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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年前，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使安康老城变成一片汪洋：上千人命丧水祸，在安康人心中留下至今难以抚平的伤痛：危难时刻，子弟兵挺身而出，但“不少干部在洪灾面前溃不成军”：多年来，根治水患一直是安康从政府到民间—个共同的呼声。
1983年7月31日，对生活在陕南小城安康的所有人来说，都是个永生难忘的日子。
那年的夏天，雨水断断续续，下了一个多月。眼看7月就要过去了，安康城阴郁而潮湿。城外，汉江水先是漫过鹅卵石河床，继而漫没了岸边的凄凄芳草。“年年汛期，年年都是这个样。”市民们并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包括印染厂宣传干事刘丽英。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水，就在这毫无征兆的平和氛围中，悄然而至。
大水袭来
刘丽英的家在安康北小街7号。高中毕业后，她成为印染厂的一名干部。从家里到印染厂，骑自行车大约15分钟。上午8点上班，下午5点下班，日子周而复始，每月工资是52元。
刘丽英记得，1983年7月31日是个星期天，前半天，百货公司照常开门，市民照常休假，炊烟伴着雨水，笼罩在整座安康城的上空。此时很少有人知道，短短几个小时之内，汉江水已经暴涨了五、六米。
下午3点40分，稀稀拉拉散布在全城的22个高音喇叭突然传出急促而刺耳的声音，时任安康县县长张子美开始向10万市民下达全城疏散的动员令。
多年以后，时年17岁的王治回忆说，当时他所住的红卫队(兴安公园旧址)，“家家户户都装了有线广播”。正常播音中断后，“先是听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旋律”，接着是张子美的动员令。在广播里，张子美的声音似乎“很嘶哑”、“很焦急”。他说，再有3个小时，“汉江流量将超过每秒钟275DO立方米”，安康很可能被洪水淹没；他说，下午4点之前，地势最低的东关、西关两处居民必须“全部撤退”，而老城的几万老幼妇孺，也应当在6点之前“尽快撤离”；他最后呼吁，全城干部、民兵、青壮年应立即组织起来，“准备抗洪救灾”……
然而，安康城里的许多市民并没有立即撤离，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听到广播。安康电影院当时正放映美术片《大闹天宫》，尽管疏散动员令已播放了两个小时，几条街道也开始渐渐慌乱，却始终没有哪个人跑进电影院喊一嗓子。直到五点半电影终场，几百名观众才觉察到这个城市的异常。6时许，洪水渐渐入城，但“街上还有不少行人”。
一些听到广播的人，也是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毕竟，这个汉江之畔的城市，经历了太多洪水进城、然而秋毫无损的时刻。以业已去世的冀文治老人为例，他的应对之举，不过是带着全家人把底楼的家什全部搬上了阁楼。当几个晚辈要带着他撤离时，他执意不从，理由是“有小偷”、“兴许会把家给搬空”
。无奈之下，他的两个孙子，25岁的冀春雨和22岁的冀东风只好表示自己留下看家。
据说，在洪水入城的那一瞬间，依然留在老城的居民“至少还有一、两万人”。
大约7时40分，在自家的房顶上，冀东风看到了一幅可怕的景象：滔天巨浪滚滚进城，“每一个浪头都有一二十米高”。不等他反应过来，他在西正街50号的家，那个带着阁楼的简易木屋，已经如同纸扎的玩具一般，在浪头>中击下顷刻间解体了。他脚下一空，跟着也掉进了无边泽国。
此时，王治和他的家人也刚刚逃到毗邻新城的北门。这一刻，他似乎听到无数人同时呼喊，
“大水来了”
。他们不敢滞留，又跑出几十步后，全家人回头望去，发现一个城市已经消失了：大水咆哮，水面上漂流着无数残垣断梁，而孤零零地残存在他们视野中的，只有一些四五层高的单位办公楼。
6时左右，刘丽英一家裹杂在滚滚人流中，撤退到了新城。然而，几十分钟以后，她翻检自己的行李，发现一本相册没有带出来。她不顾父母的阻止，又回了一趟家。当她手拿相册想再次赶往新城时，一个浪头将她吞没。逃生惊魂记忆
落入大水后，冀东风接连吞咽了好几口水。幸运的是，在水中扑腾片刻，
他就抱住了一根大木头，“不知道是谁家的房梁”。
半夜时分，冀东风被洪水的浪头；中到了4层高的文化馆大楼边。楼顶上密密麻麻地蹲满了人，七、八双手一齐朝他们伸了出来。此时，水面和楼顶之间，不过两、三尺的距离。
刘丽英是被巨大的爆炸声惊醒的。浪头袭来时，她的脑袋被什么东西重重地砸了一下，就昏了过去。不知道过了多久，在一连串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中，她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映入眼帘的，是一大团绚烂的火光。她不知身在何处，听见边上有人在说话，便问，这是在哪里々一个人说，应该是在北门附近，我们这儿地势高，退水的话也退得快。随即，几个人又自顾自地继续聊天，这个说，刚刚一定是电池厂爆炸了：那个说，奇怪，这么大的水，怎么就爆炸了?火怎么能烧起来呢?听着听着，刘丽英心里有数了，和她一起滞留在这个不知名的地方的大约有七、八个人。七嘴八舌中，一个妇女嘤嘤呜呜地哭了起来，声音不大。几个男人也沉默了，哭声如同一丝游魂，在无边的寂静中飘荡。
星星出来了，雨也歇止了。成千上万的灾民，在风雨里或蹲或躺的，一个又一个地站起身来。大家沉默无语，犹如浮雕。渐渐地，天际露出鱼肚白，他们相互打量，一个个满身泥污。
天色大亮的时候，在几万双眼睛的注视下，又一次爆炸发生了。这一次爆炸的是油库。>中天的火光中，几万人没有惊慌，没有骚动。王治清楚地记得，在新城，在一夜未眠之后，他们全家目睹了油库的爆炸。他父亲看了一眼手表，淡淡地说，“7点了”。
水，开始一点点地消退。渐渐地，几条街道出现了。中午时分，一些木头排子游荡在废墟问，那是撤退到新城的市民来寻找困在老城的亲友。
此时，在文化馆楼顶上，有人喊了一声：“咱们也撤退吧!”成千上万的人，也从各处楼顶走了下来。在位于新城的安康中学，冀东风见到了他的家人，他的父亲含着眼泪说：“回来了?人还好吧?”
子弟兵火线救援
7月31日下午5时，汉江水位猛涨严重威胁安康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消息，传到仅有25名干部战士的人民解放军总后驻安康某部营建办公室。他们立即组织12人抗洪救灾队，乘坐仅有的一辆运输车赶赴安康城区危险地段。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紧张战斗，三次往返险区，把11户群众的财产和53名居民转移到安全地带。
这时，洪水已涌进城里，街道积水一米多深。然而，激流中群众的呼救声揪着战士们的心，他们又跳上汽车，再次返回城里，把一个个被洪水围困的群众救上车。当他们刚刚返回到较高地带时，洪水已经冲破城防大堤，眨眼间吞没了汽车，车上12名战士和20多名灾民一起被卷入水中。战士谢开终、屈进才等被洪水>中到一座楼房的二楼阳台上。他们不顾自己负伤，又从水中救出3名灾民。 这时，水势越来越猛，战士们冒着危险收集水面上的漂浮木材，迅速绑成浮排，把近百名群众安全转移到5层楼的邮电局大楼楼顶上。为了抢救群众，刘生荣、张人家、李成全、董永峰和张悦5位战士光荣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8月1日凌晨5时，人民解放军驻陕某部工程团接到上级赴安康参加抗洪抢险的命令后，立即出动两个舟桥连和两个步兵连，开动了23辆汽车、3艘汽船、16艘冲锋舟、5艘橡皮艇，共计500多名指战员，急行军200余公里，于当天傍晚7时40分最先到达安康汉江桥头。第一梯队的干部战士涉水通过大桥，进八安康县城，在齐腰深的水中保护银行、商店等重要设施部门，抢救被洪水围困的群众和清理街道。全体战士连续奋战一天一夜，直到把被洪水围困的群众全部解救到安全地带脱离危险。随后，他们又投入到最艰苦的清理尸体和街道的战斗之中。
清理尸体的一周，安康灾民不间断地寻访着自己的亲友，一个个死者的名字出现了。冀东风说，他所在的西正街损失最为惨重，“仅仅知道姓名的街坊，
死掉的就有70多个。”
大约8月9日，尸体清理完毕了，一个官方数据随之产生：“死亡870人、冲毁房屋3万余间。”然而，这并非惟一的结论，“加上外地人，死亡总数为1400余人” 、“死亡1036人，合计死亡1600余人”……此后几年，形形色色的官方说法层出不穷，没有人知道，到底哪一个数据最接近真实。
个别官员临阵脱逃
8月1日早上，《陕西日报》派记者随省上领导一起赶往灾区，时任该报记者部副主任元树德主动要求前往。他在市场上买了30斤黄瓜，和时任陕西省省长李庆伟，还有新华社陕西分社的一名记者，乘坐飞机于中午12时抵达安康。
此时汉江洪水已经开始回落，元树德跟着李庆伟走过已露出水面的汉江大桥，来到南岸老城。抬头望去，安康老城一片汪洋，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房顶露出水面，许多稍高处仍滞留着被洪水围困的人群。
8月9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和李鹏来到安康，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慰问受灾群众和奋勇救灾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当万里和李鹏来到居民家里看望受灾群众时，有的群众淌着热泪说：
“要不是党中央的关怀，我们不淹死，也得饿死。”万里说：“有共产党的领导，有社会主义，就什么也不怕。”
不过，灾民们在感谢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感谢亲人解放军的同时，对安康地县一些党政干部有损党和人民政府形象的行为进行了批评。东关灾区一个灾民痛哭失声地对万里说，他倾家荡产了没有意见，但对安康地委和政府最有意见。大灾之前，地委行署没有采取得力措施，及时通知他们，更没有干部挨门逐户去动员群众撤离，只是忙于搬运他们自己的东西。
慰问结束后，万里在专列上召开了一个简单的会议，严肃地批评了安康地县领导在这次安康特大洪水灾害中的表现。他沉痛而气愤地说道：“要说你们思想麻痹不重视，为什么安康地委、行署机关的干部和家属没有死一个人?当然，我不是希望你们也死人。要说你们思想重视，为什么地委机关附近的一条小巷子就死了70多人?”万里当即宣布，撤销地委书记的职务。
从安康抗洪救灾前线回到报社，元树德同样心绪难平。看到相继出现在各种报纸上的为安康党政部门歌功颂德的文章，他意识到，安康水灾的真相已经被各种各样的谎言掩盖以至美化成一曲嘹亮的凯歌。他决定把自己所知道和所看到的安康水灾的真情，如实地报告给省委，报告给党中央。
元树德写的是一份“内参”，他用了一个让人触目惊心的题目《安康地县不少党政干部在大灾面前溃不成军》。文中这样写道：“7月31日，安康县老城遭受了一次毁灭性的特大洪水灾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国家资财均受到巨大损失……诚然，两级党政机关在抗洪抢险中也涌现出一批好党员、好干部，多数干部也蒙受了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的损失。然而，大多数人在洪灾考验面前有损于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的称号。他们之中，有些人置人民群众的生命存亡于不顾，临阵脱逃；有些人在大水到来之前，只顾自己小家，灾后又一头扎进烂泥堆，挖寻自己的坛坛罐罐。他们的心目中惟独没有人民群众，更不主动找组织参加救灾斗争。”
文章接着列举事实：“安康老城毁灭后的头两三天，地县抗洪抢险救灾指挥部的下属办事机构没有多少干部，装运国家救灾物资的特快列车停在五里车站，无人卸车：即使卸下来的东西，也不能及时分到灾民手中。8月3日下午，记者在老城采访时，看到一些嘴唇爆裂的灾民，他们说已有两三天没有吃到食品，没有人管他们…臾后第10天的8月10日，我们在安康至汉阴、石泉的公路上，看到一群群的干部返城。原来是抗灾指挥部下了命令，勒令党员干部如期到指挥部报到，否则，将予以惩处，直至开除公职、开除党籍。即使这样，有些党员干部至今还不归队。”
这篇内参刊登于《陕西日报》“要情反映”1983年8月19日第290期。由于所反映问题的严重性、重要性和特殊性，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作了重要批示，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亲自给陕西省委书记马文瑞打电话，要求尽快予以调查处理。最终的结果是，安康地委、行署和安康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人等6人受到严肃的党纪、政纪处分。重建之路
洪水过后的8月9日前后，近10万劫后余生的安康灾民，开始踏上投亲靠友的路途。他们手持“灾民证”，携带简单的行李和人均1 DO元的救济金，从安康火车站前往秦岭以北，乃至河南与山西。
大撤离为的是避免瘟疫。接连几天，在士兵们的严密把守下，
“安康火车站只许出、不许进”。一群群灾民络绎不绝地穿过站台，王治一家前往成阳，冀东风一家去了河南邓县，外号“拖鞋”的张兴旺，则投奔远在山东临清的舅舅。
留在城里的几千人，大多是军人、医生，以及邮电局、供电局和自来水厂的职工。他们接受的任务，是恢复这个城市的生计，以便让灾民们尽快返乡。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修缮房屋、连接线路、铺设管道，日夜不停地忙碌着……
渐渐地，一队队士兵撤走了，安康解除了军管：渐渐地，自来水管流出了经过漂白的汉江水，而电线也延伸进了一条条图纸上的街巷。来自全国各地的援助，汽水、饼干、被服、建材，源源不断地充实进仓库。大约9月上旬，邮电局发出一份份电报，要求各单位职工尽快返乡，“进行生产自救”。
比起刘丽英、王治和张兴旺，冀东风回来得最早。那一天，在火车站出口处，在许多标识牌间，他一眼就看到了“安康建筑公司职工报到处”的字样。作为建筑公司的一名机电工，冀东风参与的第一个项目，是五层高的供电局家属楼。
接着，王治回来了，张兴旺回来了，近1075-灾民陆续回来了。在满目疮痍的街 巷，街坊邻居不断探听着、诉说着、唏嘘着，不时抹去满脸的泪水。
一个个简易窝棚搭建起来了。在东关、在红卫队、在残余的城堤下，窝棚无边无际，一眼望不到尽头。日子就这样一点一滴地又过起来了。一些孩子在窝棚里出生，一些老人在窝棚里去世。王治后来谈到，“大部分人家都在窝棚住了两三年”。
相较而言，冀东风一家要幸运一些，因为他们没有住窝棚，而是搬进了新城北门6号。这里原本是他父亲所在的饮食服务公司的旅馆，“洪水过后不营业了，改成家属区了”。他们一家八口分到了3间小屋，并在里头住了整整4年。4年间，他结婚、生子，并嫁走了妹妹、送走了爷爷。儿子出生的那一年，他分到了果园小区的一套房子。作为城殇之后的第一个大型社区，这套房子带有明显的救济色彩，“总共一万多元钱，国家掏三分之一，单位掏三分之一”。
搬进新房子前后，冀东风和妻子商量，该给儿子取名报户口了。妻子说，是不是取名“冀新居”?他略略考虑后说，就叫“冀洪”吧，咱们这一辈子也没什么难忘的，除了在洪水里的那个夜晚。
那几年，许多安康新生儿的名字里，都有一个“洪”字。
何时告别水患
20多年来，关于安康大水的成因，很少有人关注。官方作出的解释是，当时汉江流域普降大雨，仅仅7月31日这一天，“安康降水量即高达917毫米”。换而言之，安康城殇纯粹是一场天灾。对此，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水利专家语气含糊地表示，单纯的降水量，并不能解释11个小时之内汉江安康段暴涨8米有余的原因。而倘若洪峰流量是逐次增大的话，
安康10万市民肯定会集体地、从容地逃生。
其实，上世纪90年代初期，在三峡建设沸沸扬扬的论争中，另一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先生在谈到安康水灾时就言语确凿地指出，洪水前汉江上游的降水量，5日累计不过1 66毫米有余，7月31日这一天更不过区区27毫米。以这样的水量，制造这场空前浩劫，不啻于天方夜谭。雨水至多只是这场浩劫的成因之一，雨水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江流不畅。黄万里谈到，修建于1 958年、位于安康下游的丹江口水库，在此前的25年使安康下游河槽不断淤积抬高，“否则洪水再大也可以从宽深的河槽里排出去”。也就是说，洪峰来临之时，江流不畅乃至下游倒灌，是安康几个小时内水位暴涨的主要原因。
如果说安康大水因此不可避免的话，那么，只要当地官员尽早疏散市民，重大伤亡也不会出现。但是，元树德的“内参”所提供的却是另一个答案。
1983年7月31日，就这样成为安康人最怕触及却无法忘怀的日子。
大约是冀洪6岁那年，有一天，他发现父母做了一桌子好菜。他问，今天是不是过节呀?父亲冀东风说，不是。他又问，那为什么有这么多好吃的?冀东风没好气地回答，每年的今天，都有这么多好吃的，今年哪来这么多闲话?妻子赶忙抱过儿子，轻声细语地解释说，发洪水的那一年，爸爸妈妈都好不容易才活了下来……
这一天，正是7月31日。不仅冀家，不仅西正街、东关，也不仅是某一年，20多年来，每逢这个日子，家家户户总要烧几道好菜，街坊邻居也总要相互叹息感慨一番。
对安康的摊贩来说，这一天和元宵、端午、中秋一样，是生意兴隆的好日子。生意同样红火的，还有卖香烛纸钱的。大约傍晚时分，一些安康市民会陆陆续续走出家门，在街巷、在十字路口、在汉江边，他们一边烧纸，一边喃喃倾诉。天渐渐地黑了，哀声也渐渐连成了一片。许多安康人都谈到，和别的地方不同，“我们安康有三个鬼节，清明、农历七月中，还有这一天。”
1983年大水之后，安康老城并没有逃离水患的威胁，“年年汛期搬家”，已经成了一些市民的习惯。有的人家甚至多年不添置家具电器，“反正洪水一来，什么都没了”。为此，省上已拨款数亿元，用于安康的洪水治理，但由于多种原因，让安康人彻底告别水患的目标依然没有实现。
27年之后的2010年7月31日，一场赈灾晚会在安康举行。
刚刚过去的7月，安康再遭洪水之灾，群众生命财产损失惨重。面对灾难，安康人再次选择了坚强。但与此同时，从政府到民间，也出现了更为强烈的呼声：根治水患，安康不能再等了!
1983年7月31日，对生活在陕南小城安康的所有人来说，都是个永生难忘的日子。
那年的夏天，雨水断断续续，下了一个多月。眼看7月就要过去了，安康城阴郁而潮湿。城外，汉江水先是漫过鹅卵石河床，继而漫没了岸边的凄凄芳草。“年年汛期，年年都是这个样。”市民们并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包括印染厂宣传干事刘丽英。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水，就在这毫无征兆的平和氛围中，悄然而至。
大水袭来
刘丽英的家在安康北小街7号。高中毕业后，她成为印染厂的一名干部。从家里到印染厂，骑自行车大约15分钟。上午8点上班，下午5点下班，日子周而复始，每月工资是52元。
刘丽英记得，1983年7月31日是个星期天，前半天，百货公司照常开门，市民照常休假，炊烟伴着雨水，笼罩在整座安康城的上空。此时很少有人知道，短短几个小时之内，汉江水已经暴涨了五、六米。
下午3点40分，稀稀拉拉散布在全城的22个高音喇叭突然传出急促而刺耳的声音，时任安康县县长张子美开始向10万市民下达全城疏散的动员令。
多年以后，时年17岁的王治回忆说，当时他所住的红卫队(兴安公园旧址)，“家家户户都装了有线广播”。正常播音中断后，“先是听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旋律”，接着是张子美的动员令。在广播里，张子美的声音似乎“很嘶哑”、“很焦急”。他说，再有3个小时，“汉江流量将超过每秒钟275DO立方米”，安康很可能被洪水淹没；他说，下午4点之前，地势最低的东关、西关两处居民必须“全部撤退”，而老城的几万老幼妇孺，也应当在6点之前“尽快撤离”；他最后呼吁，全城干部、民兵、青壮年应立即组织起来，“准备抗洪救灾”……
然而，安康城里的许多市民并没有立即撤离，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听到广播。安康电影院当时正放映美术片《大闹天宫》，尽管疏散动员令已播放了两个小时，几条街道也开始渐渐慌乱，却始终没有哪个人跑进电影院喊一嗓子。直到五点半电影终场，几百名观众才觉察到这个城市的异常。6时许，洪水渐渐入城，但“街上还有不少行人”。
一些听到广播的人，也是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毕竟，这个汉江之畔的城市，经历了太多洪水进城、然而秋毫无损的时刻。以业已去世的冀文治老人为例，他的应对之举，不过是带着全家人把底楼的家什全部搬上了阁楼。当几个晚辈要带着他撤离时，他执意不从，理由是“有小偷”、“兴许会把家给搬空”
。无奈之下，他的两个孙子，25岁的冀春雨和22岁的冀东风只好表示自己留下看家。
据说，在洪水入城的那一瞬间，依然留在老城的居民“至少还有一、两万人”。
大约7时40分，在自家的房顶上，冀东风看到了一幅可怕的景象：滔天巨浪滚滚进城，“每一个浪头都有一二十米高”。不等他反应过来，他在西正街50号的家，那个带着阁楼的简易木屋，已经如同纸扎的玩具一般，在浪头>中击下顷刻间解体了。他脚下一空，跟着也掉进了无边泽国。
此时，王治和他的家人也刚刚逃到毗邻新城的北门。这一刻，他似乎听到无数人同时呼喊，
“大水来了”
。他们不敢滞留，又跑出几十步后，全家人回头望去，发现一个城市已经消失了：大水咆哮，水面上漂流着无数残垣断梁，而孤零零地残存在他们视野中的，只有一些四五层高的单位办公楼。
6时左右，刘丽英一家裹杂在滚滚人流中，撤退到了新城。然而，几十分钟以后，她翻检自己的行李，发现一本相册没有带出来。她不顾父母的阻止，又回了一趟家。当她手拿相册想再次赶往新城时，一个浪头将她吞没。逃生惊魂记忆
落入大水后，冀东风接连吞咽了好几口水。幸运的是，在水中扑腾片刻，
他就抱住了一根大木头，“不知道是谁家的房梁”。
半夜时分，冀东风被洪水的浪头；中到了4层高的文化馆大楼边。楼顶上密密麻麻地蹲满了人，七、八双手一齐朝他们伸了出来。此时，水面和楼顶之间，不过两、三尺的距离。
刘丽英是被巨大的爆炸声惊醒的。浪头袭来时，她的脑袋被什么东西重重地砸了一下，就昏了过去。不知道过了多久，在一连串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中，她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映入眼帘的，是一大团绚烂的火光。她不知身在何处，听见边上有人在说话，便问，这是在哪里々一个人说，应该是在北门附近，我们这儿地势高，退水的话也退得快。随即，几个人又自顾自地继续聊天，这个说，刚刚一定是电池厂爆炸了：那个说，奇怪，这么大的水，怎么就爆炸了?火怎么能烧起来呢?听着听着，刘丽英心里有数了，和她一起滞留在这个不知名的地方的大约有七、八个人。七嘴八舌中，一个妇女嘤嘤呜呜地哭了起来，声音不大。几个男人也沉默了，哭声如同一丝游魂，在无边的寂静中飘荡。
星星出来了，雨也歇止了。成千上万的灾民，在风雨里或蹲或躺的，一个又一个地站起身来。大家沉默无语，犹如浮雕。渐渐地，天际露出鱼肚白，他们相互打量，一个个满身泥污。
天色大亮的时候，在几万双眼睛的注视下，又一次爆炸发生了。这一次爆炸的是油库。>中天的火光中，几万人没有惊慌，没有骚动。王治清楚地记得，在新城，在一夜未眠之后，他们全家目睹了油库的爆炸。他父亲看了一眼手表，淡淡地说，“7点了”。
水，开始一点点地消退。渐渐地，几条街道出现了。中午时分，一些木头排子游荡在废墟问，那是撤退到新城的市民来寻找困在老城的亲友。
此时，在文化馆楼顶上，有人喊了一声：“咱们也撤退吧!”成千上万的人，也从各处楼顶走了下来。在位于新城的安康中学，冀东风见到了他的家人，他的父亲含着眼泪说：“回来了?人还好吧?”
子弟兵火线救援
7月31日下午5时，汉江水位猛涨严重威胁安康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消息，传到仅有25名干部战士的人民解放军总后驻安康某部营建办公室。他们立即组织12人抗洪救灾队，乘坐仅有的一辆运输车赶赴安康城区危险地段。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紧张战斗，三次往返险区，把11户群众的财产和53名居民转移到安全地带。
这时，洪水已涌进城里，街道积水一米多深。然而，激流中群众的呼救声揪着战士们的心，他们又跳上汽车，再次返回城里，把一个个被洪水围困的群众救上车。当他们刚刚返回到较高地带时，洪水已经冲破城防大堤，眨眼间吞没了汽车，车上12名战士和20多名灾民一起被卷入水中。战士谢开终、屈进才等被洪水>中到一座楼房的二楼阳台上。他们不顾自己负伤，又从水中救出3名灾民。 这时，水势越来越猛，战士们冒着危险收集水面上的漂浮木材，迅速绑成浮排，把近百名群众安全转移到5层楼的邮电局大楼楼顶上。为了抢救群众，刘生荣、张人家、李成全、董永峰和张悦5位战士光荣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8月1日凌晨5时，人民解放军驻陕某部工程团接到上级赴安康参加抗洪抢险的命令后，立即出动两个舟桥连和两个步兵连，开动了23辆汽车、3艘汽船、16艘冲锋舟、5艘橡皮艇，共计500多名指战员，急行军200余公里，于当天傍晚7时40分最先到达安康汉江桥头。第一梯队的干部战士涉水通过大桥，进八安康县城，在齐腰深的水中保护银行、商店等重要设施部门，抢救被洪水围困的群众和清理街道。全体战士连续奋战一天一夜，直到把被洪水围困的群众全部解救到安全地带脱离危险。随后，他们又投入到最艰苦的清理尸体和街道的战斗之中。
清理尸体的一周，安康灾民不间断地寻访着自己的亲友，一个个死者的名字出现了。冀东风说，他所在的西正街损失最为惨重，“仅仅知道姓名的街坊，
死掉的就有70多个。”
大约8月9日，尸体清理完毕了，一个官方数据随之产生：“死亡870人、冲毁房屋3万余间。”然而，这并非惟一的结论，“加上外地人，死亡总数为1400余人” 、“死亡1036人，合计死亡1600余人”……此后几年，形形色色的官方说法层出不穷，没有人知道，到底哪一个数据最接近真实。
个别官员临阵脱逃
8月1日早上，《陕西日报》派记者随省上领导一起赶往灾区，时任该报记者部副主任元树德主动要求前往。他在市场上买了30斤黄瓜，和时任陕西省省长李庆伟，还有新华社陕西分社的一名记者，乘坐飞机于中午12时抵达安康。
此时汉江洪水已经开始回落，元树德跟着李庆伟走过已露出水面的汉江大桥，来到南岸老城。抬头望去，安康老城一片汪洋，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房顶露出水面，许多稍高处仍滞留着被洪水围困的人群。
8月9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和李鹏来到安康，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慰问受灾群众和奋勇救灾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当万里和李鹏来到居民家里看望受灾群众时，有的群众淌着热泪说：
“要不是党中央的关怀，我们不淹死，也得饿死。”万里说：“有共产党的领导，有社会主义，就什么也不怕。”
不过，灾民们在感谢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感谢亲人解放军的同时，对安康地县一些党政干部有损党和人民政府形象的行为进行了批评。东关灾区一个灾民痛哭失声地对万里说，他倾家荡产了没有意见，但对安康地委和政府最有意见。大灾之前，地委行署没有采取得力措施，及时通知他们，更没有干部挨门逐户去动员群众撤离，只是忙于搬运他们自己的东西。
慰问结束后，万里在专列上召开了一个简单的会议，严肃地批评了安康地县领导在这次安康特大洪水灾害中的表现。他沉痛而气愤地说道：“要说你们思想麻痹不重视，为什么安康地委、行署机关的干部和家属没有死一个人?当然，我不是希望你们也死人。要说你们思想重视，为什么地委机关附近的一条小巷子就死了70多人?”万里当即宣布，撤销地委书记的职务。
从安康抗洪救灾前线回到报社，元树德同样心绪难平。看到相继出现在各种报纸上的为安康党政部门歌功颂德的文章，他意识到，安康水灾的真相已经被各种各样的谎言掩盖以至美化成一曲嘹亮的凯歌。他决定把自己所知道和所看到的安康水灾的真情，如实地报告给省委，报告给党中央。
元树德写的是一份“内参”，他用了一个让人触目惊心的题目《安康地县不少党政干部在大灾面前溃不成军》。文中这样写道：“7月31日，安康县老城遭受了一次毁灭性的特大洪水灾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国家资财均受到巨大损失……诚然，两级党政机关在抗洪抢险中也涌现出一批好党员、好干部，多数干部也蒙受了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的损失。然而，大多数人在洪灾考验面前有损于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的称号。他们之中，有些人置人民群众的生命存亡于不顾，临阵脱逃；有些人在大水到来之前，只顾自己小家，灾后又一头扎进烂泥堆，挖寻自己的坛坛罐罐。他们的心目中惟独没有人民群众，更不主动找组织参加救灾斗争。”
文章接着列举事实：“安康老城毁灭后的头两三天，地县抗洪抢险救灾指挥部的下属办事机构没有多少干部，装运国家救灾物资的特快列车停在五里车站，无人卸车：即使卸下来的东西，也不能及时分到灾民手中。8月3日下午，记者在老城采访时，看到一些嘴唇爆裂的灾民，他们说已有两三天没有吃到食品，没有人管他们…臾后第10天的8月10日，我们在安康至汉阴、石泉的公路上，看到一群群的干部返城。原来是抗灾指挥部下了命令，勒令党员干部如期到指挥部报到，否则，将予以惩处，直至开除公职、开除党籍。即使这样，有些党员干部至今还不归队。”
这篇内参刊登于《陕西日报》“要情反映”1983年8月19日第290期。由于所反映问题的严重性、重要性和特殊性，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作了重要批示，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亲自给陕西省委书记马文瑞打电话，要求尽快予以调查处理。最终的结果是，安康地委、行署和安康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人等6人受到严肃的党纪、政纪处分。重建之路
洪水过后的8月9日前后，近10万劫后余生的安康灾民，开始踏上投亲靠友的路途。他们手持“灾民证”，携带简单的行李和人均1 DO元的救济金，从安康火车站前往秦岭以北，乃至河南与山西。
大撤离为的是避免瘟疫。接连几天，在士兵们的严密把守下，
“安康火车站只许出、不许进”。一群群灾民络绎不绝地穿过站台，王治一家前往成阳，冀东风一家去了河南邓县，外号“拖鞋”的张兴旺，则投奔远在山东临清的舅舅。
留在城里的几千人，大多是军人、医生，以及邮电局、供电局和自来水厂的职工。他们接受的任务，是恢复这个城市的生计，以便让灾民们尽快返乡。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修缮房屋、连接线路、铺设管道，日夜不停地忙碌着……
渐渐地，一队队士兵撤走了，安康解除了军管：渐渐地，自来水管流出了经过漂白的汉江水，而电线也延伸进了一条条图纸上的街巷。来自全国各地的援助，汽水、饼干、被服、建材，源源不断地充实进仓库。大约9月上旬，邮电局发出一份份电报，要求各单位职工尽快返乡，“进行生产自救”。
比起刘丽英、王治和张兴旺，冀东风回来得最早。那一天，在火车站出口处，在许多标识牌间，他一眼就看到了“安康建筑公司职工报到处”的字样。作为建筑公司的一名机电工，冀东风参与的第一个项目，是五层高的供电局家属楼。
接着，王治回来了，张兴旺回来了，近1075-灾民陆续回来了。在满目疮痍的街 巷，街坊邻居不断探听着、诉说着、唏嘘着，不时抹去满脸的泪水。
一个个简易窝棚搭建起来了。在东关、在红卫队、在残余的城堤下，窝棚无边无际，一眼望不到尽头。日子就这样一点一滴地又过起来了。一些孩子在窝棚里出生，一些老人在窝棚里去世。王治后来谈到，“大部分人家都在窝棚住了两三年”。
相较而言，冀东风一家要幸运一些，因为他们没有住窝棚，而是搬进了新城北门6号。这里原本是他父亲所在的饮食服务公司的旅馆，“洪水过后不营业了，改成家属区了”。他们一家八口分到了3间小屋，并在里头住了整整4年。4年间，他结婚、生子，并嫁走了妹妹、送走了爷爷。儿子出生的那一年，他分到了果园小区的一套房子。作为城殇之后的第一个大型社区，这套房子带有明显的救济色彩，“总共一万多元钱，国家掏三分之一，单位掏三分之一”。
搬进新房子前后，冀东风和妻子商量，该给儿子取名报户口了。妻子说，是不是取名“冀新居”?他略略考虑后说，就叫“冀洪”吧，咱们这一辈子也没什么难忘的，除了在洪水里的那个夜晚。
那几年，许多安康新生儿的名字里，都有一个“洪”字。
何时告别水患
20多年来，关于安康大水的成因，很少有人关注。官方作出的解释是，当时汉江流域普降大雨，仅仅7月31日这一天，“安康降水量即高达917毫米”。换而言之，安康城殇纯粹是一场天灾。对此，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水利专家语气含糊地表示，单纯的降水量，并不能解释11个小时之内汉江安康段暴涨8米有余的原因。而倘若洪峰流量是逐次增大的话，
安康10万市民肯定会集体地、从容地逃生。
其实，上世纪90年代初期，在三峡建设沸沸扬扬的论争中，另一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先生在谈到安康水灾时就言语确凿地指出，洪水前汉江上游的降水量，5日累计不过1 66毫米有余，7月31日这一天更不过区区27毫米。以这样的水量，制造这场空前浩劫，不啻于天方夜谭。雨水至多只是这场浩劫的成因之一，雨水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江流不畅。黄万里谈到，修建于1 958年、位于安康下游的丹江口水库，在此前的25年使安康下游河槽不断淤积抬高，“否则洪水再大也可以从宽深的河槽里排出去”。也就是说，洪峰来临之时，江流不畅乃至下游倒灌，是安康几个小时内水位暴涨的主要原因。
如果说安康大水因此不可避免的话，那么，只要当地官员尽早疏散市民，重大伤亡也不会出现。但是，元树德的“内参”所提供的却是另一个答案。
1983年7月31日，就这样成为安康人最怕触及却无法忘怀的日子。
大约是冀洪6岁那年，有一天，他发现父母做了一桌子好菜。他问，今天是不是过节呀?父亲冀东风说，不是。他又问，那为什么有这么多好吃的?冀东风没好气地回答，每年的今天，都有这么多好吃的，今年哪来这么多闲话?妻子赶忙抱过儿子，轻声细语地解释说，发洪水的那一年，爸爸妈妈都好不容易才活了下来……
这一天，正是7月31日。不仅冀家，不仅西正街、东关，也不仅是某一年，20多年来，每逢这个日子，家家户户总要烧几道好菜，街坊邻居也总要相互叹息感慨一番。
对安康的摊贩来说，这一天和元宵、端午、中秋一样，是生意兴隆的好日子。生意同样红火的，还有卖香烛纸钱的。大约傍晚时分，一些安康市民会陆陆续续走出家门，在街巷、在十字路口、在汉江边，他们一边烧纸，一边喃喃倾诉。天渐渐地黑了，哀声也渐渐连成了一片。许多安康人都谈到，和别的地方不同，“我们安康有三个鬼节，清明、农历七月中，还有这一天。”
1983年大水之后，安康老城并没有逃离水患的威胁，“年年汛期搬家”，已经成了一些市民的习惯。有的人家甚至多年不添置家具电器，“反正洪水一来，什么都没了”。为此，省上已拨款数亿元，用于安康的洪水治理，但由于多种原因，让安康人彻底告别水患的目标依然没有实现。
27年之后的2010年7月31日，一场赈灾晚会在安康举行。
刚刚过去的7月，安康再遭洪水之灾，群众生命财产损失惨重。面对灾难，安康人再次选择了坚强。但与此同时，从政府到民间，也出现了更为强烈的呼声：根治水患，安康不能再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