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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贩子一律死刑”刷屏后，各种恶狠狠、冷冰冰的打拐“技术帖”你方唱罢我登场，但即便舆论再热烈，顽疾也无法靠争议就能祛除。打击儿童拐卖问题，到底该怎么办？
公安部门要做的还有很多
刘远举（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看似不理性、不懂法的呼吁背后，折射出公共政策、法治建设领域诸多尚待破解的难题。
首当其冲的是破案率。2006年9月媒体报道提及一份名单，在总共518名来自云南、贵州和广东的历年失踪儿童当中，经该媒体记者一一核实，只有31名孩子已被找回。
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立案数超过18000件，但破案的不足4000起，破案率不足22%。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并不是指严峻的刑罚能完全阻止犯罪，而是罪犯不能逃脱法网使之心生畏惧。破案率低下不仅是人贩子心存侥幸，甚至有恃无恐的根源，也是家长恐惧的根源。
顺着这个逻辑来看，公安部门要做的事情很多。
比如，把更多经费、行政能力向打拐倾斜。拐卖儿童犯罪的一个特点是横跨多省，跨地区救出一个孩子通常得三五万元，而一个基层派出所每年的办公经费只有七八十万元。
比如，建立一个公开的数据库，有了更透明的信息，才有可能充分利用中国政府极强的动员能力。试想遍及中国任何一个边远地区的邮局，每天都张贴出失踪儿童相片，不放过最后一公里，那么效果必然是会显现的，对隐秘的买家也能产生一定的震慑力。
再比如，构建一个覆盖面更广泛的帮助家长寻找孩子的救助系统，甚至给予他们官方的认证和支持，从法律上赋予民间打拐组织相应身份，让他们可以得到社会慈善资金的捐助，有更大的活动空间和运作能力。
收养未必能堵拐卖“黑洞”
张雯（儿童希望基金会救助基金会创始人，执行主任）
呼吁“人贩子一律死刑”所反映出的民众焦虑和恐惧其实不难理解，但在试图将民众呼吁转化为更高层次、更深刻、更具操作性的公共议题时，舆论似乎又走进另一个误区：
有观点认为，中国现行儿童收养制度的过高“门槛”把一大部分需求逼成非法，造成繁荣的地下市场，由此得出结论，收养门槛是催生更多的拐卖儿童事件的原因之一。持此论点的人主张：既然合法收养市场可以满足收养儿童的需要，非法市场就没有存在的空间了，依附于非法市场的儿童拐卖就会大大减少。
对儿童来说，在家庭中成长肯定最为理想。但中国社会收养的“功能性”还是强过“公益性”，收养家庭多考虑自身需求，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看孩子是否漂亮、聪明、健康来决定收养，较少考虑孩子的需求。
而遗憾的是，福利院里的孩子大都身患残疾，多数是重度残疾，比起满足大多数收养家庭的“功能性”需求，他们更需要一个为他们付出的“家”。
中国现行儿童收养制度的确有改善空间，但这与打击或有效遏制儿童贩卖行为能在多大程度上形成正相关关系？我们不能本末倒置。打拐之所以难，屡禁不止，主要是因为这个行业已经形成“产业化”，因此加大打击力度，摧毁其产业链才是关键。
打拐端口要前置
李丽君（户籍警察）
2014年公安部提供的官方数据显示，2009年建立的全国DNA打拐信息库已成功帮助3555名多年前被拐儿童找到了他们的亲生父母。
但“上户口必须验DNA”的要求，实现起来还有难度，主要是经费问题。现在市级以上的警方才能做DNA检验，设备昂贵。公安部刑侦局打拐办主任陈士渠近期通过微博表示，在打拐新机制高压之下，目前盗抢骗儿童发案率不断下降，破案率高于90%，且没有拐卖团伙连续作案而无法破案的情况。因此，登记每个新生儿的DNA数据，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
我觉得，在经费可以解决的情况下还是要把工作做在前面，不要等孩子失踪后再后悔。高压严打之下，还可以有更多作为。比如，有报道称买了孩子之后，有三种方法可以上户：一是购买假出生证明;二是通过民政部门，以“收养”的名义来办理户口;三是等待全国人口普查对“超计划生育”的孩子“网开一面”。
这就说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和公安局完全可以通过加强监督管理，比如清查打击买卖户口行为，比如在录入新生儿户籍时，应在线查询核实新生儿身份信息是否属实，否则无法办理。若相关证明信息模糊，应进行DNA鉴定。
对买方打击不力确实是打拐政策的盲点。我国刑法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但同时也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有买方市场的存在，拐卖儿童的这种罪恶就难灭绝。所以，未来对买方的惩戒力度应该考虑以合适的方式加大。
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曹明（山东某县级市民政局公务员）
在农村，养儿防老是传统，没有男孩的家庭为了老有所依就不惜一切代价买个男孩为自己养老做准备。也有一些地区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购买女孩养大当媳妇的现象也比较严重。
在城市，失独家庭的养老问题以及当前城市人口不孕不育的问题也是现实难题，想通过正常途径领养孩子的家庭不断增多。但在寻求正常途径无果的情况之下，也就可能通过非法的途径去满足愿望。
我们在讨论打拐问题时能否把其他问题尤其是养老问题一并纳入视野？这两个问题的联系性远比看上去的要强。解决了养老问题，很多人就不会有养不出儿子非要买一个的执拗心态。
买卖儿童本质上是一系列社会问题的集中投射，透过一起儿童拐卖案件，我们可以看到城乡和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养老保障的缺失、长期以来造成的性别失衡等种种问题。因此，要孤立地解决儿童拐卖，我认为是不现实的。现阶段，只有一手加强打击，一手加强农村和落后地区经济建设，进一步提高民生保障质量。经济上去了，保障跟上了，买卖人口终将渐渐失去市场。
公安部门要做的还有很多
刘远举（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看似不理性、不懂法的呼吁背后，折射出公共政策、法治建设领域诸多尚待破解的难题。
首当其冲的是破案率。2006年9月媒体报道提及一份名单，在总共518名来自云南、贵州和广东的历年失踪儿童当中，经该媒体记者一一核实，只有31名孩子已被找回。
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立案数超过18000件，但破案的不足4000起，破案率不足22%。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并不是指严峻的刑罚能完全阻止犯罪，而是罪犯不能逃脱法网使之心生畏惧。破案率低下不仅是人贩子心存侥幸，甚至有恃无恐的根源，也是家长恐惧的根源。
顺着这个逻辑来看，公安部门要做的事情很多。
比如，把更多经费、行政能力向打拐倾斜。拐卖儿童犯罪的一个特点是横跨多省，跨地区救出一个孩子通常得三五万元，而一个基层派出所每年的办公经费只有七八十万元。
比如，建立一个公开的数据库，有了更透明的信息，才有可能充分利用中国政府极强的动员能力。试想遍及中国任何一个边远地区的邮局，每天都张贴出失踪儿童相片，不放过最后一公里，那么效果必然是会显现的，对隐秘的买家也能产生一定的震慑力。
再比如，构建一个覆盖面更广泛的帮助家长寻找孩子的救助系统，甚至给予他们官方的认证和支持，从法律上赋予民间打拐组织相应身份，让他们可以得到社会慈善资金的捐助，有更大的活动空间和运作能力。
收养未必能堵拐卖“黑洞”
张雯（儿童希望基金会救助基金会创始人，执行主任）
呼吁“人贩子一律死刑”所反映出的民众焦虑和恐惧其实不难理解，但在试图将民众呼吁转化为更高层次、更深刻、更具操作性的公共议题时，舆论似乎又走进另一个误区：
有观点认为，中国现行儿童收养制度的过高“门槛”把一大部分需求逼成非法，造成繁荣的地下市场，由此得出结论，收养门槛是催生更多的拐卖儿童事件的原因之一。持此论点的人主张：既然合法收养市场可以满足收养儿童的需要，非法市场就没有存在的空间了，依附于非法市场的儿童拐卖就会大大减少。
对儿童来说，在家庭中成长肯定最为理想。但中国社会收养的“功能性”还是强过“公益性”，收养家庭多考虑自身需求，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看孩子是否漂亮、聪明、健康来决定收养，较少考虑孩子的需求。
而遗憾的是，福利院里的孩子大都身患残疾，多数是重度残疾，比起满足大多数收养家庭的“功能性”需求，他们更需要一个为他们付出的“家”。
中国现行儿童收养制度的确有改善空间，但这与打击或有效遏制儿童贩卖行为能在多大程度上形成正相关关系？我们不能本末倒置。打拐之所以难，屡禁不止，主要是因为这个行业已经形成“产业化”，因此加大打击力度，摧毁其产业链才是关键。
打拐端口要前置
李丽君（户籍警察）
2014年公安部提供的官方数据显示，2009年建立的全国DNA打拐信息库已成功帮助3555名多年前被拐儿童找到了他们的亲生父母。
但“上户口必须验DNA”的要求，实现起来还有难度，主要是经费问题。现在市级以上的警方才能做DNA检验，设备昂贵。公安部刑侦局打拐办主任陈士渠近期通过微博表示，在打拐新机制高压之下，目前盗抢骗儿童发案率不断下降，破案率高于90%，且没有拐卖团伙连续作案而无法破案的情况。因此，登记每个新生儿的DNA数据，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
我觉得，在经费可以解决的情况下还是要把工作做在前面，不要等孩子失踪后再后悔。高压严打之下，还可以有更多作为。比如，有报道称买了孩子之后，有三种方法可以上户：一是购买假出生证明;二是通过民政部门，以“收养”的名义来办理户口;三是等待全国人口普查对“超计划生育”的孩子“网开一面”。
这就说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和公安局完全可以通过加强监督管理，比如清查打击买卖户口行为，比如在录入新生儿户籍时，应在线查询核实新生儿身份信息是否属实，否则无法办理。若相关证明信息模糊，应进行DNA鉴定。
对买方打击不力确实是打拐政策的盲点。我国刑法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但同时也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有买方市场的存在，拐卖儿童的这种罪恶就难灭绝。所以，未来对买方的惩戒力度应该考虑以合适的方式加大。
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曹明（山东某县级市民政局公务员）
在农村，养儿防老是传统，没有男孩的家庭为了老有所依就不惜一切代价买个男孩为自己养老做准备。也有一些地区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购买女孩养大当媳妇的现象也比较严重。
在城市，失独家庭的养老问题以及当前城市人口不孕不育的问题也是现实难题，想通过正常途径领养孩子的家庭不断增多。但在寻求正常途径无果的情况之下，也就可能通过非法的途径去满足愿望。
我们在讨论打拐问题时能否把其他问题尤其是养老问题一并纳入视野？这两个问题的联系性远比看上去的要强。解决了养老问题，很多人就不会有养不出儿子非要买一个的执拗心态。
买卖儿童本质上是一系列社会问题的集中投射，透过一起儿童拐卖案件，我们可以看到城乡和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养老保障的缺失、长期以来造成的性别失衡等种种问题。因此，要孤立地解决儿童拐卖，我认为是不现实的。现阶段，只有一手加强打击，一手加强农村和落后地区经济建设，进一步提高民生保障质量。经济上去了，保障跟上了，买卖人口终将渐渐失去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