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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史教材内容改革越来越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并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其突出表现在中国古代社会史内容进入教材的步履缓慢,学习效果不明显。因而改革中国古代史教材的内容,以适应加强社会史教学的需要,遂成为中国古代史教材建设面临的紧迫课题。
中国古代史教材内容经历了两次大的改革。解放初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古代史教材进行了第一次内容改革,从而冲击了以王朝兴衰和贵人荣辱为核心的基调,改变了之前以政治艺术、政治偶像、人物偶像为主的传统内容。但又由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片面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所以,当时中国古代史教材的内容,实际上是以政治或阶级斗争为核心。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党的工作中心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中国古代的经济史和文化史进一步受到重视,形成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三足鼎立的局面。这是第二次内容改革,但它仍难以摆脱以政治为主线的传统外壳,社会史在古代史教材内容中所占的比重与社会史的重要性非常不对称。
对社会史内容重视不够的中国古代史教材不利于贯彻历史教学的目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它不利于学生了解中华民族的全部历史。中国古代史教材由于以政治为主线,因而其内容受到极大的限制。在以政治为主线的前提下,中国古代经济史反映的实际是王朝宏观层次的经济状况,对中观和微观的经济状况叙述很少,文化史所反映的主要是少数社会上层和文化精英的成就,对底层人民的精神和文化生活述及很少。民族史多限于各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的政治关系,对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也概述的不多。阶级斗争史所反映的主要是阶级斗争的爆发性和事件性,对社会经常存在的阶级矛盾及其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反映却很少述及。中国古代的家庭、人口、社会基层组织、灾荒、教育等社会史内容更未引起重视。缺少社会史内容的中国古代史教材无法使学生了解我们祖先的全部、完整的历史,难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
第二,它不利于学生了解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中国古代史教材以政治为主线,因而它反映的主要是上层人物的社会生活及其历史作用。普通人的社会生活及其历史作用被忽视。对普通人历史的叙述,除了空洞的、抽象的总结外,几乎找不到具体的人民群众的影子。忽视普通人历史的教材,不可能使学生真正地、全面地理解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
第三,它使生动的、有血有肉的历史变成了空洞的说教。中国古代史教材由于忽视了社会史内容,因而它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叙述普遍流于公式化、简单化,满足于事件、原因、结果的线性排列和公式化的分析结论,从而使内容丰富的历史变成了枯燥无味的东西。这不仅不利于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也不利于调动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
第四,它不适应加强对学生进行国情教育的需要。中国古代史教材所忽视的社会史内容一般都是历史惰性最大,能够长期发生作用,不会轻易改变的东西。今天许多具体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实际上仍是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和生活方式演变过来的。建国后,我们国家的许多工作失误,都是由于我们对国情认识不够而出现的。历史专业的学生固然也须要从政治方面掌握中国古代史,但更重要的,还应从社会领域掌握中国古代史,以加强学生对国情的了解和认识,增强他们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能力。陈旭麓先生指出:“我们要认识国情,首先要认识中国社会。”但中国古代史教材由于片面地从政治方面反映历史,因而成为“鉴史”和“帝王之学”,不能适应加强对学生进行国情教育的需要。
总之,中国古代史教材以政治为主线,不适应加强对学生素质教育的需要,因而迫切需要改革。
中国古代史教材内容改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增加社会史的内容。今天,越来越多的历史工作者已认识到把社会史研究成果引入中国古代史教材的必要性,但改革的步伐和效果不尽人意。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史学界对社会史的研究对象、概念、范畴和内容等问题争论纷纭,莫衷一是,使中国古代史教材内容的改革无所适从;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古代史教材以政治为主线的状况并没有得到彻底改变,这决定了社会史在中国古代史教材中不可能取得应有的地位。因此,深化中国古代史教材内容改革,一方面,应在加快社会史学科体系建设的同时,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对中国古代史教材内容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因为无论史学界在社会史学科体系建设上有多大分歧,但大家无不承认社会生活是社会史的主要内容。利用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研究成果,丰富中国古代史教材内容还是大有可为的;另一方面,必须充分认识以政治为主线的中国古代史教材所存在的缺点和不足,切实改变其以政治为主线的传统基调,真正把社会史放在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不是把社会史作为政治史、经济史和文化史的附庸。只有这样,中国古代史教材的内容才能真正丰富起来。
改革中国古代史教材的内容,就要使其能够反映中国古代普通人的历史。要反映普通人的历史,就不仅要反映普通人的政治生活,也要反映他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反映普通人的社会生活,不是要罗列一些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琐碎资料,堆砌一些浅薄的历史掌故,而是要反映普通人的社会生活对历史变迁大势的影响。例如,写清代剃发的习俗时,就要反映清初推行剃发对清朝统一进程的影响。要反映普通人的历史,还要写那些能够体现中国古代社会变革深度和广度的普通人的社会生活。当然,历史是合力作用的结果,中国古代史教材内容改革应在反映中国古代上层人物的活动的同时,充分反映普通人的活动,并把普通人的活动同上层人的活动和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现象结合起来。
改革中国古代史教材内容,就是要恢复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历史真面目。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首先,中国古代史教材必须反映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例如,关于明朝的抗倭斗争,应通过叙述倭寇入侵和明朝的海禁政策给东南沿海地区商人地主和贫民生活的影响,从而说明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些商人地主和失去土地的贫民反对明朝的海禁政策,甚至与倭寇勾结,这是明代中后期倭寇长期难以平定的原因之一。其次,要把传统的抽象历史变为具体的描写历史。田居俭先生曾说:“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完成了‘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阶段,而当前则应该把史学研究继续推向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阶段。”中国古代史教材也应像历史研究那样,在完成了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阶段后,再实现从抽象到具体的跨越。例如,在分析地主阶级分子参加农民起义的动机时,我们不能再一概地以地主阶级分子混进农民起义队伍,企图篡夺领导权来代替深入的分析,而应通过对当时地主阶级内部各个阶层经济状况、政治待遇和社会地位的综合分析,说明地主阶级内部矛盾的加深,使一些中下层地主分子走上了反抗旧王朝的道路。当然,我们主张改变公式化的历史分析和结论,并不是要否认马列主义的指导作用,也不是要否认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是要通过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历史现象进行深入的分析,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
改革中国古代史教材的内容,还应结合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充实社会史内容。为现实服务是史学的社会功能。中国古代史教材只有站在俯视现实的战略高度,反映那些至今影响我们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古代的社会生活和生活方式,才能适应加强对学生进行国情教育的需要,才能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因此,中国古代史教材内容,一方面要反映那些制约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也要反映那些值得我们批判继承的有用东西。例如,中国古代基层组织的民事调解制度,对今天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对今天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也具有借鉴作用。诸如此类的问题,中国古代史教材是不能不写的。只有面向现实,改革中国古代史教材的内容,才能使中国古代史教学呈现出新的活力和生机。
当然,中国古代史教材内容的完善确实须要有一个过程,但只有随着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的发展,不断地进行改革,才能适应进一步加强和改善中国古代史教学的需要。
编辑/张铁辉
中国古代史教材内容经历了两次大的改革。解放初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古代史教材进行了第一次内容改革,从而冲击了以王朝兴衰和贵人荣辱为核心的基调,改变了之前以政治艺术、政治偶像、人物偶像为主的传统内容。但又由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片面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所以,当时中国古代史教材的内容,实际上是以政治或阶级斗争为核心。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党的工作中心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中国古代的经济史和文化史进一步受到重视,形成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三足鼎立的局面。这是第二次内容改革,但它仍难以摆脱以政治为主线的传统外壳,社会史在古代史教材内容中所占的比重与社会史的重要性非常不对称。
对社会史内容重视不够的中国古代史教材不利于贯彻历史教学的目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它不利于学生了解中华民族的全部历史。中国古代史教材由于以政治为主线,因而其内容受到极大的限制。在以政治为主线的前提下,中国古代经济史反映的实际是王朝宏观层次的经济状况,对中观和微观的经济状况叙述很少,文化史所反映的主要是少数社会上层和文化精英的成就,对底层人民的精神和文化生活述及很少。民族史多限于各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的政治关系,对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也概述的不多。阶级斗争史所反映的主要是阶级斗争的爆发性和事件性,对社会经常存在的阶级矛盾及其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反映却很少述及。中国古代的家庭、人口、社会基层组织、灾荒、教育等社会史内容更未引起重视。缺少社会史内容的中国古代史教材无法使学生了解我们祖先的全部、完整的历史,难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
第二,它不利于学生了解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中国古代史教材以政治为主线,因而它反映的主要是上层人物的社会生活及其历史作用。普通人的社会生活及其历史作用被忽视。对普通人历史的叙述,除了空洞的、抽象的总结外,几乎找不到具体的人民群众的影子。忽视普通人历史的教材,不可能使学生真正地、全面地理解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
第三,它使生动的、有血有肉的历史变成了空洞的说教。中国古代史教材由于忽视了社会史内容,因而它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叙述普遍流于公式化、简单化,满足于事件、原因、结果的线性排列和公式化的分析结论,从而使内容丰富的历史变成了枯燥无味的东西。这不仅不利于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也不利于调动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
第四,它不适应加强对学生进行国情教育的需要。中国古代史教材所忽视的社会史内容一般都是历史惰性最大,能够长期发生作用,不会轻易改变的东西。今天许多具体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实际上仍是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和生活方式演变过来的。建国后,我们国家的许多工作失误,都是由于我们对国情认识不够而出现的。历史专业的学生固然也须要从政治方面掌握中国古代史,但更重要的,还应从社会领域掌握中国古代史,以加强学生对国情的了解和认识,增强他们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能力。陈旭麓先生指出:“我们要认识国情,首先要认识中国社会。”但中国古代史教材由于片面地从政治方面反映历史,因而成为“鉴史”和“帝王之学”,不能适应加强对学生进行国情教育的需要。
总之,中国古代史教材以政治为主线,不适应加强对学生素质教育的需要,因而迫切需要改革。
中国古代史教材内容改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增加社会史的内容。今天,越来越多的历史工作者已认识到把社会史研究成果引入中国古代史教材的必要性,但改革的步伐和效果不尽人意。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史学界对社会史的研究对象、概念、范畴和内容等问题争论纷纭,莫衷一是,使中国古代史教材内容的改革无所适从;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古代史教材以政治为主线的状况并没有得到彻底改变,这决定了社会史在中国古代史教材中不可能取得应有的地位。因此,深化中国古代史教材内容改革,一方面,应在加快社会史学科体系建设的同时,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对中国古代史教材内容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因为无论史学界在社会史学科体系建设上有多大分歧,但大家无不承认社会生活是社会史的主要内容。利用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研究成果,丰富中国古代史教材内容还是大有可为的;另一方面,必须充分认识以政治为主线的中国古代史教材所存在的缺点和不足,切实改变其以政治为主线的传统基调,真正把社会史放在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不是把社会史作为政治史、经济史和文化史的附庸。只有这样,中国古代史教材的内容才能真正丰富起来。
改革中国古代史教材的内容,就要使其能够反映中国古代普通人的历史。要反映普通人的历史,就不仅要反映普通人的政治生活,也要反映他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反映普通人的社会生活,不是要罗列一些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琐碎资料,堆砌一些浅薄的历史掌故,而是要反映普通人的社会生活对历史变迁大势的影响。例如,写清代剃发的习俗时,就要反映清初推行剃发对清朝统一进程的影响。要反映普通人的历史,还要写那些能够体现中国古代社会变革深度和广度的普通人的社会生活。当然,历史是合力作用的结果,中国古代史教材内容改革应在反映中国古代上层人物的活动的同时,充分反映普通人的活动,并把普通人的活动同上层人的活动和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现象结合起来。
改革中国古代史教材内容,就是要恢复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历史真面目。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首先,中国古代史教材必须反映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例如,关于明朝的抗倭斗争,应通过叙述倭寇入侵和明朝的海禁政策给东南沿海地区商人地主和贫民生活的影响,从而说明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些商人地主和失去土地的贫民反对明朝的海禁政策,甚至与倭寇勾结,这是明代中后期倭寇长期难以平定的原因之一。其次,要把传统的抽象历史变为具体的描写历史。田居俭先生曾说:“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完成了‘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阶段,而当前则应该把史学研究继续推向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阶段。”中国古代史教材也应像历史研究那样,在完成了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阶段后,再实现从抽象到具体的跨越。例如,在分析地主阶级分子参加农民起义的动机时,我们不能再一概地以地主阶级分子混进农民起义队伍,企图篡夺领导权来代替深入的分析,而应通过对当时地主阶级内部各个阶层经济状况、政治待遇和社会地位的综合分析,说明地主阶级内部矛盾的加深,使一些中下层地主分子走上了反抗旧王朝的道路。当然,我们主张改变公式化的历史分析和结论,并不是要否认马列主义的指导作用,也不是要否认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是要通过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历史现象进行深入的分析,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
改革中国古代史教材的内容,还应结合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充实社会史内容。为现实服务是史学的社会功能。中国古代史教材只有站在俯视现实的战略高度,反映那些至今影响我们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古代的社会生活和生活方式,才能适应加强对学生进行国情教育的需要,才能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因此,中国古代史教材内容,一方面要反映那些制约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也要反映那些值得我们批判继承的有用东西。例如,中国古代基层组织的民事调解制度,对今天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对今天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也具有借鉴作用。诸如此类的问题,中国古代史教材是不能不写的。只有面向现实,改革中国古代史教材的内容,才能使中国古代史教学呈现出新的活力和生机。
当然,中国古代史教材内容的完善确实须要有一个过程,但只有随着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的发展,不断地进行改革,才能适应进一步加强和改善中国古代史教学的需要。
编辑/张铁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