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高达80%的文盲率，全国各地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出现了“夫教妻”“子教父”“有文化的都来教，没文化的都来学”的场景。
　　我国一直把扫除文盲与消除贫富差距和地区发展不平衡融为一体，强化基础教育改革。经过不懈努力，2001年，我国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目标。
　　现阶段，一些地方已经把扫盲工作的重心从扫“文字盲”转移至扫“文化盲”，这显然是一个更有挑战性的任务。文化盲如何扫？就相关问题，《民生周刊》记者专访了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简小鹰。

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

　　民生周刊：新中国成立以來，全国各地在扫盲方面做了很多努力，您觉得70年来的扫盲成效如何？
　　简小鹰：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面临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社会转型。九年义务教育普及之后，满足了中国社会从农业经济社会向工业经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对劳动力基本素质的需求。
　　基础教育一方面通过高考进行选拔，为高等教育输送人才。另一方面，让年轻人达到基本的教育水平，能够进入工业经济社会里，获得就业的机会。农村青年即使考不上大学，甚至考不上中专，也可以异地就业、进城打工。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这方面的成果是非常显著的。没有这种教育制度，很难想象广大农村的青年能够进入到城市的生活节奏里去，参加城市的建设、城市资源的分配。
　　九年义务教育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为中国全面进入工业经济社会做了很大的人力资源开发。很多农村青年通过这种教育制度，获得了一种身份的改变，得到了一种梯度上升的机会，这是中国社会非常明显的进步。这些都跟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密切相关，九年义务教育是一个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剩下的都很难完成。通过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我国已经基本扫除了青壮年文盲。
　　民生周刊：对于老一辈文盲，很多地方开展了扫盲运动，比如夫妻识字等，您怎么看待这些扫盲运动？
　　简小鹰：扫盲运动是开展过一段时间，但是要消除自身的文盲，达到一定的文化程度，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大多数人通过扫盲最后能够写自己的名字，能认识数字、简单的文字，这对于他们个人来说，也挺有意义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部分人口逐渐减少了，所以这样的扫盲运动不会一直持续下去。

农村青年面临知识更新

　　民生周刊：现在很多地方已经从扫“文字盲”向扫“文化盲”转变，您觉得在文化扫盲上，现在有哪些重要的盲点？
　　简小鹰：从就业的角度来讲，主要是要掌握一种技能，有了一种技能以后，他能够进入到相关的行业，能够就业。
　　过去到服装厂、鞋厂、玩具厂工作，要求的技能非常有限，主要还是一种体能性的劳动。现在农村青年进城务工，更多的是在服务行业，比如餐饮、快递等行业。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们需要了解城市的文化，尤其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能够再按照农村的传统来做，必须适应城市的新型人际交往氛围。他们在刚开始就业时往往会有一些不适应，比如，和顾客发生争吵、纠纷，都是因为这种文化的差异。所以这一块需要相关部门在这个过程里面进行一些培训，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技能问题，应该成为文化扫盲的一个重点。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随着工业的升级换代，进城务工的农村青年面临着知识的更新，原来的就业模式要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简单的体能加简单的技能，在未来就业中已经缺乏市场了。
　　中国的信息化、知识化速度非常快，他们需要有一个自我提升的过程，否则就会被这种产业发展淘汰。而且这些新生代的农村青年，进入城市以后，失业了也不会再回到农村去了，因为他已经融入城市里了，这样如果他们就业受阻，就会很艰难。
　　现在我们面临着一个关口了，要从工业经济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转变，对于没有接受比较高教育的农村青年来讲，要困难一些。这就需要有关方面能够提供帮助，也可以成为文化扫盲的一个重点。

让农村青年到职业学校回炉

　　民生周刊：您认为，在这个新的转型期，文化扫盲应该怎么推进呢？
　　简小鹰：文化扫盲不能简单地办几个培训班，而是对这些农村青年进行再教育，让他回炉，或者让他去念个中专、大专。今年很多中职招生有一个新的动向，是向社会人员放开了，但我们应该把它变成一种再就业的计划，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扩招问题。
　　这样，如果你找不到工作，就到某一个职高报名，报名之后，政府就给予一定的补贴，个人也拿出一点资金，完成继续教育。
　　民生周刊：文化扫盲对于乡村振兴有什么意义？
　　简小鹰：乡村振兴不是简单地在农业上做文章，现在也到了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土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规模化了。这样需要的劳动力比以前少多了，农村青年回去以后，不干农业，干什么？干农业的话，农业需要多少人？我们要规划好，要把农村的发展和城市的发展关联在一起，明确哪些产业可以在农村取得比在城市更大的优势。
　　没有人的振兴都是空的。因此，乡村振兴的核心问题是靠什么吸引人才，这不是简单的吸引劳动力，而是要把人才战略放在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