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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在5月上映的电影《十二公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话剧导演徐昂第一部电影。这部电影翻拍自美国经典电影《十二怒汉》，徐昂认为，那是一个能在当代中国激发共鸣的文本，打动他的，是原剧中12个身份背景各不相同的陌生人被法庭召集起来组成陪审团，讨论一个有关“在贫民窟长大的问题少年是否真的谋杀了自己父亲”的案件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那“12种愤怒”。
“面对无关自己的‘他人性命’，人们为什么会愤怒？”徐昂联想到国内近年来动不动就被“点燃”的舆论浪潮。“可以透过对这种愤怒的呈现，探讨更本质的东西”，于是徐昂就拍了这么一部“12个中国人坐一块儿，為什么不能好好说话”的电影。
徐昂的影片在经典的基础上进行了本土化改编，“十二怒汉”变成“十二公民”，故事背景从真实的法庭变成了国内法学院里一场有关西方庭审课程的考试，而原著中12个陪审团的成员，则由10个来帮自己孩子补考的家长，外加拉来充数的学校保安和小卖店老板临时凑成。
这个中国版本的“十二怒汉”，在徐昂的“精挑细选”下，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代表着中国社会12个不同的典型，他们的任务是围绕一桩真实的、经媒体反复曝光但还没有进行审判的“富二代弑父”的社会热点案件展开讨论，充当类似于西方法庭陪审团的角色，并最终投票得出有罪或无罪的判定。虽然最后的判定结果不影响真正法庭的判决，但因关乎孩子们的补考成绩，12个人还是认真地完成了这个特定任务，而随着讨论的进行，每个人背后的故事及当代中国社会诸多潜在问题及矛盾也跟着显现。
去年10月，《十二公民》斩获了第九届罗马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马可·奥列留”金奖，这是罗马国际电影节史上第一部拿下最高奖的中国影片。电影节主席马克·穆勒给予电影高度评价，他说这是他看到的第一部深刻反映中国现实的群像作品，他认为徐昂对“经典的本土化做得十分到位”。
本土化改编不是拿来主义
《十二公民》不是徐昂第一次将外国作品“本土化”，在话剧舞台上，他已积累了不少经典文本本土化改编的经验。其成名话剧《喜剧的忧伤》，就改编自日本著名编剧三谷幸喜的《笑的大学》。《喜剧的忧伤》将《笑的大学》中批评日本二战时期对喜剧严苛审查的历史背景换成中国抗战期间国统区对文艺工作者审查的背景，由陈道明和何冰出演。这部批评审查制度且只有两个演员飙戏的话剧在2011年上演后颇受欢迎，成为了人艺建院60多年来票房最好的作品。
自那部作品起，就有人认为徐昂的本土化改编是在搞“拿来主义”，徐昂自己倒不在意，他十分推崇这种“拿来”，在他看来，剧本永远是价值为王。“如果一个文本提供的东西有价值，有力量，不管它是古代的还是今天的，中国的还是国外的，我觉得都应该把它拿出来拍。”徐昂说。
其实《十二怒汉》电影里的故事也并非首创，而且各国都有不同的改编版本。
这个故事最早出现在1954年美国CBS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里，剧本是从美国陆军退役后开始编剧生涯的雷吉纳德·罗斯根据亲身经历的一次庭审写下。内容简单却极有趣味：12个身份背景各不相同的陌生人被法庭召集在一起，组成了陪审团，被关在狭小闷热的房间里，讨论分析现有证据。按照规定，他们必须达成统一意见，判断被指控的一个贫民窟长大的问题少年是否真的谋杀了自己的父亲。
1957年，美国演员亨利·方达对这个故事动了心，自己掏钱将它拍成了电影，这才有了这部美版的经典作品。影片中，亨利·方达亲自扮演第8号陪审员，在其他11名陪审员都认为那个问题少年“有罪”的情况下，8号陪审员不断在论证过程中提出自己的“合理怀疑”，找出案件疑点，最后成功说服了11名异议者。影片在陪审团制度下，探讨了法律的“合理质疑”、“存疑不诉”及“程序正义”。1996年，《十二怒汉》登上了英国著名的老维克剧院，导演哈罗德·品特忠实原著，还原了1957年电影中的场景，用写实主义的风格强调了12位陪审员争论时的激烈与混乱。
到了2006年，《十二怒汉》在日本剧作家三谷幸喜手里变成了《十二个温柔的日本人》，与美版鲜明的主线相比，日版的改编更加复杂，12名陪审员围绕一个因受不了前夫纠缠而在扭打中将其推向行驶的汽车导致他身亡的弱女子展开了争论，其间穿插从无罪到有罪再到无罪的两大逆转，又加上了大量的插科打诨吐槽，影片表达的重点已不是法律的正义，导演让整部电影成为了一种日本民族性的展示。
2007年，俄罗斯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让12个俄罗斯人坐在一间空旷的学校体育馆里，为一个车臣少年是否无辜吵成了一团。俄版沿用美版的故事框架，但因为融入了俄罗斯敏感的车臣问题，使得全片多了种族冲突的视角。
即使各国都有成功的改编尝试，但当徐昂想要拍一个中国版本的《十二怒汉》时，身边的朋友还是都劝他放弃。他一位研究法学的朋友还画了张中外法庭建制差异对比图，跟他解释：《十二怒汉》好在拍的是西方陪审团制度，中国又没有陪审团制度，你拍什么？
“我没想拍法律戏”，徐昂不希望拍这部片子被误认为成是“比较中西法律体系”或是“对中国现有司法制度的调侃”，他真正关心的是12个中国人凑在一张桌子上的表现。而如何把这12个人的生活“搬到桌子边上来”，如何在一个没有陪审团制度的国家上演《十二怒汉》，是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有中国特色的“陪审团”
“有些民族更善于好好谈，有些民族更容易一说就急起来。”徐昂说。
拍摄《十二公民》，徐昂就是想要展现当下中国“一说就急”的这样一种状态。徐昂说，他的本意并非是要批判，而是希望人们都能通过此片看到自身那些无法克服、甚至无法意识到的先入之见。“从保卫成见到拥抱理性，最终达成共识”，是这么一个过程。
可他发现，在中国，找不到一种规则和秩序可以让大家坐在一起好好谈。
“笑脸是一种促成坐下来谈的办法，但是得有一方先闭嘴。父子之间、君臣之间、夫妻之间，举案齐眉太难，大部分是一方发言，另一方因为某种枷锁才闭起嘴来。”而此时编剧李玉娇的一个关于检察官故事的电视剧剧本给了徐昂很好的启发，他的团队开始考虑将这个检察官故事与《十二怒汉》结合起来。
“面对无关自己的‘他人性命’，人们为什么会愤怒？”徐昂联想到国内近年来动不动就被“点燃”的舆论浪潮。“可以透过对这种愤怒的呈现，探讨更本质的东西”，于是徐昂就拍了这么一部“12个中国人坐一块儿，為什么不能好好说话”的电影。
徐昂的影片在经典的基础上进行了本土化改编，“十二怒汉”变成“十二公民”，故事背景从真实的法庭变成了国内法学院里一场有关西方庭审课程的考试，而原著中12个陪审团的成员，则由10个来帮自己孩子补考的家长，外加拉来充数的学校保安和小卖店老板临时凑成。
这个中国版本的“十二怒汉”，在徐昂的“精挑细选”下，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代表着中国社会12个不同的典型，他们的任务是围绕一桩真实的、经媒体反复曝光但还没有进行审判的“富二代弑父”的社会热点案件展开讨论，充当类似于西方法庭陪审团的角色，并最终投票得出有罪或无罪的判定。虽然最后的判定结果不影响真正法庭的判决，但因关乎孩子们的补考成绩，12个人还是认真地完成了这个特定任务，而随着讨论的进行，每个人背后的故事及当代中国社会诸多潜在问题及矛盾也跟着显现。
去年10月，《十二公民》斩获了第九届罗马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马可·奥列留”金奖，这是罗马国际电影节史上第一部拿下最高奖的中国影片。电影节主席马克·穆勒给予电影高度评价，他说这是他看到的第一部深刻反映中国现实的群像作品，他认为徐昂对“经典的本土化做得十分到位”。
本土化改编不是拿来主义
《十二公民》不是徐昂第一次将外国作品“本土化”，在话剧舞台上，他已积累了不少经典文本本土化改编的经验。其成名话剧《喜剧的忧伤》，就改编自日本著名编剧三谷幸喜的《笑的大学》。《喜剧的忧伤》将《笑的大学》中批评日本二战时期对喜剧严苛审查的历史背景换成中国抗战期间国统区对文艺工作者审查的背景，由陈道明和何冰出演。这部批评审查制度且只有两个演员飙戏的话剧在2011年上演后颇受欢迎，成为了人艺建院60多年来票房最好的作品。
自那部作品起，就有人认为徐昂的本土化改编是在搞“拿来主义”，徐昂自己倒不在意，他十分推崇这种“拿来”，在他看来，剧本永远是价值为王。“如果一个文本提供的东西有价值，有力量，不管它是古代的还是今天的，中国的还是国外的，我觉得都应该把它拿出来拍。”徐昂说。
其实《十二怒汉》电影里的故事也并非首创，而且各国都有不同的改编版本。
这个故事最早出现在1954年美国CBS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里，剧本是从美国陆军退役后开始编剧生涯的雷吉纳德·罗斯根据亲身经历的一次庭审写下。内容简单却极有趣味：12个身份背景各不相同的陌生人被法庭召集在一起，组成了陪审团，被关在狭小闷热的房间里，讨论分析现有证据。按照规定，他们必须达成统一意见，判断被指控的一个贫民窟长大的问题少年是否真的谋杀了自己的父亲。
1957年，美国演员亨利·方达对这个故事动了心，自己掏钱将它拍成了电影，这才有了这部美版的经典作品。影片中，亨利·方达亲自扮演第8号陪审员，在其他11名陪审员都认为那个问题少年“有罪”的情况下，8号陪审员不断在论证过程中提出自己的“合理怀疑”，找出案件疑点，最后成功说服了11名异议者。影片在陪审团制度下，探讨了法律的“合理质疑”、“存疑不诉”及“程序正义”。1996年，《十二怒汉》登上了英国著名的老维克剧院，导演哈罗德·品特忠实原著，还原了1957年电影中的场景，用写实主义的风格强调了12位陪审员争论时的激烈与混乱。
到了2006年，《十二怒汉》在日本剧作家三谷幸喜手里变成了《十二个温柔的日本人》，与美版鲜明的主线相比，日版的改编更加复杂，12名陪审员围绕一个因受不了前夫纠缠而在扭打中将其推向行驶的汽车导致他身亡的弱女子展开了争论，其间穿插从无罪到有罪再到无罪的两大逆转，又加上了大量的插科打诨吐槽，影片表达的重点已不是法律的正义，导演让整部电影成为了一种日本民族性的展示。
2007年，俄罗斯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让12个俄罗斯人坐在一间空旷的学校体育馆里，为一个车臣少年是否无辜吵成了一团。俄版沿用美版的故事框架，但因为融入了俄罗斯敏感的车臣问题，使得全片多了种族冲突的视角。
即使各国都有成功的改编尝试，但当徐昂想要拍一个中国版本的《十二怒汉》时，身边的朋友还是都劝他放弃。他一位研究法学的朋友还画了张中外法庭建制差异对比图，跟他解释：《十二怒汉》好在拍的是西方陪审团制度，中国又没有陪审团制度，你拍什么？
“我没想拍法律戏”，徐昂不希望拍这部片子被误认为成是“比较中西法律体系”或是“对中国现有司法制度的调侃”，他真正关心的是12个中国人凑在一张桌子上的表现。而如何把这12个人的生活“搬到桌子边上来”，如何在一个没有陪审团制度的国家上演《十二怒汉》，是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有中国特色的“陪审团”
“有些民族更善于好好谈，有些民族更容易一说就急起来。”徐昂说。
拍摄《十二公民》，徐昂就是想要展现当下中国“一说就急”的这样一种状态。徐昂说，他的本意并非是要批判，而是希望人们都能通过此片看到自身那些无法克服、甚至无法意识到的先入之见。“从保卫成见到拥抱理性，最终达成共识”，是这么一个过程。
可他发现，在中国，找不到一种规则和秩序可以让大家坐在一起好好谈。
“笑脸是一种促成坐下来谈的办法，但是得有一方先闭嘴。父子之间、君臣之间、夫妻之间，举案齐眉太难，大部分是一方发言，另一方因为某种枷锁才闭起嘴来。”而此时编剧李玉娇的一个关于检察官故事的电视剧剧本给了徐昂很好的启发，他的团队开始考虑将这个检察官故事与《十二怒汉》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