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政治报告指出：“我们一定要更加自觉地珍爱自然，更加积极地保护生态，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一个新时代的出现必定伴随着新的时代精神的萌芽和发展。马克思曾经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時代精神的精华。”那么，引领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时代精神是什么？在卢风、曹孟勤主编的《生态哲学：新时代的时代精神》一书中，刘福森、卢风、曹孟勤和谢阳举四位学者做出了有益的探索。该书于2017年初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其论题包括了生态哲学的哲学观（或元哲学）、自然观、科学观、知识论、价值论、文化论等诸多方面，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讨论：旧有的时代精神（即现代性）存在何种问题，生态哲学作为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时代精神具有怎样的内涵，中国的特殊国情和传统文化在塑造新的时代精神中能够起到什么作用。
　　现代工业文明建立在现代性哲学的基础之上。现代性哲学是本质主义的，即认为存在着对所有文化、所有社会、所有时代都适用的普遍知识。刘福森教授采取历史主义的哲学观，认为近代西方哲学所追求的超历史、超时代、去处境化的一般哲学只是一种神话。哲学具有时代性，不同时代中人类的生存方式不同，因此需要并产生了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哲学。（刘福森：《一种新的哲学观》，卢风、曹孟勤主编：《生态哲学：新时代的时代精神》，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第44页。）现代性哲学植根于西方传统，采用不平等的主奴关系模式建构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曹孟勤教授认为，这一传统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谁压迫谁，谁主宰谁”，“要么人被自然世界所决定，形成敬畏自然世界的奴隶心态，要么自然世界被人所规约，形成任意宰制自然世界的主人心态。”（曹孟勤：《论主奴关系式哲学的终结——哲学生态学的革命价值》，卢风、曹孟勤主编：《生态哲学：新时代的时代精神》，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第86页。）因此，当人类在工业革命中获得改造自然的强大力量之后，就认为自己已经跃升为自然世界的主人，可以不加节制地控制自然、征服自然。这种观念最终酿成了全球范围内深重的生态危机、环境危机和资源危机。
　　生态哲学正是基于对现代性哲学的反思，试图重塑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卢风教授总结了现代性哲学在当今社会存在的六种具体表现：物理主义自然观、独断理性主义认识论、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反自然主义的价值论、人类中心主义道德观和物质主义价值观。（卢风：《生态伦理、生态哲学与生态文明》，卢风、曹孟勤主编：《生态哲学：新时代的时代精神》，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第232-243页。）其中最核心的是自然观。自然究竟是一个僵死的、固定的、有待被人类认识和操控的对象，还是一个生生不息、不断涌现和演化的存在之大全？卢风教授根据西方哲学中从赫拉克利特到怀特海和柏格森的传统，并结合中国传统关于自然的思想，提出“超验自然主义”作为生态哲学的根本自然观。自然中的具体事物虽然都在我们的经验之中，但自然作为一个整体超越于我们的经验。生态哲学将人与自然视为一个整体，人类社会的繁荣依赖于自然的稳定与和谐。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不可能凌驾于自然之上，更不可能征服自然。人只有按照自然规律（如生态规律）约束自己的破坏力、欲望和野心，才能够化解人类和地球生态系统的持存危机，进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时代。
　　作为时代精神的生态哲学具有时代性和现实性。发源于西方的生态哲学自身首先需要进行中国化和本土化，然后才能引领中国走入生态文明的新时代。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生态哲学将改变中国人现有的自然观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并关注中国现存的主要问题。例如在当前的中国国情下，生态哲学需要特别关注环境正义、雾霾的制度根源和思想根源等问题。另一方面，中国独特的思想资源也会促进生态哲学本身的发展。谢阳举教授从道家的角度诠释和发展了生态哲学思想。他指出老子认为世界万物在不断运动变化的过程中体现出多种可能的状态和趋势。而人与万物一样，都应该寻求其最佳状态，即“自然”。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实际上是要求人追求自身与万物在动态平衡中达到的“自然常态”。（谢阳举，《老子“自然”概念的理论和实质》，卢风、曹孟勤主编：《生态哲学：新时代的时代精神》，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第352-354页）
　　新时代呼唤新的时代精神。在创立和发展新的时代精神的努力中，《生态哲学：新时代的时代精神》一书的作者们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只有在不断反思现代性哲学并借助各文化和民族独特的思想资源，协调生态哲学内部的观念分歧和应对外部挑战的过程中，才能奠定生态文明的思想基础、建构新的时代精神，最终引领人类走向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