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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先生素以诗人、散文家和红学家闻名遐迩，然与许多现代文人相似，他亦长期投身教学教育事业。1920年秋，刚从北大毕业不久的俞平伯赴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其教书生涯由此开始。1922年暑期受浙江省教育厅委派，俞平伯以视学的名义前往美国考察西方现代教育近四个月，以期运用到中国的教育实践中。嗣后，俞平伯主要执教于高等学府，历任上海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等校国文系讲师、教授，一边讲授古典文学课程，一边从事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可谓三管齐下。缘于上述这些经历，俞平伯对教育问题不乏个人的独特认识，并时而通过撰文、讲演的方式予以表达。1929年3月，俞平伯曾作《教育論》，以杂文的笔调表达了对于教育与人性关系的思考，提出教育上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观”。1948年9月，俞平伯曾在北平电台作题为《孔门的教学法》的广播演讲，对孔孟施行的问答教学法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与阐释。具体到语文教育方面，俞平伯曾写过《中学语文教学和古典文学》等专题论文，亦在随感等其他文字中就语文教育的某些问题表述了自己的见解。同时他还与朱自清、叶圣陶等语文教育家过从甚欢，是《中学生》《国文月刊》的长期撰稿人。本文拟梳理、介绍俞平伯对语文教学提出的一些主张，并简要评述其对当前语文教学的启示。
1945年底，北平广播电台邀请俞平伯向听众讲演《读书的意义》，讲稿发表于次年1月。文中揭明“读书的真意义，于扩充知识以外兼可涵泳性情，修持道德，原不仅为功名富贵做敲门砖”。这虽然是就读书的意义而发，实则也适用于国文教育。紧接着，作者谈到二三十年以来国民国文程度低落的问题，指出这“不仅象征着读书阶级的崩溃，并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民族的前途，国家的生长”。国文程度低落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别字广泛地流行着”，即文字教育的成效不大。俞平伯对此表示担忧，因为“方块字的完整，艰深，固定，虽似妨碍文化知识的普及，亦正于无形之中维护国家的统一与永久”。也就是说，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屡受侵扰而团结一致，华夏先民的典籍智慧之所以能历经千年而流播不辍，方块文字（汉字）在其中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假如当初使用的是音标文字，中国的国运定然更加坎坷。所以在作者看来，文字教育的失败表面上只是一般国文水准的低落，其实已损害到民族国家的前途。俞平伯的讲演时间距离抗日战争的胜利仅三个多月，联系到日本军国主义曾在中国推行日语奴化教育的惨痛史实，他的上述论调实非耸人听闻，而是具有深长的意味。随后，作者对学校教育中“听讲的时间每多于自修，而自修课业，有如太史公所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能有几人”的现状提出了批评，并提议解决社会生计问题，改革教育考试铨叙各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如何在中小学各门课程中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是教育界十分关切的论题。1951年3月22日《人民日报》于第三版刊出江山野的《加强语文课的爱国主义内容——对中学语文课本的一些意见》，批评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学语文课本缺少爱国主义内容。4月21日，叶圣陶、宋云彬等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名义发表《语文课本里的爱国主义内容——答江山野先生》予以回应。1952年1月，《语文教学》杂志发表俞平伯的《语言文学教学与爱国思想》。在“附记”中他解释因“语文”二字指语言文字还是语言文学，有时会发生混淆，所以本文不用简称。这表明作者眼中所理解的“语文”主要是指“语言文学”。此文旨在讨论如何通过语言文学的教学，启发青年学子们的爱国思想，即视爱国教育为语言文学教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希望在语文教育中渗透爱国主义思想。文章认为，语文教育中若想真正落实爱国教育，不能仅仅依赖口号宣传，进行空洞的说教，而应该联系实际，恰当选取与运用相关语言材料。作者指出以下三种材料均可选用：一是“凡说中国有什么伟大的，可爱的，可敬的”;二是“凡高扬中国人民大众的欢乐的，申诉以往被压迫的人民大众的痛苦哀愁的，即是能表现人民的生活实况的”;三是“凡今日正确地在思想上作领导的文字”。不过由于特殊的时代氛围与写作背景，文中标举的爱国主义思想是有所限定的，即与“国际主义”与阶级立场紧密结合。本文的一些看法有其时代的局限性，难脱“应时应景”之嫌疑，但其探讨的语文教学中如何实施爱国主义教育这一话题始终未曾过时。
1947年，叶圣陶在其主编的《中学生》杂志上组织了一期“中学生与文艺”笔谈会，就“语文教育与文艺教学的关系”等话题邀请有关人士执笔。俞平伯应约撰写《谈“中学生与文艺”》一文。文章写道：“中学的国文课本我看得极少，似乎太深太杂，有些我简直没有读过。选录的标准，应该偏重思想的清楚正确，而文字的浅显次之。文艺的涵养在中学的阶段里亦应该有，似可选录诗歌。”可见在俞氏看来，中学国文课本中选文的选录标准，应首先注意思想的清晰正确，旨在进行思想的训练，文字的浅显则次之。选录诗歌则裨益于中学生文艺涵养的提高。在谈到“古典作品与现代新写实主义作品，就今日中学生说，哪一种尤其切要？还是两者不能偏废”这一问题时，他说：“古典作品与新写实作品自不能偏废。老实说，古典的分量重些，只是时代已差得太多，教学多感困难。”并且强调：“古典作品宜分别观之，虽合于我们现代的标准很少，但亦不能因噎废食，故选材第一，教法第二。”即认为虽然合于现代标准的古典作品不多，但不能剑走偏锋，忽视古典文学的价值;在语文教学中要关注古典作品的选材问题，选材如欠考虑，教学效果自然大打折扣。在选材精当的条件下，教师还应当“洞知选家之意”，在洞察编者意图的基础上再钻研教法。
在《中学语文教学和古典文学》（1953）一文中，俞平伯从“发扬爱国主义的教育”和“创造人民的新文化”两个角度出发，认为古典文学在当时的中学语文教学中应得到相当的重视。他首先批评现行的中学语文课本中，古典文学部分的编选在质上、量上、系统上都很不够。随后他重点论述了中学语文课本中古典文学的选材问题。他建议中学语文教材在选用古典文学时不宜太狭、不宜过短和不宜太少。所谓不宜太狭，指应适度地放宽编选的标准，有人民性、革命性的当然要选，其他具有现实主义成分的和健康的抒情类作品也可选入，表现祖国山河壮美的篇什亦可酌选。所谓不宜过短，乃作者以为当前语文课本中所选文言作品篇幅太短，既不利于表现我国古典文学伟大的形象，又不利于教学的开展。他提议教材中应选一些篇幅适中的，稍长一些的，让长、短互相配合。对于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而言，这样的安排要比只选短文来得经济、有效。俞平伯的第三个看法是语文教材中的古典文学作品不宜太少。首先，古典文学历史悠久，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需要我们去继承弘扬。其次，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白话与文言不是彼此孤立的关系。作者强调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并非凭空产生，实际上是数千年古典文学传统的赓续。不过编选教材时古典文学部分不能简单地附在现代文学的后面，而应尽量体现古今文章的流变、文学的发展，有助于新文学的拓进与创造。从《谈“中学生与文艺”》到《中学语文教学和古典文学》，我们发现俞平伯建国后对古典文学的语文教学价值愈加重视，这既与他的治学道路紧密相关，也因古典文学编选问题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语文学界一度研讨的议题之一。俞文发表三天后，《人民日报》即刊载北京市若干中学语文教师共同讨论，向锦江执笔的《中学语文课本必须适当地编选古典文学作品》，缕陈现行中学语文课本古典文学作品编选上的缺点，提出了针对性的意见，可与俞文相互参读。
正如前文所引述，俞平伯《谈“中学生与文艺”》一文谈到语文教学中古典作品“选材第一，教法第二”，随即探讨了诗文的教授法：“诗文的讲授法正不必一致。文章既在注重思想的训练，自必须讲解得很清楚才对。诗则除训诂名物诠表大意以外，或无需多讲，以令学生背诵为主。背诵原是很重要的，耳朵的学习有时较眼睛的学习更为得力，所谓‘声入心通’。背诗要比背文容易，且更有趣。”作者根据诗、文这两种体裁的不同特征與教学价值，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讲授方法。对于文章，教师必须注重讲解，讲解得清楚，学生才能得到“思想的训练”。大部分诗歌无需多讲，应提倡学生多多背诵，不但用眼睛学习，也要调动耳朵参与进来，此所谓“声入心通”。早在1940年代初，俞平伯就有作《文章四论》的打算，曰文无定法，曰文成法立，曰声入心通，曰得心应手，试图将写文章的经验与道理概括无遗。这既是他久事写作的心得，也是其总结出来的“研读古人作品的必由之路”。据目前文献，他最终并未完成《文章四论》的写作，但却曾在数篇文章中有所论及。《文章自修说读》（1943）集中阐说“四论”之一——“声入心通”的读书方法，文中写道：“读，声入心通之谓，有二焉，曰朗，曰熟，不朗，声何由人，不熟，不通于心矣。”该文核心关键词即是“读”，并将“读”与“声入心通”画上等号。“读”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曰“朗”，一曰“熟”。“朗”指朗读，即读之出声，耳目并用;“熟”指熟读，即反复阅读，直至成诵。只有大声朗读，熟读成诵，才能最终达到“声入心通”。如果能对名著典籍背诵如流，则可左右逢源，收事半功倍之效。正如有学者指出，现代作家对诵读多有论述，俞平伯的好友叶圣陶、朱自清等对此均有颇为深入细致的探讨和研究。而以“声入心通”来解说诵读的，还有顾随、黎锦熙等人。顾随曾说：“根据‘声入心通’的道理，‘耳治’实不失为语文教学的有效方法。”黎氏有“口与耳关系密切（自读熟，自听惯），文言文若能贯彻‘口到’，自然‘声入心通’，既得于‘心’，而应于‘手’，故亦足促进其写作”的阐述，与俞平伯的“声入心通”“得心应手”八字可谓所见略同。
与《谈“中学生与文艺”》所述遥相呼应，晚年俞平伯在谈论古典文学的多篇文章中重申“声入心通”之法。在《略谈诗词的欣赏》（1979）中，俞平伯就诗词的欣赏与学习有如下阐发：“阅览分精读、略读，吟诵分朗诵、吟哦。目治与耳治，不可偏废;泛览即目治，深入宜兼口耳，所谓‘声入心通也’。”《关于治学问和做文章》（1985）一文重提“文章四论”，并表明“声入心通”与“得心应手”两句更重要。为什么要反复诵读才能实现对古代诗文的深入理解，并进而掌握创作的门径呢？两文均有表述相近的阐析。前文讲道：“作者当日由情思而声音，而文字，及其刊布流传，已成陈迹。今之读者去古已遥，欲据此迹进而窥其所以迹，恐亦只有遵循原来轨道，逆溯上去之一法。当时之感慨托在声音，今日凭借吟哦背诵，同声相应，还使感情再现。虽其生也至微，虚无缥缈，淡若轻烟，阅水成川，已非前水，读者此日之领会与作者当日之兴会不必尽同，甚或差异，而沿流讨源终归一本，孟子所谓‘以意逆志’者，庶几近之。反复吟诵，则真意自见，笺注疏证亦可广见闻，备参考。‘锲而不舍’‘真积力久’，即是捷径也。”作家创作的情形被描述为——从情思到声音再到文字，因此今之读者要逆流而求，追根溯源，凭借反复吟诵，体察作者当时之感兴。后文首先指明“自学之法，当明作意”，就是说我们读文章要“从创作的情形倒回来看”，尽力窥探古人的用心，感知作家的情旨。作者特意现身说法，以自己幼时的读书经验为例，说明记诵之学是行之有效的手段。好文章可以背，好诗则一定要背。仅仅念诗是不够的，念出的诗是平面化的;翻来覆去地背诵，反反复复地吟哦，诗就变得立体化，诗中的味道与境界就全部出来了。文章接着阐明：“诵读，了解，创作，再诵读，诗与声音的关系，比散文更为密切。杜甫说，‘新诗改罢自长吟’，又说，‘续儿诵文选’，可见他自己作诗要反复吟哦，课子之方也只是叫他熟读。俗语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虽然俚浅，也是切合实情的。”作者注意到诗与声音的紧密联系，比散文更甚。古人作诗一般都会经过反复吟咏，在诵读中推敲改定，终成佳句，故阅读学习古诗必须要熟读成诵。此外，俞平伯还建议研究诗词的人最好自己也动手写一写，这样才能体会到其中的甘苦，有了创作体验后，对于揣摩与研读古人的文学作品会有较大帮助。
从以上三方面的分析中，我们发现俞平伯对于语文教育的论述略显零散，尚未形成周密完整的理论体系，个别观点不免存在局限或不足。然而俞平伯拥有讲授国文的长期经历和精深的文学造诣，故他对语言文学的学习常有独到的判断，对一些问题不乏敏锐的观察与洞悉。针对民国时期国文程度的普遍低落的现状，他体认到方块汉字之于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贡献，从而将国文教育纳入民族复兴国运重光大业之一支。到了建国之初，他再度申说中学语文教学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迫切性。同时，他也简略论及语文教育在“思想的训练”“文艺的涵养”等方面的目标。由此观之，俞平伯似更看重语文的“实质训练”，而疏于“形式训练”的讨究。着眼于爱国教育，他对中学语文教材中古典作品的选材甚为关注，建议古典文学的编选不宜过狭、过短和过少，且需将其与现代作品彼此配合，得体编排，反映古今文学的文章流变与历史脉络。结合自己的治学经验，俞平伯认为诗文的讲授之法不同，文要多讲，诗要讽诵，着重揭示了诗词教学中诵读或曰“声入心通”的重要性，对于今天的语文教学依然大有启发意义。
★作者通联：扬州大学文学院。
一、关于语文教学的任务
1945年底，北平广播电台邀请俞平伯向听众讲演《读书的意义》，讲稿发表于次年1月。文中揭明“读书的真意义，于扩充知识以外兼可涵泳性情，修持道德，原不仅为功名富贵做敲门砖”。这虽然是就读书的意义而发，实则也适用于国文教育。紧接着，作者谈到二三十年以来国民国文程度低落的问题，指出这“不仅象征着读书阶级的崩溃，并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民族的前途，国家的生长”。国文程度低落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别字广泛地流行着”，即文字教育的成效不大。俞平伯对此表示担忧，因为“方块字的完整，艰深，固定，虽似妨碍文化知识的普及，亦正于无形之中维护国家的统一与永久”。也就是说，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屡受侵扰而团结一致，华夏先民的典籍智慧之所以能历经千年而流播不辍，方块文字（汉字）在其中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假如当初使用的是音标文字，中国的国运定然更加坎坷。所以在作者看来，文字教育的失败表面上只是一般国文水准的低落，其实已损害到民族国家的前途。俞平伯的讲演时间距离抗日战争的胜利仅三个多月，联系到日本军国主义曾在中国推行日语奴化教育的惨痛史实，他的上述论调实非耸人听闻，而是具有深长的意味。随后，作者对学校教育中“听讲的时间每多于自修，而自修课业，有如太史公所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能有几人”的现状提出了批评，并提议解决社会生计问题，改革教育考试铨叙各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如何在中小学各门课程中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是教育界十分关切的论题。1951年3月22日《人民日报》于第三版刊出江山野的《加强语文课的爱国主义内容——对中学语文课本的一些意见》，批评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学语文课本缺少爱国主义内容。4月21日，叶圣陶、宋云彬等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名义发表《语文课本里的爱国主义内容——答江山野先生》予以回应。1952年1月，《语文教学》杂志发表俞平伯的《语言文学教学与爱国思想》。在“附记”中他解释因“语文”二字指语言文字还是语言文学，有时会发生混淆，所以本文不用简称。这表明作者眼中所理解的“语文”主要是指“语言文学”。此文旨在讨论如何通过语言文学的教学，启发青年学子们的爱国思想，即视爱国教育为语言文学教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希望在语文教育中渗透爱国主义思想。文章认为，语文教育中若想真正落实爱国教育，不能仅仅依赖口号宣传，进行空洞的说教，而应该联系实际，恰当选取与运用相关语言材料。作者指出以下三种材料均可选用：一是“凡说中国有什么伟大的，可爱的，可敬的”;二是“凡高扬中国人民大众的欢乐的，申诉以往被压迫的人民大众的痛苦哀愁的，即是能表现人民的生活实况的”;三是“凡今日正确地在思想上作领导的文字”。不过由于特殊的时代氛围与写作背景，文中标举的爱国主义思想是有所限定的，即与“国际主义”与阶级立场紧密结合。本文的一些看法有其时代的局限性，难脱“应时应景”之嫌疑，但其探讨的语文教学中如何实施爱国主义教育这一话题始终未曾过时。
二、关于中学语文课本的编选
1947年，叶圣陶在其主编的《中学生》杂志上组织了一期“中学生与文艺”笔谈会，就“语文教育与文艺教学的关系”等话题邀请有关人士执笔。俞平伯应约撰写《谈“中学生与文艺”》一文。文章写道：“中学的国文课本我看得极少，似乎太深太杂，有些我简直没有读过。选录的标准，应该偏重思想的清楚正确，而文字的浅显次之。文艺的涵养在中学的阶段里亦应该有，似可选录诗歌。”可见在俞氏看来，中学国文课本中选文的选录标准，应首先注意思想的清晰正确，旨在进行思想的训练，文字的浅显则次之。选录诗歌则裨益于中学生文艺涵养的提高。在谈到“古典作品与现代新写实主义作品，就今日中学生说，哪一种尤其切要？还是两者不能偏废”这一问题时，他说：“古典作品与新写实作品自不能偏废。老实说，古典的分量重些，只是时代已差得太多，教学多感困难。”并且强调：“古典作品宜分别观之，虽合于我们现代的标准很少，但亦不能因噎废食，故选材第一，教法第二。”即认为虽然合于现代标准的古典作品不多，但不能剑走偏锋，忽视古典文学的价值;在语文教学中要关注古典作品的选材问题，选材如欠考虑，教学效果自然大打折扣。在选材精当的条件下，教师还应当“洞知选家之意”，在洞察编者意图的基础上再钻研教法。
在《中学语文教学和古典文学》（1953）一文中，俞平伯从“发扬爱国主义的教育”和“创造人民的新文化”两个角度出发，认为古典文学在当时的中学语文教学中应得到相当的重视。他首先批评现行的中学语文课本中，古典文学部分的编选在质上、量上、系统上都很不够。随后他重点论述了中学语文课本中古典文学的选材问题。他建议中学语文教材在选用古典文学时不宜太狭、不宜过短和不宜太少。所谓不宜太狭，指应适度地放宽编选的标准，有人民性、革命性的当然要选，其他具有现实主义成分的和健康的抒情类作品也可选入，表现祖国山河壮美的篇什亦可酌选。所谓不宜过短，乃作者以为当前语文课本中所选文言作品篇幅太短，既不利于表现我国古典文学伟大的形象，又不利于教学的开展。他提议教材中应选一些篇幅适中的，稍长一些的，让长、短互相配合。对于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而言，这样的安排要比只选短文来得经济、有效。俞平伯的第三个看法是语文教材中的古典文学作品不宜太少。首先，古典文学历史悠久，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需要我们去继承弘扬。其次，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白话与文言不是彼此孤立的关系。作者强调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并非凭空产生，实际上是数千年古典文学传统的赓续。不过编选教材时古典文学部分不能简单地附在现代文学的后面，而应尽量体现古今文章的流变、文学的发展，有助于新文学的拓进与创造。从《谈“中学生与文艺”》到《中学语文教学和古典文学》，我们发现俞平伯建国后对古典文学的语文教学价值愈加重视，这既与他的治学道路紧密相关，也因古典文学编选问题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语文学界一度研讨的议题之一。俞文发表三天后，《人民日报》即刊载北京市若干中学语文教师共同讨论，向锦江执笔的《中学语文课本必须适当地编选古典文学作品》，缕陈现行中学语文课本古典文学作品编选上的缺点，提出了针对性的意见，可与俞文相互参读。
三、关于文艺作品的教学
正如前文所引述，俞平伯《谈“中学生与文艺”》一文谈到语文教学中古典作品“选材第一，教法第二”，随即探讨了诗文的教授法：“诗文的讲授法正不必一致。文章既在注重思想的训练，自必须讲解得很清楚才对。诗则除训诂名物诠表大意以外，或无需多讲，以令学生背诵为主。背诵原是很重要的，耳朵的学习有时较眼睛的学习更为得力，所谓‘声入心通’。背诗要比背文容易，且更有趣。”作者根据诗、文这两种体裁的不同特征與教学价值，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讲授方法。对于文章，教师必须注重讲解，讲解得清楚，学生才能得到“思想的训练”。大部分诗歌无需多讲，应提倡学生多多背诵，不但用眼睛学习，也要调动耳朵参与进来，此所谓“声入心通”。早在1940年代初，俞平伯就有作《文章四论》的打算，曰文无定法，曰文成法立，曰声入心通，曰得心应手，试图将写文章的经验与道理概括无遗。这既是他久事写作的心得，也是其总结出来的“研读古人作品的必由之路”。据目前文献，他最终并未完成《文章四论》的写作，但却曾在数篇文章中有所论及。《文章自修说读》（1943）集中阐说“四论”之一——“声入心通”的读书方法，文中写道：“读，声入心通之谓，有二焉，曰朗，曰熟，不朗，声何由人，不熟，不通于心矣。”该文核心关键词即是“读”，并将“读”与“声入心通”画上等号。“读”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曰“朗”，一曰“熟”。“朗”指朗读，即读之出声，耳目并用;“熟”指熟读，即反复阅读，直至成诵。只有大声朗读，熟读成诵，才能最终达到“声入心通”。如果能对名著典籍背诵如流，则可左右逢源，收事半功倍之效。正如有学者指出，现代作家对诵读多有论述，俞平伯的好友叶圣陶、朱自清等对此均有颇为深入细致的探讨和研究。而以“声入心通”来解说诵读的，还有顾随、黎锦熙等人。顾随曾说：“根据‘声入心通’的道理，‘耳治’实不失为语文教学的有效方法。”黎氏有“口与耳关系密切（自读熟，自听惯），文言文若能贯彻‘口到’，自然‘声入心通’，既得于‘心’，而应于‘手’，故亦足促进其写作”的阐述，与俞平伯的“声入心通”“得心应手”八字可谓所见略同。
与《谈“中学生与文艺”》所述遥相呼应，晚年俞平伯在谈论古典文学的多篇文章中重申“声入心通”之法。在《略谈诗词的欣赏》（1979）中，俞平伯就诗词的欣赏与学习有如下阐发：“阅览分精读、略读，吟诵分朗诵、吟哦。目治与耳治，不可偏废;泛览即目治，深入宜兼口耳，所谓‘声入心通也’。”《关于治学问和做文章》（1985）一文重提“文章四论”，并表明“声入心通”与“得心应手”两句更重要。为什么要反复诵读才能实现对古代诗文的深入理解，并进而掌握创作的门径呢？两文均有表述相近的阐析。前文讲道：“作者当日由情思而声音，而文字，及其刊布流传，已成陈迹。今之读者去古已遥，欲据此迹进而窥其所以迹，恐亦只有遵循原来轨道，逆溯上去之一法。当时之感慨托在声音，今日凭借吟哦背诵，同声相应，还使感情再现。虽其生也至微，虚无缥缈，淡若轻烟，阅水成川，已非前水，读者此日之领会与作者当日之兴会不必尽同，甚或差异，而沿流讨源终归一本，孟子所谓‘以意逆志’者，庶几近之。反复吟诵，则真意自见，笺注疏证亦可广见闻，备参考。‘锲而不舍’‘真积力久’，即是捷径也。”作家创作的情形被描述为——从情思到声音再到文字，因此今之读者要逆流而求，追根溯源，凭借反复吟诵，体察作者当时之感兴。后文首先指明“自学之法，当明作意”，就是说我们读文章要“从创作的情形倒回来看”，尽力窥探古人的用心，感知作家的情旨。作者特意现身说法，以自己幼时的读书经验为例，说明记诵之学是行之有效的手段。好文章可以背，好诗则一定要背。仅仅念诗是不够的，念出的诗是平面化的;翻来覆去地背诵，反反复复地吟哦，诗就变得立体化，诗中的味道与境界就全部出来了。文章接着阐明：“诵读，了解，创作，再诵读，诗与声音的关系，比散文更为密切。杜甫说，‘新诗改罢自长吟’，又说，‘续儿诵文选’，可见他自己作诗要反复吟哦，课子之方也只是叫他熟读。俗语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虽然俚浅，也是切合实情的。”作者注意到诗与声音的紧密联系，比散文更甚。古人作诗一般都会经过反复吟咏，在诵读中推敲改定，终成佳句，故阅读学习古诗必须要熟读成诵。此外，俞平伯还建议研究诗词的人最好自己也动手写一写，这样才能体会到其中的甘苦，有了创作体验后，对于揣摩与研读古人的文学作品会有较大帮助。
从以上三方面的分析中，我们发现俞平伯对于语文教育的论述略显零散，尚未形成周密完整的理论体系，个别观点不免存在局限或不足。然而俞平伯拥有讲授国文的长期经历和精深的文学造诣，故他对语言文学的学习常有独到的判断，对一些问题不乏敏锐的观察与洞悉。针对民国时期国文程度的普遍低落的现状，他体认到方块汉字之于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贡献，从而将国文教育纳入民族复兴国运重光大业之一支。到了建国之初，他再度申说中学语文教学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迫切性。同时，他也简略论及语文教育在“思想的训练”“文艺的涵养”等方面的目标。由此观之，俞平伯似更看重语文的“实质训练”，而疏于“形式训练”的讨究。着眼于爱国教育，他对中学语文教材中古典作品的选材甚为关注，建议古典文学的编选不宜过狭、过短和过少，且需将其与现代作品彼此配合，得体编排，反映古今文学的文章流变与历史脉络。结合自己的治学经验，俞平伯认为诗文的讲授之法不同，文要多讲，诗要讽诵，着重揭示了诗词教学中诵读或曰“声入心通”的重要性，对于今天的语文教学依然大有启发意义。
★作者通联：扬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