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早年提倡白话文，主张文学革命，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他的个人生活、待人处世的方式，留下了很多美谈。笔者有意摭拾其夫妻生活的几个片断，。
　　
　　教妻识字
　　
　　胡适和他的“小脚太太”江冬秀，从青丝到白头，可谓世人之楷模，在现代文化人中间传为美谈。江冬秀不仅脚小，而且是没有文化的旧式女性。胡适是个有名的孝子，他的婚姻全由母亲做主。江冬秀没有文化，他心中自然不满意，可是，他不敢违抗母命，唯一的办法便是督促江冬秀刻苦自学，以成为一个有文化的新时代女性。1909年9月13日，还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的胡适便给母亲去信，希望母亲督促江冬秀识字。经过两年的努力，江冬秀可认不少字了。于是，胡适又鼓励她练习写字，当他看到江冬秀写的字时，便给以热心勉励，同时又告诉她，不仅要识字、写字,还要懂得字的意思，如有不懂的字，可以让家中的子侄们为之讲解。
　　江冬秀也是个有悟性的女子，学习很有长进。于是，胡适又给母亲去信，让母亲催促江冬秀给自己写信，以使其“知读书识字之要耳，并无他意。冬秀能作，则数行亦可，数字亦可，虽不能佳，亦复无妨。”江冬秀终于壮着胆子，给胡适写了一封短信。远在美国的胡适读着这封内容简单、字迹笨拙的家书，心中特别高兴，还赋诗一首：“病中得她书，不满八行字。全无要紧话，颇使我欢喜。”他告诉江冬秀，“识字不在多，在能知字义。读书不在多，在能知书中之意而已。”
　　1917年8月，胡适已是名噪华夏的北京大学的教授。可是，他仍像往常那樣循循善诱，辅导江冬秀读书识字，一点也不端“教授”的架子。在胡适写给母亲和江冬秀的信中，可以看到他为江冬秀纠正“是”和“事”、“之”和“知”、“座”和“坐”、“记”和“这”等字的写法和用法。他怕江冬秀因写错字而灰心，一再在信中说，写错了字“都还不要紧，常常写写便更好了”。
　　
　　夫人劝诫勿为官
　　
　　胡适夫人江冬秀不像中国传统的市俗女子那样，有一种“夫荣妻贵”的思想，她不愿丈夫出头露面而打破平静的生活，更不愿丈夫出将入相、卷入官场的是是非非之中。当然，胡适也不是那种狗苟蝇营的“跑官者”，为使夫人放心，他许下了不入政界、不为官的诺言。
　　1928年3月，上海的中国公学发生风潮，校长何鲁被迫辞职，学校陷入混乱。校董事会公推胡适出面维持，以平息风潮。朋友王云五、朱经农等三番五次劝其出山。中国公学毕竟是胡适的母校，凭着这份情感，加上学校和朋友的一片盛情，他答应担任校长一职。他知道夫人一定要嘲笑自己贪恋权位，于是，便费尽口舌向她解释：当这个校长完全是出于报答朋友的信赖，是“逼上梁山”，是不得已而为之，保证只当两个月的校长，并且还要辞掉一些挂名的头衔，在一些公众场合也尽量少出风头，少说话。5月22日，胡适因公往南京，一班朋友紧追不舍，希望胡适出席诸多会议，他都婉言谢绝。事后，他高兴地告诉夫人：“只在两次宴会席上说了几句话，总算不曾得罪人。”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胡适被委以重任，前往美国游说求助。他知道夫人又要不高兴了，因为自己食言，又要出来做“官”了。于是，他立即给江冬秀去信说：“我知道你听了一定很不高兴，我心里也觉得很对不住你。”他言词恳切地辩说着，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中国人，是再也不能因“不谈政治、不入政界”的诺言，而躲避救国兴亡的责任。他对江冬秀说：“今日以后的二十年，在这大战争怕不可避免的形势里，我还能再逃避二十年吗？”他向江冬秀保证：“我只能郑重向你发一愿：至迟到战争完结时，我一定回到我的学术生活去，你记得这句话。”
　　不久，胡适又被任命为驻美大使，成为名符其实的官。这次，妻子江冬秀真的不高兴了，来信批评胡适不该如此不守信誉。胡适慌了，马上去信诉说自己的苦衷，“我二十一年做自由的人，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能不做一年半年的大使。”他再次向江冬秀保证：“我声明做到战争完结为止，战事一了，我就回来仍旧教我的书。请你放心，我决不留恋做下去。”
　　江冬秀终于体味到丈夫的苦衷，细细想来，自己远离丈夫，一直没能给予更多的体贴和帮助，还不明事理地责备和批评。她深感内疚地对胡适说：“我恨自己不能帮你助一点力，害你走上这条路上去。”胡适理解夫人的良苦用心，他感激地对夫人说：“你总劝我不要走上政治路上去，这是你帮助我。若是不明大体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你跟我二十年，从不作这样想，所以我们能一同过苦日子。”
　　1942年8月，胡适总算交卸大使职务，他牢记对夫人的许诺，立即续写《中国哲学史》，重新开始其荒废已久的学术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