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 山外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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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武夷山的诗文歌赋为它构筑的形象牢不可破。可相比只能“到此一游”的碧水丹山、千崖万壑,草坪上嬉戏打闹的顽猴、村庄里古意犹在的寺庙和茶山旁文艺范儿的咖啡馆反而更引人流连。
  如何走进一座久负盛名的大山?答案可能是——走出去。
  “这次不聊茶,大红袍和正山小种都不谈,只说武夷山本身吧。”
  “好啊。泡壶金骏眉,边喝边聊。”
  说是不聊茶,茶人方梓想到的第一件事还是泡茶。
  “今年的茶不错,汤色很漂亮,入口也甘爽——我又开始讲茶了,不行,得说武夷山。”
  和我此行邂逅的大多数武夷山当地人一样,方梓在用过了百度百科式的知识介绍和诸如“碧水丹山”“奇秀甲于东南”之类的形容后,一时无话。
  这多少让人有些沮丧:我初次造访武夷山是为寻茶,自然去了慧苑寺和天心永乐禅寺,还顺道在九曲溪坐了竹排,对武夷山“千崖竞秀,万壑争流”的瑰丽有了大致的印象。但除此之外,我不知道武夷山还有什么。可是,方梓这个土生土长的当地人看起来也不知道。
  对文字作者而言,武夷这样的名山大川是令人却步的“阿格劳拉”。阿格劳拉,一座“看不见的城市”,它存在于传说中,有关它的各种说法为其建造了坚不可摧的形象。有时,“你会看到某种难以混淆的、罕见甚至辉煌的事物,你想讲述这事物,可那些关于它的传说已经把你的词汇给封住了,你只能重复那些传说的话,却讲不出自己的话”。
  在九曲溪,我的词汇被朱熹的《九曲棹歌》封住,被摩崖石刻上的“世外沧浪”和“逝者如斯”封住;而在峰岩坑涧处,我的词汇被陆游的《初到武夷》和《游武夷山》封住,被古往今来的无数诗文封住;此刻,我和方梓坐在面朝崇阳溪、背依大王峰的武夷山庄里,沉浸在桂花香与红茶香中,我的词汇却又被《武夷山庄记》中“啜茗观花,举杯邀月,无一不可”的形容封住。
  想要书写武夷山,可能得离开武夷山,至少要离开这个游人如织的武夷山。
  “狗官”霖
  通往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的路比想象中难走,尽管路况尚可,沿途风光美好,但因保护区早就不再对外开放,唯有当地居民才能进出,饶是有方梓陪同,一路上还是哨卡重重。方梓少小离家,在北京马连道开茶店,对工作人员来说是生面孔,再加上带着我们,屡屡被拦下,幸好她开着本地车,又有堪比通行证的本地身份证,再用方言聊上几句,很快就被大家认了出来:“原来是方秀的妹妹啊,这次回来不走了吧?”
  我们从武夷山庄出发,经过九曲溪漂流的起点星村,经过“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皮坑哨卡,在武夷山自然博物馆所在的三港停下。“摄影师是中国人还好,要是外国人,肯定进不来。”途中,方梓说道,“会被怀疑是来偷东西的。”
  “几乎每一米不同海拔的地方都能找到不同的植物,动物的种类多且陌生,让我觉得无论走到哪里,都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英国植物学家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在《在茶叶的故乡——中国旅行》一书中写道。于1843年和1848年两度造访武夷山的他无疑是个“植物猎人”,方梓说他不仅将武夷山的红茶带到了印度,还把许多植物标本运去了英国。而近二十年后,又有一个法国人来到武夷山,并采集了十几万份的动植物标本……
  “就算被洗劫过,武夷山照样是武夷山。”方梓坐在路边的草坪上看着身旁嬉戏的短尾猴,有点儿骄傲地说道。眼前这群短尾猴少说也有二十来只,个个浑圆粗壮、憨实可爱。“我小时候总能碰到,它们凶着呢,天天打架”。顺着方梓手指的方向,我看见了几只缺胳膊断腿的猴子,它们正围着一瓶可乐打转,不一会儿,瓶盖就被拧开了,涌出的泡沫把猴子们吓得四散,方梓便趁着空当把可乐瓶扔进了垃圾桶。“据说因为保护得当,山里现在有几千只短尾猴呢,但还是有些人乱扔、乱喂、乱逗弄,真讨厌”。
  《武夷诗集序》有言:“峰峦岩谷,不一其状;奇花异草,不一其色;珍禽驯鸟,不一其声;阴晴朝暮,风烟雨雪,不一其变,使人应接不暇。”武夷山自然博物馆对此则有更科学的表述:自然保护区未受第四纪冰川的侵袭,成了许多古老生物的避难所,复杂的地形地貌和多样的生态环境,为众多的生物提供了系统发育和生长繁衍的场所。
  尽管武夷山如斯丰饶,仍有人觉得不甚满意,“狗官”陈建霖是其中之一。方梓带我到大王峰麓的茶室找他,那是一间坐落在青枝绿叶间的小亭,竹木构架,四周开窗,其中摆满了书籍、绘画、雕塑、茶器和桌椅。年逾古稀的陈建霖清瘦矍铄,递来的名片正面印着一枚鲜红篆章——“狗官建霖”。
  方梓和他是极熟的忘年交,便开玩笑道:“他是谁砍树就咬谁的狗官。”陈建霖微微一哂:“现在不怎么咬了。”言谈间有对现今自然保护的赞誉,也有对过往乱砍乱伐的无奈:“已经砍得差不多了。”方梓见他有点儿失落,便说起我们遇到短尾猴的事,陈建霖听完,板下了脸:“没事不要乱逛,三港走一走也就罢了,挂墩、大竹岚和黄岗山不要去,检查站的人要是放你过去,我马上举报他们。”
  “举报”是陈建霖多年生态保护工作的一个关键词。他曾在武夷山景区管委会任基建科科长,每天清晨都会骑着车巡山护林,遇到乱砍乱伐的,就劝告、恳求乃至花钱买树,奔走无效之后就四处告状、求援乃至上访举报。他还在武夷山立了一块毁林碑:“是间民俗尚朴,独于森林爱护茫昧若无知,滥伐风炽,遂使名胜之区,劫余古木之可数者,仅存六十有七棵,殊为心痛……记事勒石,文告诫焉。幸勿自诒伊戚。”武夷山今日的绿意盎然,陈建霖绝对功不可没。
  现在的陈建霖更多寄情于油画、国画、书法和篆刻,但仍不忘叮嘱我和方梓:“都说合抱之木,现在哪儿还能见到合抱之木?当年武夷山到处都是,树下有乔木、灌木、花草、山菌,还有各种动物,现在都见不着了。为什么有的地方不让你们去,挂墩和大竹岚都是举世闻名的模式标本产地,全球各地的著名博物馆都陈列着采自那里的标本,而黄岗山是保护核心区,是武夷山的命脉——不过,有我在这儿盯着,谁也去不了。”他露出了老顽童般的骄傲。   南山北
  遇到“糕家庄”的老板张世南之前,我一直以为武夷山遍地茶农,但他并不是。“我们岚谷是武夷山的大米产地”,张世南说的是北临江西五府山的岚谷乡,“九山半水半分田,这半分田就是稻田”。
  蜀道难,闽道却似乎更难,尤其在闽北的武夷山区。这里的山并不如何高大广袤,却被江河切割得支离破碎,以致常要在悬崖峭壁上开路。在这样的环境里,主事农耕的岚谷都可以算作“鱼米之乡”了。
  张世南此番回岚谷是为取走之前断续收来的旧木印。类似模具的木印是制作当地特产“印糕子”的特别用具——先将五谷杂粮泡水,再炒熟,然后磨成粉末,静置几日去除火气后,再把事先炒好的芝麻、熬好的糖浆和猪油倒进去搅拌。拌好的料填进木印里,压实之后拿起来、翻过去,用别的木印使劲儿一敲,糕子就掉下来了。之后再把成块的糕子用文火烘烤至焦黄、坚硬,米香四溢的印糕子就做好了。
  印糕子是张世南儿时印象最深的零食,不仅因为它有着“年味”,更因为糕子上林林总总的花纹图案。于是他长大之后开始有意识地收旧木印,“越收越少,才发现做糕子的人家已经越来越少了”。张世南觉得实在可惜,就开始琢磨怎样才能让这手艺重获新生,思来想去,最后从每天都少不了的茶得到了灵感一香甜的糕子,正是绝佳的佐茶小点。
  这便有了“糕家庄”,有了其中展陈的木印,有了不同滋味的糕子,也有了一家老小皆可参与其中的工作坊。张世南总记得旧时做印糕子,左邻右舍都会过来帮忙,大人小孩都会有不同分工,整个过程其乐融融,糕子也饱含着生活的滋味。
  有名山胜水在旁,山水间的小村庄里依旧流淌着温情脉脉的日常。取木印时,准备做糕子的阿婆将拌好的米粉随手捏成香软的小团,塞给我们:“尝尝。”听说我们一会儿要回市区,她便请张世南捎上她一段,“要去寺里拜拜”。她说的是我全然不知的瑞岩寺,那是一座隐没在谷地密林中的恢弘庙宇,寺前溪水潺潺,溪边有林木,溪上有廊桥,寺后则是大片的绿树。寺中建筑多为明末清初乃至民国时期所筑,但因坐落在风景之中,又不似现今许多寺庙般金碧辉煌,倒格外透出几分古意。寺中没有游人,只有几个或静默修行或念诵经文的僧人和居士,看见我们,双手合十,然后接着做事。“刚开店时我有些纠结,老来寺里,在长廊上坐很久,听完晚课再回去”。也正是在那时,张世南灵光一现,才决定把印糕子做成独立包装、易于保存的茶点。“就这样跳出了手艺、文化的框框,生意反而不错,也留住了传统。不是有那一句诗么——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来杯咖啡
  武夷山这样的著名茶区居然开了间咖啡馆,多少有点儿让人意外。但位于兰汤村的蓝滩咖啡馆生意不错。“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是武夷山人,却更喜欢咖啡。”年轻的店员小吴一边采着房前的桂花,一边说道——她正在为店里的桂花茶做准备。造访咖啡馆的大多是游赏过武夷山的旅行者,好些人离开之前会在这个“画风与景区完全不同的地方”待上整个下午。
  蓝滩咖啡馆的主人黄宁主业做设计,现居福州。他曾在鼓浪屿和闽东的沿海县镇寻觅过开店的所在,未果。之后他几次到武夷山写生,从兰汤桥回望村庄时,突然“很羡慕住在这里的人”,于是租下了兰汤17号的民居,用旧木料、老门板、天南海北淘来的老物件和他多年来的画作将其打造成了现在的咖啡馆。
  咖啡馆开了几年,黄宁已渐渐不用怎么操心经营的事情了,但他偶尔仍会来武夷山转转,也为店里添些东西。在武夷山时,他有时会骑着车在村子的巷道里转悠,有时进山采些野花回来做装饰,有时在咖啡馆楼上静心画风景,自得其乐。事实上,兰汤住着不少像他一样的人,有潜心写作的,有设计陶瓷器物的,有钻研土布纺织和古法印染的,他们大多深居简出,只安享山野灵气的滋养。
  武夷山向来是个静下心来做事情的好地方。曾在这里居住多年的朱熹少时在山下的五夫里读书、写作,出仕为官之后又辞官归乡,在五曲隐屏峰下营建“武夷精舍”,著述、讲学不辍,将理学思想进一步弘扬开来。如今的五夫里已是莲叶接天、荷塘万亩的五夫镇了,但这里的生活依旧保持着“从前匣”的节奏,老房子、旧砖雕诉尽历史,老人们在其中度过一日又一日的舒缓光阴。这里住着山间采草药的阿婆,也住着养蜂酿花蜜的大叔,他们的生活与武夷山的物产相连,却与武夷山的喧嚣无关。
  “武夷山是座仙山,也是座闲山。”武夷山旅游集团公司总经理余泽岚如是说。他并不愿赋予武夷山过于繁复的意义,只愿“闲话武夷”。“从彭祖二子躬耕武夷的传说开始,自尧至清,武夷文化从来都是休闲、隐逸的典型。且不论彻底抛开凡俗于山中清修的白玉蟾、扣冰古佛、道谦禅师等世外之人,就连那心系国家兴衰、百姓疾苦的朱熹、辛弃疾、范仲淹等中兴名臣,一旦进入武夷山的地界,也无不娱情山水”。
  余泽岚向我推荐了他的得意之作“武夷山绿野仙踪慢游道”:自玉女峰至下虎啸,再从揽石峰到一线天。沿途果然紫翠萦纡,而且行人不多,似乎更接近一曲水光石刻上“尘寰别界”的形容。这样走上半天,人在画中游,只需极目驰骋便好,心情格外爽快。
  回到武夷山庄,和方梓坐在庭院里喝茶闲聊,暗夜中影影绰绰的是不远处的大王峰。“这可能才是武夷山的正确打开方式,”方梓笑道,“你看它现在多像洞天仙府。”
  我想起在蓝滩咖啡馆中读到的《游武夷山记》。明时的文人汪桂早就对如何游赏武夷山做了绝妙总结:“游武夷常辙、舟、舆、步互用。其溪曲次第、峰岭形名,羽客导前,图经在手,下至舆人、榜夫,皆能响答,何用复做武夷注解。矧身在游中,雅不欲讯山问水、拾诗记腐料以乱游事,纯以一片静默幽求夷犹其间,冀得一当山灵聊我夙癖。”不讯山,不问水,纯以一片静默相待——他打开了这座被封住的阿格劳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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