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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夏天，我与杨时文、赵纪文、孙雄飞，从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毕业分配进天马电影制片厂后，同住在大木桥集体宿舍的一间小屋内，从同学变成了同事与舍友。如今我这三位老同学、老同事、老舍友都已作古，今天，杨时文大殓，临去送行之前，往事歷历在目，心中五味俱全，忍不住含着热泪提笔开始写此文，聊作纪念。
当时，天马厂大木桥的职工集体宿舍，是一长排简陋的二层瓦房。楼下稍好些，一间间都有砖砌的墙壁隔开，面积也稍大些。楼上就差多了，每间都用三夹板分隔，相互间稍有动静就会相互影响，又因用三夹板隔出一条走廊，每间的面积就比楼下少了两平方米，只有八平方米左右。我们四人就住在其中的一间，分睡在两张满是锈斑的铁架子双层床上。冲凉、如厕、用水都得下楼上公共厕所。业余只能躺在床上看书、闲聊，根本做不成其他的事，所有的条件都比我们在校时差多了。最让人忍受不了的是臭虫，上有天花板，下有地板，三面是三夹板，木缝中满是臭虫，我们被咬得浑身都是红疙瘩，难受极了！我们用四只大碗装上水垫在双层铁床的四只铁脚下，想阻止臭虫爬上床来，臭虫却会从天花板上“空降”而下，真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后来，毛主席听从了科学家们的意见，把“除四害”中的麻雀一害改成了臭虫，天马厂的干部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发动“人民战争”，帮助我们一起来消灭臭虫，才把我们从“水深火热”中解救了出来。
我们四人的情况和性格各有不同，赵纪文比我们都年长，却比我们低一班，他1961年考入上海电影专科学校电影美术系之前已当过几年工人，他是他们班的班长，无论从业务水平和社会经验来说，都要比他们同班同学高出一筹，加上他家的经济条件比较困难，要靠他养活老母亲，所以1963年我们毕业、学校停办、他们班转到北京电影学院时，他被特许提前一年毕业，与我们一起分配在天马厂工作。他比较务实，只想早日成家立业，当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好美工师，与世无争。杨时文生于1942年1月，比我大三个月，出身于浦东农家，一路小学、中学、大专读来，都是循规蹈矩的好学生，他是我们电影专科学校电影文学系的高材生，朴实忠厚，很好相处。他俩一进天马，理所当然地成了重点培养对象，唯有我和比我还小一岁的孙雄飞，因受家庭的牵连，连共青团都入不了，干的又是干到死都出不了名的绘景，一进电影厂，就定下了“小三子”地位。孙雄飞从小生长在市区一个比较殷实的家庭中，见多识广，在文艺上确有才，但父亲因“包庇反革命罪”锒铛入狱服刑后，家境从此一落千丈，让他抬不起头来。而从他内心深处来看，在艺术上仍怀有“好高骛远”的梦想。我父亲虽只有几个月的“一般政历问题”，但我也为此经受不少折腾，加上在校时生过一场大病，当时肺上仍有两个随时都有可能“爆炸”的结核球，一切都只能随遇而安。
我们在厂内处境、地位悬殊，而一回到这艰苦的宿舍环境来，彼此间却能一直亲如兄弟般地相处着。难能可贵的是赵纪文和杨时文对我与孙雄飞，非但从未有过看轻的言行，而且凡事都会不经意地让着我们一些，不是出于同情，而是来自本性。我们都可以随意地说笑，不会担心有谁会误解生气，彼此间从未发生过任何不愉快的事。住在这里的当时都是单身者，我们号称“光棍团”，有自选的“团长”“副团长”，相互间都友好相处着。我至今都怀念这段生活，看重这种友谊。“光棍团”出来的人，如今老来相见，都非常亲热。
最先离开宿舍、成家立业的是赵纪文。
他在“文革”前就结婚了，对象是他原先厂里的一名美丽大方的女技术员。他们相识相爱了多年，当时，女技术员没有嫌弃工人赵纪文。工人赵纪文成了电影厂里的美工师后，也不当陈世美。不久，他们又接连生下了两个儿子。
他一进厂就受到了重用，跟着老美工师拍片，后来又参加青年锻炼小组，到生活中去寻找题材，独立拍片。“文革”中他当然不会起来“造反”，但也没有抛头露面地去死保厂党委，他对政治运动没有多大兴趣，保持着一个诚实劳动者的本分，确实比我们要成熟得多。1973年上影开始恢复故事片的创作生产，赵纪文就独当一面，于1974年担任了《一副保险带》的美工师，1976年又开始带新手，担任了《新风歌》的美工师，1976年又拍了《风浪》。当时，海燕、天马两厂合并，老、中、青三代美工师人才济济，他能连续拍片，实为佼佼者了，照此势头发展下去，前途无量。想不到他突然病倒，只活了三十多岁。他是我们四人中身体最结实的一个，他之所以会病倒，从我了解的情况来看，可能有三个原因：一是当时他们夫妻俩每月的收入只有百元左右，要养活两个孩子和一位老母亲，赵纪文平时在食堂中吃饭都挑最便宜的菜吃，长期营养不良；二是他总是拼命地工作，体力耗费过大，这两者必然会造成免疫能力差。三是他总以为自己身体好，有病也会硬抗着，一下摄制组又要没日没夜地干，连续三部片子拍下来，终于大难临头……
大家都为他的英年早逝而惋惜，我们当时能做的只有帮助他的家庭渡过难关，以宋崇为首的上海电影专科学校的老同学们发起了募捐，并根据当时的政策，让他初中毕业的大儿子顶替他进上影工作。
一转眼，赵纪文离世已近四十年了，但在我行文至此时，他那堂堂正正的方脸、小而有神的双眼，仍能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他那不多说、一说起来却幽默风趣的话语犹在我耳边。他一生短暂，却是为了电影而献身，所以，是值得我们永远记着的。
第二个离开我们宿舍的是孙雄飞，电影厂里大家都叫他小飞。“文革”时他在“革命大串联”中认识了一位上海滑稽戏界的青年女演员，很快就结了婚，生有一个儿子。但“文革”后因种种原因，他们离婚了。我知道小飞是深爱着那位女演员的，他们在恋爱时有时发生矛盾，我见小飞很痛苦，还为他去做过女演员的工作，我深为他们的分手而惋惜。我知道，“文革”后每个人都有了向自己爱好发展的空间，小飞会在事业上有发展前途的，只是需要给他时间。
他选择了转行去从事影视文学，在表演系同学张雪邨创办的影视公司当编辑，在她那里，他不仅成功地扶植了不少影视剧本，其中不少投拍后得了奖，包括我与李云良合作的电视连续剧《红毛巾》。而且，他还与黄蜀芹合作，成功地改编了钱钟书先生的名著《围城》，这是他此生中的最大亮点。他所取得的成绩，让他评到了高级职称，在电视剧这一行中，有了一席之地，成了一位知名人士。 他没有再婚，一人把儿子带大成人。不幸的是他在退休那年，得了脑梗，为此，他坚持着戒掉了香烟，为的是还要继续工作。他的烟瘾比我大得多，却能毅然戒掉，令我佩服。我在心梗后好了疮疤忘了痛，仍在抽烟，实在不如他。我不如他的还有：他退休后为了还要工作，应聘到一家有名的民营影视公司，并随其北漂到京城，又奮斗了十年。我难以想象他这十年孤身一人在北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只知道他又取得了不少成绩。他七十岁那年，到上海来出差，那天，他在一家影视公司谈剧本，吃过中饭，在散步时突然再度爆发脑梗，昏倒在地，被众人送往医院抢救，虽坚持了几十天，却没有能再醒来……
那时，我心梗刚抢救过来，所以，他的追悼会我未能去参加。事后，我听与会的老同学介绍，他的追悼会有两个亮点：一是一位熟悉他的民营影视公司老总为他致的悼词中，列举了不少他所取得的成绩，让老同学们都为之眼睛一亮，心存敬佩；二是他早已离婚的妻子和一位曾热烈追求过他的女同学，以及小飞在电影专科学校时曾单思过的比他低一届的一位女同学，都来参加了追悼会，后者还是特意从深圳赶来的，谁都不知她怎么会得此噩耗的。她们都对小飞知根知底，哭得都很伤心。大家都不知道此时此刻，她们在想些什么，但都为她们的伤心而感动。一个人死后还有此等“艳福”，这样的人能有几个？
熟悉小飞的人都能感到，他一路走来十分不易，至少，他那工作到底、奋斗到死的精神是值得大家学习的。我为有他这样一位老同学、老同事、老舍友而骄傲！
第三位离开我们宿舍的是杨时文。1970年，他被我们“光棍团”的“副团长”石晓华带走了。晓华是中共上海市委原文教书记石西民的长女，“文革”前，石西民调任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全家迁往北京。晓华是我们电影专科学校里的同学，导演系的，与我们同届毕业后一起分配在天马厂工作，所以仍留上海。她父亲临走前对她约法三章：一是不留一间住房给她；二是住到单位的集体宿舍中去；三是好好向平民百姓家的子弟学习。从此，晓华与我们融洽地一同过起了清贫的生活。为了对这位书记、部长的千金表示欢迎和鼓励，我们不约而同地封她当了“光棍团”的“副团长”。说来也奇怪，她竟很快被我们这群平民子弟同化，并悄悄地爱上了农家子弟杨时文。他们结婚时，按当时的房管政策，在分得的一间十余平方米的小屋中筑成了爱巢。婚礼极其简单，由我托水乡的弟弟觅得一点水产品后，几个要好的朋友聚在一起吃了喜酒，当然有我们三位舍友。而此时，晓华的父母都在隔离审查之中，晓华受此株连，婚后不久就被“清”出电影厂，到一家化工厂去“战高温”。时文对她照顾有加，恩爱更浓，有了爱情的结晶，生有一子。他们一起熬过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石西民当初对长女的决策以及晓华自己的选择，看来都是十分正确的。
“文革”后，我调入上影文学部工作，不但见证了他们夫妻俩在创作上的比翼双飞，一位成了著名的电影编剧，一位成了著名的女导演，而且我也成了他们的合作伙伴。
杨时文接连与朋友们一起创作出了《失去记忆的人》《海之恋》《四等小站》《快乐的单身汉》《二十年后再相会》《本案没有结束》《凶手与懦夫》等剧本并拍成电影后，被提拔为上影文学部的副主任，后又升为主任。在这期间，他热心扶植了不少业余作者的极具生活和时代气息的剧作，有效地团结了老、中、青三代剧作家，为重铸上影辉煌作出了较大的贡献。我一直在他领导下做编辑工作，虽是他的部下，但却始终平等友好地相处着。他对任何人都如此，没有一当官就变脸，与编剧、编辑们相处得都很好，谁都可以到他办公室去坐一会。因他当过编辑、编剧，太了解他们的艰难与苦衷了，所以，在不断的改革中，总是尽力去维护部下的利益。我们也都理解他作为一位非党人士出来主持文学部的不易，全都尽力协助他的工作，努力去完成厂里交下的任务。我对他的支持，不但表现在总是超额去完成编辑任务，而且在他人编辑的剧本上不去、需要大家扶一把时，只要杨主任说一声，我总是默默地甘当“扶手”，有时还要动手修改。事成后总是无名无利，并非我崇高，大多是看在杨主任的面上。我知道，他的牺牲要比我大得多，他创作正值高潮期，服从组织的安排，当副主任、主任多年，一年又一年地为人做“嫁衣”不算，还要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说实话，在我眼中看来，他这位憨厚的农家子弟，虽有自己的聪明，但还是不适合当官的。我的担心并非多余，他熬过了上世纪80年代，由于种种原因，就主动辞职了。接着，组织上又让休整了几年的原先的主任孟森辉复出，担任文学部副厂长兼文学部主任，我任党支部书记兼副主任。我们都是电影专科学校的同学，其实，都只适合搞业务，不适合当官。但我们这代人又都是坚决服从组织安排的人。上上下下，下下上上，一切都无所谓，仍然保持着昔日的情谊。杨时文退下后，我为他创作的两部剧本当过编辑，一是《情洒浦江》，由他夫人石晓华执导后获得了当年的政府奖。二是《五台山传奇》，我们跟随山西的业余作者去五台山下生活时，出了一次看来必死无疑的车祸，我俩侥幸活了下来，该是生死之交了。此片上影没有投产，后由北影投拍。后来，在改革深化中，他转入了制片人行列，自办公司，投拍了不少影视剧，其中由我参与创作的两个剧本：一是《神警奇偷》，二是《笑傲云天》，都是由他夫人石晓华执导的。前者还是由他们夫妻俩自筹的资金，冒着极大的风险，为此而轰动过一时，所幸还是获得了两个效益的双丰收。
2002年，我们一起退休后，时文仍然在办公司，当制片人，忙碌非凡。我则只想独自写些自己想写的东西，常常闭门在家，看书写作。其中，也曾应他之邀，参与过一些电视剧的编剧，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后来，我们都得了大病，他曾两次脑梗，又有高血压、糖尿病，身体一下垮了下来。我们偶尔聚会相见，谈起老友们一个个驾鹤西去，在感叹万分之余，剩下的只能是互祝平安。谁都愿意再为这伟大新时代效上一份力，但确属心有余而力不及了。好在仍有不少人还能理解、看重我们这代人，在杨时文的追悼会上，我不但看到了上影的老领导、新领导，而且上影的创作人员和老工人前去送行的为数更多，一个中厅都挤不下。已满头白发的石晓华为此深受感动。
有一件事，我考虑再三，在征得石晓华同意后，该为杨时文说说清楚：在杨时文逝世网上发布消息时，网民们为他点赞致敬的不少，有人在称颂他的功绩时，把赵志强、杨时文和曹雷在“文革”后期编剧、谢晋执导的影片《春苗》称作“经典”，为此，也有人对此发出了恶毒的人身攻击。当时的真实情况《上海电影志》在“大事记”中记载如下：“1973年11月2日，市革委副主任徐景贤主持电影剧本《赤脚医生》（6稿）大型讨论会。该剧本创作组于1970年7月成立，原先主要是歌颂新生事物，写为贫下中农送医送药。徐景贤提出要写夺权斗争，将农村卫生院院长写成‘走资派’，‘要夺他的权’。后来，又派市委写作组成员对创作组‘进行具体指导，修改剧本’，于1974年7月1日经市革委副主任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主持讨论通过。”我是此事的见证人之一，这条记载写得实事求是，所以，我们得出的结论也应实事求是：一，说《春苗》是“经典”是不适合的；二，以此来谩骂编剧是不应该的。石晓华加了一条，她说，作为编剧之一的杨时文，也应引以为训。我说，他们在“文革”后都已作过深刻的检查，杨时文此后的人生都在引以为训。
55年前，我们同舍的四人中，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光棍团”的，现在，也只剩下了我一人。我送走的不同舍的上影老同事更多。我始终记着我这个幸存者的责任，尽力为他们留下一些真实的记载，他们都为我国的电影事业作出过或多或少的贡献，他们大多工作在幕后，无名，又来不及享受多少改革开放的红利。后来者们不该忘却这代人在重铸上影辉煌中的奉献，更应敬重他们在重铸上影辉煌中甘愿透支而早亡的奋斗精神，至少不该脱离历史，不顾真实地再去对他们说三道四。
当时，天马厂大木桥的职工集体宿舍，是一长排简陋的二层瓦房。楼下稍好些，一间间都有砖砌的墙壁隔开，面积也稍大些。楼上就差多了，每间都用三夹板分隔，相互间稍有动静就会相互影响，又因用三夹板隔出一条走廊，每间的面积就比楼下少了两平方米，只有八平方米左右。我们四人就住在其中的一间，分睡在两张满是锈斑的铁架子双层床上。冲凉、如厕、用水都得下楼上公共厕所。业余只能躺在床上看书、闲聊，根本做不成其他的事，所有的条件都比我们在校时差多了。最让人忍受不了的是臭虫，上有天花板，下有地板，三面是三夹板，木缝中满是臭虫，我们被咬得浑身都是红疙瘩，难受极了！我们用四只大碗装上水垫在双层铁床的四只铁脚下，想阻止臭虫爬上床来，臭虫却会从天花板上“空降”而下，真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后来，毛主席听从了科学家们的意见，把“除四害”中的麻雀一害改成了臭虫，天马厂的干部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发动“人民战争”，帮助我们一起来消灭臭虫，才把我们从“水深火热”中解救了出来。
我们四人的情况和性格各有不同，赵纪文比我们都年长，却比我们低一班，他1961年考入上海电影专科学校电影美术系之前已当过几年工人，他是他们班的班长，无论从业务水平和社会经验来说，都要比他们同班同学高出一筹，加上他家的经济条件比较困难，要靠他养活老母亲，所以1963年我们毕业、学校停办、他们班转到北京电影学院时，他被特许提前一年毕业，与我们一起分配在天马厂工作。他比较务实，只想早日成家立业，当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好美工师，与世无争。杨时文生于1942年1月，比我大三个月，出身于浦东农家，一路小学、中学、大专读来，都是循规蹈矩的好学生，他是我们电影专科学校电影文学系的高材生，朴实忠厚，很好相处。他俩一进天马，理所当然地成了重点培养对象，唯有我和比我还小一岁的孙雄飞，因受家庭的牵连，连共青团都入不了，干的又是干到死都出不了名的绘景，一进电影厂，就定下了“小三子”地位。孙雄飞从小生长在市区一个比较殷实的家庭中，见多识广，在文艺上确有才，但父亲因“包庇反革命罪”锒铛入狱服刑后，家境从此一落千丈，让他抬不起头来。而从他内心深处来看，在艺术上仍怀有“好高骛远”的梦想。我父亲虽只有几个月的“一般政历问题”，但我也为此经受不少折腾，加上在校时生过一场大病，当时肺上仍有两个随时都有可能“爆炸”的结核球，一切都只能随遇而安。
我们在厂内处境、地位悬殊，而一回到这艰苦的宿舍环境来，彼此间却能一直亲如兄弟般地相处着。难能可贵的是赵纪文和杨时文对我与孙雄飞，非但从未有过看轻的言行，而且凡事都会不经意地让着我们一些，不是出于同情，而是来自本性。我们都可以随意地说笑，不会担心有谁会误解生气，彼此间从未发生过任何不愉快的事。住在这里的当时都是单身者，我们号称“光棍团”，有自选的“团长”“副团长”，相互间都友好相处着。我至今都怀念这段生活，看重这种友谊。“光棍团”出来的人，如今老来相见，都非常亲热。
最先离开宿舍、成家立业的是赵纪文。
他在“文革”前就结婚了，对象是他原先厂里的一名美丽大方的女技术员。他们相识相爱了多年，当时，女技术员没有嫌弃工人赵纪文。工人赵纪文成了电影厂里的美工师后，也不当陈世美。不久，他们又接连生下了两个儿子。
他一进厂就受到了重用，跟着老美工师拍片，后来又参加青年锻炼小组，到生活中去寻找题材，独立拍片。“文革”中他当然不会起来“造反”，但也没有抛头露面地去死保厂党委，他对政治运动没有多大兴趣，保持着一个诚实劳动者的本分，确实比我们要成熟得多。1973年上影开始恢复故事片的创作生产，赵纪文就独当一面，于1974年担任了《一副保险带》的美工师，1976年又开始带新手，担任了《新风歌》的美工师，1976年又拍了《风浪》。当时，海燕、天马两厂合并，老、中、青三代美工师人才济济，他能连续拍片，实为佼佼者了，照此势头发展下去，前途无量。想不到他突然病倒，只活了三十多岁。他是我们四人中身体最结实的一个，他之所以会病倒，从我了解的情况来看，可能有三个原因：一是当时他们夫妻俩每月的收入只有百元左右，要养活两个孩子和一位老母亲，赵纪文平时在食堂中吃饭都挑最便宜的菜吃，长期营养不良；二是他总是拼命地工作，体力耗费过大，这两者必然会造成免疫能力差。三是他总以为自己身体好，有病也会硬抗着，一下摄制组又要没日没夜地干，连续三部片子拍下来，终于大难临头……
大家都为他的英年早逝而惋惜，我们当时能做的只有帮助他的家庭渡过难关，以宋崇为首的上海电影专科学校的老同学们发起了募捐，并根据当时的政策，让他初中毕业的大儿子顶替他进上影工作。
一转眼，赵纪文离世已近四十年了，但在我行文至此时，他那堂堂正正的方脸、小而有神的双眼，仍能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他那不多说、一说起来却幽默风趣的话语犹在我耳边。他一生短暂，却是为了电影而献身，所以，是值得我们永远记着的。
第二个离开我们宿舍的是孙雄飞，电影厂里大家都叫他小飞。“文革”时他在“革命大串联”中认识了一位上海滑稽戏界的青年女演员，很快就结了婚，生有一个儿子。但“文革”后因种种原因，他们离婚了。我知道小飞是深爱着那位女演员的，他们在恋爱时有时发生矛盾，我见小飞很痛苦，还为他去做过女演员的工作，我深为他们的分手而惋惜。我知道，“文革”后每个人都有了向自己爱好发展的空间，小飞会在事业上有发展前途的，只是需要给他时间。
他选择了转行去从事影视文学，在表演系同学张雪邨创办的影视公司当编辑，在她那里，他不仅成功地扶植了不少影视剧本，其中不少投拍后得了奖，包括我与李云良合作的电视连续剧《红毛巾》。而且，他还与黄蜀芹合作，成功地改编了钱钟书先生的名著《围城》，这是他此生中的最大亮点。他所取得的成绩，让他评到了高级职称，在电视剧这一行中，有了一席之地，成了一位知名人士。 他没有再婚，一人把儿子带大成人。不幸的是他在退休那年，得了脑梗，为此，他坚持着戒掉了香烟，为的是还要继续工作。他的烟瘾比我大得多，却能毅然戒掉，令我佩服。我在心梗后好了疮疤忘了痛，仍在抽烟，实在不如他。我不如他的还有：他退休后为了还要工作，应聘到一家有名的民营影视公司，并随其北漂到京城，又奮斗了十年。我难以想象他这十年孤身一人在北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只知道他又取得了不少成绩。他七十岁那年，到上海来出差，那天，他在一家影视公司谈剧本，吃过中饭，在散步时突然再度爆发脑梗，昏倒在地，被众人送往医院抢救，虽坚持了几十天，却没有能再醒来……
那时，我心梗刚抢救过来，所以，他的追悼会我未能去参加。事后，我听与会的老同学介绍，他的追悼会有两个亮点：一是一位熟悉他的民营影视公司老总为他致的悼词中，列举了不少他所取得的成绩，让老同学们都为之眼睛一亮，心存敬佩；二是他早已离婚的妻子和一位曾热烈追求过他的女同学，以及小飞在电影专科学校时曾单思过的比他低一届的一位女同学，都来参加了追悼会，后者还是特意从深圳赶来的，谁都不知她怎么会得此噩耗的。她们都对小飞知根知底，哭得都很伤心。大家都不知道此时此刻，她们在想些什么，但都为她们的伤心而感动。一个人死后还有此等“艳福”，这样的人能有几个？
熟悉小飞的人都能感到，他一路走来十分不易，至少，他那工作到底、奋斗到死的精神是值得大家学习的。我为有他这样一位老同学、老同事、老舍友而骄傲！
第三位离开我们宿舍的是杨时文。1970年，他被我们“光棍团”的“副团长”石晓华带走了。晓华是中共上海市委原文教书记石西民的长女，“文革”前，石西民调任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全家迁往北京。晓华是我们电影专科学校里的同学，导演系的，与我们同届毕业后一起分配在天马厂工作，所以仍留上海。她父亲临走前对她约法三章：一是不留一间住房给她；二是住到单位的集体宿舍中去；三是好好向平民百姓家的子弟学习。从此，晓华与我们融洽地一同过起了清贫的生活。为了对这位书记、部长的千金表示欢迎和鼓励，我们不约而同地封她当了“光棍团”的“副团长”。说来也奇怪，她竟很快被我们这群平民子弟同化，并悄悄地爱上了农家子弟杨时文。他们结婚时，按当时的房管政策，在分得的一间十余平方米的小屋中筑成了爱巢。婚礼极其简单，由我托水乡的弟弟觅得一点水产品后，几个要好的朋友聚在一起吃了喜酒，当然有我们三位舍友。而此时，晓华的父母都在隔离审查之中，晓华受此株连，婚后不久就被“清”出电影厂，到一家化工厂去“战高温”。时文对她照顾有加，恩爱更浓，有了爱情的结晶，生有一子。他们一起熬过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石西民当初对长女的决策以及晓华自己的选择，看来都是十分正确的。
“文革”后，我调入上影文学部工作，不但见证了他们夫妻俩在创作上的比翼双飞，一位成了著名的电影编剧，一位成了著名的女导演，而且我也成了他们的合作伙伴。
杨时文接连与朋友们一起创作出了《失去记忆的人》《海之恋》《四等小站》《快乐的单身汉》《二十年后再相会》《本案没有结束》《凶手与懦夫》等剧本并拍成电影后，被提拔为上影文学部的副主任，后又升为主任。在这期间，他热心扶植了不少业余作者的极具生活和时代气息的剧作，有效地团结了老、中、青三代剧作家，为重铸上影辉煌作出了较大的贡献。我一直在他领导下做编辑工作，虽是他的部下，但却始终平等友好地相处着。他对任何人都如此，没有一当官就变脸，与编剧、编辑们相处得都很好，谁都可以到他办公室去坐一会。因他当过编辑、编剧，太了解他们的艰难与苦衷了，所以，在不断的改革中，总是尽力去维护部下的利益。我们也都理解他作为一位非党人士出来主持文学部的不易，全都尽力协助他的工作，努力去完成厂里交下的任务。我对他的支持，不但表现在总是超额去完成编辑任务，而且在他人编辑的剧本上不去、需要大家扶一把时，只要杨主任说一声，我总是默默地甘当“扶手”，有时还要动手修改。事成后总是无名无利，并非我崇高，大多是看在杨主任的面上。我知道，他的牺牲要比我大得多，他创作正值高潮期，服从组织的安排，当副主任、主任多年，一年又一年地为人做“嫁衣”不算，还要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说实话，在我眼中看来，他这位憨厚的农家子弟，虽有自己的聪明，但还是不适合当官的。我的担心并非多余，他熬过了上世纪80年代，由于种种原因，就主动辞职了。接着，组织上又让休整了几年的原先的主任孟森辉复出，担任文学部副厂长兼文学部主任，我任党支部书记兼副主任。我们都是电影专科学校的同学，其实，都只适合搞业务，不适合当官。但我们这代人又都是坚决服从组织安排的人。上上下下，下下上上，一切都无所谓，仍然保持着昔日的情谊。杨时文退下后，我为他创作的两部剧本当过编辑，一是《情洒浦江》，由他夫人石晓华执导后获得了当年的政府奖。二是《五台山传奇》，我们跟随山西的业余作者去五台山下生活时，出了一次看来必死无疑的车祸，我俩侥幸活了下来，该是生死之交了。此片上影没有投产，后由北影投拍。后来，在改革深化中，他转入了制片人行列，自办公司，投拍了不少影视剧，其中由我参与创作的两个剧本：一是《神警奇偷》，二是《笑傲云天》，都是由他夫人石晓华执导的。前者还是由他们夫妻俩自筹的资金，冒着极大的风险，为此而轰动过一时，所幸还是获得了两个效益的双丰收。
2002年，我们一起退休后，时文仍然在办公司，当制片人，忙碌非凡。我则只想独自写些自己想写的东西，常常闭门在家，看书写作。其中，也曾应他之邀，参与过一些电视剧的编剧，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后来，我们都得了大病，他曾两次脑梗，又有高血压、糖尿病，身体一下垮了下来。我们偶尔聚会相见，谈起老友们一个个驾鹤西去，在感叹万分之余，剩下的只能是互祝平安。谁都愿意再为这伟大新时代效上一份力，但确属心有余而力不及了。好在仍有不少人还能理解、看重我们这代人，在杨时文的追悼会上，我不但看到了上影的老领导、新领导，而且上影的创作人员和老工人前去送行的为数更多，一个中厅都挤不下。已满头白发的石晓华为此深受感动。
有一件事，我考虑再三，在征得石晓华同意后，该为杨时文说说清楚：在杨时文逝世网上发布消息时，网民们为他点赞致敬的不少，有人在称颂他的功绩时，把赵志强、杨时文和曹雷在“文革”后期编剧、谢晋执导的影片《春苗》称作“经典”，为此，也有人对此发出了恶毒的人身攻击。当时的真实情况《上海电影志》在“大事记”中记载如下：“1973年11月2日，市革委副主任徐景贤主持电影剧本《赤脚医生》（6稿）大型讨论会。该剧本创作组于1970年7月成立，原先主要是歌颂新生事物，写为贫下中农送医送药。徐景贤提出要写夺权斗争，将农村卫生院院长写成‘走资派’，‘要夺他的权’。后来，又派市委写作组成员对创作组‘进行具体指导，修改剧本’，于1974年7月1日经市革委副主任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主持讨论通过。”我是此事的见证人之一，这条记载写得实事求是，所以，我们得出的结论也应实事求是：一，说《春苗》是“经典”是不适合的；二，以此来谩骂编剧是不应该的。石晓华加了一条，她说，作为编剧之一的杨时文，也应引以为训。我说，他们在“文革”后都已作过深刻的检查，杨时文此后的人生都在引以为训。
55年前，我们同舍的四人中，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光棍团”的，现在，也只剩下了我一人。我送走的不同舍的上影老同事更多。我始终记着我这个幸存者的责任，尽力为他们留下一些真实的记载，他们都为我国的电影事业作出过或多或少的贡献，他们大多工作在幕后，无名，又来不及享受多少改革开放的红利。后来者们不该忘却这代人在重铸上影辉煌中的奉献，更应敬重他们在重铸上影辉煌中甘愿透支而早亡的奋斗精神，至少不该脱离历史，不顾真实地再去对他们说三道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