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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瓒生活上的洁癖虽然出了名，但到底没给他带来什么坏处，真正为他带来灾难的，是精神洁癖
中国古代的文人画中，有一位画家的作品格外引人注目。
他的作品很容易辨别：以山水画居多，鲜有设色，画面极其“干净”，一眼望去很“空”。
只需看一眼，你便能深切地体会到何谓“画如其人”。无论是用松、柏、樟、楠、槐、榆这六种品行高洁的树传达自己对君子之风的追慕，还是画中不容人进入的小阁，都是一种“孤芳自赏”。
这位画家，便是元代的倪瓒。
倪瓒并不是民间故事和传奇青睐的主角，但在艺术史上，他却光芒万丈。
倪瓒的画通常都是竖长条的立轴山水画，画面也很简单，远山近树，山色很淡，树也不多，只有稀疏几棵，并且杳无人迹。整个画面，空白处比着墨处多，也没什么墨气淋漓的渲染，多是以枯笔淡淡拖出形象。
细看，他的画一般是明确的三段式构图。上段是横着千笔拖出来的几道远山，从画面的一端拖到另一段。中段是大片的空白，这便是近水。没有波纹，也没有晕染，水景全凭你自行想象。下段是一角小小的坡岸，上面长着几棵并不珍奇名贵的树木。
除此以外再无其他。别的山水画家总爱在画面中布置几点如豆的人，以表示山水可行可游，倪瓒绝不会这样做。他的画里万径人踪灭，毫无人间烟火气。
中国画讲究的皴擦点染，在他的画中也很难找得到。
倪瓒自己的说法是“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至于像不像、美不美，他根本就不在乎。
这种狂狷傲慢又漫不经心的腔调，正是文人画的腔调。
当时，文人画家的重点并不在“画家”，而在“文人”。对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在朝为官才是主业，绘画只是闲暇修心的余事。而且，比起诗词文章，画画的地位要低得多，所以，他们绘画只是为了寄兴，追求一份洒脱劲儿——画什么、怎么画，全凭自己高兴。
也因此，文人们总是有意贬低职业画家。对他们来说，用画卖钱是一件庸俗到不可想象的事。因为要卖画挣钱，就得照顾雇主的情绪，自然没这么自由洒脱。
对于文人画家来说，比在朝为官更令人向往、更有格调的是成为隐士。归隐南山堪称文人们的终极梦想。
倪瓒正是这样一个为文人所艳羡的隐者。
倪瓒的画之所以“一尘不染”，与他与生俱来的“毛病”有关。
他有严重的洁癖，画面墨迹过多，他会觉得脏；画面有人，他会觉得俗。
他极讲洁净，衣服、头巾一天要换洗许多次；专门配有两个书僮负责不断擦洗文房四宝。他连堂前屋后的树木都不放过——佣人目常需要对这些树木进行清洗，如果有落叶，他便自己上手清理。
他发明了一种专门清除落叶的工具：长长的竹竿前绑着细针，这样，不用踏上草坪就可以把树下的落叶扎起来了。他不能忍受草坪上有一个脚印。
倪瓒对物如此，对人也同样如此。有一次，他的一位好朋友夜宿在他家，晚上朋友突然咳嗽了一声，他感觉像是晴空霹雳，一夜辗转难眠。
等到天亮，他便命佣人去寻找朋友的痰迹，找来找去。根本没有找到。佣人知道他的心病，只好找来一片稍有污迹的树叶，说那就是痰迹。当时，倪瓒躲到一边，捂住鼻子闭上眼，叫佣人扔到三里以外。
还有一次，倪瓒的母亲病重，需求名医葛仙翁看病。葛仙翁对倪瓒的洁癖早有耳闻，为试探他“性本爱洁”是真是假，一到他家，便要求先上他最珍爱的书房清轶阁看看。倪瓒只能硬着头皮同意。葛仙翁在清轶阁乱翻一气，到处吐痰，倪瓒竟因此终身没有再进过清轶阁。
倪瓒生活上的洁癖虽然出了名，但到底没给他带来什么坏处。真正为他带来灾难的，是精神洁癖。
倪瓒的《六君子图》《容膝斋》图，最能代表他的精神洁癖：前者以树喻君子，表达了他对君子“正直特立”高风的崇尚，这种借物寓志，也是宋元以来文人画的一种特色；后者以描绘容膝斋及周边景物，来烘托容膝斋主人洁净淡雅、清高孤傲的形象。
不可否認，家庭环境给了他精神洁癖的土壤：他生活在无锡太湖边上，这是当时中国最富庶的地方。生长在巨富人家，他从小衣食无忧；长大后，家中资财有兄长经营，他便完全不问俗事，只和他喜爱的诗文书画打交道了。
虽然在太湖一带很有名气，但倪瓒格外洁身自好，不与俗人交，也坚决不与统治阶层来往。自由自在地当他的隐者。
无奈名气太大，上门求画的人特别多。
到了元末，太湖一带被起义的张士诚控制。张士诚的弟弟张士信也想要附庸风雅，便向倪瓒索画。当然不是白索，他送了绘画的白绢，也送了重金，但却惹怒了倪瓒一张士信的行为无异于把倪瓒看成了卖画赚钱的画师。傲慢孤高的倪瓒大怒，撕绢退钱。事情虽然暂告一段，梁子却结下了。
有一天，倪瓒到太湖泛舟游玩，恰好遇到了张士信，张士信瞅准机会把倪瓒痛打了一顿。倪瓒被打得皮开肉绽奄奄一息，却一声不吭，连呻吟都没有。事后有人问他为何不吭声，他的回答是：“一出声便俗。”
这样的回答让人无话可说。洁癖到了这样的程度，唯让人觉得可叹可感可敬。
倪瓒的画，以及他本人超脱放达毫不在乎的态度。很受文人追捧。在他们看来，倪瓒才是文人真品格、真性情的代言人。
许多艺术家都受到了倪瓒极简画风的影响，后世还有许多人极力学习他的清逸画风，却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他的这份“干净”，更别说超过他了。因为，他们都没有倪瓒的“毛病”。
元代倪瓒《墨竹》
中国古代的文人画中，有一位画家的作品格外引人注目。
他的作品很容易辨别：以山水画居多，鲜有设色，画面极其“干净”，一眼望去很“空”。
只需看一眼，你便能深切地体会到何谓“画如其人”。无论是用松、柏、樟、楠、槐、榆这六种品行高洁的树传达自己对君子之风的追慕，还是画中不容人进入的小阁，都是一种“孤芳自赏”。
这位画家，便是元代的倪瓒。
倪瓒的腔调
倪瓒并不是民间故事和传奇青睐的主角，但在艺术史上，他却光芒万丈。
倪瓒的画通常都是竖长条的立轴山水画，画面也很简单，远山近树，山色很淡，树也不多，只有稀疏几棵，并且杳无人迹。整个画面，空白处比着墨处多，也没什么墨气淋漓的渲染，多是以枯笔淡淡拖出形象。
细看，他的画一般是明确的三段式构图。上段是横着千笔拖出来的几道远山，从画面的一端拖到另一段。中段是大片的空白，这便是近水。没有波纹，也没有晕染，水景全凭你自行想象。下段是一角小小的坡岸，上面长着几棵并不珍奇名贵的树木。
除此以外再无其他。别的山水画家总爱在画面中布置几点如豆的人，以表示山水可行可游，倪瓒绝不会这样做。他的画里万径人踪灭，毫无人间烟火气。
中国画讲究的皴擦点染，在他的画中也很难找得到。
倪瓒自己的说法是“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至于像不像、美不美，他根本就不在乎。
这种狂狷傲慢又漫不经心的腔调，正是文人画的腔调。
当时，文人画家的重点并不在“画家”，而在“文人”。对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在朝为官才是主业，绘画只是闲暇修心的余事。而且，比起诗词文章，画画的地位要低得多，所以，他们绘画只是为了寄兴，追求一份洒脱劲儿——画什么、怎么画，全凭自己高兴。
也因此，文人们总是有意贬低职业画家。对他们来说，用画卖钱是一件庸俗到不可想象的事。因为要卖画挣钱，就得照顾雇主的情绪，自然没这么自由洒脱。
对于文人画家来说，比在朝为官更令人向往、更有格调的是成为隐士。归隐南山堪称文人们的终极梦想。
倪瓒正是这样一个为文人所艳羡的隐者。
性本爱洁
倪瓒的画之所以“一尘不染”，与他与生俱来的“毛病”有关。
他有严重的洁癖，画面墨迹过多，他会觉得脏；画面有人，他会觉得俗。
他极讲洁净，衣服、头巾一天要换洗许多次；专门配有两个书僮负责不断擦洗文房四宝。他连堂前屋后的树木都不放过——佣人目常需要对这些树木进行清洗，如果有落叶，他便自己上手清理。
他发明了一种专门清除落叶的工具：长长的竹竿前绑着细针，这样，不用踏上草坪就可以把树下的落叶扎起来了。他不能忍受草坪上有一个脚印。
倪瓒对物如此，对人也同样如此。有一次，他的一位好朋友夜宿在他家，晚上朋友突然咳嗽了一声，他感觉像是晴空霹雳，一夜辗转难眠。
等到天亮，他便命佣人去寻找朋友的痰迹，找来找去。根本没有找到。佣人知道他的心病，只好找来一片稍有污迹的树叶，说那就是痰迹。当时，倪瓒躲到一边，捂住鼻子闭上眼，叫佣人扔到三里以外。
还有一次，倪瓒的母亲病重，需求名医葛仙翁看病。葛仙翁对倪瓒的洁癖早有耳闻，为试探他“性本爱洁”是真是假，一到他家，便要求先上他最珍爱的书房清轶阁看看。倪瓒只能硬着头皮同意。葛仙翁在清轶阁乱翻一气，到处吐痰，倪瓒竟因此终身没有再进过清轶阁。
倪瓒生活上的洁癖虽然出了名，但到底没给他带来什么坏处。真正为他带来灾难的，是精神洁癖。
“一出声便俗”
倪瓒的《六君子图》《容膝斋》图，最能代表他的精神洁癖：前者以树喻君子，表达了他对君子“正直特立”高风的崇尚，这种借物寓志，也是宋元以来文人画的一种特色；后者以描绘容膝斋及周边景物，来烘托容膝斋主人洁净淡雅、清高孤傲的形象。
不可否認，家庭环境给了他精神洁癖的土壤：他生活在无锡太湖边上，这是当时中国最富庶的地方。生长在巨富人家，他从小衣食无忧；长大后，家中资财有兄长经营，他便完全不问俗事，只和他喜爱的诗文书画打交道了。
虽然在太湖一带很有名气，但倪瓒格外洁身自好，不与俗人交，也坚决不与统治阶层来往。自由自在地当他的隐者。
无奈名气太大，上门求画的人特别多。
到了元末，太湖一带被起义的张士诚控制。张士诚的弟弟张士信也想要附庸风雅，便向倪瓒索画。当然不是白索，他送了绘画的白绢，也送了重金，但却惹怒了倪瓒一张士信的行为无异于把倪瓒看成了卖画赚钱的画师。傲慢孤高的倪瓒大怒，撕绢退钱。事情虽然暂告一段，梁子却结下了。
有一天，倪瓒到太湖泛舟游玩，恰好遇到了张士信，张士信瞅准机会把倪瓒痛打了一顿。倪瓒被打得皮开肉绽奄奄一息，却一声不吭，连呻吟都没有。事后有人问他为何不吭声，他的回答是：“一出声便俗。”
这样的回答让人无话可说。洁癖到了这样的程度，唯让人觉得可叹可感可敬。
倪瓒的画，以及他本人超脱放达毫不在乎的态度。很受文人追捧。在他们看来，倪瓒才是文人真品格、真性情的代言人。
许多艺术家都受到了倪瓒极简画风的影响，后世还有许多人极力学习他的清逸画风，却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他的这份“干净”，更别说超过他了。因为，他们都没有倪瓒的“毛病”。
元代倪瓒《墨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