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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经里说，人生有一种苦叫求不得。求不得往往是因为执着。王功权一直执着于商人之外的角色，他总认为他的理想在别处。如今人生轮回，经历挫折、磨难之后，商业终究还是成为他的立身之本。
离开商界4年，王功权终于还是回来了。
记者如约来到他现在的办公地点——北京格瑞德投资有限公司。这家投资公司还是他当年离开万通时创办的，离婚时他将股份全部给了前妻，如今看起来好像成了他暂时的栖身之所。
归来的王功权很忙碌。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接待一位专程从外地前来拜访他的企业老板。看见记者，他从办公桌前站起来礼貌握手，示意采访可以开始。不过，他又指着那位老板问记者：“他在这里没关系吧？没有什么敏感问题吧？”
采访因此在有人旁观的情况下进行，王功权显得很坦然。这也许跟他经常接受媒体采访有关，他曾多次向媒体剖白自己，也反复被媒体解读，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可忌讳。但这份坦然却又显得有节制，没有慷慨的陈情和犀利的锋芒，那个曾为爱要将“人间功名”“金银成山”通通抛洒的“多情王公子”形象，伴随他指间点燃的香烟慢慢袅散。
也许是去年的那场牢狱之灾，让已经55岁的他更为平和；也许是追寻了大半生，还是商人的姿态于他最为熟稔。
不过，不管是曾经的离去，还是现在的归来，外界对于王功权依然存有太多的好奇：
他曾说自己是“一个商人、半个文人、一个公民”。这三个角色的转化之间，他究竟在追求什么？曾经抛弃世俗的商业，一心追寻诗和远方，如今却再度以商人的身份回归，这背后有着怎样的人生更迭？
“上天待我不薄”
参与创立青普旅游，被外界认为是王功权回归商业的标志性事件。
最近，王功权常常露面，以创业导师的身份出现在各种商业论坛和创业沙龙上。关于时下的商业话题他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如果从线上到线下是一种商业模式，那么从屋里到屋外，从台上到台下就都是一种模式了”。
还说，“不是所有项目都需要常青藤毕业的豪华团队，也并不是所有项目都适合拿风险投资”。
尽管过去4年，王功权与商界渐行渐远，但他说，“上天待我不薄”。
他是曾经的“万通六君子”之一。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下海潮中，他从吉林到海南，与冯仑、潘石屹、易小迪、刘军、王启富一干人，挥斥方遒、激荡江湖，创立了万通实业集团，并担任总裁一职。
1998年，他转战投资领域，先是美国的IDG，后是国内的鼎晖。作为国内风投领域最早的开拓者之一，他先后带领团队投资了赛维LDK、汉庭、九阳、爱国者、俏江南等著名企业，更是帮助一批刚刚兴起的互联网公司在国外的资本市场觅得资金，比如金融界和奇虎360。其中，奇虎360于2011年登陆纽交所，鼎晖因此获得高达40倍的回报。
重回商界的王功权，现在的身份是青普旅游的大股东和首席战略官。这家去年4月才成立的公司，现在已经拿到4000万元的投资。“昨天一个老板还说无论如何要给我安排1000万元的额度。我很多工作还没展开的情况下已经有几千万元进来了。”对于4年后还能发挥如此的商业影响力，王功权略微有些自得。
鼎晖时期，王功权负责凡客诚品的投资项目。本来鼎晖是很有投资意向的，谁知王功权偏偏看了陈年的自传体小说《归去来》。陈年在书中尽情地坦陈自己，从童年到创业，王功权深受感动，甚至“大哭过几场”，但没想到他看完撂下书就立马叫停了对凡客的投资计划。
王功权更欣赏陈年的写作才华，而非商业才能。直到今天，王功权都认为《归去来》是一部难得的好书，但他依然不后悔关上鼎晖向陈年敞开的大门。而现在他对于这件事给出的解释是，“我是一个投资者，我管理的是别人的钱”，这在他是一份很重的信任。
作为职业投资人，王功权更看重“人”。“可能很多的投资人会关注商业本身，而我会更关注创业者的为人。我会花很多时间去跟创业者聊天，聊他们过去的成长经历，甚至会问到他们的父母。”
而危机当头，他又能果敢决断。当年海南房地产泡沫，银行要求房地产公司提前偿还贷款，万通因此面临资金危机。身边的合伙人莫衷一是，有的甚至想跟银行打官司，告银行违约，可是王功权力排众议，大着胆子借高利贷还银行贷款。随后，王功权和冯仑带领万通涉足资本领域，投资中国民生银行，收购长春华联上市公司、武汉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最终解决了企业的资金危机，让万通躲过一劫。
冯仑因此称王功权“危机总裁”，说他“可堪长交，可做大用”。
红尘与山丘
“总是春心对风语，最恨人间累功名。谁见金银成山传万代？千古只贵一片情。”这首诗名曰《私奔之歌》，大概是王功权所写诗词中最有名的一首。
2011年5月16日深夜，他在微博上发布宣言——“各位亲友，各位同事，我放弃一切，和王琴私奔了”，并以诗为证，引来网友热情围观。
到目前为止，王功权拥有过两段婚姻、三个女人。他和前任、现任之间，说得通俗些就是一个“男人受不住诱惑，小三借孩子上位”的故事，而跟王琴上演的则是浪子回头的戏码。他高调为爱出走，48天之后却以回归家庭剧终。
王功权事后接受媒体采访，直言“我不后悔，我不后悔私奔，不后悔爱上王琴”，不过他接着说，“我是觉得跟我太太继续生活也可以，停下来跟王琴在一起也可以。”
回想他的第一段婚姻，也是妻子主动提出离婚的。“她开车把我拉到民政局离婚处，坚决地把我开除了家籍。”
因此有人说，“王功权已过天命，内心却住着一个小男孩，每一段感情，决定权都在对方”。
这与商场上的那个杀伐决断的王功权大为不同，他自己也承认“处理情感问题是我的弱项”。
情感丰富的王功权喜欢舞文弄墨，常常自诩文人。在他的文学爱好面前，商业似乎成了点缀。
万通创业期间，他写过一篇小小说，讲述男主角在生意遭遇危机时，得到来自婚外的红颜知己“芸”默默安慰的故事。据说，这位叫“芸”的女主角就是他的现任妻子。不过，这篇小说行文半文半白，篇幅冗长，读来有些让人乏味。 王功权还曾打算有空的时候写一部商侠小说，“这部小说不写怎么赚钱，因为赚钱是个辛苦的事。男主人公要英俊，也很容易赚到大钱，同时，又把钱看得很淡，是个重情重义的人。”
王功权最爱的还是写诗。他出版过个人诗词专集《庶之词集》（庶之是他的笔名），收录了诸如“万里功名海外闻，十年龙虎弄风云。常怀块垒澄清志，尽显文章淡雅身”“落叶恨秋声，寂寞堪伤酒。只盼来生有幸缘，此意天知否”等诗作。诗以咏志，王功权似乎志不在商，而在更远的地方。
王功权有一帮写诗作词的朋友，其中不少生活拮据，他都慷慨资助。他甚至出资千万元，发起创办中华诗词研究院，聚拢一批独立的诗人和诗词研究者，搜集整理1912年到1960年之间的诗词作品，编辑出版并赠送给图书馆。
商人读书，贵在实在。比如冯仑，从《金瓶梅》到犯罪心理学，他都能找到和商业的关系。而王功权读着《资本论》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想的是哪天“自己堂堂正正选举时的样子”。
商人从文，贵在洒脱。比如冯唐，在商当过麦肯锡合伙人、央企CEO，于文其作品还曾创下香港中文小说最高销量。他在商人和文人之间自由转换，相互成就。但王功权似乎厚此薄彼，孰轻孰重全凭喜好。
一次他负责投资的汉庭酒店CEO季琦遇到十万火急的事情要找他，但怎么打电话他也不接，后来只好短信夹攻。好不容易打通了电话，王功权声音压得很低：“季琦你等一会儿，我在一个诗歌朗诵会上，等结束了再打给你，抱歉……”
当王功权伴随着诗意越走越远，似乎也不难理解他从商界的短暂离去了。
心中的江湖
“私奔”之后的王功权，远离商界。他没有再回到鼎晖的办公室。他坦言，做了十多年的投资人，早有去意。
如果将王功权对商业的疏离，归咎为情怀与商业的对立，或许并不能说清事情的全部。他对文学的追求，其实只是他“书生情怀”表象。书生好舞文弄墨，其实无非是想文以载道，他们更在意的是家国天下。
王功权自诩“文人”，所以他认为商业不是他的理想所在。
书生入仕。王功权也曾有居庙堂之上的机会。1984年，他从吉林工业大学管理专业毕业，曾作为吉林省破格录取的22名大学生之一，进入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工作。据说，这段时期他一本厚实的《资本论》都翻破了，还写了一篇名为《论分配与马克思先生商榷》的论文，最后遭到领导呵斥：“收起来！不要乱写！”
因为想法不能表达，工作又枯燥乏味，1988年，王功权成为吉林省省委、省政府历史上第一个辞职的公务员。安分了一辈子的父亲因此震怒，骂他“逆子”。但王功权下了狠心，还写了一式五份辞职信，分送给机关党委、宣传处、处长、党委书记和部长，然后毅然加入了“十万青年下海南”的热潮。
或许，王功权曾以为商场是他的江湖，可以走出体制束缚，实践自由。然而，在跟冯仑们一起创立万通的过程中，他发现身为“草莽”的他们和当时众多民营房地产公司一样，依然摆脱不了身不由己的宿命。企业的原罪、灰色的官商交易与他的“书生观点”格格不入。
1995年左右，王功权开始接触投资，并到美国斯坦福大学进修，进而得以向硅谷的投资界学习。1998年，王功权接受IDG的邀请，正式转身进入VC领域。在王功权看来，在外资投资公司做事要比在房地产行业规范、单纯。
后来2005年到鼎晖，王功权也一直从事VIE结构企业的海外上市，但随着鼎晖有意创业板，王功权的工作对象由海外资本市场转向国内。当时国内的创投基金、风险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不规范普遍存在，王功权又开始觉得不适应了。
但他没有去为改变这种现状做贡献，因为他认为，商业不是他的江湖，他的江湖在别处。
“1995年前，我是一名热血青年，而其后，特别是2005年之后，由于经历的逐步丰富，对于中国政治文化、社会运行模式，以及公民理念开始形成系统性的思考，并试图努力影响别人。”
这段时间，他开始慢慢参与到一些公民行动当中去，比如参与组织“拆迁现场公民围观团”，通过非暴力“围观”行为，用照相机、摄像机记录拆迁过程；帮助在京外地籍学生争取教育平等权力等等。
这个过程中，王功权的情怀得以抒发。无论是遇到端盘子的女服务生、穿制服的保安、戴安全帽的民工，还是地下通道里的乞丐，他都会停下来聊一聊。他会问：你家有几口人？收入怎么样？都种什么作物？家里有孩子上学吗？今年的税费要交多少？偶尔，他还会把露宿桥洞的访民，带到家里过夜。
关于和解
2013年9月13日，王功权因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北京警方传唤，10月被正式批捕。
他人生的华彩在这里戛然而止。
在“里面”，王功权用读书和打坐对抗时间。他看巴尔扎克、看雨果，出来一算他看了有三四十本大部头的书。
我们无从得知这期间他想明白了什么问题，只知道他公开和一起参与公民行动的朋友断交，后来因为“对自己的行为表示深刻反省”，2014年1月被批准取保候审。
看上去这似乎是王功权对自己理想的妥协。记者这样问他时，他的回答是：“不，这是一种和解。在这个社会中，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利益、立场上的考虑。每个群体的需求都有其合理性，即便不合理也有它的成因。我们需要尊重其他群体的需求，然后寻找和解的最大公约数。”
重获自由后，王功权决定加入现下的创业热潮。他说，关于创业他还有冲动。“我九十年代创业过，那次太不专业，没有经验，随着大潮就去做了。后来我做了投资，在这个过程中，也是不断地判断企业、投资企业、帮助企业成长。在心底里有一个没完的情结，希望把多年积累的东西，通过一次创业再发挥一下，也想这次创业跟上次不同。”
也许一番兜兜转转之后，王功权发现商业才是他的立身之本。
王功权希望再创业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于是有了青普旅游这个项目。青普是藏传佛教的发源地之一。王功权2003年的时候就开始信佛了，师父曾劝他抛弃尘缘，潜心修行，他却说做不到，因为“六根未尽”。
“六根未尽”的王功权想通过创业影响中国的富人。青普旅游想成为一个将文人、学者、艺术家和有钱有闲的富人阶层连接起来的平台，让中国的富人受些文化熏陶。“让中国的富人能从纷繁复杂、充满功利世俗的环境中稍稍地解脱一点。不是夜总会KTV，不是大酒店花天酒地、胡吃海喝，不是坐着豪华游艇，到迪拜大酒店住一住。”
同时，青普还会帮助艺术家、文化人在线上售卖他们的文化产品。王功权说，他不想让这些有艺术才华的人为挣钱烦心，这些庸俗的事他来做。
青普旅游扑面而来的理想主义色彩和文艺气息很王功权。但他也想着挣钱，“计划在2020年让青普在国内上市。这样投资人就有回报，创业团队也可以挣到点钱。”
在采访中，王功权一再强调他创业的底线——不搞官商合谋，不为挣钱下跪。所以，青普旅游定义为旅游运营商而不是地产商，是通过租赁、并购的方式从企业或者个人手上整合主题酒店和客栈。记者问，这样的模式是否减少了青普触碰底线的可能，他没有否认。
经历过“狱中的反思”，王功权试图为他的理想寻找其他的实现途径，他尝试去影响他所处的群体，而不是整个社会。在实践的过程中，对于他反对的不规范的商业操作，他选择尽量不接触。
他依然还有一份执念，但又不想任凭这份执念把人生变成一场悲剧。也许，他需要的不是与这个社会和解，而是与自己和解。（编辑/张本科）
离开商界4年，王功权终于还是回来了。
记者如约来到他现在的办公地点——北京格瑞德投资有限公司。这家投资公司还是他当年离开万通时创办的，离婚时他将股份全部给了前妻，如今看起来好像成了他暂时的栖身之所。
归来的王功权很忙碌。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接待一位专程从外地前来拜访他的企业老板。看见记者，他从办公桌前站起来礼貌握手，示意采访可以开始。不过，他又指着那位老板问记者：“他在这里没关系吧？没有什么敏感问题吧？”
采访因此在有人旁观的情况下进行，王功权显得很坦然。这也许跟他经常接受媒体采访有关，他曾多次向媒体剖白自己，也反复被媒体解读，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可忌讳。但这份坦然却又显得有节制，没有慷慨的陈情和犀利的锋芒，那个曾为爱要将“人间功名”“金银成山”通通抛洒的“多情王公子”形象，伴随他指间点燃的香烟慢慢袅散。
也许是去年的那场牢狱之灾，让已经55岁的他更为平和；也许是追寻了大半生，还是商人的姿态于他最为熟稔。
不过，不管是曾经的离去，还是现在的归来，外界对于王功权依然存有太多的好奇：
他曾说自己是“一个商人、半个文人、一个公民”。这三个角色的转化之间，他究竟在追求什么？曾经抛弃世俗的商业，一心追寻诗和远方，如今却再度以商人的身份回归，这背后有着怎样的人生更迭？
“上天待我不薄”
参与创立青普旅游，被外界认为是王功权回归商业的标志性事件。
最近，王功权常常露面，以创业导师的身份出现在各种商业论坛和创业沙龙上。关于时下的商业话题他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如果从线上到线下是一种商业模式，那么从屋里到屋外，从台上到台下就都是一种模式了”。
还说，“不是所有项目都需要常青藤毕业的豪华团队，也并不是所有项目都适合拿风险投资”。
尽管过去4年，王功权与商界渐行渐远，但他说，“上天待我不薄”。
他是曾经的“万通六君子”之一。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下海潮中，他从吉林到海南，与冯仑、潘石屹、易小迪、刘军、王启富一干人，挥斥方遒、激荡江湖，创立了万通实业集团，并担任总裁一职。
1998年，他转战投资领域，先是美国的IDG，后是国内的鼎晖。作为国内风投领域最早的开拓者之一，他先后带领团队投资了赛维LDK、汉庭、九阳、爱国者、俏江南等著名企业，更是帮助一批刚刚兴起的互联网公司在国外的资本市场觅得资金，比如金融界和奇虎360。其中，奇虎360于2011年登陆纽交所，鼎晖因此获得高达40倍的回报。
重回商界的王功权，现在的身份是青普旅游的大股东和首席战略官。这家去年4月才成立的公司，现在已经拿到4000万元的投资。“昨天一个老板还说无论如何要给我安排1000万元的额度。我很多工作还没展开的情况下已经有几千万元进来了。”对于4年后还能发挥如此的商业影响力，王功权略微有些自得。
鼎晖时期，王功权负责凡客诚品的投资项目。本来鼎晖是很有投资意向的，谁知王功权偏偏看了陈年的自传体小说《归去来》。陈年在书中尽情地坦陈自己，从童年到创业，王功权深受感动，甚至“大哭过几场”，但没想到他看完撂下书就立马叫停了对凡客的投资计划。
王功权更欣赏陈年的写作才华，而非商业才能。直到今天，王功权都认为《归去来》是一部难得的好书，但他依然不后悔关上鼎晖向陈年敞开的大门。而现在他对于这件事给出的解释是，“我是一个投资者，我管理的是别人的钱”，这在他是一份很重的信任。
作为职业投资人，王功权更看重“人”。“可能很多的投资人会关注商业本身，而我会更关注创业者的为人。我会花很多时间去跟创业者聊天，聊他们过去的成长经历，甚至会问到他们的父母。”
而危机当头，他又能果敢决断。当年海南房地产泡沫，银行要求房地产公司提前偿还贷款，万通因此面临资金危机。身边的合伙人莫衷一是，有的甚至想跟银行打官司，告银行违约，可是王功权力排众议，大着胆子借高利贷还银行贷款。随后，王功权和冯仑带领万通涉足资本领域，投资中国民生银行，收购长春华联上市公司、武汉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最终解决了企业的资金危机，让万通躲过一劫。
冯仑因此称王功权“危机总裁”，说他“可堪长交，可做大用”。
红尘与山丘
“总是春心对风语，最恨人间累功名。谁见金银成山传万代？千古只贵一片情。”这首诗名曰《私奔之歌》，大概是王功权所写诗词中最有名的一首。
2011年5月16日深夜，他在微博上发布宣言——“各位亲友，各位同事，我放弃一切，和王琴私奔了”，并以诗为证，引来网友热情围观。
到目前为止，王功权拥有过两段婚姻、三个女人。他和前任、现任之间，说得通俗些就是一个“男人受不住诱惑，小三借孩子上位”的故事，而跟王琴上演的则是浪子回头的戏码。他高调为爱出走，48天之后却以回归家庭剧终。
王功权事后接受媒体采访，直言“我不后悔，我不后悔私奔，不后悔爱上王琴”，不过他接着说，“我是觉得跟我太太继续生活也可以，停下来跟王琴在一起也可以。”
回想他的第一段婚姻，也是妻子主动提出离婚的。“她开车把我拉到民政局离婚处，坚决地把我开除了家籍。”
因此有人说，“王功权已过天命，内心却住着一个小男孩，每一段感情，决定权都在对方”。
这与商场上的那个杀伐决断的王功权大为不同，他自己也承认“处理情感问题是我的弱项”。
情感丰富的王功权喜欢舞文弄墨，常常自诩文人。在他的文学爱好面前，商业似乎成了点缀。
万通创业期间，他写过一篇小小说，讲述男主角在生意遭遇危机时，得到来自婚外的红颜知己“芸”默默安慰的故事。据说，这位叫“芸”的女主角就是他的现任妻子。不过，这篇小说行文半文半白，篇幅冗长，读来有些让人乏味。 王功权还曾打算有空的时候写一部商侠小说，“这部小说不写怎么赚钱，因为赚钱是个辛苦的事。男主人公要英俊，也很容易赚到大钱，同时，又把钱看得很淡，是个重情重义的人。”
王功权最爱的还是写诗。他出版过个人诗词专集《庶之词集》（庶之是他的笔名），收录了诸如“万里功名海外闻，十年龙虎弄风云。常怀块垒澄清志，尽显文章淡雅身”“落叶恨秋声，寂寞堪伤酒。只盼来生有幸缘，此意天知否”等诗作。诗以咏志，王功权似乎志不在商，而在更远的地方。
王功权有一帮写诗作词的朋友，其中不少生活拮据，他都慷慨资助。他甚至出资千万元，发起创办中华诗词研究院，聚拢一批独立的诗人和诗词研究者，搜集整理1912年到1960年之间的诗词作品，编辑出版并赠送给图书馆。
商人读书，贵在实在。比如冯仑，从《金瓶梅》到犯罪心理学，他都能找到和商业的关系。而王功权读着《资本论》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想的是哪天“自己堂堂正正选举时的样子”。
商人从文，贵在洒脱。比如冯唐，在商当过麦肯锡合伙人、央企CEO，于文其作品还曾创下香港中文小说最高销量。他在商人和文人之间自由转换，相互成就。但王功权似乎厚此薄彼，孰轻孰重全凭喜好。
一次他负责投资的汉庭酒店CEO季琦遇到十万火急的事情要找他，但怎么打电话他也不接，后来只好短信夹攻。好不容易打通了电话，王功权声音压得很低：“季琦你等一会儿，我在一个诗歌朗诵会上，等结束了再打给你，抱歉……”
当王功权伴随着诗意越走越远，似乎也不难理解他从商界的短暂离去了。
心中的江湖
“私奔”之后的王功权，远离商界。他没有再回到鼎晖的办公室。他坦言，做了十多年的投资人，早有去意。
如果将王功权对商业的疏离，归咎为情怀与商业的对立，或许并不能说清事情的全部。他对文学的追求，其实只是他“书生情怀”表象。书生好舞文弄墨，其实无非是想文以载道，他们更在意的是家国天下。
王功权自诩“文人”，所以他认为商业不是他的理想所在。
书生入仕。王功权也曾有居庙堂之上的机会。1984年，他从吉林工业大学管理专业毕业，曾作为吉林省破格录取的22名大学生之一，进入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工作。据说，这段时期他一本厚实的《资本论》都翻破了，还写了一篇名为《论分配与马克思先生商榷》的论文，最后遭到领导呵斥：“收起来！不要乱写！”
因为想法不能表达，工作又枯燥乏味，1988年，王功权成为吉林省省委、省政府历史上第一个辞职的公务员。安分了一辈子的父亲因此震怒，骂他“逆子”。但王功权下了狠心，还写了一式五份辞职信，分送给机关党委、宣传处、处长、党委书记和部长，然后毅然加入了“十万青年下海南”的热潮。
或许，王功权曾以为商场是他的江湖，可以走出体制束缚，实践自由。然而，在跟冯仑们一起创立万通的过程中，他发现身为“草莽”的他们和当时众多民营房地产公司一样，依然摆脱不了身不由己的宿命。企业的原罪、灰色的官商交易与他的“书生观点”格格不入。
1995年左右，王功权开始接触投资，并到美国斯坦福大学进修，进而得以向硅谷的投资界学习。1998年，王功权接受IDG的邀请，正式转身进入VC领域。在王功权看来，在外资投资公司做事要比在房地产行业规范、单纯。
后来2005年到鼎晖，王功权也一直从事VIE结构企业的海外上市，但随着鼎晖有意创业板，王功权的工作对象由海外资本市场转向国内。当时国内的创投基金、风险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不规范普遍存在，王功权又开始觉得不适应了。
但他没有去为改变这种现状做贡献，因为他认为，商业不是他的江湖，他的江湖在别处。
“1995年前，我是一名热血青年，而其后，特别是2005年之后，由于经历的逐步丰富，对于中国政治文化、社会运行模式，以及公民理念开始形成系统性的思考，并试图努力影响别人。”
这段时间，他开始慢慢参与到一些公民行动当中去，比如参与组织“拆迁现场公民围观团”，通过非暴力“围观”行为，用照相机、摄像机记录拆迁过程；帮助在京外地籍学生争取教育平等权力等等。
这个过程中，王功权的情怀得以抒发。无论是遇到端盘子的女服务生、穿制服的保安、戴安全帽的民工，还是地下通道里的乞丐，他都会停下来聊一聊。他会问：你家有几口人？收入怎么样？都种什么作物？家里有孩子上学吗？今年的税费要交多少？偶尔，他还会把露宿桥洞的访民，带到家里过夜。
关于和解
2013年9月13日，王功权因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北京警方传唤，10月被正式批捕。
他人生的华彩在这里戛然而止。
在“里面”，王功权用读书和打坐对抗时间。他看巴尔扎克、看雨果，出来一算他看了有三四十本大部头的书。
我们无从得知这期间他想明白了什么问题，只知道他公开和一起参与公民行动的朋友断交，后来因为“对自己的行为表示深刻反省”，2014年1月被批准取保候审。
看上去这似乎是王功权对自己理想的妥协。记者这样问他时，他的回答是：“不，这是一种和解。在这个社会中，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利益、立场上的考虑。每个群体的需求都有其合理性，即便不合理也有它的成因。我们需要尊重其他群体的需求，然后寻找和解的最大公约数。”
重获自由后，王功权决定加入现下的创业热潮。他说，关于创业他还有冲动。“我九十年代创业过，那次太不专业，没有经验，随着大潮就去做了。后来我做了投资，在这个过程中，也是不断地判断企业、投资企业、帮助企业成长。在心底里有一个没完的情结，希望把多年积累的东西，通过一次创业再发挥一下，也想这次创业跟上次不同。”
也许一番兜兜转转之后，王功权发现商业才是他的立身之本。
王功权希望再创业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于是有了青普旅游这个项目。青普是藏传佛教的发源地之一。王功权2003年的时候就开始信佛了，师父曾劝他抛弃尘缘，潜心修行，他却说做不到，因为“六根未尽”。
“六根未尽”的王功权想通过创业影响中国的富人。青普旅游想成为一个将文人、学者、艺术家和有钱有闲的富人阶层连接起来的平台，让中国的富人受些文化熏陶。“让中国的富人能从纷繁复杂、充满功利世俗的环境中稍稍地解脱一点。不是夜总会KTV，不是大酒店花天酒地、胡吃海喝，不是坐着豪华游艇，到迪拜大酒店住一住。”
同时，青普还会帮助艺术家、文化人在线上售卖他们的文化产品。王功权说，他不想让这些有艺术才华的人为挣钱烦心，这些庸俗的事他来做。
青普旅游扑面而来的理想主义色彩和文艺气息很王功权。但他也想着挣钱，“计划在2020年让青普在国内上市。这样投资人就有回报，创业团队也可以挣到点钱。”
在采访中，王功权一再强调他创业的底线——不搞官商合谋，不为挣钱下跪。所以，青普旅游定义为旅游运营商而不是地产商，是通过租赁、并购的方式从企业或者个人手上整合主题酒店和客栈。记者问，这样的模式是否减少了青普触碰底线的可能，他没有否认。
经历过“狱中的反思”，王功权试图为他的理想寻找其他的实现途径，他尝试去影响他所处的群体，而不是整个社会。在实践的过程中，对于他反对的不规范的商业操作，他选择尽量不接触。
他依然还有一份执念，但又不想任凭这份执念把人生变成一场悲剧。也许，他需要的不是与这个社会和解，而是与自己和解。（编辑/张本科）