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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中的一组数字引起了全国舆论的震惊： 全国每年新发肿瘤病例估计约为312万例，平均每天8550人，全国每分钟有6人被诊断为恶性肿瘤。中国居民一生罹患癌症的概率为 22%。全国35岁～39岁年龄段恶性肿瘤发病率为87.07/10万人，40岁～44岁年龄段恶性肿瘤发病率几乎翻番，达到 154.53/10万人；50岁 以上人群发病占全部发病的80%以上，60岁以上癌症发病率超过1%。
致癌因素分四种：基因遗传、环境、基因环境交互作用、概率发生。很多癌症都是基因环境交互作用，这也是癌症研究的热点之一。 根据美国科学学术出版社《癌症与环境-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的研究，80%的癌症是后三者。 一些人因基因易得癌症，但没环境因素刺激，也许就不会得。通俗一点，特定的基因就像上了膛的枪，环境就是扳机-如重金属。扳机不扣，有惊无险，一生平安。
过去对环境的致癌作用及其致病比例，国内的卫生健康专家和环境专家还很难统一意见。但现在几乎没有分歧，环境因素、环境与基因的交互作用是公共健康的最大敌人，环境因素的致癌作用明显高于其它发达国家和多数发展中国家。
另外一组数据，中国出生缺陷率达5.6%，1996年仅是0.87%，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定为出生缺陷高发国家。每年新增缺陷新生儿数量达到90万。出生缺陷的直接原因是遗传因素、环境因素或两者直接作用。今年4月 参加北京慢性病会议的专家几乎毫无例外地把矛头指向环境：饮水、空气和食物致畸因素太多，已经成了不得不面对的重要社会威胁了。
饮食链的警钟：南镉北铅
在一个健康安全的区域，人们很容易将人和环境区分得十分鲜明。其实，人体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无时不在和环境进行交互作用，第一个环节就是呼吸。大城市空气污染逐步加重，带来的恶果就是早死率。2007年世界银行和环保部的“秘密报告”直到2012年才公布，中国每年因为空气污染导致的早死达40万人。污染是立体的，土壤、饮水、地下水，人与环境交换量最大、最直接的是饮食链，在这个链条上的污染和干扰，影响这一个区域人群的生息和繁衍。
全国259个已经曝光的“癌症村”（指2%以上的癌症发病率），82%都是饮食链污染所致。
污染严重的煤炭大省，山西新生儿出生缺陷率全国最高，吕梁等一些地市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和世界卫生组织合作进行的2012年研究报告发现，这和当地农田里的砷、铅显著相关。砷和铅是人类健康公害10大毒物前两位。
早在2008年，笔者曾经考查过江南多个鱼米之乡，并在一份报告中警告：湖南中下游，蔬菜砷、 镉、镍、铅含量的样本超标率分别为 95.8%、 68.8%、10.4%和 95.8%。如不遏制污染的势头，作为鱼米之乡的湖南将成为中国的心腹大患。
现在终于由广东镉大米事件曝光，再也无法遮掩了。镉大米引起了全国震动。农民撂荒、米场停工、市场混乱，预言终于不幸地成了事实。据估计，流入广东市场的镉大米不是几万吨，而比这个数字多得多。
湖南镉大米成了众矢之的，当人们将焦点聚集在湖南时，却不应忽略另外两个地方：江西和广西；全国最大江铜集团，在江西造成了严重的土壤、饮水和食物链污染。 中国已经发生了严重的镉大米公害事件： 江西大余镉大米致骨质疏松症和肾病事件，至少300人以上，温州德正至少有800人 。
这些事件必将成为世界环境史上的著名事件。
2008年，笔者在《遏制重金属污染》的报告里，总结了中国重金属污染趋势：工业向农业转移、城区向农村转移、地表向地下转移、上游向下游转移，从水土污染到食品链转移，逐步积累的污染恶果正在进入突发性、连锁性、区域性的爆发阶段。
这个趋势，并不仅仅是南方。淮河以北，也出现了严重状况。现在的污染不再是趋势，而是成为严酷的现实。
2013年《农业机械》杂志第三期刊登的一篇研究报告共监测14类150份谷物中铅、镉的含量，结果表明：市售主要谷类作物中存在不同程度的铅、镉污染，污染情况铅大于镉，其中大米、黄豆、玉米和菱米主要食用谷物的铅超标率都达到了100%。主食大米中平均铅含量高达0.389mg/kg，污染最严重的芝麻中平均铅含量高达0.415mg/kg。
这一结果绝非偶然，在其背后是严重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
《水土保持学报》2012年的一份报告显示，除了基本环境污染原因外，徐州铜山矿区复垦的土地存在严重的生态风险。有研究表明，那里的小麦铅铬分别超标80倍到179倍，另外还伴随严重汞镉污染。
更为严峻的是， 徐州北郊的一份地下水研究報告，85%的样品铅超标，超标最严重的达到12倍；锰的浓度69%的样品超标，55%的样品超标3倍以上，最高的达到77倍；镉元素也有61%的达到饮水标准的上限。（资料来源《中国科技论文在线》2012 ）一个土壤、地下水、作物串通一起的污染食物链已经悄然形成，所幸污染在积累中，还没有达到疾病爆发的临界点。
另外，还有报告揭示，徐州的邻居连云港周边菜地铅污染严重，平均含铅33毫克/千克，33%的超标，圆白菜和中国白菜超标率为40%和28.6%.
铅面粉带给北方重创
当南方沸沸扬扬地议论镉大米的时候，北方人也许暗自庆幸自己吃的是白面馒头、面条。石家庄疾病控制中心的监测报告显示：2012市售食物铅的超标率分别为猪肾50.0%、猪肉44.0%、米（大米、黑米）35.0%、面粉33.3%（2012 《医学动物防治》6期）。另外，对渤海湾的水产检测，也存在大面积重金属污染超标。
与此同时，在高速公路和电子加工企业密布的江浙“长三角”大米和小麦铅污染也是相当普遍。《农 村 生 态 环 境》报道，2005年国家环保总局和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报告，以沪宁高速公路为研究对象，分路段采集公路两侧土壤及小麦样品进行重金属污染监测。结果表明，沪宁 高速公路两侧距路肩 250米范围内土壤和小麦已受不同程度铅污染。公路两侧小麦籽粒中铅含量超标率 99%以上，最大超标倍数达 1.73倍。 福建的菜地、四川盆地，都有大面积的污染。
在表面上看，呈现为“南镉北铅”，但背后还存在着另外一个毒素：砷。美国毒性物质和疾病登记机构（ATSDR）根据毒性、常见频度和致病等综合排序，2011年发布的毒物致病最新名单砷名列第一。全世界70%的砷储量在中国，每年以万吨计的速度排放到环境中去，方式主要有废气、废水和矿渣，另外，还有少量的饲料添加剂。目前，中国至少已经排放砷150万吨！目前，中国有7亿吨矿渣，这些污染正在源源不断地通过风化、淋洗进入环境和食物链。《地理研究》2008年发表的肖细元等《中国主要含砷矿产资源的区域分布与砷污染问题》 报告指出，广西、湖南、云南、四川、 陕西等省区 ， 砷采出量都在 1 万吨以上 。有些省区砷排放并非由冶炼砷矿引起 ， 可能是由 于冶炼其他主矿排放大量的含砷尾矿， 例如四川， 采出的砷量竟高达7143万吨。因此， 不仅储量表中的砷矿资源开采存在砷的大量排放 ， 而且表外大量的砷也会对环境带来严重的危害。 中国的砷资源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而这一区域有着降雨量大、坡度陡、水土流失严重的地理特点， 因此应该 高度重视该地区砷污染问题的潜在威胁 。
2013年，环保部《砷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编制说明》预期：到 2015 年，中国有色金属采选冶炼活动还将带出16.84万吨以上的砷，硫铁矿制酸将排放1.8万吨以上的砷，主要涉砷行业砷污染严重，治理形势严峻。如果在“十二五”期间，不能实现砷行业发展和环境保护协调，将面临更高的生态环境风险。
砷作为世界第一毒素，西方国家在业界是公开谈论和研究的热点，但在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的砷污染源和排放的国度，很多媒体和部门仅仅因为砒霜这个字眼，几乎很少有人谈论。
砷作为类金属，是人类健康第一污染物，有三个特点最为突出：1.“三致污染广泛，致癌致畸变致突变物质， 慢性积累皮肤癌、膀胱癌、肺癌、肾癌等，还引起高血压、心血管疾病，同时对人体精子质量，后代变异的影响极为显著；2.深度污染、就地循环：气体排放、土壤污染、大米、蔬菜、肉食、地下水，可以形成一个区域循环，迁移快，污染一代又一代；3.无兆积累，发病缓慢，饮水或食物的积累在人体内极难排除，一旦达到发病的时候，治疗以现有的技术，几乎是不可能的。
孟加拉的1亿4千万人口，有一半人口受到砷污染威胁，每年有80万人因为砷污染患癌症，这个水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家，因为砷污染，竟然没水可喝，社会发展受到巨大拖累。尼泊尔，1600万人口的砷污染国家，竟然有500万人患有肾和膀胱系统疾病，大批的人挣钱的目的竟然是为了到印度洗肾。就连国家的几个高级领导人也患了疾病。
砷污染将这两个国家的社会发展拖入泥潭。而令人震惊的事实是，这两个国家的砷污染循环量还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一！2013年绿色和平组织与北京大学潘小川教授的最新研究，北京空气的砷在冬季严重超标。事实上，中国的砷污染已经造成了严重问题，除了260万人的天然砷污染威胁外，只有那些污染导致的急性砷中毒得到统计，《中国主要含砷矿产资源的区域分布与砷污染问题》等不完全统计，重大事故已经发生60多起，包括湖南郴州邓家塘300多人砷中毒， 2人死亡等严重事件。
在食物链方面，2010年的学术报告，《Food Additives and Contaminants》 “Total and speciated arsenic levels in rice from China”， 发现中国的大米含砷114微克/公斤，其中72%的砷是无机砷，也就是说多数以砒霜的形式存在。在砷矿区，如广西南丹、云南个旧，砷大米超标率高达35%以上。
更为严峻的是，湖北这个地质砷含量不高的地区，因为工业排放也出现了地下水砷污染。新公布的华北地下水资料显示，地下水砷污染出现上升趋势。
砷污染，已经悄然弥漫，需要迫切关注，切断滚滚而来的污染源。彻底改变心态，把事实和危害告诉公众。历史经验证明，只有公众环保力量壮大了，才能根本扭转污染的局面。
环境不能承受之重
中国已经进入了水、土、气、食物链立体污染的时代，一个无形的污染网已经全面形成，鱼游釜底，没有乐观的余地；那些所谓自然进化适应的调子完全是无稽之谈，混淆视听：人种进化时以千年计的时间，至少也要数百年，根本混淆了时间单位。
中国环境一方面污染严重，另一方面在立法与监管方面严重滞后，最为突出的特点是，所谓的达标排放而忽略了总量排放。暂且不论企业排放是否真正的达标，国外对这些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毒素，不僅限制排放浓度而且限制排放总量；有些还要进行环境含量计算。
立体污染的中间环节和二次污染的集结点是土壤，很多工业园区、密集产业带的发展已经超出了环境的承载量。2011年，斯密斯研究所的报告称，工业园区成为污染扩散的黑斑。中国的湖南、东北、广东、江浙等等，几乎所有的工业园区周边1-5公里都存在严重的污染。最为严重的是广东贵屿、浙江台州、河北黄骅三个电子垃圾回收产业链带来的严峻污染，不仅重金属污染越来越重，而且出现了严重的二恶英污染。有研究报告检测，台州已经含有高浓度的二恶英鸡蛋与鲫鱼。
要害与案例
在中国，环境污染信息有三个突出特点：1.地方与环保行业部门有意掩盖一些重大数据，比如一直不敢公布土壤污染调查报告；2.科研报告英文发表中文沉默，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人员，因为自身职称需要的动力，不得不将研究成果发表在国外的杂志上，要么隐藏地名，要么隐藏学术资源，生怕国内公开；3.公众普遍的感性思维，不到火烧眉毛的事情就漠不关心。
事实上，中国已经发生的温州镉污染、大余镉污染、浏阳镉污染、贵州汞铊污染、郴州砷污染案件等，都是世界环境史上的重大事件。
非常庆幸的是，在吉林我们曾和一次严重的“水俣病”擦肩而过，严重的汞排放非常集中，将河道里的鱼全都杀死了，汞没有大批地积累到人体。尽管如此，此次事件依然造成了严重的环境后果。 云南已经发生了三年严重旱灾，但在离昆明36公里之外，有个清澈的湖——阳宗海，曾经的高原明珠，2008年，阳宗海发生了影响较大的砷污染事件。如今，事情过去4年多了，当地投入巨资治理也有3年多了，阳宗海的现状究竟怎么样？ 依然不能饮用。一个企业交了1600万元的税，却让社会承担40亿元的经济代价。这一案例是多个地方发展模式的缩影。
枯燥的数字无法引起公众的注意，但在很多已经成为环境公害的事实，就不得不让所有的人反思。在全面污染的局面下，很显然需要突出重点。这方面国际很多研究已经提供了很多可资借鉴的成果。 美国毒性物质和疾病登记机构公布的威胁人类健康的十大毒素中和中国国情也是相符合的，它们是： 砷、铅、汞、氯乙烯、多氯联苯、苯、镉、多环芳烃、苯并芘、苯并蒽。中国亟须治理的就是 砷、铅、汞、镉、多环芳烃。
对策： 环保从自保开始
扭转污染趋势，推行社会化环保是极为困难的，没有社会化的监督和公众参与，环保往往会流于形式和口水化的泡沫幌子。其快速有效的根本手段只能是从“自保”开始，把从前隐藏的案例和事实公开，彻底扭转“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心态。
目前，环保部还在就砷污染和汞污染防治征求意见，参与的主体除了部分科研机构，大部分单位居然是排放大户——这很有与虎谋皮的味道。没有社会化的参与更不可能形成严厉的制度。在体制没有改革之前，可能的对策是，从饮食链反向推动——一种无奈的倒逼推动：
1.市场选择的力量逼迫污染的土地实现轮作和休耕治理。1/6的耕地污染已经涉及到了粮食安全，只有实现轮作，耕种那些重金属富集系数小的作物，才可能在污染保量改善品质。例如湖南，稻米之乡就不得不实现种植结构调整。
2.推动饮水安全，最可行的民生工程。在饮食链中，食物中的重金属污染还有95%的毒素通过代谢排除在外，但是，饮水吸收率高达40%-65%。而饮水的治理过滤和土壤修复相比，要快得多，可以说是立竿見影。
3.由自保和公益诉讼推动社会化环保。自利是人的本性，食物链和饮水污染已经危及多数人的安全，自保才能带动环保。从全国已经发生的环境公害开始，在现有的框架内也可以推动公益诉讼。当然，这里前提是再也不能将公益诉讼当成所谓的群体事件维稳了；公益诉讼是在法律有序的渠道里，解决社会问题最佳之路。
总之，癌症爆发-食物链污染-饮水安全-环境意识-社会化环保-遏制污染-立法推动，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中国目前的局面，不得不实行反向操作推动。没有足够强大社会化的环保力量，中国的环保事业将一事无成。
致癌因素分四种：基因遗传、环境、基因环境交互作用、概率发生。很多癌症都是基因环境交互作用，这也是癌症研究的热点之一。 根据美国科学学术出版社《癌症与环境-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的研究，80%的癌症是后三者。 一些人因基因易得癌症，但没环境因素刺激，也许就不会得。通俗一点，特定的基因就像上了膛的枪，环境就是扳机-如重金属。扳机不扣，有惊无险，一生平安。
过去对环境的致癌作用及其致病比例，国内的卫生健康专家和环境专家还很难统一意见。但现在几乎没有分歧，环境因素、环境与基因的交互作用是公共健康的最大敌人，环境因素的致癌作用明显高于其它发达国家和多数发展中国家。
另外一组数据，中国出生缺陷率达5.6%，1996年仅是0.87%，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定为出生缺陷高发国家。每年新增缺陷新生儿数量达到90万。出生缺陷的直接原因是遗传因素、环境因素或两者直接作用。今年4月 参加北京慢性病会议的专家几乎毫无例外地把矛头指向环境：饮水、空气和食物致畸因素太多，已经成了不得不面对的重要社会威胁了。
饮食链的警钟：南镉北铅
在一个健康安全的区域，人们很容易将人和环境区分得十分鲜明。其实，人体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无时不在和环境进行交互作用，第一个环节就是呼吸。大城市空气污染逐步加重，带来的恶果就是早死率。2007年世界银行和环保部的“秘密报告”直到2012年才公布，中国每年因为空气污染导致的早死达40万人。污染是立体的，土壤、饮水、地下水，人与环境交换量最大、最直接的是饮食链，在这个链条上的污染和干扰，影响这一个区域人群的生息和繁衍。
全国259个已经曝光的“癌症村”（指2%以上的癌症发病率），82%都是饮食链污染所致。
污染严重的煤炭大省，山西新生儿出生缺陷率全国最高，吕梁等一些地市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和世界卫生组织合作进行的2012年研究报告发现，这和当地农田里的砷、铅显著相关。砷和铅是人类健康公害10大毒物前两位。
早在2008年，笔者曾经考查过江南多个鱼米之乡，并在一份报告中警告：湖南中下游，蔬菜砷、 镉、镍、铅含量的样本超标率分别为 95.8%、 68.8%、10.4%和 95.8%。如不遏制污染的势头，作为鱼米之乡的湖南将成为中国的心腹大患。
现在终于由广东镉大米事件曝光，再也无法遮掩了。镉大米引起了全国震动。农民撂荒、米场停工、市场混乱，预言终于不幸地成了事实。据估计，流入广东市场的镉大米不是几万吨，而比这个数字多得多。
湖南镉大米成了众矢之的，当人们将焦点聚集在湖南时，却不应忽略另外两个地方：江西和广西；全国最大江铜集团，在江西造成了严重的土壤、饮水和食物链污染。 中国已经发生了严重的镉大米公害事件： 江西大余镉大米致骨质疏松症和肾病事件，至少300人以上，温州德正至少有800人 。
这些事件必将成为世界环境史上的著名事件。
2008年，笔者在《遏制重金属污染》的报告里，总结了中国重金属污染趋势：工业向农业转移、城区向农村转移、地表向地下转移、上游向下游转移，从水土污染到食品链转移，逐步积累的污染恶果正在进入突发性、连锁性、区域性的爆发阶段。
这个趋势，并不仅仅是南方。淮河以北，也出现了严重状况。现在的污染不再是趋势，而是成为严酷的现实。
2013年《农业机械》杂志第三期刊登的一篇研究报告共监测14类150份谷物中铅、镉的含量，结果表明：市售主要谷类作物中存在不同程度的铅、镉污染，污染情况铅大于镉，其中大米、黄豆、玉米和菱米主要食用谷物的铅超标率都达到了100%。主食大米中平均铅含量高达0.389mg/kg，污染最严重的芝麻中平均铅含量高达0.415mg/kg。
这一结果绝非偶然，在其背后是严重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
《水土保持学报》2012年的一份报告显示，除了基本环境污染原因外，徐州铜山矿区复垦的土地存在严重的生态风险。有研究表明，那里的小麦铅铬分别超标80倍到179倍，另外还伴随严重汞镉污染。
更为严峻的是， 徐州北郊的一份地下水研究報告，85%的样品铅超标，超标最严重的达到12倍；锰的浓度69%的样品超标，55%的样品超标3倍以上，最高的达到77倍；镉元素也有61%的达到饮水标准的上限。（资料来源《中国科技论文在线》2012 ）一个土壤、地下水、作物串通一起的污染食物链已经悄然形成，所幸污染在积累中，还没有达到疾病爆发的临界点。
另外，还有报告揭示，徐州的邻居连云港周边菜地铅污染严重，平均含铅33毫克/千克，33%的超标，圆白菜和中国白菜超标率为40%和28.6%.
铅面粉带给北方重创
当南方沸沸扬扬地议论镉大米的时候，北方人也许暗自庆幸自己吃的是白面馒头、面条。石家庄疾病控制中心的监测报告显示：2012市售食物铅的超标率分别为猪肾50.0%、猪肉44.0%、米（大米、黑米）35.0%、面粉33.3%（2012 《医学动物防治》6期）。另外，对渤海湾的水产检测，也存在大面积重金属污染超标。
与此同时，在高速公路和电子加工企业密布的江浙“长三角”大米和小麦铅污染也是相当普遍。《农 村 生 态 环 境》报道，2005年国家环保总局和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报告，以沪宁高速公路为研究对象，分路段采集公路两侧土壤及小麦样品进行重金属污染监测。结果表明，沪宁 高速公路两侧距路肩 250米范围内土壤和小麦已受不同程度铅污染。公路两侧小麦籽粒中铅含量超标率 99%以上，最大超标倍数达 1.73倍。 福建的菜地、四川盆地，都有大面积的污染。
在表面上看，呈现为“南镉北铅”，但背后还存在着另外一个毒素：砷。美国毒性物质和疾病登记机构（ATSDR）根据毒性、常见频度和致病等综合排序，2011年发布的毒物致病最新名单砷名列第一。全世界70%的砷储量在中国，每年以万吨计的速度排放到环境中去，方式主要有废气、废水和矿渣，另外，还有少量的饲料添加剂。目前，中国至少已经排放砷150万吨！目前，中国有7亿吨矿渣，这些污染正在源源不断地通过风化、淋洗进入环境和食物链。《地理研究》2008年发表的肖细元等《中国主要含砷矿产资源的区域分布与砷污染问题》 报告指出，广西、湖南、云南、四川、 陕西等省区 ， 砷采出量都在 1 万吨以上 。有些省区砷排放并非由冶炼砷矿引起 ， 可能是由 于冶炼其他主矿排放大量的含砷尾矿， 例如四川， 采出的砷量竟高达7143万吨。因此， 不仅储量表中的砷矿资源开采存在砷的大量排放 ， 而且表外大量的砷也会对环境带来严重的危害。 中国的砷资源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而这一区域有着降雨量大、坡度陡、水土流失严重的地理特点， 因此应该 高度重视该地区砷污染问题的潜在威胁 。
2013年，环保部《砷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编制说明》预期：到 2015 年，中国有色金属采选冶炼活动还将带出16.84万吨以上的砷，硫铁矿制酸将排放1.8万吨以上的砷，主要涉砷行业砷污染严重，治理形势严峻。如果在“十二五”期间，不能实现砷行业发展和环境保护协调，将面临更高的生态环境风险。
砷作为世界第一毒素，西方国家在业界是公开谈论和研究的热点，但在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的砷污染源和排放的国度，很多媒体和部门仅仅因为砒霜这个字眼，几乎很少有人谈论。
砷作为类金属，是人类健康第一污染物，有三个特点最为突出：1.“三致污染广泛，致癌致畸变致突变物质， 慢性积累皮肤癌、膀胱癌、肺癌、肾癌等，还引起高血压、心血管疾病，同时对人体精子质量，后代变异的影响极为显著；2.深度污染、就地循环：气体排放、土壤污染、大米、蔬菜、肉食、地下水，可以形成一个区域循环，迁移快，污染一代又一代；3.无兆积累，发病缓慢，饮水或食物的积累在人体内极难排除，一旦达到发病的时候，治疗以现有的技术，几乎是不可能的。
孟加拉的1亿4千万人口，有一半人口受到砷污染威胁，每年有80万人因为砷污染患癌症，这个水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家，因为砷污染，竟然没水可喝，社会发展受到巨大拖累。尼泊尔，1600万人口的砷污染国家，竟然有500万人患有肾和膀胱系统疾病，大批的人挣钱的目的竟然是为了到印度洗肾。就连国家的几个高级领导人也患了疾病。
砷污染将这两个国家的社会发展拖入泥潭。而令人震惊的事实是，这两个国家的砷污染循环量还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一！2013年绿色和平组织与北京大学潘小川教授的最新研究，北京空气的砷在冬季严重超标。事实上，中国的砷污染已经造成了严重问题，除了260万人的天然砷污染威胁外，只有那些污染导致的急性砷中毒得到统计，《中国主要含砷矿产资源的区域分布与砷污染问题》等不完全统计，重大事故已经发生60多起，包括湖南郴州邓家塘300多人砷中毒， 2人死亡等严重事件。
在食物链方面，2010年的学术报告，《Food Additives and Contaminants》 “Total and speciated arsenic levels in rice from China”， 发现中国的大米含砷114微克/公斤，其中72%的砷是无机砷，也就是说多数以砒霜的形式存在。在砷矿区，如广西南丹、云南个旧，砷大米超标率高达35%以上。
更为严峻的是，湖北这个地质砷含量不高的地区，因为工业排放也出现了地下水砷污染。新公布的华北地下水资料显示，地下水砷污染出现上升趋势。
砷污染，已经悄然弥漫，需要迫切关注，切断滚滚而来的污染源。彻底改变心态，把事实和危害告诉公众。历史经验证明，只有公众环保力量壮大了，才能根本扭转污染的局面。
环境不能承受之重
中国已经进入了水、土、气、食物链立体污染的时代，一个无形的污染网已经全面形成，鱼游釜底，没有乐观的余地；那些所谓自然进化适应的调子完全是无稽之谈，混淆视听：人种进化时以千年计的时间，至少也要数百年，根本混淆了时间单位。
中国环境一方面污染严重，另一方面在立法与监管方面严重滞后，最为突出的特点是，所谓的达标排放而忽略了总量排放。暂且不论企业排放是否真正的达标，国外对这些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毒素，不僅限制排放浓度而且限制排放总量；有些还要进行环境含量计算。
立体污染的中间环节和二次污染的集结点是土壤，很多工业园区、密集产业带的发展已经超出了环境的承载量。2011年，斯密斯研究所的报告称，工业园区成为污染扩散的黑斑。中国的湖南、东北、广东、江浙等等，几乎所有的工业园区周边1-5公里都存在严重的污染。最为严重的是广东贵屿、浙江台州、河北黄骅三个电子垃圾回收产业链带来的严峻污染，不仅重金属污染越来越重，而且出现了严重的二恶英污染。有研究报告检测，台州已经含有高浓度的二恶英鸡蛋与鲫鱼。
要害与案例
在中国，环境污染信息有三个突出特点：1.地方与环保行业部门有意掩盖一些重大数据，比如一直不敢公布土壤污染调查报告；2.科研报告英文发表中文沉默，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人员，因为自身职称需要的动力，不得不将研究成果发表在国外的杂志上，要么隐藏地名，要么隐藏学术资源，生怕国内公开；3.公众普遍的感性思维，不到火烧眉毛的事情就漠不关心。
事实上，中国已经发生的温州镉污染、大余镉污染、浏阳镉污染、贵州汞铊污染、郴州砷污染案件等，都是世界环境史上的重大事件。
非常庆幸的是，在吉林我们曾和一次严重的“水俣病”擦肩而过，严重的汞排放非常集中，将河道里的鱼全都杀死了，汞没有大批地积累到人体。尽管如此，此次事件依然造成了严重的环境后果。 云南已经发生了三年严重旱灾，但在离昆明36公里之外，有个清澈的湖——阳宗海，曾经的高原明珠，2008年，阳宗海发生了影响较大的砷污染事件。如今，事情过去4年多了，当地投入巨资治理也有3年多了，阳宗海的现状究竟怎么样？ 依然不能饮用。一个企业交了1600万元的税，却让社会承担40亿元的经济代价。这一案例是多个地方发展模式的缩影。
枯燥的数字无法引起公众的注意，但在很多已经成为环境公害的事实，就不得不让所有的人反思。在全面污染的局面下，很显然需要突出重点。这方面国际很多研究已经提供了很多可资借鉴的成果。 美国毒性物质和疾病登记机构公布的威胁人类健康的十大毒素中和中国国情也是相符合的，它们是： 砷、铅、汞、氯乙烯、多氯联苯、苯、镉、多环芳烃、苯并芘、苯并蒽。中国亟须治理的就是 砷、铅、汞、镉、多环芳烃。
对策： 环保从自保开始
扭转污染趋势，推行社会化环保是极为困难的，没有社会化的监督和公众参与，环保往往会流于形式和口水化的泡沫幌子。其快速有效的根本手段只能是从“自保”开始，把从前隐藏的案例和事实公开，彻底扭转“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心态。
目前，环保部还在就砷污染和汞污染防治征求意见，参与的主体除了部分科研机构，大部分单位居然是排放大户——这很有与虎谋皮的味道。没有社会化的参与更不可能形成严厉的制度。在体制没有改革之前，可能的对策是，从饮食链反向推动——一种无奈的倒逼推动：
1.市场选择的力量逼迫污染的土地实现轮作和休耕治理。1/6的耕地污染已经涉及到了粮食安全，只有实现轮作，耕种那些重金属富集系数小的作物，才可能在污染保量改善品质。例如湖南，稻米之乡就不得不实现种植结构调整。
2.推动饮水安全，最可行的民生工程。在饮食链中，食物中的重金属污染还有95%的毒素通过代谢排除在外，但是，饮水吸收率高达40%-65%。而饮水的治理过滤和土壤修复相比，要快得多，可以说是立竿見影。
3.由自保和公益诉讼推动社会化环保。自利是人的本性，食物链和饮水污染已经危及多数人的安全，自保才能带动环保。从全国已经发生的环境公害开始，在现有的框架内也可以推动公益诉讼。当然，这里前提是再也不能将公益诉讼当成所谓的群体事件维稳了；公益诉讼是在法律有序的渠道里，解决社会问题最佳之路。
总之，癌症爆发-食物链污染-饮水安全-环境意识-社会化环保-遏制污染-立法推动，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中国目前的局面，不得不实行反向操作推动。没有足够强大社会化的环保力量，中国的环保事业将一事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