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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信息化的互联网传播时代，借鉴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三元解释框架，可以发现当代中国网络公共政治领域存在着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话语权及其相应的三大價值体系的结构性分化：即“政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侧重于公平正义的制度伦理，反映和体现人民根本利益的国家“核心价值体系”；“市场—精英话语权”的侧重于自由平等和交换关系的经济伦理，反映不同经济利益诉求的“多元价值体系”；“社会—大众话语权”的侧重于人们日常生活道德判断的善恶取向，反映了社会公共利益诉求的“大众价值体系”。为此“一元主导多样并存”成为主导型价值整合的基本原则。
关键词：话语权；主导价值整合；网络公共领域；“市民社会—公共领域”三元模型
中图分类号：C9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02-0005-06
随着改革开放40年的巨大社会变迁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我国公共政治领域在网络传播中的话语权及其价值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城乡一体化”、“城市社区化”、“经济区域化”的发展推动当代中国特色的国家与社会整合关系不断建构；另一方面以“QQ群”、“微信朋友圈”、“公众号”等网络社交媒体为平台的公共领域蓬勃兴起。网络公共领域既提供了文化产品的新市场，又潜藏着各种话语权和价值评价的交互性纷争与共识。为此，如何认识和理解我国市民社会与网络公共领域所呈现的话语权结构、价值差异，强化“一元主导多样并存”的主导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整合功能，成为当前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及其软实力建设的重要课题。
一、“市民社会—公共领域” 三元模型的方法论借鉴
在改革开放、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传播的推动下，尤其伴随网络公共领域的勃兴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如何从理论上构建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与社会整合关系问题日益凸显。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西方市民社会理论所涉及的国家与社会交往秩序及价值原则，以及探索近现代社会理性文化交往机制的理论不乏给我们提供一种方法论借鉴。
20世纪西方“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式研究的兴起，推动了传统市民社会理论“国家—社会”二分的权力准则体系，向市场经济体系到规范性生活空间的文化交往体系转换，为“经济—社会（公共领域）—国家”三元模型提供了方法论构建。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主要是指不同话语权主体通过大众传播，以沟通、交流、对话和论辩等方式表达其意愿、诉求和观点的“相互理性交往的空间”①。“话语权”是公共领域新闻自由及其“表达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民不可让予和剥夺的民主权利。无论是公共领域的交往主体、交往关系，还是传播形式及结构都包含了对话语权的公共性与合法性诉求。
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或系统阐述“公共领域”、“话语权”等概念，但《莱茵报》时期德国公共领域的话语权斗争，已使他充分认识到公共领域的“表达权”或公共话语权是国家、社会与人民公共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马克思通过对“法权的逻辑”、“习惯法”、“书报检查制度”、“自由报刊”及“自由人”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研究，揭示了19世纪中叶德国公共领域等级论辩的“话语利益”与“统治权力”之间的厉害关系，指出不同立场的话语权背后实质上是不同阶级的利益诉求和统治阶级的国家意识形态。事实上，在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之前，哲学家们并没有真正意识到现实社会公共领域中观念思想体系和各种社会思潮所依附的经济基础、利益关系和政治权力之间的社会联系；没有真正意识到意识形态这种社会政治文化现象的权利意志本质和在公共政治领域中的重要作用。正是后来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通过对费尔巴哈、布·包威尔、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澄清了公共政治领域各种话语权和价值观的意识形态性，为唯物史观的创立提供了问题意识和思想动力。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也为我们理解当代公共政治领域话语权结构、地位及其社会作用提供了重要参照与指导。
在西方思想史上，“以阿伦特、哈贝马斯和罗尔斯为代表的西方思想家对公共性历史与现实的考察，提供了关于社会公共性问题理解的重要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②。阿伦特较早对公共领域问题进行了系统思考。她从人的劳动、工作和行动三种生存条件，推出与之相对应的“私人领域”、“社会领域”和“公共领域”三种历史境况。在阿伦特看来公共领域是由公民交往所形成的动态空间，是他们争相实现其人生追求的广阔舞台。继承阿伦特之后，哈贝马斯系统研究了欧洲18、19世纪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历史变迁，认为公共领域是一种“涉及私人领域以及私人自律的社会基础，公共领域结构、公众的组成和行为以及大众民主自身的合法化过程”③。他将公共领域界定为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非官方的、公众能够自由表达与沟通意见以形成民意和共识的活动场所。公众走出了自己的私人领域，把相应的一些公共问题带到公共领域中来，对其共同关心的问题通过自由平等的对话、讨论，形成公众舆论，在相互理解、尊重包容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哈贝马斯认为，以书籍、报刊等传媒为载体，以知识分子、城市居民和市民阶层为主体构成的公共领域是一个社会文化交往体系。在形式上它包括非政府组织的教会、各种文化团体、学会、俱乐部、协会、职业团体以及政治党派、工会等。卢曼认为“哈贝马斯的‘功能理性批判’为重建市民社会的三元模型提供了最为可用的概念框架。……在此一理论中，分别整合着经济与国家的货币与权力之媒介”④。此外，葛兰西、帕森斯、卢曼等也从社会分化、系统结构与功能等视角不断建构“一个关于生活空间与政治和经济子系统的三元模型”⑤。
“经济—社会（公共领域）—国家”三元解释框架体现了公共领域与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存在着互动关系。社会公众对于公共政策的认同是合法性资源结构中最为基础的部分，它为公共政策实施提供道义上的诠释，有助于政治权威的确立和巩固。一方面公共领域的理性交往需要公共权力为其提供相对自由、宽容、稳定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公共权力也不断从公共领域中获得行使国家治理的合法性依据，即公共权力的合法化意味着它获得了公众的认可，具有了道德的权威，由它制订的政策获得了有效性。而这种同意与认同恰恰是通过“公共领域”的理性交往，由公众亲自参与论证得出的。“经济—社会（公共领域）—国家”三元模型的市民社会理论为我国网络公共领域话语权构成提供了理论研究范式。 二、“三元”模型下我国网络公共领域三大话语权的构成
在现代化的国家发展模式中，由于受历史前提、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表现出“强国家—弱社会”的国家主义模式⑥，与西方有着很大的差异性。改革开放推动着国家在向市场放权的同时向社会放权，国家、社会与市场关系既呈现出领域分离的国家治理特点，又表现为执政党领导下的社会整合与协调发展。随着新型城镇化政策实施和大众传播网络化强劲发展，我国现代城市—社区的市民社会和网络公共领域蓬勃兴起。网络公共领域有着极其强劲的经济基础、文化交往机制和国家治理功能。
首先，从市场经济的互联网业态看，当代中国互联网行业迎来了一轮又一轮的新量变。BAT的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依旧独大，公司规模已经晋升至千亿美元，第二梯队的京东、360紧随其后，也已到百亿美元的规模。自2014年互联网上演的游戏热、互联网金融/理财热、上市热，使传统企业“触网”已势在必行。“互联网+”成为当今流行语。电子商务改变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网购规模年年创新高。2016年仅天猫“双十一”一天就创下交易额912亿元，而美国的“黑五”当天网购的销售额仅相当于174亿元人民币，为天猫的19%。互联网经济GDP占比达7%，市值总和超中国股市1/4。2017年“双十一”当天天猫和京东交易额就双双破千亿元人民币。全球互联网公司市值10强中国占了4席；华为手机正在把欧洲变成“第二个本土市场”。
其次，从社会文化交往机制看，互联网的发展推动着城市—社区的市民社会网络公共领域勃兴。根据《中国城市發展报告No.8》蓝皮书，中国城镇化与城市发展在“十二五”期间就取得了很多实质性进展。城镇化的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城市群的载体功能日益显著，城市经济实力和水平均不断提升，城乡收入差距逐年缩小。据2017年国家统计局公布2016年多项宏观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57.35%。而中国网民数量早在2008年就已跃居全球第一，目前仍在增长中。截至2015年6月，中国网民已达6.68亿人，比整个欧盟的人口数量还要多。中国的网站十分注重为网民提供发表言论的服务，约80%的网站提供电子公告服务。中国现有上百万个论坛，2.2亿博客用户。据抽样统计，每天人们通过论坛、新闻评论、博客、微信等渠道发表言论达300多万条；超过66%的中国网民经常在网上发表言论，就各种话题进行讨论，充分表达思想观点和利益诉求。
最后，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电子政务及舆情管理看，国家构建的电子政务以及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核心价值体系，在更广的范围、更深的层面引导和影响着社会公务和公众意识。国家越来越重视互联网信息管理和治理，密集发布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和条例。2008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201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互联网状况》的白皮书，体现了国家对互联网治理的高度重视；我国自2014年在浙江嘉兴乌镇举办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后，世界互联网大会落户乌镇，已连续举办了三届；201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201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在政务公开工作中进一步做好政务舆情回应的通知》；2017年举世瞩目的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中国浙江乌镇拉开帷幕，习近平发表了“发展数字经济促进开放共享——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党的十九大召开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进一步强调要“推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推进数据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保障数据安全，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更好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⑦。
事实上，当代网络公共领域已成为展现我国政治影响力、经济创新力和文化消费力的巨大社交平台和话语权发声地。“话语权”在语义学上指的是说话权或控制舆论的权力。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看，“话语权”实质上是由一定经济基础所决定，反映其社会结构中的利益关系，代表一定社会阶层与群体价值诉求的社会意识形态表达和思想观念的输出。从公共政治和传播学上说，“话语权”是指一种信息传播主体所具有的潜在现实影响力，即其传播信息的内容会通过话语受众的自觉认同来实现影响。与强调支配人行为的世俗权力不同，话语权力是让受众在信息接收中思考、在理解中认同与选择。借助市民社会“经济—社会（公共领域）—国家”三元模型可以发现，当前我国网络公共领域存在三大话语权的交错重叠、网状互动，它们分别代表着国家政府、市场经济和社会大众不同利益及其价值诉求。主要表现为：
一是“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权”。“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权”是以党和国家为主体，从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价值诉求和政治思想观念表达。“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表达方式是通过国家上层建筑权力机构和组织机构形成各项法规、政策、决议等，以自上而下的组织传播与网络传播途径，在各大主流媒体（报刊、杂志、广播、电视和网络等）的“主阵地”，以及企事业、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发出宣传、教育、贯彻、执行的号召并实施。
二是“市场—精英话语权”。“市场—精英话语权”是以社会精英为主体，以市场需求和交换价值为主导的多样性价值诉求和思想观念表达。“市场—精英话语权”的表现形式有：（1）以市场需求为主导的各种社会意识、思想观念的表达。如各种出版业、传媒集团、文化产业的报刊、杂志、书籍、电影、电视、网络等文化娱乐与消费，反映着大众社会心理、流行文化和社会时尚等文化产品和文化消费观等。（2）通过国家和各级政府“购买服务”而形成的思想观念表达。国家或政府部门面向全国各大高校和研究机构，以课题研究、项目招标等方式（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及各学科专项基金等）提供各种社会科学文化公共品。如国家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项目，组织专家学者全面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形态、体系，并形成相应的调研报告、学术论文、专著等。通过这种方式引导社会科学研究参与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建构与反思。（3）以社会科学联合会、非政府组织及网络公共领域为主导的，体现多元文化价值取向和以各种社会思潮为表征的思想观念表达。一些社会精英、专家、学者通过各种社会科学学术杂志、报刊、网络论坛等公共领域，对国家建设、政府行为、社会现象等发表各种看法、评论、建议。尤其是现代网络传媒的各大门户网站的论坛、视频、微博等，都为其自由论辩提供了传播渠道，并通过点击率获得经济效益、政治影响力和文化认同感。如以官方网站为代表的“人民网”、“新华网”、“人民论坛”等；以民间非政府组织网站为代表的“中评网”、“学者社区”等；以市场交换价值为代表的各大门户网站，如腾讯《财经郎眼》等，都会代表不同话语权，发出不同社会呼声。这些对社会经济政治问题的评论，往往会引起广大网民的关注、跟帖和互动。事实上，任何私人或集团话语权的背后都体现一定社会阶层和群体的态度、立场和利益诉求。“市场—精英话语权”所表达的思想观念，一方面以“小众”的理论和学术研究为先导，敏锐反思、预测和洞察国家发展趋势和社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各种社会思潮往往也通过“市场—精英话语权”左右公共舆论乃至影响国家决策。 三是“社会—大众话语权”。“社会—大众话语权”是以城市、社区的市民及其网民为主体，通过“网络问政”等方式，以社会公共利益为诉求，以社会公众和国家公民的态度、立场表达意见与诉求。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发展，社会结构和人们的交往方式发生了经济区域化、农村城镇化、城市社区化、社交网络化以及文化产业化的巨大变迁与转型。在大众传媒的推动下，城市市民社会的公民话语权不断凸显。在网络公共领域，“社会—大众话语权”代表公众对许多关乎社会民生及公共性问题，如贫富差距、教育、就业、住房、物价、公共安全、生态危机等公共问题，表达其态度、立场和呼声，并通过不同路径影响国家公共决策。主要表达方式和实现路径有：（1）通过正式制度安排的政治协商会议、人大代表提案、听证会等影响国家决策；（2）通过非正式制度安排的非政府组织、民间社团、学术团体等影响公共舆论；（3）通过网络传播的新闻、视频、评论、论坛、博客等影响大众社会心理和民意。网络传媒的迅速发展，使原先只是处于被动地位的、隐性的“社会—大众话语权”的政治影响力和公共参与性有了极大提高。如近期兴起的各种公益网的“微公益”，就展现了民众自我组织参与公共事务的另一种可能。与传统慈善组织庞大的规模、严密的架构不同，新媒体互联网微博、手机微信等网络社交工具的普及，使快速的志愿者召集和组织成为可能。而且，由于有淘宝和支付宝等便捷网络平台和支付渠道，民众的善意能够轻易转换为行动的力量。但网络公共领域是一把双刃剑，一些谎言、谣言、小道消息等披着“新闻”的外衣，在网上招摇过市形成危机传播，同样会影响大众的政治观点和价值取向，给舆论导向的调控带来了很大困难。
伴随改革开放和全球化交往，滋生于市场经济交换价值观、附着于大众文化消费观和网络公共领域的各种社会价值观不断涌现。如极具学理性和系统化的各种社会思潮与学说，通过“市场—精英话语权”得以表达和彰显其政治经济立场的意见和主张。而大众对于日常感性生活的情绪体验，对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价值评价，以及网络流行的世俗俚谚也往往通过“社会—大众话语权”的公众舆论得以宣泄和表达。从作用上看，“市场—精英话语权”和“社会—大众话语权”所表达的意见、主张和思想观念，既有能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提供思想营养、理论借鉴、文化底蕴的正能量；也不排除存在封建思想残余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负能量，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社会思潮的消极成份。为此，网络公共领域如何以“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权”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凝聚共识，实现对社会多样价值的整合，一直都是当前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新时代网络公共领域三大话语权的主导价值与整合
价值观的分化是社会转型的伴生物，网络公共领域的价值分化亦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进程。网络公共领域存在着与三大话语权相对应的价值观念体系结构性分化：一是通过“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权”表达公平正义的制度伦理、反映人民根本利益的、国家主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二是通过“市场—精英话语权”表达自由平等和交换价值的经济伦理、体现不同经济利益诉求的“多元价值体系”；三是通过“社会—大众话语权”表达人们日常生活道德判断的善恶价值取向、体现人们对美好生活追求和对公共利益诉求的“大众价值体系”。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⑧。网络公共领域价值分化格局的形成也是我国社会进入新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
“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权”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三大价值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而“一元主导多样并存”体现了主导价值整合原则。“一元主导多样并存”原则是我国“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在社会价值秩序上的反映，体现了建立在共同情感、道德、信仰及核心价值观基础上，以结合或吸引为特征的社会关系状态。“市场—精英话语权”的“多元价值” 和“社会—大众话语权”的“大众价值”都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而产生的多样化价值观念体系。它们既是对客观存在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发展状况的反映，也体现了在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对理想中的个人发展目标、社会关系状况及国家制度公正的价值预设和价值诉求。所谓“价值体系”是某种价值观所包含的价值评价 、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的理论化、系统化。“价值體系”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诸多要素，如指导思想、理想、信念、价值取向等等。某种社会价值体系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稳定性。当一个社会多种价值体系并存时，反映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价值体系会成为多样价值中的主导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中国社会价值秩序中的主导价值体系。早在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就提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实质是合理对待“一元主导”和“多样并存”的关系。“一元主导”的价值整合方式不是要消灭价值观念的差异性，而是从过去单一的意识形态“灌输”，走向“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领”，即国家主导核心价值在不断提高自身对不同价值话语权的鉴别力、吸纳力、创造力、免疫力和批判力的同时，构建一种非强制性交往话语方式，以有效整合“社会大众价值”与“市场多元价值”中存在的合理价值取向，形成社会“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重叠价值共识，从而使国家主导的核心价值观牢固植根于相互依赖的国家、市场和社会价值共同体之中，真正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合理的实际生活处境和人们追求的共同信念，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真正成为引领社会思潮和凝聚社会共识的思想基础，担负起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和社会整合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市场—精英话语权”和“社会—大众话语权”表达的“多元价值” 和“大众价值”是新公共政治领域两大不可忽视的公共价值选择和价值共识。与传统意识形态传播途径与控制方式不同，大众传播的信息网络技术和市场化机制为公众提供了更广阔、自由、开放的公共话语平台，使体现多元价值的“市场—精英话语权”和体现公众价值的“社会—大众话语权”的政治影响力日益凸显。主要表现是，第一，国家权威和公信力的正当性、私人所有权的合理性及维护社会公共权益的规范性，成为网络公共政治领域三大话语权中关于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三大价值体系价值评价关注的重点。“政治家或政党官员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实践者和示范者，他们的伦理信用度往往决定意识形态的信用度。”⑨ 第二，作为现代国家治理主体的公民意识、纳税人意识和公众意识不断强化，公众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的讨论所形成的公共舆论、公众评价越来越成为国家制定公共政策的基本依据，并对政府官员及公权构成强大的舆论监督，推动国家公共管理走向公开化。第三，“支配性”政治系统自身的规范性和公信力与主导核心价值权威性的评价构成一定的变量关系，即“政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正当性与合理性首先基于自身的规范性、表率性，否则公信力下降和权威性受损，不但起不到价值引领和凝聚共识的作用，甚至社会政治伦理危机可能演化为意识形态话语权危机，使社会陷入精神倦怠的价值虚无主义境地。正如樊浩教授在对当代中国伦理道德与大众意识形态关系的大型调研中所证实并提出的预警：“社会的伦理存在和个体在社会关系中的伦理安全危机，也是社会的‘精神’危机，以此为中介，伦理道德领域的‘中国问题’，演化为大众意识形态领域的‘中国问题’，即由伦理信任的危机、思想领袖缺场而导致大众意识形态安全的危机。”⑩ 党的“十九大”指出当代中国发展已进入一个新时代，“新时代”意味着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然而，“新时代”依然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矛盾。反映在网络公共领域的价值取向上存在不同的结构性分化，即在“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发展序列上呈多层次重叠的复杂态势。不同发展阶段的价值观念，如传统温饱型“生存价值观”、现代追赶型“发展价值观”及具有后现代性的“幸福价值观”在同一时空中交错并存。一方面，经过改革开放40年奋斗，中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821元（3487美元），比上年增长8.4%。“从国际惯例看，这是经济发展达到后物质主义以及后现代价值观的临界点。”{11} 因而注重生活质量，追求美好生活时代的经济结构转型、食品安全、生态危机、教育公平、机会均等等“幸福价值”诉求也呈不断上升趋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另一方面，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的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也日益凸显，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工作，实现了从“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和“精准式扶贫”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的需求侧和生产的供给侧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已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传统价值、现代价值乃至后现代价值都在我国公共领域三大话语权中广泛存在，相互激荡。
总之，对我国公共领域三大话语权及其价值整合应该辩证理解。一方面，在网络公共领域价值评判越来越多元化的今天，对各种不健康、错误的社会思潮的舆情管理与监控，越来越需要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战略行为；另一方面，价值结构的分化对于中国社会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推动效应。价值结构的分化体现现代国家的政府职能转变、市场体系构建和社会交往与保障功能的分化。如公共领域中“多元价值体系”的社会思潮往往是衡量社会肌体健全与否的指标性要素之一；“大众价值体系”的公众舆论是社会各阶层利益表达、情感宣泄、思想碰撞的重要舆情渠道。这些都将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有效推进改革开放进程。从共时性看，三大价值观念思想体系还处于形成和完善之中，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及核心价值观都处于建设之中，而“多元价值体系”与“大众价值体系”的基本规范、交往原则等还处于形成之中。從历时性看，传统与现代新旧价值观之间的交替衔接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旧的价值观逐渐被消解，新的价值观没有完全确立，会使人们在变幻莫定的价值分化与价值冲突面前无所适从、无所依归。因此，构建“公民自律与宽容共存的诉求机制”、自下而上的“民意沟通机制”、自上而下的“回应引领机制”、关注左右思潮的“反思批判机制”的主导价值引领和价值整合机制是我们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注释：
① 哈贝马斯：《公共空间与政治公共领域》，《哲学动态》2009年第6期。
② 郭湛主编：《社会公共性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
③④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72、180页。
⑤ 简·科恩、安德鲁·阿雷托：《社会理论与市民社会》，时和兴译，邓正来校，载邓正来、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0页。
⑥ 唐士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5页。
⑦ 习近平：《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 加快建设数字中国》，《人民日报》2017年12月10日。
⑧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
⑨⑩ 樊浩：《当代中国伦理道德与大众意识形态领域“中国问题”的演进轨迹与互动态势》，《哲学动态》2013年第7期。
{11} 郭莲：《中国公众近十年价值观的变化》，《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7期。
作者简介：王志红，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安徽合肥，230009；黄志斌，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合肥，230009。
（责任编辑 胡 静）
关键词：话语权；主导价值整合；网络公共领域；“市民社会—公共领域”三元模型
中图分类号：C9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02-0005-06
随着改革开放40年的巨大社会变迁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我国公共政治领域在网络传播中的话语权及其价值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城乡一体化”、“城市社区化”、“经济区域化”的发展推动当代中国特色的国家与社会整合关系不断建构；另一方面以“QQ群”、“微信朋友圈”、“公众号”等网络社交媒体为平台的公共领域蓬勃兴起。网络公共领域既提供了文化产品的新市场，又潜藏着各种话语权和价值评价的交互性纷争与共识。为此，如何认识和理解我国市民社会与网络公共领域所呈现的话语权结构、价值差异，强化“一元主导多样并存”的主导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整合功能，成为当前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及其软实力建设的重要课题。
一、“市民社会—公共领域” 三元模型的方法论借鉴
在改革开放、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传播的推动下，尤其伴随网络公共领域的勃兴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如何从理论上构建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与社会整合关系问题日益凸显。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西方市民社会理论所涉及的国家与社会交往秩序及价值原则，以及探索近现代社会理性文化交往机制的理论不乏给我们提供一种方法论借鉴。
20世纪西方“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式研究的兴起，推动了传统市民社会理论“国家—社会”二分的权力准则体系，向市场经济体系到规范性生活空间的文化交往体系转换，为“经济—社会（公共领域）—国家”三元模型提供了方法论构建。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主要是指不同话语权主体通过大众传播，以沟通、交流、对话和论辩等方式表达其意愿、诉求和观点的“相互理性交往的空间”①。“话语权”是公共领域新闻自由及其“表达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民不可让予和剥夺的民主权利。无论是公共领域的交往主体、交往关系，还是传播形式及结构都包含了对话语权的公共性与合法性诉求。
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或系统阐述“公共领域”、“话语权”等概念，但《莱茵报》时期德国公共领域的话语权斗争，已使他充分认识到公共领域的“表达权”或公共话语权是国家、社会与人民公共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马克思通过对“法权的逻辑”、“习惯法”、“书报检查制度”、“自由报刊”及“自由人”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研究，揭示了19世纪中叶德国公共领域等级论辩的“话语利益”与“统治权力”之间的厉害关系，指出不同立场的话语权背后实质上是不同阶级的利益诉求和统治阶级的国家意识形态。事实上，在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之前，哲学家们并没有真正意识到现实社会公共领域中观念思想体系和各种社会思潮所依附的经济基础、利益关系和政治权力之间的社会联系；没有真正意识到意识形态这种社会政治文化现象的权利意志本质和在公共政治领域中的重要作用。正是后来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通过对费尔巴哈、布·包威尔、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澄清了公共政治领域各种话语权和价值观的意识形态性，为唯物史观的创立提供了问题意识和思想动力。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也为我们理解当代公共政治领域话语权结构、地位及其社会作用提供了重要参照与指导。
在西方思想史上，“以阿伦特、哈贝马斯和罗尔斯为代表的西方思想家对公共性历史与现实的考察，提供了关于社会公共性问题理解的重要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②。阿伦特较早对公共领域问题进行了系统思考。她从人的劳动、工作和行动三种生存条件，推出与之相对应的“私人领域”、“社会领域”和“公共领域”三种历史境况。在阿伦特看来公共领域是由公民交往所形成的动态空间，是他们争相实现其人生追求的广阔舞台。继承阿伦特之后，哈贝马斯系统研究了欧洲18、19世纪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历史变迁，认为公共领域是一种“涉及私人领域以及私人自律的社会基础，公共领域结构、公众的组成和行为以及大众民主自身的合法化过程”③。他将公共领域界定为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非官方的、公众能够自由表达与沟通意见以形成民意和共识的活动场所。公众走出了自己的私人领域，把相应的一些公共问题带到公共领域中来，对其共同关心的问题通过自由平等的对话、讨论，形成公众舆论，在相互理解、尊重包容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哈贝马斯认为，以书籍、报刊等传媒为载体，以知识分子、城市居民和市民阶层为主体构成的公共领域是一个社会文化交往体系。在形式上它包括非政府组织的教会、各种文化团体、学会、俱乐部、协会、职业团体以及政治党派、工会等。卢曼认为“哈贝马斯的‘功能理性批判’为重建市民社会的三元模型提供了最为可用的概念框架。……在此一理论中，分别整合着经济与国家的货币与权力之媒介”④。此外，葛兰西、帕森斯、卢曼等也从社会分化、系统结构与功能等视角不断建构“一个关于生活空间与政治和经济子系统的三元模型”⑤。
“经济—社会（公共领域）—国家”三元解释框架体现了公共领域与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存在着互动关系。社会公众对于公共政策的认同是合法性资源结构中最为基础的部分，它为公共政策实施提供道义上的诠释，有助于政治权威的确立和巩固。一方面公共领域的理性交往需要公共权力为其提供相对自由、宽容、稳定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公共权力也不断从公共领域中获得行使国家治理的合法性依据，即公共权力的合法化意味着它获得了公众的认可，具有了道德的权威，由它制订的政策获得了有效性。而这种同意与认同恰恰是通过“公共领域”的理性交往，由公众亲自参与论证得出的。“经济—社会（公共领域）—国家”三元模型的市民社会理论为我国网络公共领域话语权构成提供了理论研究范式。 二、“三元”模型下我国网络公共领域三大话语权的构成
在现代化的国家发展模式中，由于受历史前提、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表现出“强国家—弱社会”的国家主义模式⑥，与西方有着很大的差异性。改革开放推动着国家在向市场放权的同时向社会放权，国家、社会与市场关系既呈现出领域分离的国家治理特点，又表现为执政党领导下的社会整合与协调发展。随着新型城镇化政策实施和大众传播网络化强劲发展，我国现代城市—社区的市民社会和网络公共领域蓬勃兴起。网络公共领域有着极其强劲的经济基础、文化交往机制和国家治理功能。
首先，从市场经济的互联网业态看，当代中国互联网行业迎来了一轮又一轮的新量变。BAT的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依旧独大，公司规模已经晋升至千亿美元，第二梯队的京东、360紧随其后，也已到百亿美元的规模。自2014年互联网上演的游戏热、互联网金融/理财热、上市热，使传统企业“触网”已势在必行。“互联网+”成为当今流行语。电子商务改变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网购规模年年创新高。2016年仅天猫“双十一”一天就创下交易额912亿元，而美国的“黑五”当天网购的销售额仅相当于174亿元人民币，为天猫的19%。互联网经济GDP占比达7%，市值总和超中国股市1/4。2017年“双十一”当天天猫和京东交易额就双双破千亿元人民币。全球互联网公司市值10强中国占了4席；华为手机正在把欧洲变成“第二个本土市场”。
其次，从社会文化交往机制看，互联网的发展推动着城市—社区的市民社会网络公共领域勃兴。根据《中国城市發展报告No.8》蓝皮书，中国城镇化与城市发展在“十二五”期间就取得了很多实质性进展。城镇化的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城市群的载体功能日益显著，城市经济实力和水平均不断提升，城乡收入差距逐年缩小。据2017年国家统计局公布2016年多项宏观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57.35%。而中国网民数量早在2008年就已跃居全球第一，目前仍在增长中。截至2015年6月，中国网民已达6.68亿人，比整个欧盟的人口数量还要多。中国的网站十分注重为网民提供发表言论的服务，约80%的网站提供电子公告服务。中国现有上百万个论坛，2.2亿博客用户。据抽样统计，每天人们通过论坛、新闻评论、博客、微信等渠道发表言论达300多万条；超过66%的中国网民经常在网上发表言论，就各种话题进行讨论，充分表达思想观点和利益诉求。
最后，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电子政务及舆情管理看，国家构建的电子政务以及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核心价值体系，在更广的范围、更深的层面引导和影响着社会公务和公众意识。国家越来越重视互联网信息管理和治理，密集发布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和条例。2008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201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互联网状况》的白皮书，体现了国家对互联网治理的高度重视；我国自2014年在浙江嘉兴乌镇举办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后，世界互联网大会落户乌镇，已连续举办了三届；201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201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在政务公开工作中进一步做好政务舆情回应的通知》；2017年举世瞩目的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中国浙江乌镇拉开帷幕，习近平发表了“发展数字经济促进开放共享——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党的十九大召开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进一步强调要“推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推进数据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保障数据安全，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更好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⑦。
事实上，当代网络公共领域已成为展现我国政治影响力、经济创新力和文化消费力的巨大社交平台和话语权发声地。“话语权”在语义学上指的是说话权或控制舆论的权力。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看，“话语权”实质上是由一定经济基础所决定，反映其社会结构中的利益关系，代表一定社会阶层与群体价值诉求的社会意识形态表达和思想观念的输出。从公共政治和传播学上说，“话语权”是指一种信息传播主体所具有的潜在现实影响力，即其传播信息的内容会通过话语受众的自觉认同来实现影响。与强调支配人行为的世俗权力不同，话语权力是让受众在信息接收中思考、在理解中认同与选择。借助市民社会“经济—社会（公共领域）—国家”三元模型可以发现，当前我国网络公共领域存在三大话语权的交错重叠、网状互动，它们分别代表着国家政府、市场经济和社会大众不同利益及其价值诉求。主要表现为：
一是“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权”。“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权”是以党和国家为主体，从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价值诉求和政治思想观念表达。“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表达方式是通过国家上层建筑权力机构和组织机构形成各项法规、政策、决议等，以自上而下的组织传播与网络传播途径，在各大主流媒体（报刊、杂志、广播、电视和网络等）的“主阵地”，以及企事业、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发出宣传、教育、贯彻、执行的号召并实施。
二是“市场—精英话语权”。“市场—精英话语权”是以社会精英为主体，以市场需求和交换价值为主导的多样性价值诉求和思想观念表达。“市场—精英话语权”的表现形式有：（1）以市场需求为主导的各种社会意识、思想观念的表达。如各种出版业、传媒集团、文化产业的报刊、杂志、书籍、电影、电视、网络等文化娱乐与消费，反映着大众社会心理、流行文化和社会时尚等文化产品和文化消费观等。（2）通过国家和各级政府“购买服务”而形成的思想观念表达。国家或政府部门面向全国各大高校和研究机构，以课题研究、项目招标等方式（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及各学科专项基金等）提供各种社会科学文化公共品。如国家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项目，组织专家学者全面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形态、体系，并形成相应的调研报告、学术论文、专著等。通过这种方式引导社会科学研究参与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建构与反思。（3）以社会科学联合会、非政府组织及网络公共领域为主导的，体现多元文化价值取向和以各种社会思潮为表征的思想观念表达。一些社会精英、专家、学者通过各种社会科学学术杂志、报刊、网络论坛等公共领域，对国家建设、政府行为、社会现象等发表各种看法、评论、建议。尤其是现代网络传媒的各大门户网站的论坛、视频、微博等，都为其自由论辩提供了传播渠道，并通过点击率获得经济效益、政治影响力和文化认同感。如以官方网站为代表的“人民网”、“新华网”、“人民论坛”等；以民间非政府组织网站为代表的“中评网”、“学者社区”等；以市场交换价值为代表的各大门户网站，如腾讯《财经郎眼》等，都会代表不同话语权，发出不同社会呼声。这些对社会经济政治问题的评论，往往会引起广大网民的关注、跟帖和互动。事实上，任何私人或集团话语权的背后都体现一定社会阶层和群体的态度、立场和利益诉求。“市场—精英话语权”所表达的思想观念，一方面以“小众”的理论和学术研究为先导，敏锐反思、预测和洞察国家发展趋势和社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各种社会思潮往往也通过“市场—精英话语权”左右公共舆论乃至影响国家决策。 三是“社会—大众话语权”。“社会—大众话语权”是以城市、社区的市民及其网民为主体，通过“网络问政”等方式，以社会公共利益为诉求，以社会公众和国家公民的态度、立场表达意见与诉求。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发展，社会结构和人们的交往方式发生了经济区域化、农村城镇化、城市社区化、社交网络化以及文化产业化的巨大变迁与转型。在大众传媒的推动下，城市市民社会的公民话语权不断凸显。在网络公共领域，“社会—大众话语权”代表公众对许多关乎社会民生及公共性问题，如贫富差距、教育、就业、住房、物价、公共安全、生态危机等公共问题，表达其态度、立场和呼声，并通过不同路径影响国家公共决策。主要表达方式和实现路径有：（1）通过正式制度安排的政治协商会议、人大代表提案、听证会等影响国家决策；（2）通过非正式制度安排的非政府组织、民间社团、学术团体等影响公共舆论；（3）通过网络传播的新闻、视频、评论、论坛、博客等影响大众社会心理和民意。网络传媒的迅速发展，使原先只是处于被动地位的、隐性的“社会—大众话语权”的政治影响力和公共参与性有了极大提高。如近期兴起的各种公益网的“微公益”，就展现了民众自我组织参与公共事务的另一种可能。与传统慈善组织庞大的规模、严密的架构不同，新媒体互联网微博、手机微信等网络社交工具的普及，使快速的志愿者召集和组织成为可能。而且，由于有淘宝和支付宝等便捷网络平台和支付渠道，民众的善意能够轻易转换为行动的力量。但网络公共领域是一把双刃剑，一些谎言、谣言、小道消息等披着“新闻”的外衣，在网上招摇过市形成危机传播，同样会影响大众的政治观点和价值取向，给舆论导向的调控带来了很大困难。
伴随改革开放和全球化交往，滋生于市场经济交换价值观、附着于大众文化消费观和网络公共领域的各种社会价值观不断涌现。如极具学理性和系统化的各种社会思潮与学说，通过“市场—精英话语权”得以表达和彰显其政治经济立场的意见和主张。而大众对于日常感性生活的情绪体验，对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价值评价，以及网络流行的世俗俚谚也往往通过“社会—大众话语权”的公众舆论得以宣泄和表达。从作用上看，“市场—精英话语权”和“社会—大众话语权”所表达的意见、主张和思想观念，既有能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提供思想营养、理论借鉴、文化底蕴的正能量；也不排除存在封建思想残余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负能量，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社会思潮的消极成份。为此，网络公共领域如何以“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权”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凝聚共识，实现对社会多样价值的整合，一直都是当前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新时代网络公共领域三大话语权的主导价值与整合
价值观的分化是社会转型的伴生物，网络公共领域的价值分化亦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进程。网络公共领域存在着与三大话语权相对应的价值观念体系结构性分化：一是通过“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权”表达公平正义的制度伦理、反映人民根本利益的、国家主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二是通过“市场—精英话语权”表达自由平等和交换价值的经济伦理、体现不同经济利益诉求的“多元价值体系”；三是通过“社会—大众话语权”表达人们日常生活道德判断的善恶价值取向、体现人们对美好生活追求和对公共利益诉求的“大众价值体系”。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⑧。网络公共领域价值分化格局的形成也是我国社会进入新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
“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权”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三大价值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而“一元主导多样并存”体现了主导价值整合原则。“一元主导多样并存”原则是我国“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在社会价值秩序上的反映，体现了建立在共同情感、道德、信仰及核心价值观基础上，以结合或吸引为特征的社会关系状态。“市场—精英话语权”的“多元价值” 和“社会—大众话语权”的“大众价值”都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而产生的多样化价值观念体系。它们既是对客观存在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发展状况的反映，也体现了在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对理想中的个人发展目标、社会关系状况及国家制度公正的价值预设和价值诉求。所谓“价值体系”是某种价值观所包含的价值评价 、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的理论化、系统化。“价值體系”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诸多要素，如指导思想、理想、信念、价值取向等等。某种社会价值体系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稳定性。当一个社会多种价值体系并存时，反映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价值体系会成为多样价值中的主导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中国社会价值秩序中的主导价值体系。早在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就提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实质是合理对待“一元主导”和“多样并存”的关系。“一元主导”的价值整合方式不是要消灭价值观念的差异性，而是从过去单一的意识形态“灌输”，走向“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领”，即国家主导核心价值在不断提高自身对不同价值话语权的鉴别力、吸纳力、创造力、免疫力和批判力的同时，构建一种非强制性交往话语方式，以有效整合“社会大众价值”与“市场多元价值”中存在的合理价值取向，形成社会“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重叠价值共识，从而使国家主导的核心价值观牢固植根于相互依赖的国家、市场和社会价值共同体之中，真正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合理的实际生活处境和人们追求的共同信念，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真正成为引领社会思潮和凝聚社会共识的思想基础，担负起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和社会整合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市场—精英话语权”和“社会—大众话语权”表达的“多元价值” 和“大众价值”是新公共政治领域两大不可忽视的公共价值选择和价值共识。与传统意识形态传播途径与控制方式不同，大众传播的信息网络技术和市场化机制为公众提供了更广阔、自由、开放的公共话语平台，使体现多元价值的“市场—精英话语权”和体现公众价值的“社会—大众话语权”的政治影响力日益凸显。主要表现是，第一，国家权威和公信力的正当性、私人所有权的合理性及维护社会公共权益的规范性，成为网络公共政治领域三大话语权中关于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三大价值体系价值评价关注的重点。“政治家或政党官员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实践者和示范者，他们的伦理信用度往往决定意识形态的信用度。”⑨ 第二，作为现代国家治理主体的公民意识、纳税人意识和公众意识不断强化，公众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的讨论所形成的公共舆论、公众评价越来越成为国家制定公共政策的基本依据，并对政府官员及公权构成强大的舆论监督，推动国家公共管理走向公开化。第三，“支配性”政治系统自身的规范性和公信力与主导核心价值权威性的评价构成一定的变量关系，即“政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正当性与合理性首先基于自身的规范性、表率性，否则公信力下降和权威性受损，不但起不到价值引领和凝聚共识的作用，甚至社会政治伦理危机可能演化为意识形态话语权危机，使社会陷入精神倦怠的价值虚无主义境地。正如樊浩教授在对当代中国伦理道德与大众意识形态关系的大型调研中所证实并提出的预警：“社会的伦理存在和个体在社会关系中的伦理安全危机，也是社会的‘精神’危机，以此为中介，伦理道德领域的‘中国问题’，演化为大众意识形态领域的‘中国问题’，即由伦理信任的危机、思想领袖缺场而导致大众意识形态安全的危机。”⑩ 党的“十九大”指出当代中国发展已进入一个新时代，“新时代”意味着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然而，“新时代”依然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矛盾。反映在网络公共领域的价值取向上存在不同的结构性分化，即在“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发展序列上呈多层次重叠的复杂态势。不同发展阶段的价值观念，如传统温饱型“生存价值观”、现代追赶型“发展价值观”及具有后现代性的“幸福价值观”在同一时空中交错并存。一方面，经过改革开放40年奋斗，中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821元（3487美元），比上年增长8.4%。“从国际惯例看，这是经济发展达到后物质主义以及后现代价值观的临界点。”{11} 因而注重生活质量，追求美好生活时代的经济结构转型、食品安全、生态危机、教育公平、机会均等等“幸福价值”诉求也呈不断上升趋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另一方面，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的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也日益凸显，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工作，实现了从“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和“精准式扶贫”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的需求侧和生产的供给侧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已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传统价值、现代价值乃至后现代价值都在我国公共领域三大话语权中广泛存在，相互激荡。
总之，对我国公共领域三大话语权及其价值整合应该辩证理解。一方面，在网络公共领域价值评判越来越多元化的今天，对各种不健康、错误的社会思潮的舆情管理与监控，越来越需要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战略行为；另一方面，价值结构的分化对于中国社会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推动效应。价值结构的分化体现现代国家的政府职能转变、市场体系构建和社会交往与保障功能的分化。如公共领域中“多元价值体系”的社会思潮往往是衡量社会肌体健全与否的指标性要素之一；“大众价值体系”的公众舆论是社会各阶层利益表达、情感宣泄、思想碰撞的重要舆情渠道。这些都将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有效推进改革开放进程。从共时性看，三大价值观念思想体系还处于形成和完善之中，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及核心价值观都处于建设之中，而“多元价值体系”与“大众价值体系”的基本规范、交往原则等还处于形成之中。從历时性看，传统与现代新旧价值观之间的交替衔接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旧的价值观逐渐被消解，新的价值观没有完全确立，会使人们在变幻莫定的价值分化与价值冲突面前无所适从、无所依归。因此，构建“公民自律与宽容共存的诉求机制”、自下而上的“民意沟通机制”、自上而下的“回应引领机制”、关注左右思潮的“反思批判机制”的主导价值引领和价值整合机制是我们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注释：
① 哈贝马斯：《公共空间与政治公共领域》，《哲学动态》2009年第6期。
② 郭湛主编：《社会公共性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
③④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72、180页。
⑤ 简·科恩、安德鲁·阿雷托：《社会理论与市民社会》，时和兴译，邓正来校，载邓正来、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0页。
⑥ 唐士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5页。
⑦ 习近平：《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 加快建设数字中国》，《人民日报》2017年12月10日。
⑧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
⑨⑩ 樊浩：《当代中国伦理道德与大众意识形态领域“中国问题”的演进轨迹与互动态势》，《哲学动态》2013年第7期。
{11} 郭莲：《中国公众近十年价值观的变化》，《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7期。
作者简介：王志红，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安徽合肥，230009；黄志斌，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合肥，230009。
（责任编辑 胡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