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事物的良性发展和进步都是在逐步的探索中取得的。没有探索,我们就会原地踏步或是永远跟随他人的脚步。
　　 ——题记
　　
　　经过长达六、七年的对比和研究,笔者的新发现——有关“金刚石钴料”的论文终于得以在2006年9月27日的《中国文物报•收藏鉴赏周刊》上以《一件“嫁妆瓶”上新发现的“青花料”》为题发表了;同年,景德镇元青花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元青花研究》也收录了此文的原稿,所用的标题是《普通的嫁妆瓶,绝妙的青花料——一个世界性的新发现》。事实上,笔者是根据现存的一对儿“嫁妆瓶”(图1)上青花钴料的奇特表象与显著特征,对其进行了从现象到本质的研究,是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及正确的理论公式对其进行了合理还原,最后确认这种青料原本是一种含有砷、钴元素的天然金刚石。这在中国乃至世界古陶瓷的历史上来说也是一个惊人的发现。在它令人震惊的同时也免不了令很多人产生怀疑,但事实的存在是压倒一切“不可能”、“不可信”观点的根本所在,也胜于任何形式的雄辩。虽然在学术界我们一直大力提倡“百家争鸣”,但几年过去了,还没有人能够从客观科学的角度提出不同的看法和意见。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肯定了笔者研究结论的准确性。任何一个新生事物要得到广泛认可都需要经过一个认识和再认识的过程,真理也就是在这种过程中诞生的。随着这个定性结论的产生,诸多问题也随之而来,还需更加深入地研究、思考、探讨和解析。例如:这种罕见的金刚石钴料来自何方?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样一对儿普通的“嫁妆瓶”上?古人为什么要用它来烧制青花瓷?这样做想要达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目的?为什么此种青料不经过长达六、七年的对比和研究,笔者的新发现——有关“金刚石钴料”的论文终于得以在2006年9月27日的《中国文物报•收藏鉴赏周刊》上以《一件“嫁妆瓶”上新发现的“青花料”》为题发表了;同年,景德镇元青花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元青花研究》也收录了此文的原稿,所用的标题是《普通的嫁妆瓶,绝妙的青花料——一个世界性的新发现》。事实上,笔者是根据现存的一对儿“嫁妆瓶”(图1)上青花钴料的奇特表象与显著特征,对其进行了从现象到本质的研究,是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及正确的理论公式对其进行了合理还原,最后确认这种青料原本是一种含有砷、钴元素的天然金刚石。这在中国乃至世界古陶瓷的历史上来说也是一个惊人的发现。在它令人震惊的同时也免不了令很多人产生怀疑,但事实的存在是压倒一切“不可能”、“不可信”观点的根本所在,也胜于任何形式的雄辩。虽然在学术界我们一直大力提倡“百家争鸣”,但几年过去了,还没有人能够从客观科学的角度提出不同的看法和意见。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肯定了笔者研究结论的准确性。任何一个新生事物要得到广泛认可都需要经过一个认识和再认识的过程,真理也就是在这种过程中诞生的。随着这个定性结论的产生,诸多问题也随之而来,还需更加深入地研究、思考、探讨和解析。例如:这种罕见的金刚石钴料来自何方?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样一对儿普通的“嫁妆瓶”上?古人为什么要用它来烧制青花瓷?这样做想要达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目的?为什么此种青料不见史料的记载?今后我们又该把它如何“归位”?这些问题笔者将在此文中进行论述,还望能够赢得广大专家、学者及古陶瓷爱好者的共同讨论和批评指正。
　　众所周知,这种造型的“嫁妆瓶”大量流行于清代中、后期至民国时期,乃至现在的景德镇仍有大批量的生产。判断这种器物的真伪及年代对于我们每一个古陶瓷人来讲真可谓是“轻而易举”的,但是我们在这个看似非常简单的事物面前却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嫁妆瓶”这种造型的器物究竟创烧于何年何代?现在,我们明确知道的仅仅是“它大量流行于清代中、后期乃至民国、现代……”,可并没有任何人的考证和任何史料以及历次的考古挖掘记录能够证明这种造型的“嫁妆瓶”一定就是创烧在清代。就是说,我们对这种造型的产生年代是不清楚的,是模糊的。进一步说就是,我们目前的认识有可能是正确的,但也有可能是错误的。要知道“流行期”和“创烧期”是两回事情,不能把它们等同起来。如果我们对某种造型的产生时间,不经过缜密的考证,就贸然地确定它们的产生年代,这样做未免有些太主观、太武断、太草率了吧!
　　如今,这种金刚石钴料的发现使笔者对“嫁妆瓶”这种造型的产生年代有了一个新的疑问和一个新的探索空间。虽然这种大胆的探索和分析有可能“违背了很多人的主观意识”,甚至可称得上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可笑行为”,但是笔者仍然认为,对于任何一个新发现的探索都是有助于接近和揭开这种事物真相。没有探索,我们就会原地踏步或是永远跟随他人的脚步。我们在对新事物的研究和探索过程中要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首先,如果按照“造型论”而把这种使用金刚石钴料的“嫁妆瓶”定为清代中、后期的景德镇民窑产品,那么接下来的解释就应是胎、釉、青料、工艺等特征均与同时期器物相同或相近,但实际上它们却存在很大区别(此对“嫁妆瓶”胎质洁白,露胎处有火石红现象,胎表施用了化妆土,胎中有气孔;釉中气泡大小稀疏,青花下沉,釉面为典型橘皮纹;工艺为分段接胎和刷釉。这些特征均与同时期青花瓷器不符,笔者将另文论述),尤其是这种青料的特殊性更是得不到顺理成章的解释。我们通常的认识是,清代民窑青花瓷所用的青料是“高锰低铁型”的国产料或是晚清时期的化工产品“洋蓝料”,它们显然与这种“金刚石钴料”存在着天壤之别(图2、图3为此青料局部,图4、图5为40倍放大镜下黑斑的游离状态,图6为瓷片的断面)。
　　除此之外,这种青料上还有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现象,那就是浓重的黑斑具有磁性。它可以与磁铁之间发生排斥、吸引现象。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在图7中我们通过显微镜可以看到有很多闪亮颗粒,它们就是这种青花颜料的残留物,也就是说,这些残留物就是没有反应掉的金刚石,大小在1～3μm之间(笔者认为,如果有先进的科学仪器,这些颗粒是可以提取出来的,那将是最具说服力的)。要知道,金刚石会由于含有某种磁性包裹体而显示一定磁性的。钴元素是具有磁性的,它就是金刚石所含的“包裹体”。就是说,每一个闪亮颗粒都有一些磁性,虽然很弱小,但当它们在某一个区域内的存在到达一定数量时,总体所体现出的磁性就会比较明显起来。所以说,这种浓重的黑斑与磁铁发生排斥、吸引的现象也是必然的。
　　其次,在中国古代,人们对金刚石的认识是非常浅薄的。那么,是什么人能够想到用它作为青花颜料?是怎样想到的?他们受到了什么样的启发?他们是怎样得到这些金刚石的?他们这样做又是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这些问题我们都无法作出一种符合逻辑的令人信服的诠释。
　　那么,古代瓷器的“造型”在鉴定过程中究竟是居于何种地位呢?笔者认为它的地位是次要的。如果它所占的地位极其重要,那么我们手中一些珍贵的汝瓷、钧瓷、定瓷、元青花、永宣青花的残器和瓷片就无法准确辨别了。再举一个例子进一步地说明和强调:现在景德镇生产了很多的仿古瓷器,它们的造型与古代的真品器物一模一样(电子扫描),那么我们是否就可以根据这一点来认定它们就是古代的真品呢?这显然是不行的,足见器物的造型在鉴定中所占的地位并非关键。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些造型的器物会持续流行几百年,这样留存下来的就相对较多;而有些造型的器物持续的时间却很短暂,这样留存下来的就相对较少;也有些造型的器物犹如昙花一现便消失了,但在几百年之后又突然大量流行起来,比如“大维德瓶”,我们现在认可它是元代的造型,而在其六、七百年后的时间里几乎不见此种造型的出现,可它却在二十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初叶的社会主义时期再度大量流行起来(虽然现在这些大都是仿品,但五百年后它们就是古瓷),那么我们的后人又将如何认识和解释这种现象呢?他们是否把这些“相同造型的大维德瓶”都归于同一时代呢?这是不可能的。或许还有一些造型的器物我们至今也没有发现呢!难道没有发现的我们就可以确定它不存在吗?其实,任何一种造型的存在都是由于当时的社会认可程度和人们的接受程度所决定的,都是一种十分自然的社会、人文理念现象,并不受什么特殊的事物所左右。所以说,造型相同的器物有可能是同一时期的产物,但也有可能它们的年代相距甚远。笔者认为,在研究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时,我们一定要以贯穿历史的长远眼光看问题,而不能被一些看似简单的表面现象所蒙蔽而导致障眼、钝目的结果。如果当年大维德先生或波普先生用“造型论”的观点来衡量“至正十一年款青花云龙纹象耳瓶”的真伪和年代,或许它至今也得不到世界的认可吧!
　　笔者的观点是:判断一件瓷器的真伪和年代,主要通过胎、釉、料以及所采用的制作工艺等特征所反馈出的信息来作出识别,这样做具有较大的客观性和准确性;而造型则是人们主观意识的体现,它具有广泛的“随意性”、“刻意性”、“不确定性”和“创造性”。也就是说,在同一个历史时期,烧制瓷器时所用的胎土、釉料、色料和它们的配方以及制作工艺大体上来说基本上都是相同或相近的,而产品的造型却是多种多样乃至五花八门、千奇百怪。进一步说就是,原料和工艺具有客观性和相对不变性,而造型具有主观性和可变性。因而,笔者对这对“嫁妆瓶”年代的考证和分析时抛开了“造型论”的偏颇和一些主观意识及传统观念的束缚,而是自始至终地站在客观的角度,把它视作一块瓷器残片,专门撷取其本质特征,尤其是针对这种金刚石钴料存在的事实以及它的特殊性为重要线索为入手点来进行研究和分析。
　　研究和考证这种金刚石钴料的来源与产地,的确是一个让人感到非常头痛和棘手的问题。据笔者的了解,这是目前全世界范围内所发现的唯一的一对儿用金刚石作为青花瓷呈色剂的瓷瓶,与它相关的资料可谓一无所有,也就是说,它现在是以“孤品”、“特例”的身份独立存在于客观世界中。虽然情况是这样,但对于研究者来说并不意味着就是彻底地进入了一个盲区和死角。笔者对它的研究与考证时借鉴了考古学中的一些方式方法,那就是通过一些看似直接或间接的证据和线索,并以此为依据利用科学的理论、逻辑对它进行合理地分析、推理、演绎来诠释、解读、探知古人的意图、思想和行为,从而破解远古时代的未知与奥秘。科学研究的目的和任务之一就是通过众多的偶然现象来揭露一个必然存在的事物。
　　笔者经过多方查阅资料得知,中国古代的金刚石都是来自印度和波斯,国内金刚石矿的发现是在解放初期(1949 年之后),并且至今为止还没有发现既含砷元素又含钴元素的矿床。这说明这种金刚石钴料并不是产自中国。那么,这种金刚石钴料与其他青花钴料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在我国古代青花瓷的生产过程中,除晚清、民国时期使用过一种“洋蓝料”(化学钴)外,其他使用的都是自然界中的天然矿物,因此笔者选择了从地质学、矿物学的角度来研究、分析、考证它的产地。经过反复研究发现,这种金刚石钴料与中国本土出产的青花颜料并无太大的关系,而是与进口的“苏麻离青”钴料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随着近些年来高科技界对我国古代陶瓷器研究的不断深入,“苏麻离青”这种钴料的本来面貌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展示在人们面前,虽然至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苏麻离青”这种钴料的原生矿物,但通过它清澈明艳的发色以及它所含化学成分的种类和多少,人们把它认成是一种含有砷、钴、铁、锰等元素的玻璃质类的晶体矿物,也就是说它是以二氧化硅(SiO2)为主要成分构成的天然矿物。可这种金刚石钴料同样也是含有砷、钴、铁、锰等元素的天然晶体矿物。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金刚石与二氧化硅为主要成分的晶体类矿物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金刚石是由于火山喷发产生高温高压而形成的,尤其是爆炸式火山的喷发需要有极多的二氧化硅分子来增加岩浆的黏度;而火山喷发之后,随着温度逐渐降低压力逐渐减少,这些二氧化硅分子就可以结晶或和其他元素相结合形成各类晶体矿物。也就是说,在金刚石的矿床中是存在着以二氧化硅为主要成分的各类晶体矿物的。因此笔者对这种金刚石钴料与“苏麻离青”钴料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如下的认识:
　　(一)它们都是来自中国以外的天然矿物;
　　(二)它们都是中国古代青花瓷的发色颜料;
　　(三)它们都是火山喷发后能够形成的矿物;
　　(四)它们都是以晶体的形式存在于矿床中;
　　(五)它们都含有相同的主要发色元素钴(Co)、铁(Fe)、锰(Mn),并且同时含有在世界上分布很少且很散的易挥发性的砷元素(As);
　　(六)相传“苏麻离青”钴料来自波斯,而波斯也盛产金刚石。除了中国史料的记载之外,十三世纪世界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也曾说“霍尔木兹海峡是波斯的主要钻石市场”。这说明波斯是出产金刚石的。
　　那么,在纷繁复杂的地质变化和矿物形成过程中,“苏麻离青”钴料与这种金刚石钴料之间出现了如此众多的相同之处和相近的关联,笔者认为这些并非都是单纯的偶然与巧合,在这些“偶然”与“巧合”的背后一定隐藏着一个必然,这个必然是通过众多的偶然与巧合表现出来的,那就是:这种金刚石钴料和“苏麻离青”钴料是来自同一地区同一矿床的产物,它们是伴生矿。由于这种认识,也引发了笔者的进一步推测和猜想:输入中国的“苏麻离青”钴料是波斯人开采金刚石矿的副产品。假如这个探索性的考证和分析结论与远古时代的事实相符合,那么这对普通的“嫁妆瓶”就不是中国清代中、后期的产品,而是与“苏麻离青”钴料同时期(元末明初)的产物。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其他的一些问题也就随之迎刃而解了。我们不要忘记,用“苏麻离青”钴料烧制出的青花瓷器上面有很多自然形成的黑色斑块、斑点,这在今天来说已成为我们鉴别它们的重要依据之一;而在当时古人的审美观中,它却是一种瑕疵和缺陷,是要尽力克服的。不论是古人还是今人,头脑中如果对一种事物产生了想象并要付诸实施时,往往是需要得到某种启发的。我国古代用“苏麻离青”钴料烧制的青花瓷器有一部分是销往波斯地区的,很受那里王室、贵族及上层社会人士的喜爱。如果他们要克服“苏麻离青”钴料中产生的黑色斑块、斑点这种弊端或瑕疵,想必会受到这样的启发:用一种比它品质更好的产品来替代。这样他们自然就会首先想到与“苏麻离青”钴料产于同一矿床的主产品:含钴元素的金刚石(蓝色)。 这是人们的一种非常正常也非常普遍的逻辑思维方式与心理活动。所以这种金刚石才作为一种颜料随同“苏麻离青”钴料一起进入中国进行试烧,但烧成后的效果却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它上面形成的黑斑比“苏麻离青”钴料上的还要多上几倍(因为那时人们还不知道金刚石在密闭加热后能够转化成石墨,这也就是“嫁妆瓶”上数目众多的黑斑的来源)。因此这种试烧行为是失败的,也是短暂的,就自行停止了。而这样的事情是否被载入史册,也就无足轻重了。
　　笔者的这个研究、分析结论可谓“胆大妄为”,因为面对一个新的发现,新的事物,新的现象,仅仅依靠传统观念是万万不行的,一定要有一种创造性的思维和敢于突破现有理论和传统经验的勇气,但这种思维和勇气并不是胡乱猜疑和无的放矢,它不但要符合逻辑,也要符合客观事物的存在规律和当时社会的人文思想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