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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简直不敢相信,莫言还惦记着我这个在边远地区检察院工作的文学爱好者,居然让我一道和他分享新书出版的喜悦。
欣闻莫言先生获诺贝尔文学奖那一刻,我内心的激动无以名状。那晚,我喜形于色地向在座的朋友传递这一喜讯时,由于过于激动,言行已近于失态。朋友不解:“莫言是你什么人呀,高兴成这样?”
莫言是一位世界级的大作家,而我是偏远的广西一个普通文学爱好者,我们之间地位之悬殊,显而易见。然而,正是莫言,十年前意外地走进了我的生活。在其大师风范和人格魅力的影响和引导下,我建立了基本的创作观念。我觉得,我在文学创作道路上迈出的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离不开他的搀扶。在我心里,莫言就是一位为我指点迷津的老大哥。
要抢莫言的题材
2002年12月,那时我是广西博白县检察院一名基层检察官,去北京参加检察日报社举办的优秀通讯员培训班。
培训期间,有一项内容是写作辅导讲座。“有请著名作家莫言给大家讲课!”主持人、检察日报社副总编辑王守泉语音一落,我顿时惊讶得睁圆了眼睛。
我崇拜的遥不可及的偶像,突然出现在眼前,以至于似在梦中。在我的心里,莫言的名字如雷贯耳。他的一系列作品让我爱不释手,百读不厌,我是他彻头彻尾的忠实粉丝。
掌声中,莫言出现在讲台上。一瞬间,我竟有些不敢相信他就是莫言,他并非我想象中那么高大潇洒,他看上去极为朴实:朴实的衣着,朴实的笑容,朴实的姿态。
莫言的朴实给我一种亲近感,原先对他的敬畏感、距离感渐渐消失,觉得他就像我的老家村里的一位邻家大哥。讲座结束后,我鼓起勇气走到莫言的身边,作了自我介绍。
“你就是朱晓华。”莫言微笑着,从旁边拉过一张椅子,叫我坐下。“我看过几篇你在《检察日报》刊发的文章,写得不错。”莫言说。
莫言的表扬让我受宠若惊,想一个大作家,还有时间和兴趣看我这个无名作者的文字,我顿感羞涩不自在,仿佛一个小学生向老师交了一篇不合格的作文,毕竟我的文章只能算习作。
“说起来,我和广西还挺有缘分。”莫言说,1998年,他作为检察日报社的记者,为创作反腐题材长篇小说《红树林》,曾在北海市体验生活一段时间,广西秀丽的风光和淳朴的民情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莫言的这段广西之行,让我觉得我和莫言之间有了话题,也让我感觉和莫言近了一层。于是,我鼓足勇气说起自己断断续续的写作之路。
“有时间多写写稿,在检察院工作,素材多。”莫言鼓励我,“多立足于检察工作,这是你最熟悉的领域。”
“莫言老师,那我以后可能要抢你的题材了。”我说。莫言的小说中有不少是涉及反腐题材的,如《天堂蒜薹之歌》、《酒国》、《红树林》。
“哈哈,后生可畏!”莫言爽朗地笑着,拍拍我肩膀。
回到广西不久,就收到了莫言寄来的一个包裹,打开一看,是他新出版的书《檀香刑》,看着扉页莫言的签名,一股暖流从心底升腾起来。我简直不敢相信,莫言还惦记着我这个在边远地区检察院工作的文学爱好者,居然让我一道和他分享新书出版的喜悦。我立刻就感受到他那大哥般的关怀。也许莫言不知道,就是这一个简单的签名,点燃了我内心中坚持业余创作的火花。
在那段时间里,我因工作调动等事一度烦闷不已,情绪低沉,我几乎决定放弃写作。正是这个签名,让我感觉到就在千里之外的北京,有一个文坛巨匠在关心着我,这个关心给了我力量。为了不辜负这个关心,我决定振作起来,拿起笔继续写下去。
在莫言家中请教写作的疑难
200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决定将我的一部新闻纪实作品《一个检察官的情法抉择》拍成电影。12月初,我前往北京,参与把这篇新闻纪实作品改写成电影剧本《你是我的兄弟》。
这个题材源自我的一次办案经历,按理应驾轻就熟,可我总觉得写不到点上,总觉得缺点什么。我向影视中心制片人汪国立说了我的困惑,汪说:“我们去向莫言请教一下。”
虽然2002年与莫言相识后,我们又有过多次会面,但当面向他请教具体的创作问题,我还是有些忐忑。那年,莫言接连在国内、国际上荣获各种文学大奖,名气如日中天,事务繁忙,他有时间指点我吗?
“莫言老师你好,我是广西的小朱。”我试着拨通了莫言的电话。
“噢,是晓华,你来北京了?”电话里,莫言高兴地说。
“是的。”接着,我把来北京修改剧本的事向莫言说了。“莫言老师,现在有空吗?想去你家里拜访一下。”
“在家的。作家,就是坐在家里嘛。”莫言自嘲笑道。
“莫言老师,打扰你了。”
“晓华兄弟,不要叫我老师,叫我老莫、莫大哥就行了。”
我和汪国立打车赶去莫言家,当距离莫言家尚有500米左右时,我看到前方路边站着一个人,朝我们这个方向张望。小街上几乎没有行人,在寒风和纷飞小雪中,他格外显眼。那不是莫言吗?这位万人瞩目的文学巨匠,竟站在雪地里等待我们!我心头一热眼眶湿润了。我想刚才的想法误解莫言了,莫言是名声显赫的大师,更是和蔼体贴的大哥。
“莫言老师,真不好意思,劳驾你出来等我们,把你冻着了。”我愧疚地说。
“没事,我穿衣服厚着哪。”莫言的幽默顿时把我的愧疚消解了许多。
一进屋里,莫言的夫人杜大嫂马上把热气腾腾的茶递到我们手里,看来老两口为我们的到来准备了一番。莫言的家是一套旧房子,估计不足九十平方米,客厅很小,摆放的茶几、沙发都是小巧玲珑的,不过有一张长方台子却很大,大得与客厅比例失调,长方台上摆了书籍、纸张、墨宝,显然它是莫言舞文弄墨的平台。一个世界级的作家,竟没有一间书房,让人感慨。 我说起剧本修改中的困惑,莫言听我介绍了剧本故事情节后,沉思了一会儿,说:“你设置的故事情节仍习惯用围追堵截、抓捕、审讯模式,已经很老套了,所以连你自己都觉得写不下去。我觉得你应该尝试用一种新的角度来表现反贪工作,可以从营造办案检察官内心情感的喜怒哀乐与法律规范的矛盾冲突,来表现反贪检察官的人格、思想、境界。”
我有所悟地点了点头。
莫言又问:“这个题材既然源自你的办案经历,那你在办案过程中,内心是什么样的感受?”
“很矛盾、很纠结。”
“那就把你内心的矛盾、纠结写出来,为什么纠结、纠结在什么地方,如何战胜纠结,围绕这些来组织故事情节,这样就出新意了,就有了你独特的视角,其实这也是你自己真实的经历,很生活化。写作应该从内心感受出发,刻意去编故事就本末倒置了。”
经莫言启发,我的思路渐渐清晰起来。不知不觉中,一个下午过去了,杜大嫂起身要去做晚饭,我和汪国立忙拉住她,表示今晚由我们请客。莫言见我们态度坚决,说:“好,就听晓华安排。”
下了楼,我悄声问汪国立,附近有什么比较好的饭店,不想莫言听到了,说:“饭店就不要去了,前面一点有一家排档,我们就在那儿吃。”我们力劝,但莫言坚定地把我们带进了这家排档。
点菜的时候,我想点几个较贵的菜,莫言说:“炒几个家常菜就行了,不要浪费。对我来说,顿顿有饺子吃就满足了。”由这句话,莫言谈起了他的创作道路,我们才知“顿顿有饺子吃”是一个属于莫言的典故。
“顿顿有饺子吃了,你不也还拼命写?”杜大嫂向我们诉苦似的,说起莫言创作中的玩命劲头。她说,莫言在创作《生死疲劳》时,从晚到早都在写,一晚写上万字,天亮才睡下,又爬起来写,长年不规则的生活、写作,使他患上了胃病。
虽然莫言自称写作是为了“顿顿有饺子吃”,但我知道,他更多的是因为一份社会责任感而写作,这注定了他的写作不会轻松,这使他能十年如一日,承受写作中的寂寞和煎熬,我们也只能劝老莫多注意身体。
吃完饭,我们向莫言夫妇道别,但莫言一直陪着我们走到大路边,招手拦下一辆出租车。车行驶了一会儿,我回头望,只见莫言仍如等候我们来时那样,站在风雪中,默默地望着我们离去,直到我们驶出他的视线。咳,这老莫,待人就是厚道。我心里感叹。
我按照莫言的指点,顺利改完剧本,并获得通过。电影拍摄时,莫言应邀担任了该剧艺术总监,在剧本上又给了我更多的具体指导。电影在央视电影频道播出后,受到了专家和观众的高度赞扬,被称为“现实检察题材影视剧的一个新起点”。
常识于平田浅草
在与莫言多次接触中,我感觉他话语不多,喜欢你讲他听,然而在讲台上,他就像变了一个人。我听过他几次讲座,讲台上的莫言,出口成章,口若悬河,各种典故信手拈来,妙语连珠,幽默有趣,不用讲稿一口气能说一两个小时,令人惊讶于他非凡的语言组织能力和记忆力。
“晓华,广西是少数民族地区,我觉得你的写作不仅要反映检察工作,还应该多融入广西民族检察文化的特点,这样你的作品特色就出来了。”每次见到莫言,他总要问起我的创作情况,向我提出一些建议。
在莫言的鼓励和指点下,我关注地方特色,取材广西检察机关查办的多起反贪大案要案,历时一年多,写了一部反腐长篇小说《暴风眼》。这是我第一次向莫言老师交上的“作业”。
2012年3月下旬,我去北京出差,借这个机会,想请莫言对书稿提些意见,并希望他能给书作序。不巧莫言在外地开会,他告诉我,这些天比较忙,好几个作品研讨会要参加,还要做去英国参加一个文学会议的准备工作。电话中我说:“莫言老师,你实在没空,那就算了。”
莫言说:“不,我一定要看的。你把稿子交给彭诚(时任《检察日报》文艺副刊部主任),由她转给我吧,你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把你的书稿看完,到时再提意见,好吧?”
过了几天,我得知,莫言赴英国了。
不久,我接到了莫言的电邮,他告诉我,已经回国了,书稿他在英国开会期间抽空看完了,序言也写好了,“时间匆忙,序写得不够好,很抱歉噢。”电邮里附了序言和稿件修改意见,我一时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这篇《常识于平田浅草》序言,可不是三言两语,而是洋洋洒洒近两千字,既有对当前反腐形势的看法和希望,也有对我的作品的具体分析和评价。我能感受到他对我这个人、我的作品看得很透,胜于我看自己。
一位文学界的朋友听说莫言给我的小说作序,十分惊讶,也很羡慕,说:“我听说莫言很少给别人的书作序,你真是太幸运了。”
“啊!要知道这样,我就不麻烦他了。”我感到内疚。
同时,我也十分感激。莫言为什么对我这样一个普通作者如此厚爱和关怀,也许因为他在检察系统工作过而厚待检察官作者,也许因为他特别支持检察文化建设,也许因为我写的是反腐题材而得到他的垂青,也许我们有一种特殊的缘分,我想,莫言不仅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座高山,也是检察文学的一棵大树,俗话说“大树底下不长草”,但莫言却是不遗余力扶持新人、新苗,让他们茁壮成长。
2012年10月11日,莫言获得诺奖,国内外掀起“莫言热”,此时我的《暴风眼》刚刚出版发行,因有莫言作序,也得到了许多读者的关注。对于这个局面,我开始有些窃喜,知道自己沾了莫言的光。紧接着,我又为自己的窃喜感到自责。最后,我释然了,我相信莫言一定会很高兴看到我的成长,我相信内心无比宽厚的莫言一定会理解我的窃喜。
回想这十年来,和莫言往来的点点滴滴,我感到特别的幸运,因为我遇到了一个好老师,一位好大哥。我觉得莫言今天能够站立在世界文学之巅,他的出发点就是对每一个人的尊重和关怀,其中包括我这个微不足道的、来自边远地区爱好文学创作的普通检察官。
欣闻莫言先生获诺贝尔文学奖那一刻,我内心的激动无以名状。那晚,我喜形于色地向在座的朋友传递这一喜讯时,由于过于激动,言行已近于失态。朋友不解:“莫言是你什么人呀,高兴成这样?”
莫言是一位世界级的大作家,而我是偏远的广西一个普通文学爱好者,我们之间地位之悬殊,显而易见。然而,正是莫言,十年前意外地走进了我的生活。在其大师风范和人格魅力的影响和引导下,我建立了基本的创作观念。我觉得,我在文学创作道路上迈出的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离不开他的搀扶。在我心里,莫言就是一位为我指点迷津的老大哥。
要抢莫言的题材
2002年12月,那时我是广西博白县检察院一名基层检察官,去北京参加检察日报社举办的优秀通讯员培训班。
培训期间,有一项内容是写作辅导讲座。“有请著名作家莫言给大家讲课!”主持人、检察日报社副总编辑王守泉语音一落,我顿时惊讶得睁圆了眼睛。
我崇拜的遥不可及的偶像,突然出现在眼前,以至于似在梦中。在我的心里,莫言的名字如雷贯耳。他的一系列作品让我爱不释手,百读不厌,我是他彻头彻尾的忠实粉丝。
掌声中,莫言出现在讲台上。一瞬间,我竟有些不敢相信他就是莫言,他并非我想象中那么高大潇洒,他看上去极为朴实:朴实的衣着,朴实的笑容,朴实的姿态。
莫言的朴实给我一种亲近感,原先对他的敬畏感、距离感渐渐消失,觉得他就像我的老家村里的一位邻家大哥。讲座结束后,我鼓起勇气走到莫言的身边,作了自我介绍。
“你就是朱晓华。”莫言微笑着,从旁边拉过一张椅子,叫我坐下。“我看过几篇你在《检察日报》刊发的文章,写得不错。”莫言说。
莫言的表扬让我受宠若惊,想一个大作家,还有时间和兴趣看我这个无名作者的文字,我顿感羞涩不自在,仿佛一个小学生向老师交了一篇不合格的作文,毕竟我的文章只能算习作。
“说起来,我和广西还挺有缘分。”莫言说,1998年,他作为检察日报社的记者,为创作反腐题材长篇小说《红树林》,曾在北海市体验生活一段时间,广西秀丽的风光和淳朴的民情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莫言的这段广西之行,让我觉得我和莫言之间有了话题,也让我感觉和莫言近了一层。于是,我鼓足勇气说起自己断断续续的写作之路。
“有时间多写写稿,在检察院工作,素材多。”莫言鼓励我,“多立足于检察工作,这是你最熟悉的领域。”
“莫言老师,那我以后可能要抢你的题材了。”我说。莫言的小说中有不少是涉及反腐题材的,如《天堂蒜薹之歌》、《酒国》、《红树林》。
“哈哈,后生可畏!”莫言爽朗地笑着,拍拍我肩膀。
回到广西不久,就收到了莫言寄来的一个包裹,打开一看,是他新出版的书《檀香刑》,看着扉页莫言的签名,一股暖流从心底升腾起来。我简直不敢相信,莫言还惦记着我这个在边远地区检察院工作的文学爱好者,居然让我一道和他分享新书出版的喜悦。我立刻就感受到他那大哥般的关怀。也许莫言不知道,就是这一个简单的签名,点燃了我内心中坚持业余创作的火花。
在那段时间里,我因工作调动等事一度烦闷不已,情绪低沉,我几乎决定放弃写作。正是这个签名,让我感觉到就在千里之外的北京,有一个文坛巨匠在关心着我,这个关心给了我力量。为了不辜负这个关心,我决定振作起来,拿起笔继续写下去。
在莫言家中请教写作的疑难
200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决定将我的一部新闻纪实作品《一个检察官的情法抉择》拍成电影。12月初,我前往北京,参与把这篇新闻纪实作品改写成电影剧本《你是我的兄弟》。
![](http://img1.qikan.com/qkimages/fany/fany201612/fany20161207-1-l.jpg)
这个题材源自我的一次办案经历,按理应驾轻就熟,可我总觉得写不到点上,总觉得缺点什么。我向影视中心制片人汪国立说了我的困惑,汪说:“我们去向莫言请教一下。”
虽然2002年与莫言相识后,我们又有过多次会面,但当面向他请教具体的创作问题,我还是有些忐忑。那年,莫言接连在国内、国际上荣获各种文学大奖,名气如日中天,事务繁忙,他有时间指点我吗?
“莫言老师你好,我是广西的小朱。”我试着拨通了莫言的电话。
“噢,是晓华,你来北京了?”电话里,莫言高兴地说。
“是的。”接着,我把来北京修改剧本的事向莫言说了。“莫言老师,现在有空吗?想去你家里拜访一下。”
“在家的。作家,就是坐在家里嘛。”莫言自嘲笑道。
“莫言老师,打扰你了。”
“晓华兄弟,不要叫我老师,叫我老莫、莫大哥就行了。”
我和汪国立打车赶去莫言家,当距离莫言家尚有500米左右时,我看到前方路边站着一个人,朝我们这个方向张望。小街上几乎没有行人,在寒风和纷飞小雪中,他格外显眼。那不是莫言吗?这位万人瞩目的文学巨匠,竟站在雪地里等待我们!我心头一热眼眶湿润了。我想刚才的想法误解莫言了,莫言是名声显赫的大师,更是和蔼体贴的大哥。
“莫言老师,真不好意思,劳驾你出来等我们,把你冻着了。”我愧疚地说。
“没事,我穿衣服厚着哪。”莫言的幽默顿时把我的愧疚消解了许多。
一进屋里,莫言的夫人杜大嫂马上把热气腾腾的茶递到我们手里,看来老两口为我们的到来准备了一番。莫言的家是一套旧房子,估计不足九十平方米,客厅很小,摆放的茶几、沙发都是小巧玲珑的,不过有一张长方台子却很大,大得与客厅比例失调,长方台上摆了书籍、纸张、墨宝,显然它是莫言舞文弄墨的平台。一个世界级的作家,竟没有一间书房,让人感慨。 我说起剧本修改中的困惑,莫言听我介绍了剧本故事情节后,沉思了一会儿,说:“你设置的故事情节仍习惯用围追堵截、抓捕、审讯模式,已经很老套了,所以连你自己都觉得写不下去。我觉得你应该尝试用一种新的角度来表现反贪工作,可以从营造办案检察官内心情感的喜怒哀乐与法律规范的矛盾冲突,来表现反贪检察官的人格、思想、境界。”
我有所悟地点了点头。
莫言又问:“这个题材既然源自你的办案经历,那你在办案过程中,内心是什么样的感受?”
“很矛盾、很纠结。”
“那就把你内心的矛盾、纠结写出来,为什么纠结、纠结在什么地方,如何战胜纠结,围绕这些来组织故事情节,这样就出新意了,就有了你独特的视角,其实这也是你自己真实的经历,很生活化。写作应该从内心感受出发,刻意去编故事就本末倒置了。”
经莫言启发,我的思路渐渐清晰起来。不知不觉中,一个下午过去了,杜大嫂起身要去做晚饭,我和汪国立忙拉住她,表示今晚由我们请客。莫言见我们态度坚决,说:“好,就听晓华安排。”
下了楼,我悄声问汪国立,附近有什么比较好的饭店,不想莫言听到了,说:“饭店就不要去了,前面一点有一家排档,我们就在那儿吃。”我们力劝,但莫言坚定地把我们带进了这家排档。
点菜的时候,我想点几个较贵的菜,莫言说:“炒几个家常菜就行了,不要浪费。对我来说,顿顿有饺子吃就满足了。”由这句话,莫言谈起了他的创作道路,我们才知“顿顿有饺子吃”是一个属于莫言的典故。
“顿顿有饺子吃了,你不也还拼命写?”杜大嫂向我们诉苦似的,说起莫言创作中的玩命劲头。她说,莫言在创作《生死疲劳》时,从晚到早都在写,一晚写上万字,天亮才睡下,又爬起来写,长年不规则的生活、写作,使他患上了胃病。
虽然莫言自称写作是为了“顿顿有饺子吃”,但我知道,他更多的是因为一份社会责任感而写作,这注定了他的写作不会轻松,这使他能十年如一日,承受写作中的寂寞和煎熬,我们也只能劝老莫多注意身体。
吃完饭,我们向莫言夫妇道别,但莫言一直陪着我们走到大路边,招手拦下一辆出租车。车行驶了一会儿,我回头望,只见莫言仍如等候我们来时那样,站在风雪中,默默地望着我们离去,直到我们驶出他的视线。咳,这老莫,待人就是厚道。我心里感叹。
我按照莫言的指点,顺利改完剧本,并获得通过。电影拍摄时,莫言应邀担任了该剧艺术总监,在剧本上又给了我更多的具体指导。电影在央视电影频道播出后,受到了专家和观众的高度赞扬,被称为“现实检察题材影视剧的一个新起点”。
常识于平田浅草
在与莫言多次接触中,我感觉他话语不多,喜欢你讲他听,然而在讲台上,他就像变了一个人。我听过他几次讲座,讲台上的莫言,出口成章,口若悬河,各种典故信手拈来,妙语连珠,幽默有趣,不用讲稿一口气能说一两个小时,令人惊讶于他非凡的语言组织能力和记忆力。
“晓华,广西是少数民族地区,我觉得你的写作不仅要反映检察工作,还应该多融入广西民族检察文化的特点,这样你的作品特色就出来了。”每次见到莫言,他总要问起我的创作情况,向我提出一些建议。
在莫言的鼓励和指点下,我关注地方特色,取材广西检察机关查办的多起反贪大案要案,历时一年多,写了一部反腐长篇小说《暴风眼》。这是我第一次向莫言老师交上的“作业”。
2012年3月下旬,我去北京出差,借这个机会,想请莫言对书稿提些意见,并希望他能给书作序。不巧莫言在外地开会,他告诉我,这些天比较忙,好几个作品研讨会要参加,还要做去英国参加一个文学会议的准备工作。电话中我说:“莫言老师,你实在没空,那就算了。”
莫言说:“不,我一定要看的。你把稿子交给彭诚(时任《检察日报》文艺副刊部主任),由她转给我吧,你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把你的书稿看完,到时再提意见,好吧?”
过了几天,我得知,莫言赴英国了。
不久,我接到了莫言的电邮,他告诉我,已经回国了,书稿他在英国开会期间抽空看完了,序言也写好了,“时间匆忙,序写得不够好,很抱歉噢。”电邮里附了序言和稿件修改意见,我一时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这篇《常识于平田浅草》序言,可不是三言两语,而是洋洋洒洒近两千字,既有对当前反腐形势的看法和希望,也有对我的作品的具体分析和评价。我能感受到他对我这个人、我的作品看得很透,胜于我看自己。
一位文学界的朋友听说莫言给我的小说作序,十分惊讶,也很羡慕,说:“我听说莫言很少给别人的书作序,你真是太幸运了。”
“啊!要知道这样,我就不麻烦他了。”我感到内疚。
同时,我也十分感激。莫言为什么对我这样一个普通作者如此厚爱和关怀,也许因为他在检察系统工作过而厚待检察官作者,也许因为他特别支持检察文化建设,也许因为我写的是反腐题材而得到他的垂青,也许我们有一种特殊的缘分,我想,莫言不仅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座高山,也是检察文学的一棵大树,俗话说“大树底下不长草”,但莫言却是不遗余力扶持新人、新苗,让他们茁壮成长。
2012年10月11日,莫言获得诺奖,国内外掀起“莫言热”,此时我的《暴风眼》刚刚出版发行,因有莫言作序,也得到了许多读者的关注。对于这个局面,我开始有些窃喜,知道自己沾了莫言的光。紧接着,我又为自己的窃喜感到自责。最后,我释然了,我相信莫言一定会很高兴看到我的成长,我相信内心无比宽厚的莫言一定会理解我的窃喜。
回想这十年来,和莫言往来的点点滴滴,我感到特别的幸运,因为我遇到了一个好老师,一位好大哥。我觉得莫言今天能够站立在世界文学之巅,他的出发点就是对每一个人的尊重和关怀,其中包括我这个微不足道的、来自边远地区爱好文学创作的普通检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