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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印度五邦地方选举结果揭晓。印度总理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在最关键的北方邦取得历史性胜利，赢得邦议会403席中的312席，创造了自1980年以来单个政党在该邦议会中获得最大席位数的新纪录。尽管人民党及其盟友在旁遮普邦和果阿邦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挫折，但来自北方邦的巨大胜利足以让人民党的支持者们欢欣鼓舞。在人民党胜选消息的刺激下，印度股市大涨，卢比汇率创下16个月来新高，投资者对莫迪下阶段改革的前景与印度经济高速增长充满信心。莫迪本人也在3月13日的庆祝集会上郑重宣告：一个新的印度即将来临。
北方邦的莫迪神话
北方邦人口超过2亿，在印度国会上下两院中的席位最多，其邦选举历来被视作印度大选的风向标。该邦“种姓政治”特征显著，邦政治长期以来主要由社会主义党与大众社会党两大基于特定族群的地方政党把持。然而在2014年印度全国大选中，莫迪领导的人民党横扫北方邦，一举拿下该邦80个人民院（国会下院）席位中的61个。因此，舆论在此次地方选举前普遍认为人民党有能力拿下北方邦，重演2014年全国大选的一幕。
然而，莫迪在2016年11月突然以“反腐、反恐、打击黑钱”为由废除大额面值旧版纸币，引发极大争议。一时间选情忽然变得扑朔迷离，部分媒体甚至猜测人民党2015年败走比哈尔邦的一幕有可能再度上演。比哈尔邦与北方邦同为农业大邦，两地都人口众多且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此番北方邦选举，人民党依然没有推出地方领导人，而是坚信“莫迪旋风”能再次发挥威力。
选举结果显示，“莫迪旋风”在2017年没有辜负其支持者的厚望。凭借着自身的动员能力与中央执政地位，人民党在北方邦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一是通过庞大的社会动员网络使“废钞”获得选民认同。面对舆论对“废钞”的各种责难，人民党发挥了其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努力说服民众相信莫迪“废钞”虽短期内给民众生活带来麻烦，但长期将有助于消除腐败、释放经济活力。据印媒报道，人民党在选战期间每天派出1600人左右的团队挨家挨户走访，以“总理来信”的名义将宣传“废钞”好处的小册子塞进各家各户，确保莫迪的政策主张能直达底层民众。二是依靠执掌中央的优势在2017年的联邦预算中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力度。过去人民党曾被视作城市中产阶级与富人的政党，在农村地区基础薄弱。莫迪政府吸取以往一味突出经济增长、忽视农业发展的教训，在年初的政府预算中加大农业投入，增加农业贷款总额，降低农业生产风险，还投入了史无前例的4800亿卢比用于《全国农村就业保障法案》的执行，以保障农村劳动力就业。这些惠农举措有效迎合了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北方邦选民的需求。选民为获取来自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一定程度上也倾向于支持莫迪。
人民党的舆论宣传成功地将莫迪勤政廉洁、心系穷人的形象传遍了北方邦。另一方面，竞争对手的力量涣散，很大程度上也使本次选举结果没有媒体预计的那么焦灼。自2014年莫迪出任总理以来，人民党独大趋势明显，迫使国大党与地方政党走向联合。2015年比哈尔邦选举中，该邦首席部长尼蒂什·库马尔出乎意料的与其政治宿敌拉鲁·亚达夫和解，执政的联合人民党与国大党组成了“超级大联盟”，击退了来势汹汹的莫迪。印度媒体原本期待2017年能出现一场北方邦版“超级大联盟”对阵莫迪的好戏，然而同为宿敌的社会主义党领导人阿基莱什·亚达夫与大众社会党领导人玛雅瓦蒂却未能在选前结盟。“超级大联盟”的缺失也使反对人民党的选票分散，令人民党在总得票率不足四成的情况下仍能夺取超过四分之三的邦议会席位。此外，原执政党社会主义党还在选前出现内讧，该党前任党魁穆拉亚姆·辛格·亚达夫在2016年底宣布将儿子阿基莱什“开除出党”。虽然这场父子夺权战最终以儿子的胜利而告终，但内斗却消耗了该党宝贵的政治资源，加深了选民对家族政治的厌恶感。
超越“种姓政治”的发展？
北方邦选举结果出炉后，部分印度政治评论高呼印度的政治生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莫迪的“发展政治”已逐渐超越了陈旧的“身份政治”。很多评论认为人民党通过对发展话语的垄断，正逐渐打破过去基于种姓、族群认同的动员模式，“种姓政党”的票仓正逐渐被强调发展的人民党所侵蚀。简而言之，就是选民在投票时已经更关注就业、收入等经济发展因素，而不是首先考虑自己的种姓身份。
就此次大选而言，得出上述结论或许还为时尚早。即便是打着“发展”旗号的人民党，在选举的具体操作上仍不得不依据“种姓票仓”制定选举策略。不过，印度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理论上终将使种姓政治寿终正寝。种姓作为一种动员手段，其能量来源于印度特色的保留制度，即在政府机关与公共事业部门中为表列种姓、表列部落以及其他落后阶层保留岗位。在社会分配不均、就业歧视严重的大环境下，保留制度的确是各类社会弱势群体在政治与经济上重要的上升渠道，种姓政治大行其道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但随着印度经济自由化改革的深入，私营经济部门不断创造大量新的就业岗位，稀释了“体制内”岗位的吸引力。预留制度不再成为落后群体的主要上升途径，使种姓政治的号召力大打折扣。另一方面，人口流动性增强也在不断冲击种姓原有的地域分布与社会组织形态。因此从长期来看，种姓动员能力的不断下降是一种必然趋势。然而短期事实总是与长期趋势有所差距。近年来印度经济的高速增长未能创造充足的就业岗位，印度数量庞大的年轻人口正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这些焦虑的年轻人若无法获得政府与社会的及时照顾，将不得不把希望重新寄托于保留制度，为种姓政治注入新的活力。即便是在經济发达的莫迪老家古吉拉特邦和同为人民党执政的哈里亚纳邦，保留政策引发的种姓骚乱依然不时显现。2016年哈里亚纳邦贾特人的骚乱甚至一度切断了首都新德里的部分供水来源，引发全球舆论关注。这些现象提醒我们，种姓政治带来的新一轮社会碎片化风险并不会因人民党与莫迪的强势而迅速消亡。
新印度的愿景与现实
尽管如此，人民党在北方邦的胜利仍为莫迪开辟“新印度”创造了有利条件。人民党在北方邦的胜利使印度政治版图发生巨变，人民党一党独大地位稳固，包括国大党在内的任何反对党都无法单独在政治纲领和社会基础上与人民党抗衡。这些政治条件为莫迪在2019年大选中连任总理奠定了巨大优势。而在全球更为关注的经济层面，人民党在夺取北方邦之后有望大幅提升自己在地方议会主导的联邦院（国会上院）中的席位数，削弱此前联邦院对莫迪经济改革重大议案的阻力。尽管联邦院议席的改变尚需一定时间，但权力的天平已经大幅向人民党倾斜，拴住了投资者的信心。
不过，尽管人民党将重点放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上，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包容性政党，但其根植于思想与社会基础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仍在其政治动员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蚕食着印度世俗主义的根基。虽然莫迪在执政期间会尽全力避免2002年古吉拉特邦骚乱的场景再次上演，但社会极化的风险仍然存在，此次人民党推出的北方邦首席部长人选就让印度舆论忧心忡忡。在选举结果揭晓近一周之后的3月18日，人民党宣布北方邦首席部长一职将由现年44岁的戈勒克布尔印度教神庙住持瑜伽士·阿迪提亚纳特出任。阿迪提亚纳特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坚定拥护者与激进组织“印度教青年旅”的创始人，自1998年起担任印度人民院议员。据印媒报道，他曾多次发表攻击穆斯林、煽动宗教对立的言论，并因涉嫌煽动宗教骚乱与谋杀而遭到三项指控。这项备受争议的人事任命再次提醒印度社会，人民党的教派主义色彩仍然在当今政坛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全球右翼思潮泛滥的大背景下，莫迪能否在改革释放印度经济活力、维持高速增长的同时约束其阵营内部的极端思潮，防止社会陷入得不偿失的动荡，仍有待历史的检验。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所研究人员）
北方邦的莫迪神话
北方邦人口超过2亿，在印度国会上下两院中的席位最多，其邦选举历来被视作印度大选的风向标。该邦“种姓政治”特征显著，邦政治长期以来主要由社会主义党与大众社会党两大基于特定族群的地方政党把持。然而在2014年印度全国大选中，莫迪领导的人民党横扫北方邦，一举拿下该邦80个人民院（国会下院）席位中的61个。因此，舆论在此次地方选举前普遍认为人民党有能力拿下北方邦，重演2014年全国大选的一幕。
然而，莫迪在2016年11月突然以“反腐、反恐、打击黑钱”为由废除大额面值旧版纸币，引发极大争议。一时间选情忽然变得扑朔迷离，部分媒体甚至猜测人民党2015年败走比哈尔邦的一幕有可能再度上演。比哈尔邦与北方邦同为农业大邦，两地都人口众多且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此番北方邦选举，人民党依然没有推出地方领导人，而是坚信“莫迪旋风”能再次发挥威力。
选举结果显示，“莫迪旋风”在2017年没有辜负其支持者的厚望。凭借着自身的动员能力与中央执政地位，人民党在北方邦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一是通过庞大的社会动员网络使“废钞”获得选民认同。面对舆论对“废钞”的各种责难，人民党发挥了其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努力说服民众相信莫迪“废钞”虽短期内给民众生活带来麻烦，但长期将有助于消除腐败、释放经济活力。据印媒报道，人民党在选战期间每天派出1600人左右的团队挨家挨户走访，以“总理来信”的名义将宣传“废钞”好处的小册子塞进各家各户，确保莫迪的政策主张能直达底层民众。二是依靠执掌中央的优势在2017年的联邦预算中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力度。过去人民党曾被视作城市中产阶级与富人的政党，在农村地区基础薄弱。莫迪政府吸取以往一味突出经济增长、忽视农业发展的教训，在年初的政府预算中加大农业投入，增加农业贷款总额，降低农业生产风险，还投入了史无前例的4800亿卢比用于《全国农村就业保障法案》的执行，以保障农村劳动力就业。这些惠农举措有效迎合了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北方邦选民的需求。选民为获取来自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一定程度上也倾向于支持莫迪。
人民党的舆论宣传成功地将莫迪勤政廉洁、心系穷人的形象传遍了北方邦。另一方面，竞争对手的力量涣散，很大程度上也使本次选举结果没有媒体预计的那么焦灼。自2014年莫迪出任总理以来，人民党独大趋势明显，迫使国大党与地方政党走向联合。2015年比哈尔邦选举中，该邦首席部长尼蒂什·库马尔出乎意料的与其政治宿敌拉鲁·亚达夫和解，执政的联合人民党与国大党组成了“超级大联盟”，击退了来势汹汹的莫迪。印度媒体原本期待2017年能出现一场北方邦版“超级大联盟”对阵莫迪的好戏，然而同为宿敌的社会主义党领导人阿基莱什·亚达夫与大众社会党领导人玛雅瓦蒂却未能在选前结盟。“超级大联盟”的缺失也使反对人民党的选票分散，令人民党在总得票率不足四成的情况下仍能夺取超过四分之三的邦议会席位。此外，原执政党社会主义党还在选前出现内讧，该党前任党魁穆拉亚姆·辛格·亚达夫在2016年底宣布将儿子阿基莱什“开除出党”。虽然这场父子夺权战最终以儿子的胜利而告终，但内斗却消耗了该党宝贵的政治资源，加深了选民对家族政治的厌恶感。
超越“种姓政治”的发展？
北方邦选举结果出炉后，部分印度政治评论高呼印度的政治生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莫迪的“发展政治”已逐渐超越了陈旧的“身份政治”。很多评论认为人民党通过对发展话语的垄断，正逐渐打破过去基于种姓、族群认同的动员模式，“种姓政党”的票仓正逐渐被强调发展的人民党所侵蚀。简而言之，就是选民在投票时已经更关注就业、收入等经济发展因素，而不是首先考虑自己的种姓身份。
就此次大选而言，得出上述结论或许还为时尚早。即便是打着“发展”旗号的人民党，在选举的具体操作上仍不得不依据“种姓票仓”制定选举策略。不过，印度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理论上终将使种姓政治寿终正寝。种姓作为一种动员手段，其能量来源于印度特色的保留制度，即在政府机关与公共事业部门中为表列种姓、表列部落以及其他落后阶层保留岗位。在社会分配不均、就业歧视严重的大环境下，保留制度的确是各类社会弱势群体在政治与经济上重要的上升渠道，种姓政治大行其道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但随着印度经济自由化改革的深入，私营经济部门不断创造大量新的就业岗位，稀释了“体制内”岗位的吸引力。预留制度不再成为落后群体的主要上升途径，使种姓政治的号召力大打折扣。另一方面，人口流动性增强也在不断冲击种姓原有的地域分布与社会组织形态。因此从长期来看，种姓动员能力的不断下降是一种必然趋势。然而短期事实总是与长期趋势有所差距。近年来印度经济的高速增长未能创造充足的就业岗位，印度数量庞大的年轻人口正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这些焦虑的年轻人若无法获得政府与社会的及时照顾，将不得不把希望重新寄托于保留制度，为种姓政治注入新的活力。即便是在經济发达的莫迪老家古吉拉特邦和同为人民党执政的哈里亚纳邦，保留政策引发的种姓骚乱依然不时显现。2016年哈里亚纳邦贾特人的骚乱甚至一度切断了首都新德里的部分供水来源，引发全球舆论关注。这些现象提醒我们，种姓政治带来的新一轮社会碎片化风险并不会因人民党与莫迪的强势而迅速消亡。
新印度的愿景与现实
尽管如此，人民党在北方邦的胜利仍为莫迪开辟“新印度”创造了有利条件。人民党在北方邦的胜利使印度政治版图发生巨变，人民党一党独大地位稳固，包括国大党在内的任何反对党都无法单独在政治纲领和社会基础上与人民党抗衡。这些政治条件为莫迪在2019年大选中连任总理奠定了巨大优势。而在全球更为关注的经济层面，人民党在夺取北方邦之后有望大幅提升自己在地方议会主导的联邦院（国会上院）中的席位数，削弱此前联邦院对莫迪经济改革重大议案的阻力。尽管联邦院议席的改变尚需一定时间，但权力的天平已经大幅向人民党倾斜，拴住了投资者的信心。
不过，尽管人民党将重点放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上，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包容性政党，但其根植于思想与社会基础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仍在其政治动员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蚕食着印度世俗主义的根基。虽然莫迪在执政期间会尽全力避免2002年古吉拉特邦骚乱的场景再次上演，但社会极化的风险仍然存在，此次人民党推出的北方邦首席部长人选就让印度舆论忧心忡忡。在选举结果揭晓近一周之后的3月18日，人民党宣布北方邦首席部长一职将由现年44岁的戈勒克布尔印度教神庙住持瑜伽士·阿迪提亚纳特出任。阿迪提亚纳特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坚定拥护者与激进组织“印度教青年旅”的创始人，自1998年起担任印度人民院议员。据印媒报道，他曾多次发表攻击穆斯林、煽动宗教对立的言论，并因涉嫌煽动宗教骚乱与谋杀而遭到三项指控。这项备受争议的人事任命再次提醒印度社会，人民党的教派主义色彩仍然在当今政坛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全球右翼思潮泛滥的大背景下，莫迪能否在改革释放印度经济活力、维持高速增长的同时约束其阵营内部的极端思潮，防止社会陷入得不偿失的动荡，仍有待历史的检验。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所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