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抠抠索索的“毛票阶层”，一向为商家瞧不起，但是如果你会想办法，“毛票阶层”一样有生意可做，一样会带给你惊人财富。
什么是“毛票阶层”
就像人们都明白NGO是非政府组织的缩写一样，在国外还有一个名词叫做BOP，意谓金字塔底端的人们，换句话说，也就是穷人。每天多的赚到几十块钱，少的只能赚到几块钱，有些人只能依靠政府救济和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过日子。花钱都是几分几毛地抠着花，就像我们经常在有关“旧社会”的电影里看到的那样，几张毛票用手帕小心翼翼地裹着，藏着掖着。这是一群为社会尤其是企业界所瞧不起的人，故意忽略的人。谈到商机，很少有人会想到这样一群人。我们的企业家现在热衷的都是有钱的、消费能力强的中产阶级和富人阶级，尽心尽力地为他们提供服务，为他们设计产品，然而，事情真的如此简单吗？面对“毛票阶层”，就真的没有生意可做，没有钱可以赚吗？想一想在中国，“毛票阶层”那庞大的数量和极易得到满足的要求（这将使针对“毛票阶层”的生意更加容易操作）吧！在某些独具慧眼的生意人眼里，这恰恰应该是一个大有可为的市场。
拓荒者李朝阳的故事
李朝阳就是其中的一位。李朝阳有一个说法：“我专做别人不愿意做的小生意。想一想，如果你做得好，就算是卖绣花针，全国13亿人每个人都买你一根，那也将是几千万元。所以，如果你真的有头脑，就算是专门卖绣花针，你也能变成大富翁。”
李朝阳是湖北宜昌人，从部队退伍后在家乡没有找到一份“好工作”，女朋友非常不满，令李朝阳很心烦。无奈之下，他决定南下打工，看看在改革开放的先锋深圳能不能混出个人样来。在一位战友的介绍下，他进了深圳龙岗镇一家皮具厂当保安，包吃包住月薪800元，但这不是李朝阳的理想。他当过兵，有文化，他想他应该是一个搞管理工作，“管人”的人，而不应该是一个被管的人。老板还老找借口扣下面人的工资，李朝阳觉得做这个工作没出息。在一次因为无故遭罚和老板大吵一通后，李朝阳离开了皮具厂。
离开皮具厂的李朝阳十几天没找到工作，本来阮囊羞涩，又不好意思再去麻烦战友，他再次面临饿肚子的难题。走投无路之下，他看见有些人在街边摆地摊，卖些针头线脑袜子鞋垫，每天也能赚个几块十几块钱。他就有样学样，也弄了块塑料布，用兜里剩的最后200块钱到龙岗批发市场批了些毛巾、袜子、背心、裤头，就在原来打工的那家皮具厂门口摆卖。因为都是熟悉的工友，大伙儿很照顾他的生意，他每天可以赚到20多块钱，多的时候可以赚到四五十元。这使李朝阳的心气儿越来越高，他已经不满足于仅为原来的工友服务，他弄了一个大挎包，每天早早起床，就在深圳各个工厂区之间跑来跑去，卖他那些小商品，他发现收入比打工强得多。
但是有一天，他刚出摊就被城管人员抓住了，500多元的货全部被没收，还很受了城管人员一些羞辱性的言语。回到出租屋内，躺在床上他就想，深圳的城管人员这么多，这么厉害，难道我就一辈子和他们打游击不成？我赚得再快，也没有城管、工商没收得快，这样下去肯定不是个办法。那么，我可不可以开个店呢，就专门做打工族的生意。
这么一想，他就高兴起来了。第二天，他开始进行市场调查。调查的结果是仅深圳一地就有200多万打工者，这个数字很让他兴奋，但更让他兴奋的是，他发现打工一族几乎完全被深圳大小商家所忽略，没有人想到去为打工者提供服务！没有人想到打工者身上也会有钱可赚！李朝阳想，这可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接下来他又算了一笔帐，每天进货多少，出货多少，花费几何，收入几何。这些数字他很熟悉。最后他算清楚了，如果改成租铺经营，只要铺面租金每个月不超过500元，那就不会有多大风险，超过500元，在经营上将会有一定压力。
这个界线确定后，李朝阳便四处去找铺面，最后在一个偏僻的角落，找了家门面，月租450元。他自己动手在三面墙上钉上若干个粗木条，架上木板，然后买了100个大塑料筐做为货架，再在显眼的地方挂上工商营业执照，李朝阳的店就算正式开张了。他给自己的店取名“一元店”，卖的都是便宜货，简装的洗发膏，几块钱一包；袜子，一两块钱一双；纽扣、针线、女工扎头用的橡皮筋，几分钱到几毛钱。李朝阳印了很多传单到处散发，附近的打工者一传十，十传百，都知道了在某某街的偏静角落里有个一元店，东西便宜。头一个月，李朝阳的收入就超过了3000元，平均每天净赚100多元。
李朝阳做生意很用心。经过观察，他发现打工者买东西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重视价格，对一毛一分的价格变动都非常敏感，而对产品质量却不太在乎，所以，他进货时就非常注意货比三家，尽量寻找价格最低的货源。另一方面，他发现打工者普遍时间紧张，因为每天都要工作10几个小时，所以买东西的时间非常有限，很希望能够一次买齐，并且购买主要集中在日用百货上，所以，他力争经营品种多而全。对顾客要求集中、走得快的货品，他争取做到批量进货，以便获得更好的批发价格；而对一些流动较慢的货品，他宁可采取少批量多批次多跑腿的方法，这样虽然自己比较辛苦一点，却可以少占压资金。
有人赚钱，就会有人跟风。面对竞争，李朝阳的办法是默不作声地走出去，到那些跟风者还不注意的地方去开店，除了龙岗的那家店外，他一连又在横岗、公明开了两家店，请人来替他照管。后来，他又走出深圳，将店开到了东莞、珠海、佛山、南海、惠州、江门等地方，到2004年底，李朝阳一共开了140多家这样的连锁店，月收入达到20多万元。他用这样的办法取胜：你来跟我竞争，你只有一家店，你这个店不赚钱，就意味着你彻底不赚钱，而我这个店不赚钱，那个店赚钱，我照样能撑得住。随着旗下商店增加，他的进货量远远超过那些竞争对手，使他可以比竞争对手获得更加优惠的进货价格，到最后，他干脆甩开批发商，改为直接从厂家进货。因为他的进货量大，厂家都很乐意与他合作，甚至免费送货上门，随叫随到。这使他的经营成本进一步降低。同样的价格，对手可能已经无利可图甚至赔本，他却照样有钱可赚，这也是沃尔玛的成功方法。一些傍着他开铺的对手最后甚至不得不央求他收购自己的铺面和存货，自己甘愿认输。随着事业的扩大，李朝阳注册了“一元店”商标，为所有连锁店设计了统一的装饰装潢，使竞争对手再也无法鱼目混珠。
就靠这样一分几厘地赚，靠这些让有些人瞧不上眼的一分几厘的小生意，李朝阳在短短几年内赚了1000多万元，买了洋楼、轿车。平均下来，李朝阳的140多家店，每家店每个月刨除各项开支后能够真正落到他口袋里的钱只有1400多元，但是架不住店多！下一步，李朝阳还准备将他的“朝阳一元店”开到全国，凡是有打工者的地方，就有“朝阳一元店”。从李目前的发展势头看，没有人敢说他这是痴心妄想。
做“毛票阶层”生意的方法
做“毛票阶层”生意有两个关键点，或曰两项基本原则，一是买得起，也就是说价格要低廉；二是方便买，也就是说要靠近消费人群，经营时间要长，因为“毛票阶层”大多数是劳工阶层，每天都要长时间地工作，往往只能在下班以后进行采购，筋疲力尽之余，他们缺乏精力和兴趣走很远的路采购，所以想赚他们的钱，必须坚持就近方便的原则。要想在这项生意上有所成就，必须格外重视和掌握这两个关键点。
吕文红是江西赣州人，在广东江门市经营一个小报摊。报摊是姐姐转给她的。吕文红给自己的报摊取了个很宏大的名字叫“四海书报”。在江门，像这样的小报摊有数百个，经营些报纸和杂志，每个月能有个一两千元的收入就算很不错了。但吕文红的小报摊每个月收入却能达到8000元以上，相当于江门其他报摊四五个月，甚至半年的收入。她是怎么做的呢？
吕文红的办法就是配送。别的报贩都是坐地经营，每天蹲在那儿守株待兔。但吕文红在经营中却发现，江门是一个打工大市，外来人口很多，本地常住人口却只有30几万，卖报纸赚不到什么钱，因为买报纸的大多是本地人。而真正能赚到钱的是那些通俗杂志，比如《知音》、《家庭》之类。但购买此类杂志的主要是外来打工者。打工生活非常单调，尤其是下工后无事可做，这使很多人都有强烈的阅读愿望，希望以此解闷、打发时间。但他们工作时间大多很长，工厂又大多远离市区，来往十分不方便。这使他们中的很多人虽有报刊消费的欲望和相应的消费能力，却不能将消费变成现实行为。吕文红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就用自行车驮了一大捆新出版的杂志，来到市郊的一家工厂。她去的时候，正值工厂下班。她在地上铺了块塑料布，把杂志铺在上面。很多工人从工厂一出来就看见了她的书摊，大家都很高兴。不到半个小时，吕文红就将她带去的杂志卖了一大半。她数了数手中的钱，比自己在城里看一天摊赚的还多。
旗开得胜，促使吕文红更深入地思考一个问题：江门和深圳、东莞不一样，江门没有大规模的工业区，工厂大多零散分布在郊区，规模小，人员分散，大的商家包括书店不愿上门提供服务，正好为自己这样的小商家提供了拾遗补缺的机会。她决定抓住这个机会。从此，她改变了作息时间，上午8点至下午４点在城里守摊，下午4点后收摊，然后骑上自行车或搭公共汽车、摩托车去各个工厂门口摆摊。这一措施收到了明显成效，书刊销售量由过去每月不足1000册翻了3倍，增加到3000多册。因为流动售书刊前景看好，吕文红专门请了一个帮工给自己看守城里的摊，自己则每天奔走于郊区各个工厂之间。她发现很多工厂上、下班时间都不一样，有些工厂则是实行三班倒。为此，她下了些功夫摸清各个工厂不同的上、下班时间，制成表格，然后合理安排时间，这使她由原来只做下午五六点钟生意，变成了整天都有生意可做。
为进一步方便读者购书，吕文红还开展了电话送书业务，印制了名片广告，随销出的杂志书籍分发。读者只要一个电话，她就会送书刊上门，受到很多打工者的欢迎。迄今为止，江门仍只有吕文红一个人开展送书刊上门的服务，因为其他的商家都觉得，为一本书刊跑大老远，赚个块儿八毛的，很不合算。吕文红却觉得这是一种短视行为，因为从她的实践来看，随着读者群的扩大，每一次往一个地方送书刊都不会是一两本，这使送书刊的成本很快就降了下来。
吕文红还根据打工者来自四面八方，很多人有阅读家乡杂志的特点，比如吉林打工者爱看《成功之路》，山西打工者爱看《人间方圆》……这些杂志江门的报贩听都没听过，更别说经营了，要看只能通过邮局订阅，而打工者流动性大，难有固定通讯地址可以订阅报刊。吕文红就让他们到自己这里订阅，从批发点拿到的杂志，她只卖杂志定价；一些批发点没有，只能通过邮局订阅的杂志，加收一些服务费也可以通过她这里订阅。如果订阅者的地址发生变动，只要不离开江门，打个电话给她，她就可以按新的地址送货上门，十分方便。
“流动订阅”的开展，为吕文红积累了一大批固定客户，客户的增加又使她可以在报刊批发市场拿到更好的价格。现在，吕文红已经不再亲自送货。随着业务量的扩大，她雇了一些人替她送货，她现在的主要工作就是进一步拓展客户资源。从2001年开始，吕文红通过给打工者送书刊上门这种让人瞧不起的小买卖，赚了30多万元。
李朝阳和吕文红两个人之所以能够赚到钱，都是因为遵循了做“毛票阶层”生意的两条基本原则，或者说抓住了“毛票阶层”生意的两个关键点，相对来说，李朝阳更偏重于买得起，以超低价格取胜；而吕文红则更偏重于买得到，以方便原则取胜。如果说，李朝阳和吕文红提供的都是某种服务，归于服务业，那么，在商品的生产上，针对“毛票阶层”同样有许多的机会，有许多的生意可做，有许多的办法可想。比如，印度近来流行一种简化手机，这种手机只有通话功能，摒除了其他“多余”的功能，所以价格十分便宜，深受“毛票阶层”的欢迎。中国是世界上“毛票阶层”最多的一个国家，只要你愿意，“毛票阶层”的生意做不完，而且完全有钱可赚！
什么是“毛票阶层”
就像人们都明白NGO是非政府组织的缩写一样，在国外还有一个名词叫做BOP，意谓金字塔底端的人们，换句话说，也就是穷人。每天多的赚到几十块钱，少的只能赚到几块钱，有些人只能依靠政府救济和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过日子。花钱都是几分几毛地抠着花，就像我们经常在有关“旧社会”的电影里看到的那样，几张毛票用手帕小心翼翼地裹着，藏着掖着。这是一群为社会尤其是企业界所瞧不起的人，故意忽略的人。谈到商机，很少有人会想到这样一群人。我们的企业家现在热衷的都是有钱的、消费能力强的中产阶级和富人阶级，尽心尽力地为他们提供服务，为他们设计产品，然而，事情真的如此简单吗？面对“毛票阶层”，就真的没有生意可做，没有钱可以赚吗？想一想在中国，“毛票阶层”那庞大的数量和极易得到满足的要求（这将使针对“毛票阶层”的生意更加容易操作）吧！在某些独具慧眼的生意人眼里，这恰恰应该是一个大有可为的市场。
拓荒者李朝阳的故事
李朝阳就是其中的一位。李朝阳有一个说法：“我专做别人不愿意做的小生意。想一想，如果你做得好，就算是卖绣花针，全国13亿人每个人都买你一根，那也将是几千万元。所以，如果你真的有头脑，就算是专门卖绣花针，你也能变成大富翁。”
李朝阳是湖北宜昌人，从部队退伍后在家乡没有找到一份“好工作”，女朋友非常不满，令李朝阳很心烦。无奈之下，他决定南下打工，看看在改革开放的先锋深圳能不能混出个人样来。在一位战友的介绍下，他进了深圳龙岗镇一家皮具厂当保安，包吃包住月薪800元，但这不是李朝阳的理想。他当过兵，有文化，他想他应该是一个搞管理工作，“管人”的人，而不应该是一个被管的人。老板还老找借口扣下面人的工资，李朝阳觉得做这个工作没出息。在一次因为无故遭罚和老板大吵一通后，李朝阳离开了皮具厂。
离开皮具厂的李朝阳十几天没找到工作，本来阮囊羞涩，又不好意思再去麻烦战友，他再次面临饿肚子的难题。走投无路之下，他看见有些人在街边摆地摊，卖些针头线脑袜子鞋垫，每天也能赚个几块十几块钱。他就有样学样，也弄了块塑料布，用兜里剩的最后200块钱到龙岗批发市场批了些毛巾、袜子、背心、裤头，就在原来打工的那家皮具厂门口摆卖。因为都是熟悉的工友，大伙儿很照顾他的生意，他每天可以赚到20多块钱，多的时候可以赚到四五十元。这使李朝阳的心气儿越来越高，他已经不满足于仅为原来的工友服务，他弄了一个大挎包，每天早早起床，就在深圳各个工厂区之间跑来跑去，卖他那些小商品，他发现收入比打工强得多。
但是有一天，他刚出摊就被城管人员抓住了，500多元的货全部被没收，还很受了城管人员一些羞辱性的言语。回到出租屋内，躺在床上他就想，深圳的城管人员这么多，这么厉害，难道我就一辈子和他们打游击不成？我赚得再快，也没有城管、工商没收得快，这样下去肯定不是个办法。那么，我可不可以开个店呢，就专门做打工族的生意。
这么一想，他就高兴起来了。第二天，他开始进行市场调查。调查的结果是仅深圳一地就有200多万打工者，这个数字很让他兴奋，但更让他兴奋的是，他发现打工一族几乎完全被深圳大小商家所忽略，没有人想到去为打工者提供服务！没有人想到打工者身上也会有钱可赚！李朝阳想，这可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接下来他又算了一笔帐，每天进货多少，出货多少，花费几何，收入几何。这些数字他很熟悉。最后他算清楚了，如果改成租铺经营，只要铺面租金每个月不超过500元，那就不会有多大风险，超过500元，在经营上将会有一定压力。
这个界线确定后，李朝阳便四处去找铺面，最后在一个偏僻的角落，找了家门面，月租450元。他自己动手在三面墙上钉上若干个粗木条，架上木板，然后买了100个大塑料筐做为货架，再在显眼的地方挂上工商营业执照，李朝阳的店就算正式开张了。他给自己的店取名“一元店”，卖的都是便宜货，简装的洗发膏，几块钱一包；袜子，一两块钱一双；纽扣、针线、女工扎头用的橡皮筋，几分钱到几毛钱。李朝阳印了很多传单到处散发，附近的打工者一传十，十传百，都知道了在某某街的偏静角落里有个一元店，东西便宜。头一个月，李朝阳的收入就超过了3000元，平均每天净赚100多元。
李朝阳做生意很用心。经过观察，他发现打工者买东西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重视价格，对一毛一分的价格变动都非常敏感，而对产品质量却不太在乎，所以，他进货时就非常注意货比三家，尽量寻找价格最低的货源。另一方面，他发现打工者普遍时间紧张，因为每天都要工作10几个小时，所以买东西的时间非常有限，很希望能够一次买齐，并且购买主要集中在日用百货上，所以，他力争经营品种多而全。对顾客要求集中、走得快的货品，他争取做到批量进货，以便获得更好的批发价格；而对一些流动较慢的货品，他宁可采取少批量多批次多跑腿的方法，这样虽然自己比较辛苦一点，却可以少占压资金。
有人赚钱，就会有人跟风。面对竞争，李朝阳的办法是默不作声地走出去，到那些跟风者还不注意的地方去开店，除了龙岗的那家店外，他一连又在横岗、公明开了两家店，请人来替他照管。后来，他又走出深圳，将店开到了东莞、珠海、佛山、南海、惠州、江门等地方，到2004年底，李朝阳一共开了140多家这样的连锁店，月收入达到20多万元。他用这样的办法取胜：你来跟我竞争，你只有一家店，你这个店不赚钱，就意味着你彻底不赚钱，而我这个店不赚钱，那个店赚钱，我照样能撑得住。随着旗下商店增加，他的进货量远远超过那些竞争对手，使他可以比竞争对手获得更加优惠的进货价格，到最后，他干脆甩开批发商，改为直接从厂家进货。因为他的进货量大，厂家都很乐意与他合作，甚至免费送货上门，随叫随到。这使他的经营成本进一步降低。同样的价格，对手可能已经无利可图甚至赔本，他却照样有钱可赚，这也是沃尔玛的成功方法。一些傍着他开铺的对手最后甚至不得不央求他收购自己的铺面和存货，自己甘愿认输。随着事业的扩大，李朝阳注册了“一元店”商标，为所有连锁店设计了统一的装饰装潢，使竞争对手再也无法鱼目混珠。
就靠这样一分几厘地赚，靠这些让有些人瞧不上眼的一分几厘的小生意，李朝阳在短短几年内赚了1000多万元，买了洋楼、轿车。平均下来，李朝阳的140多家店，每家店每个月刨除各项开支后能够真正落到他口袋里的钱只有1400多元，但是架不住店多！下一步，李朝阳还准备将他的“朝阳一元店”开到全国，凡是有打工者的地方，就有“朝阳一元店”。从李目前的发展势头看，没有人敢说他这是痴心妄想。
做“毛票阶层”生意的方法
做“毛票阶层”生意有两个关键点，或曰两项基本原则，一是买得起，也就是说价格要低廉；二是方便买，也就是说要靠近消费人群，经营时间要长，因为“毛票阶层”大多数是劳工阶层，每天都要长时间地工作，往往只能在下班以后进行采购，筋疲力尽之余，他们缺乏精力和兴趣走很远的路采购，所以想赚他们的钱，必须坚持就近方便的原则。要想在这项生意上有所成就，必须格外重视和掌握这两个关键点。
吕文红是江西赣州人，在广东江门市经营一个小报摊。报摊是姐姐转给她的。吕文红给自己的报摊取了个很宏大的名字叫“四海书报”。在江门，像这样的小报摊有数百个，经营些报纸和杂志，每个月能有个一两千元的收入就算很不错了。但吕文红的小报摊每个月收入却能达到8000元以上，相当于江门其他报摊四五个月，甚至半年的收入。她是怎么做的呢？
吕文红的办法就是配送。别的报贩都是坐地经营，每天蹲在那儿守株待兔。但吕文红在经营中却发现，江门是一个打工大市，外来人口很多，本地常住人口却只有30几万，卖报纸赚不到什么钱，因为买报纸的大多是本地人。而真正能赚到钱的是那些通俗杂志，比如《知音》、《家庭》之类。但购买此类杂志的主要是外来打工者。打工生活非常单调，尤其是下工后无事可做，这使很多人都有强烈的阅读愿望，希望以此解闷、打发时间。但他们工作时间大多很长，工厂又大多远离市区，来往十分不方便。这使他们中的很多人虽有报刊消费的欲望和相应的消费能力，却不能将消费变成现实行为。吕文红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就用自行车驮了一大捆新出版的杂志，来到市郊的一家工厂。她去的时候，正值工厂下班。她在地上铺了块塑料布，把杂志铺在上面。很多工人从工厂一出来就看见了她的书摊，大家都很高兴。不到半个小时，吕文红就将她带去的杂志卖了一大半。她数了数手中的钱，比自己在城里看一天摊赚的还多。
旗开得胜，促使吕文红更深入地思考一个问题：江门和深圳、东莞不一样，江门没有大规模的工业区，工厂大多零散分布在郊区，规模小，人员分散，大的商家包括书店不愿上门提供服务，正好为自己这样的小商家提供了拾遗补缺的机会。她决定抓住这个机会。从此，她改变了作息时间，上午8点至下午４点在城里守摊，下午4点后收摊，然后骑上自行车或搭公共汽车、摩托车去各个工厂门口摆摊。这一措施收到了明显成效，书刊销售量由过去每月不足1000册翻了3倍，增加到3000多册。因为流动售书刊前景看好，吕文红专门请了一个帮工给自己看守城里的摊，自己则每天奔走于郊区各个工厂之间。她发现很多工厂上、下班时间都不一样，有些工厂则是实行三班倒。为此，她下了些功夫摸清各个工厂不同的上、下班时间，制成表格，然后合理安排时间，这使她由原来只做下午五六点钟生意，变成了整天都有生意可做。
为进一步方便读者购书，吕文红还开展了电话送书业务，印制了名片广告，随销出的杂志书籍分发。读者只要一个电话，她就会送书刊上门，受到很多打工者的欢迎。迄今为止，江门仍只有吕文红一个人开展送书刊上门的服务，因为其他的商家都觉得，为一本书刊跑大老远，赚个块儿八毛的，很不合算。吕文红却觉得这是一种短视行为，因为从她的实践来看，随着读者群的扩大，每一次往一个地方送书刊都不会是一两本，这使送书刊的成本很快就降了下来。
吕文红还根据打工者来自四面八方，很多人有阅读家乡杂志的特点，比如吉林打工者爱看《成功之路》，山西打工者爱看《人间方圆》……这些杂志江门的报贩听都没听过，更别说经营了，要看只能通过邮局订阅，而打工者流动性大，难有固定通讯地址可以订阅报刊。吕文红就让他们到自己这里订阅，从批发点拿到的杂志，她只卖杂志定价；一些批发点没有，只能通过邮局订阅的杂志，加收一些服务费也可以通过她这里订阅。如果订阅者的地址发生变动，只要不离开江门，打个电话给她，她就可以按新的地址送货上门，十分方便。
“流动订阅”的开展，为吕文红积累了一大批固定客户，客户的增加又使她可以在报刊批发市场拿到更好的价格。现在，吕文红已经不再亲自送货。随着业务量的扩大，她雇了一些人替她送货，她现在的主要工作就是进一步拓展客户资源。从2001年开始，吕文红通过给打工者送书刊上门这种让人瞧不起的小买卖，赚了30多万元。
李朝阳和吕文红两个人之所以能够赚到钱，都是因为遵循了做“毛票阶层”生意的两条基本原则，或者说抓住了“毛票阶层”生意的两个关键点，相对来说，李朝阳更偏重于买得起，以超低价格取胜；而吕文红则更偏重于买得到，以方便原则取胜。如果说，李朝阳和吕文红提供的都是某种服务，归于服务业，那么，在商品的生产上，针对“毛票阶层”同样有许多的机会，有许多的生意可做，有许多的办法可想。比如，印度近来流行一种简化手机，这种手机只有通话功能，摒除了其他“多余”的功能，所以价格十分便宜，深受“毛票阶层”的欢迎。中国是世界上“毛票阶层”最多的一个国家，只要你愿意，“毛票阶层”的生意做不完，而且完全有钱可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