窃喜，知道自己沾了莫言的光。紧接着，我又为自己的窃喜感到自责。最后，我释然了，我相信莫言一定会很高兴看到我的成长，我相信内心无比宽厚的莫言一定会理解我的窃喜。
回想这十年来，和莫言往来的点点滴滴，我感到特别的幸运，因为我遇到了一个好老师，一位好大哥。我觉得莫言今天能够站立在世界文学之巅，他的出发点就是对每一个人的尊重和关怀，其中包括我这个微不足道的、来自边远地区爱好文学创作的普通检察官。
欣闻莫言先生获诺贝尔文学奖那一刻，我内心的激动无以名状。那晚，我喜形于色地向在座的朋友传递这一喜讯时，由于过于激动，言行已近于失态。朋友不解：“莫言是你什么人呀，高兴成这样？”
莫言是一位世界级的大作家，而我是偏远的广西一个普通文学爱好者，我们之间地位之悬殊，显而易见。然而，正是莫言，十年前意外地走进了我的生活。在其大师风范和人格魅力的影响和引导下，我建立了基本的创作观念。我觉得，我在文学创作道路上迈出的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离不开他的搀扶。在我心里，莫言就是一位为我指点迷津的老大哥。
要抢莫言的题材
2002年12月，那时我是广西博白县检察院一名基层检察官，去北京参加检察日报社举办的优秀通讯员培训班。
培训期间，有一项内容是写作辅导讲座。“有请著名作家莫言给大家讲课！”主持人、检察日报社副总编辑王守泉语音一落，我顿时惊讶得睁圆了眼睛。
我崇拜的遥不可及的偶像，突然出现在眼前，以至于似在梦中。在我的心里，莫言的名字如雷贯耳。他的一系列作品让我爱不释手，百读不厌，我是他彻头彻尾的忠实粉丝。
掌声中，莫言出现在讲台上。一瞬间，我竟有些不敢相信他就是莫言，他并非我想象中那么高大潇洒，他看上去极为朴实：朴实的衣着，朴实的笑容，朴实的姿态。
莫言的朴实给我一种亲近感，原先对他的敬畏感、距离感渐渐消失，觉得他就像我的老家村里的一位邻家大哥。讲座结束后，我鼓起勇气走到莫言的身边，作了自我介绍。
“你就是朱晓华。”莫言微笑着，从旁边拉过一张椅子，叫我坐下。“我看过几篇你在《检察日报》刊发的文章，写得不错。”莫言说。
莫言的表扬让我受宠若惊，想一个大作家，还有时间和兴趣看我这个无名作者的文字，我顿感羞涩不自在，仿佛一个小学生向老师交了一篇不合格的作文，毕竟我的文章只能算习作。
“说起来，我和广西还挺有缘分。”莫言说，1998年，他作为检察日报社的记者，为创作反腐题材长篇小说《红树林》，曾在北海市体验生活一段时间，广西秀丽的风光和淳朴的民情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莫言的这段广西之行，让我觉得我和莫言之间有了话题，也让我感觉和莫言近了一层。于是，我鼓足勇气说起自己断断续续的写作之路。
“有时间多写写稿，在检察院工作，素材多。”莫言鼓励我，“多立足于检察工作，这是你最熟悉的领域。”
“莫言老师，那我以后可能要抢你的题材了。”我说。莫言的小说中有不少是涉及反腐题材的，如《天堂蒜薹之歌》、《酒国》、《红树林》。
“哈哈，后生可畏！”莫言爽朗地笑着，拍拍我肩膀。
回到广西不久，就收到了莫言寄来的一个包裹，打开一看，是他新出版的书《檀香刑》，看着扉页莫言的签名，一股暖流从心底升腾起来。我简直不敢相信，莫言还惦记着我这个在边远地区检察院工作的文学爱好者，居然让我一道和他分享新书出版的喜悦。我立刻就感受到他那大哥般的关怀。也许莫言不知道，就是这一个简单的签名，点燃了我内心中坚持业余创作的火花。
在那段时间里，我因工作调动等事一度烦闷不已，情绪低沉，我几乎决定放弃写作。正是这个签名，让我感觉到就在千里之外的北京，有一个文坛巨匠在关心着我，这个关心给了我力量。为了不辜负这个关心，我决定振作起来，拿起笔继续写下去。
在莫言家中请教写作的疑难
200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决定将我的一部新闻纪实作品《一个检察官的情法抉择》拍成电影。12月初，我前往北京，参与把这篇新闻纪实作品改写成电影剧本《你是我的兄弟》。
这个题材源自我的一次办案经历，按理应驾轻就熟，可我总觉得写不到点上，总觉得缺点什么。我向影视中心制片人汪国立说了我的困惑，汪说：“我们去向莫言请教一下。”
虽然2002年与莫言相识后，我们又有过多次会面，但当面向他请教具体的创作问题，我还是有些忐忑。那年，莫言接连在国内、国际上荣获各种文学大奖，名气如日中天，事务繁忙，他有时间指点我吗？
“莫言老师你好，我是广西的小朱。”我试着拨通了莫言的电话。
“噢，是晓华，你来北京了？”电话里，莫言高兴地说。
“是的。”接着，我把来北京修改剧本的事向莫言说了。“莫言老师，现在有空吗？想去你家里拜访一下。”
“在家的。作家，就是坐在家里嘛。”莫言自嘲笑道。
“莫言老师，打扰你了。”
“晓华兄弟，不要叫我老师，叫我老莫、莫大哥就行了。”
我和汪国立打车赶去莫言家，当距离莫言家尚有500米左右时，我看到前方路边站着一个人，朝我们这个方向张望。小街上几乎没有行人，在寒风和纷飞小雪中，他格外显眼。那不是莫言吗？这位万人瞩目的文学巨匠，竟站在雪地里等待我们！我心头一热眼眶湿润了。我想刚才的想法误解莫言了，莫言是名声显赫的大师，更是和蔼体贴的大哥。
“莫言老师，真不好意思，劳驾你出来等我们，把你冻着了。”我愧疚地说。
“没事，我穿衣服厚着哪。”莫言的幽默顿时把我的愧疚消解了许多。
一进屋里，莫言的夫人杜大嫂马上把热气腾腾的茶递到我们手里，看来老两口为我们的到来准备了一番。莫言的家是一套旧房子，估计不足九十平方米，客厅很小，摆放的茶几、沙发都是小巧玲珑的，不过有一张长方台子却很大，大得与客厅比例失调，长方台上摆了书籍、纸张、墨宝，显然它是莫言舞文弄墨的平台。一个世界级的作家，竟没有一间书房，让人感慨。 我说起剧本修改中的困惑，莫言听我介绍了剧本故事情节后，沉思了一会儿，说：“你设置的故事情节仍习惯用围追堵截、抓捕、审讯模式，已经很老套了，所以连你自己都觉得写不下去。我觉得你应该尝试用一种新的角度来表现反贪工作，可以从营造办案检察官内心情感的喜怒哀乐与法律规范的矛盾冲突，来表现反贪检察官的人格、思想、境界。”
我有所悟地点了点头。
莫言又问：“这个题材既然源自你的办案经历，那你在办案过程中，内心是什么样的感受？”
“很矛盾、很纠结。”
“那就把你内心的矛盾、纠结写出来，为什么纠结、纠结在什么地方，如何战胜纠结，围绕这些来组织故事情节，这样就出新意了，就有了你独特的视角，其实这也是你自己真实的经历，很生活化。写作应该从内心感受出发，刻意去编故事就本末倒置了。”
经莫言启发，我的思路渐渐清晰起来。不知不觉中，一个下午过去了，杜大嫂起身要去做晚饭，我和汪国立忙拉住她，表示今晚由我们请客。莫言见我们态度坚决，说：“好，就听晓华安排。”
下了楼，我悄声问汪国立，附近有什么比较好的饭店，不想莫言听到了，说：“饭店就不要去了，前面一点有一家排档，我们就在那儿吃。”我们力劝，但莫言坚定地把我们带进了这家排档。
点菜的时候，我想点几个较贵的菜，莫言说：“炒几个家常菜就行了，不要浪费。对我来说，顿顿有饺子吃就满足了。”由这句话，莫言谈起了他的创作道路，我们才知“顿顿有饺子吃”是一个属于莫言的典故。
“顿顿有饺子吃了，你不也还拼命写？”杜大嫂向我们诉苦似的，说起莫言创作中的玩命劲头。她说，莫言在创作《生死疲劳》时，从晚到早都在写，一晚写上万字，天亮才睡下，又爬起来写，长年不规则的生活、写作，使他患上了胃病。
虽然莫言自称写作是为了“顿顿有饺子吃”，但我知道，他更多的是因为一份社会责任感而写作，这注定了他的写作不会轻松，这使他能十年如一日，承受写作中的寂寞和煎熬，我们也只能劝老莫多注意身体。
吃完饭，我们向莫言夫妇道别，但莫言一直陪着我们走到大路边，招手拦下一辆出租车。车行驶了一会儿，我回头望，只见莫言仍如等候我们来时那样，站在风雪中，默默地望着我们离去，直到我们驶出他的视线。咳，这老莫，待人就是厚道。我心里感叹。
我按照莫言的指点，顺利改完剧本，并获得通过。电影拍摄时，莫言应邀担任了该剧艺术总监，在剧本上又给了我更多的具体指导。电影在央视电影频道播出后，受到了专家和观众的高度赞扬，被称为“现实检察题材影视剧的一个新起点”。
常识于平田浅草
在与莫言多次接触中，我感觉他话语不多，喜欢你讲他听，然而在讲台上，他就像变了一个人。我听过他几次讲座，讲台上的莫言，出口成章，口若悬河，各种典故信手拈来，妙语连珠，幽默有趣，不用讲稿一口气能说一两个小时，令人惊讶于他非凡的语言组织能力和记忆力。
“晓华，广西是少数民族地区，我觉得你的写作不仅要反映检察工作，还应该多融入广西民族检察文化的特点，这样你的作品特色就出来了。”每次见到莫言，他总要问起我的创作情况，向我提出一些建议。
在莫言的鼓励和指点下，我关注地方特色，取材广西检察机关查办的多起反贪大案要案，历时一年多，写了一部反腐长篇小说《暴风眼》。这是我第一次向莫言老师交上的“作业”。
2012年3月下旬，我去北京出差，借这个机会，想请莫言对书稿提些意见，并希望他能给书作序。不巧莫言在外地开会，他告诉我，这些天比较忙，好几个作品研讨会要参加，还要做去英国参加一个文学会议的准备工作。电话中我说：“莫言老师，你实在没空，那就算了。”
莫言说：“不，我一定要看的。你把稿子交给彭诚（时任《检察日报》文艺副刊部主任），由她转给我吧，你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把你的书稿看完，到时再提意见，好吧？”
过了几天，我得知，莫言赴英国了。
不久，我接到了莫言的电邮，他告诉我，已经回国了，书稿他在英国开会期间抽空看完了，序言也写好了，“时间匆忙，序写得不够好，很抱歉噢。”电邮里附了序言和稿件修改意见，我一时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这篇《常识于平田浅草》序言，可不是三言两语，而是洋洋洒洒近两千字，既有对当前反腐形势的看法和希望，也有对我的作品的具体分析和评价。我能感受到他对我这个人、我的作品看得很透，胜于我看自己。
一位文学界的朋友听说莫言给我的小说作序，十分惊讶，也很羡慕，说：“我听说莫言很少给别人的书作序，你真是太幸运了。”
“啊！要知道这样，我就不麻烦他了。”我感到内疚。
同时，我也十分感激。莫言为什么对我这样一个普通作者如此厚爱和关怀，也许因为他在检察系统工作过而厚待检察官作者，也许因为他特别支持检察文化建设，也许因为我写的是反腐题材而得到他的垂青，也许我们有一种特殊的缘分，我想，莫言不仅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座高山，也是检察文学的一棵大树，俗话说“大树底下不长草”，但莫言却是不遗余力扶持新人、新苗，让他们茁壮成长。
2012年10月11日，莫言获得诺奖，国内外掀起“莫言热”，此时我的《暴风眼》刚刚出版发行，因有莫言作序，也得到了许多读者的关注。对于这个局面，我开始有些窃喜，知道自己沾了莫言的光。紧接着，我又为自己的窃喜感到自责。最后，我释然了，我相信莫言一定会很高兴看到我的成长，我相信内心无比宽厚的莫言一定会理解我的窃喜。
回想这十年来，和莫言往来的点点滴滴，我感到特别的幸运，因为我遇到了一个好老师，一位好大哥。我觉得莫言今天能够站立在世界文学之巅，他的出发点就是对每一个人的尊重和关怀，其中包括我这个微不足道的、来自边远地区爱好文学创作的普通检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