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道上的爱
　　文／张丽钧
　　
　　上班的时候，看见同事夏老师正搬走学校门口一辆辆停放在人行道上的自行车。我走过去，和她一起搬。我说：车子放得这么乱，的确有碍观瞻。她冲我笑了笑，说：那是次要的，主要是占了盲道。我不好意思地红了脸，说：您瞧我，多无知。
　　夏老师说：其实，我也是从无知过来的。两年前，我女儿视力急剧下降，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视网膜出了问题，告诉我说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我没听懂，问有啥充分的心理准备。医生说，当然是失明了。我听了差点死过去。我央求医生说，我女儿才20岁呀，没了眼睛怎么行？医生啊，求求你，把我的眼睛拿出来给我女儿吧！那段时间，我真的是做好了把双眼捐给女儿的心理准备。为了让自己适应失明以后的生活，我开始闭着眼睛拖地抹桌、洗衣做饭。每晚下了晚自习，我就闭上眼睛沿着盲道往家走。那盲道，也就两砖宽，砖上有八道杠。一开始，我走得磕磕绊绊，脚说什么也踩不准那两块砖。在回家的路上，石头绊倒过我，车子碰伤过我，我多想睁开眼睛瞅瞅啊，可一想到有一天可能会生活在彻底的黑暗里，我就硬是不叫自己睁眼。到后来，我在盲道上走熟了，脚竟认得了那八道杠！我真高兴，自己终于可以做个百分之百的盲人了！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女儿的眼病居然奇迹般地好转了！有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在街上散步，我让女儿解下她的围巾蒙住我的眼睛，我要给她和她爸表演一回走盲道。结果，我一直顺利地走到了家门前。解开围巾，看见走在后面的女儿和她爸都哭成了泪人儿……你说，在这一条条盲道上，该发生过多少叫人感动流泪的故事啊。要是这条人间最苦的道连起码的畅通都不能保证，那不是咱明眼人的耻辱吗！
　　带着夏老师讲述的故事，我开始深情地关注那条“人间最苦的道”，国内的，国外的，江南的，塞北的……
　　我向每一条畅通的盲道问好，我弯腰捡起盲道上碍脚的石子。有时候，一个人走路，我就跟自己说：喂，闭上眼睛，你也试着走一回盲道吧。尽管我的脚不认得那八道杠，但是，那硌脚的感觉那样真切地瞬间从足底传到了心间。我明白，有一种挂念深深地嵌入了我的生命。痛与爱纠结着，压迫我的心房。
　　让那条窄路宽心地延伸吧，我替他们谢谢你。
　　（摘编自《青岛科技大学报》）
　　
　　伞中情
　　
　　“咔嚓——呼”，一声尖响，一阵冷风骤雨，在沉闷拥挤的车厢里激起一片惊呼。原来，后车厢前排那块有裂纹的窗玻璃，在公共汽车的急转弯中被震飞了小半块，幸好没伤人。
　　一阵忙乱之后，就听见乘客中有人说：“大清早就触霉头！”“现在乘车啊，真是……”
　　后门那位理着童花式短发的年轻女售票员红着脸，一声不吭地站起来，走到玻璃窗前。座位上一对盲人夫妇手握着手，默默地坐着，雨水已打湿了他们的脸和前襟。姑娘的脸更红了，忙撑开手中的花折伞，堵住洞口。
　　车厢里一下子静了，大家的目光都柔和下来。
　　“对不起大家，这块玻璃应该换了。怪我们……”姑娘轻声柔气地刚说了一半，一阵狂风把她娇小的身子刮了个趔趄，话也咽了进去。这时，一只大手抓住伞柄，助她往前一顶。却听“咝——”，伞面被尖利的破璃撕开了一道口子，伞骨也断了一根，但洞口却被封住了。“唷——”在乘客的惋惜声中，姑娘朝着身边这位四十多岁、面带歉意的大汉感激地笑了笑。
　　“你去吧，我来！”大汉的声音像金属撞击一样铿锵有力。
　　姑娘又去忙着招呼售票，只是声音更甜更亮了。
　　“玻璃窗修好了？”盲人夫妇问。
　　“雨停了。”大汉回答。
　　“那就好。”
　　 乘客们都善意地笑了，车厢里显得格外温暖。
　　 公共汽车又驶过两站。大汉身边一位正在背外语的小伙子突然伸出手说：“你该下车了，交给我吧！” “你怎么知道？”“咱们都是老乘客了。”“那，哈哈……”
　　又过了两站，小伙子也要下车了，一位女同志刚想接过来，可是伞柄却被一个面皮白白的学生急忙抢了过去。周围的人又笑了。
　　一站又一站，一人又一人。伞柄被众人握得暖烘烘的。这暖意不断传给后来者，也传给了车厢里的每一个人。
　　（摘编自小小说《伞》）
　　编辑★知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